在上海，一颗大白菜的消亡史 | 三明治

原创 Strickland 

作者｜Strickland

编辑｜恕行

“你爸爸在上海怎么样了？”姨妈发来消息。没有寒暄，没有铺垫，直戳戳的一句，连问号也无法力挽狂澜，带来一丝委婉。

我盯着这句话。每个词都像是一个谜团，它们被精心织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更庞大的谜团。或许我能从每日层出不穷的新闻中，廓出上海的模糊现状；从上海朋友的描述中，知晓个体的心理状态。但爸爸呢？这个词太陌生了，毕竟他已经从我生活中消失得太久了，久到我对他遭遇的想象需要依托那些对陌生个体的描述。

“不知道呢，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抱着一种乞力于外因的侥幸，我小心翼翼编辑了回复，在收到信息的第48分钟。信息发送成功，却像是石块掉入了深井，没有任何回音。我站在井口，徒劳地张望了一阵，又对这幽深不见底的黑暗感到恐惧，强装镇定退出聊天界面，放下手机，慌不择路走向厨房。

打开水龙头，洗手，尽管我的手并不需要洗。水从高处坠落，向四面八方逃散，一些在我的双手短暂停留，又借着水势流走。关上水龙头，任由水珠残留，直到它们消失，带走我身体的一部分水分，留下皱缩的手指与干燥的体感。

光从窗户斜斜照进来，照出空气中奔腾不息的灰尘，最终落在角落的菜盆上，犹如一幅静物油画。菜盆的脚边静立着一棵大白菜，最外围的一片菜叶已经枯萎，无力地瘫倒在地。我蹲下身，想要捡起这片菜叶，发觉它已经失去了菜叶原有的触感，更像一张草纸，粗粝而柔软。我微微使力，它却负隅顽抗，在根部紧紧攥着自己原本的归属，证明自己仍属于这整体。

我放下力气，坐在冰凉的瓷砖上，审视起这片柔软却倔强的意志。我并不喜欢吃大白菜；相较于其他蔬菜，它显得过于普通。它出现在我的厨房里，裹挟着诸多意志与特权。它是一个闯入者。

然而，这位闯入者，是由我悉心挑选，并亲自迎进家门的。4月23日的早晨，小区微信群发布了一条通知，告知大家隔壁区已启动封锁措施，并要求我们主动上报行程，否则后果自负。紧跟通知的是一条确诊病例流调的杭州本地新闻报道。寥寥数语，已然交代了受难者的年龄、性别、生活习性与行动轨迹。唯独姓名中掩耳盗铃般嵌入了一个“某”字，宣示着一种漫不经心的尊重。

这样一种并置，像是为了佐证受难者与封锁之间的某种因果关联。我暗自为他感到不幸，也生怕这种曝露终有一天会落在我身上。许是此前日复一日经受上海封控期间新闻的洗礼，群友已无暇顾及这种道德层面的关联，径直转向了物资储备与生存之间的关联，讨论起小区是否会封控以及是否需要囤货的问题。

群信息迅速更新着，一条接一条向前滚去，犹如湍急的河流，我却仍被困在是否要上报行程的礁石之上。终究，积年累月规训喂养的瑟缩取得了胜利。填完行程申报表，我急急打捞起几条群消息，都是关于物资储备的指南或经验分享。页面上密密麻麻的罗列，与其说是经验分享，更像是经历匮乏后的创伤表达，让尚未经历的我心生退意。我试图援引自身经验，安慰自己过于充分的准备往往不会迎来预期情状，只会被朴素的日常衬出一种用力过度的怪异姿态。

但这种充满犹疑的自我安慰很快被朋友们的问候与叮嘱覆盖。我坐在沙发上，查看了家人所在城市的疫情情况。待放下心来，我打开冰箱，只有四听啤酒、三罐见底的酱菜，两块过期的牛排，以及一团混沌的冷气。隔壁女人适时地发出了尖叫，犹如尖刀划过瓷砖，随后响起孩童凄烈的哭声。尖利的声音伸出利爪，攫住我的脑神经用力摇晃。我飞快清理了冰箱，拎着垃圾冲出门。

小区的垃圾箱已经溢了出来，被升高的气温蒸腾出腐败的气味，缠住每一位路人。我小心翼翼安置好垃圾，走向附近的超市。一眼望去，食品的货架空荡荡的，露出白惨惨的头皮。只有最里面的货架上俨俨地垒满了伞和毛巾等日用品，对比之下，更显出几分清冷。

总归是要买点什么的吧？抱着这样一种决心，我从惨白的头皮上捡起一根火腿肠和一条巧克力，结账。同朋友分享这段经历，朋友替我忧心起来。在朋友的督促下，我最终找到一家还接受外卖订单的商铺，几经挑选，下单了一棵大白菜、一袋小青菜、一袋香菜、一盒鸡蛋、一袋牛肉、一袋排骨、一袋鸡翅。

之后是漫长的等待。等待骑手接单，等待骑手配送，所有的时间都被拉长了数倍。外卖时效魔咒的骤然失灵，提醒人们庞大机器的运转终归倚赖一具具活生生的肉体，而非抽空灵魂的螺丝钉。

傍晚时分，电话总算响起，先是一阵奇异的沉默，尔后是冰冷的机器女声：您好，我是聋哑人。您的外卖已送到，请开门收取。我打开门，外卖员安静地递给我一只鼓囊囊的黑色胶袋，我接了过来，双手不禁往下坠了坠。我感激地点了点头，算是道别。

关上门，将胶袋解开，所有的选择在袋中乱作一团，散发出杂乱潮湿的气息。我将它们一件一件拎出，铺陈在地板上。蔬菜用的是青蓝色胶袋，菜叶颓丧地探出袋口。肉类用的是白色胶袋，打了难解的死结。唯独鸡翅，用的是透明的工业塑封包装，呈现出一种不应景的秩序井然。

用剪刀绞开死结，一块发黑的牛肉露了出来。我将鼻子凑过去，钝重的腥腐味蛰伏已久，蛮横地裹住我的鼻子，窜进大脑中。我有些气急败坏地绞开另一个死结，袋中是一堆不规则的排骨，身上点缀着不明的白点。我丢开剪刀，拽过手机联系商家，无人接听。没有抹去零头的讨价还价，没有结账时附送的小葱，这些真实情境的消逝，使我得以凭借两袋变质的肉断言店主的品格。

我不得不将这份没有去处的失望投向平台，在被告没有出席审判的情况下，客服人员即时作出了全额退款的裁判，并告知我会通知商家来取回变质的肉。就这样，在人力匮乏的时日，两位外卖员化身西西弗斯，为两袋变质的肉奔走。

最终，我的眼前只剩下一棵大白菜、一袋小青菜、一袋香菜与一盒鸡蛋。香菜、青菜与鸡蛋都是我平日偏爱的。好些小青菜的根部已经有了淤痕，昭示着它们时日无多。香菜则试图用浓烈的香气掩盖不可逆的颓败。只有大白菜依旧完好，它沉稳地向我表明，自身的存在是人类理性对个体偏好的有力矫正。

小青菜的速朽可以承载我迅疾的欲望。大白菜的腐坏却是迟缓的，使我生出一些虚妄的安全感。为了加固这种安全感，我查询了大白菜的保存方式，顺带知晓了大白菜曾经对北方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图片中声势浩大的白菜军队们，显得我拥有的这棵格外孤勇。

按照指南，第二天等太阳出来，我便带着大白菜来到阳台。先是精心计算好阳光照射的角度与时间，接着选取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弯腰安置好它，同它一起靠墙立好，等待阳光的照拂。

湿漉漉的微风从远处的高楼吹过来，掠过我的身体，微微晃动了身后衣架上的衣服，像是奇妙的隐喻：向外的生活结束了，向内的生活即将开始。扭头看见书桌上打开的电脑，想起那些未完成的工作，它们一同被打包进了生活的时时刻刻之中。我轻轻在心里叹了口气，只得暂别阳光、微风与大白菜，离开了阳台。

坐回电脑前，无心工作。于是打开了还未写完的小说，从断开的地方继续写下去。输入法总是将我打下的“母亲”自动更正为“妈妈”，这种自作主张的亲昵让我心生烦躁，却又无能为力，只得耐下性子一遍遍纠正。

临近中午，阳光灼热了起来。小区微信群又发布了一份奖励举报的文件。为了换取某种实惠的安全，将“我们”化作离散的个体。群里无人响应，甚至无人关心。群友更关心小区是否会被封控，悬而未决的焦灼在群里弥漫。薛定谔的封控通知让我忐忑地试探每一天，只要今天还没有封控，我便想要抓住最后一次机会，再点一份外卖，再出一次门。

那一日，我点了平日里不会点的烤鱼，送来的是一只巨大的纸袋，繁复的包装制造出一种未知结果前的假意隆重。我出了两次门，一次是去便利店买一瓶橙汁，一次是去另一家便利店买一瓶气泡水。

终究熬来了夜晚，我才想起守在阳台的大白菜。奔到阳台上，只见大白菜也疲惫地变成了卧姿。月亮将天烫出个窟窿，月光漏在大白菜的身上，使菜叶的纹理格外分明，也使它的洁白更白了。我将它捧起，白天的阳光与灰尘带走了些许水分，让它的表皮摸起来有磨砂的质感。

我将它带回厨房，放在灶台上，拍了拍它的身子，暗自估量了一番，又决定明天继续带它去晒太阳。

接连晒了几天太阳，包裹在外围的几片菜叶逐渐薄了下去，失去了被食用的功能，正式蜕变成自身的护卫者。从那时起，我便将它挪到了厨房的角落。封控通知迟迟没有来，人们也暂时忘却了之前的焦灼。又或许是再次经受过焦灼的考验，人们拥有了更为麻木的应对机制。

在这种麻木与侥幸的心态中，大白菜也暂时被我遗忘了。直到收到姨妈询问父亲的信息，我才惊觉那几片被调整为防护罩的外皮已然坍塌，白菜的肉体曝露在空气之中，时刻准备接受新一轮的腐蚀。或许是姨妈无声的谴责，又或许是对大白菜抱持的功利心态，让我陷入了自我审查之中。

我决定要做些什么。坐在大白菜旁，我发信息给外婆，问她有没有父亲的联系方式？她直接打来了视频，我很快接起。屏幕中跳出一个花白的头顶，头顶往下是一小片额头，往上是房间的屋顶。

外婆略带谴责的声音穿过屏幕：“你怎么能没有你爸爸的电话呢？”

我嬉皮笑脸地反问：“我为啥要有？他也没联系过我呀。”

屏幕调整了位置，外婆整张脸露了出来，占满了屏幕：“那他毕竟是你爸爸呀！”

“之前不都是你主动联系那边的吗？”

“那都是多久前的事情了？你上大学后不是还去上海看过他吗？”

“是啊，还不是你非得让他来接我去的？”

“那你没有留联系方式吗？”

“换手机了，找不到了呀。又不是你，你的电话我都能背下来的。”

“那我也找不到了哟。”

得到确定的答案之后，我不想再经受一轮谴责，赶忙插科打诨，将话题岔开去。终于挂了电话，用尽心思找寻话题的疲惫从身体深处卷了上来，我靠向墙壁，一边用手摩挲着犹如破布的菜叶，一边无意识地盯着黑下去的手机屏幕。

不一会儿，手机屏幕突然亮起，一串熟悉的数字映入眼帘。是母亲的电话。

“外婆说你在找你爸的电话？”

“嗯。”一只苍蝇停在了不远处，不停地搓着手。

“问来干嘛吗？！”

“就上海疫情啊！问问他怎么样了呀！”

我一边回答，一边揪下了一小片菜叶，在手里把玩着。

“哦。应该的。这样对的。”

“嗯。”又飞来了一只苍蝇，两只苍蝇相对搓手。

“但是你怎么会没有你爸的电话？这就不对了。”

“我为什么要有啊？你不也没有吗？”一只苍蝇飞走了，停在了橱柜上。

“你是他女儿啊！”

“那你还是他前妻呢！”菜叶已经被我搓揉成了一颗小球。

“你小时候，你爸还是很疼你的。”

“我不记得了。”我没有撒谎，我确实没有任何与父亲相处的记忆。童年留下的唯一与他有关的记忆，是父亲抽出皮带在空气中挥舞，最终都落在了被骑在他身下的母亲身上。父亲的身体挡住了母亲，我看不见母亲的表情。这幅画面里没有任何声音，也没有哭声。

“说来说去，你爸都是被你奶奶害了，太溺爱了。所以你爸才没什么本事。”

“嗯。”这句话我听过无数次了，在我妈妈口中，奶奶是典型的上海婆婆形象。因为看不起她这个外地媳妇，待她十分刻薄，每天凌晨四点就叫她起来干活，在她待产时仍然让她睡在车间。

“不然你爸长得那么帅，当时对我还那么好，什么好吃的都先给我。不过没办法，我和他的缘分就到那里了。”

“嗯嗯。”母亲时常提起父亲长得帅，并佐以各种事例，多数时候是为了证明她当时的胜利。

考上大学后，父亲来老家接我去上海，我看着眼前的男人，满脸疲态，剃着原因不明的光头，穿着松垮的卡其裤，皮带阴险地避开肚子，从下缘勒住裤头。我和皮带扣一起看向地面，两只牛皮凉鞋各托住了一只粗壮的脚。我盯着其中一只，想起母亲总笑我的脚长得像父亲的脚：“一点也不秀气”。

手机接连震动了几下，我将手机离开耳朵，母亲的声音变得遥远了一些。我将菜叶小球丢进不远处的垃圾桶里，点开微信，朋友发来信息：看了太多图片和视频，受不了了，我买了链锯和斧子。

重新将手机靠近耳朵，母亲的声音又清晰了起来：“所以你要理解我们，我们也不容易的。”

“好的。”确实理解了很多年。从一开始的不理解，不理解为什么在外人面前不能叫她妈妈，不理解为什么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不能给她打电话倾诉，诸如此类，直到觉得生活中也许可以不需要母亲这样的角色存在。

母亲还想说些什么，被我打断了：“先不和你说了，我得出门了。”

“哦哦好，那你去忙。你们那边疫情还好吧？没受影响吧？”

我看了看身边的大白菜，苍蝇似乎嗅到了腐败的信号，停在了它的身上，激动地来回游走。“目前还可以。先这样哈，拜拜。”

电话挂断，朋友的信息又出现在眼前。回过去一条，“什么照片和视频？”

对方很快回过来：“封门，铁丝网把居民楼围住。浦东一幢楼还火灾了，就在铁丝网封楼后。”

我叹了口气，安全感的急剧消失，使得个体退无可退，不得不生出孤注一掷的意志来，为自己寻找一些无异于螳臂当车的依托。

不过，我确实要出门了，否则我就要过期了。在保质期这件事上，我远远落后于大白菜。尽管小区暂时逃脱了封控，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政策要求：每48小时做一次核酸检测。在诸多更坏情况的对比下，这种有条件的自由像是一种格外的恩宥。

我戴着口罩出了门，迎面而来的行人大都戴着浅蓝色的医用口罩，大多虚浮地飘在脸上，有的被拉到了鼻孔下方。我闻着口罩内的鼻息，开始感到呼吸不畅，被口罩遮住的地方也开始微微出汗。偶尔也会撞见几个心有不甘的行人，戴着颜色鲜艳的口罩，拒斥千人一面的脸。

身后传来清嗓子的声音，紧接着几声铿锵的咳嗽，之后是“荷诶，啐～”。我紧了紧后背，摸了摸脸上的口罩，不自觉加快了脚步，提前穿行到了马路对面。迎面而来的人突然多了起来，快到核酸检测点了。

核酸检测点已经变了模样。几日前还只是临时搭建的简陋凉棚，如今已换成几间方正的板房，每间板房开出一个窗口。工作人员从里面探出戴着手套的双手，机械地扫码，分发棉签。

等待检测的队伍很长，当我找到队尾时，已经快绕大楼走了一周。队伍中有衣着精致的白领，有住在附近的居民，也有穿着安全服的建筑工人，各色各样的人被允许在这里合法聚集。

我化作队伍中的一个点，随着队伍缓慢地朝前蠕动，每个人被要求间隔一米，无法交谈，只能专心致志看着手机。我想起曾经开过一位朋友的玩笑，说手机是他的外置器官。现在看来，这位朋友多少有些前瞻性，毕竟，如今想要在社会中安生，都必须习惯于拥有这样一个外置器官。

路边的扩音器孜孜不倦地劝告：请大家提前打开健康码，扫场所码入场。人们也纷纷接受指令，自觉从手机中变出绿色方块，递到工作人员眼皮下。偶尔遇见上了年纪的老人，一时半会变不出来，方能听见一些零星的抱怨。

我将通行证展示给工作人员，作为交换，工作人员用测温器在我手腕上扫了扫，34.1度，工作人员见怪不怪地扇了扇手，让我进去。今时今日，可能唯有炙热才会让人觉得不正常。我一路流到板房前，工作人员从窗口伸出手来，递给我一支棉签和一管试剂。通过这管试剂，我与后面9位陌生人的命运被关联了起来。

好容易流到医护人员面前，医护人员摘下一层橡胶手套，再用消毒液清洗了一遍双手，接过棉签与试管。我乖觉地张开嘴，努力将扁桃体暴露给对方。不同以往的温柔，这一次，棉签扎进了喉咙，不耐烦地搅动了几下，再离去。我关上嘴，咽了咽口水，感到喉咙有些肿痛，略带埋怨地望向医护人员。但眼前的医护人员只顾埋头整理试管，无暇承接我幽怨的眼神。

我只能带着几分委屈离场。出口处立着一块宣传牌，上面画着几只卡通造型的动物，说着人话，用一种近乎讨好的语气教导人们要按时做核酸。怪异的谦卑之下隐藏着难以觉察的可怖。

与朋友约好吃饭。我看了看时间，决定步行前往。一路上途经数个核酸点，每每看见排队人少的核酸点，都生出一丝谵妄，想着如果多做一次核酸，是否就能延长一段自己的保质期。

来到约定的商场，刚解封的商场门可罗雀，透露出一种劫后余生的慎重。商场保安严阵以待，先是督促我一一出示健康码、行程码与核酸证明，再示意我去测温，直到测温器认为我“正常”，保安才肯放行。

朋友们已在饭桌前等候，往日里要排长队的餐厅如今并无多少食客。入座后，朋友提醒我洗手。冰凉的消毒液被均匀地抹开，在手上停留成一层薄薄的膜，散发出刺鼻的味道。如今，触摸意味着隐藏的危险甚至是禁忌，不洗手就偷吃食物这种莽撞的快乐，似乎离我很远了。

我们互相打趣彼此掩耳盗铃般的谨慎。其实，我并不害怕感染，我害怕的是针对感染者的措施，害怕被带去未知的地方隔离，害怕面对不确定的生活。但无人区分这些害怕，这些害怕甚至被费尽心机地混在一起，用作对当前政策的有力巩固。

许是为还能相聚外食感到庆幸，大家纷纷说起在上海的朋友们。有生活还勉强过得去的，也有因为过于艰难陷入抑郁的。有因为得了一棵青菜感激涕零的，也有因为日日食方便面瘦了十几斤的。尽管每日能看到新闻，但听到亲近朋友的描述，仍是唏嘘不已。

在这期间，我短暂地想起了我的父亲。我一面想象着他可能的生活，一面抱着一种人道主义关怀的心情，祈求他能够免于遭受这些苦难。但他始终也没有生了根，很快便被热闹的菜食与新鲜的话题挤至角落，不再被想起。

期间上来一道醋溜大白菜，在醋与酱油的调配下，味道竟然也不无聊。不禁想起家中的那棵大白菜，于是上网搜索了菜谱，挑选出最简单的一个，忽略掉家中没有的配料，在脑海中暗自演练了一番。大白菜的剩余的生命轨迹也因此变得清晰可辨。

晚饭后，朋友们在路灯下相互道别，晚风将我们的笑声吹散，也吹走了一些未言明的忧惧。我在晚风中步行回家，心像一只鼓动的风帆，充满了希望。

到家后，我径直来到厨房，为明天的醋溜大白菜作准备。我从地上捡起大白菜，试图掰下那几片腐坏的外壳。当我将它握在手中时，我才发现，它的根部已经长出了霉斑，早已腐坏。

在它安静站立的那些日子里，给我提供了多少虚幻的安全感。我原以为，在未来可能的封闭日子里，我会拥有一棵稀缺的蔬菜。而那暗中滋生的霉斑，是最狡猾的猎人，只待我完全放松了戒备，给我迎头一击，好教我知道，其实我一无所有。

我最终也没有吃上那棵大白菜。就像我最终也没有联系上我的父亲。

之所以想写这棵大白菜的故事，主要在于想要通过记录思考来自“远方”的恐惧如何影响一个个体的心灵秩序，以及在我的生活发生变化时，一些人和事如何重新浮现出来，并因此获得不同的意义。

写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我梳理出了许多新的线索，也因此有了许多新的思考。感谢恕行老师在这个过程中的陪伴，她总是用一种极为简洁的方式指出我写作中的问题并适当地给予鼓励。

*这篇故事来自三明治“短故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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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在上海，一颗大白菜的消亡史 | 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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