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主持的这场科考，决定了诸多文坛巨匠的命运

庆历六年（1046年），此前同意改革科举的张方平被任命为主考官，他立即转变了立场，在奏议中称，强调“文以载道”导致了恶劣的风气，因为“有以变体而擢高等者”，许多举子错误地认为要在考试中脱颖而出的最佳方式是“各出新意，相胜为奇”，这些人“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琐为瞻”。张方平这一观点当时占据了上风。张方平的奏议被抄录下来，“大书榜于贡院前”，警告考生不仅要遵守正统的文体，还需传承正统的思想。虽然科举考试改回到原来的标准，但国子监的许多学子倾慕改革者的作为，因此继续用古文写作。保守派的攻击并没有停止。这场斗争直到庆历八年（1048年）才结束，朝廷正式下诏批评了学子们所谓的错误观念。

欧阳修在失势苦闷的岁月里并未改变他的信念，他推广古文的意愿也从未改变。无论走到哪里，欧阳修都努力寻找有天分的作家，与其结交并加以鼓励。他正在低调地集结一支新的队伍。大约十年后，庆历新政引发的争斗逐渐尘埃落定，政坛上出现了更有利于改革派的气象。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再度掌权，受命主持进士试。欧阳修并未要求改革科举政策，他在选择科举考试题目时，自然侧重阐释经学与经世论的题目。战火四燃，就从考场开始。许多举子并不适应这样的题目，作为其享有的特权，他们要求考官解释题目。欧阳修正好抓住这一机会，用了一整天时间来回应他们的疑问、抒发自己的观点，也希望能扭转部分举子的观念。欧阳修并未取得完全的胜利。夜幕降临，还有许多举子站在考场周围不停地争论抱怨。这次考试的结果引发了一场愤怒的抗议。一些按旧标准原本非常有希望考取功名的考生聚集在朝堂外进行抗议。欧阳修一露面便被拦住、包围起来，还受到公开咒骂。举子们群情激奋，卫兵花了很大功夫才控制住局面。更有甚者，有人写了祭欧阳修文扔到他府上，还有人写艳词并大肆传播，词中重提张甥案以讽刺欧阳修私德有亏。

欧阳修

这些下作的攻击本身显示出这些失望举子的软弱无力。欧阳修当时地位稳固，他们不敢从理论上挑战欧阳修，也没法在政治上抹黑欧阳修的声誉。最终，考试结果证明了欧阳修的正确。名列前茅的曾巩、著名的苏氏兄弟，还有其他许多中举之人毫无疑问都是天才。这些人一旦科举中第，阅读其作品的人越来越多且最终认可了他们的优秀。虽然欧阳修的做法给个人带来了尴尬，他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却为古文推广赢得了决定性胜利。此事之后，各种史料对此事都有记载，虽然记述各不相同，但观点基本一致。《神宗实录》初稿极为忠实地记录了此事，称“士人初怒怨骂讥，中稍信服。已而文格变而复止”。明确推崇古文并强调策论的王安石，其支持者编写的重修《神宗实录》则夸大了这件事，称“一时文字大变从古”。根据上述两部著述编撰的《四朝国史》采取了折中的说法，称“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后来《宋史》沿用此语。欧阳修文集中附录的传记透露了更多细节信息，“五六年间，文格遂变而复古”。古文是欧阳修在孩提时从一个破旧篮子中发现的书接触到的文体，主要通过他的不懈推广，终于确立了在下一个千年中的地位。

古文取得胜利，失望随之而来。古文一旦广受欢迎，一些缺乏文采的人只会模仿陈词滥调，在写作中没有投入任何思考。就像曾经的时文一样，古文变得失去了价值。欧阳修在晚年哀叹道，太多人希望把散文写作视为“急名誉而干势利之用”。一则轶事充分证明了辨认真正忠于古文原则和仅是模仿其形式如何困难。刘几早已享有文人声誉，却在嘉祐二年（1057年）科举考试中落第，这让他心怀怨恨。根据故事所述，刘几写作艳词并故意署名欧阳修。这个狡猾的天才很快就掌握了古文体，几年后，欧阳修再次主持考试，举子刘辉所作的文章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欧阳修将此人置于榜首。后来有人告诉欧阳修刘辉的真实身份，其实就是刘几的化名。欧阳修深感震惊，但也无能为力。这个故事可能并不真实，但却能说明问题。古文对最初的先锋者来说意义非凡，但作为一种确立的文体，它也不可避免地退化为一种平凡的空壳。这是科举考试系统决定的，并非古文这一文体本身的缺点。形式上结构自由，内在又以推行儒家思想为本心，古文的确体现了一种进步。

在接下来几个世纪，欧阳修一直被奉为散文权威。唐宋八大家包括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东坡）与苏辙。欧阳修在其中是中心人物，他完善了两位前辈开启的文体，还鼓励着同朝代其他五位大师。在学术上与欧阳修交往最亲密的曾巩在几人中可能才力稍逊，全面性较弱。在散文方面，曾巩与其他几人实力相当，在诗歌上成就则略逊一筹。文学领域之外，曾巩对治经与探究形而上学非常感兴趣，这与后来南宋的潮流相符，于是曾巩后来得到了朱熹的认可。“唐宋八大家”的其他四位宋人在全面性上与欧阳修旗鼓相当，其中王安石不仅是伟大的诗人，经学巨擘，还因主导熙宁变法而著称于世。苏洵与他的两个儿子都是诗人，他们在政治理论与实践上都有卓越成就，也因为雄辩赢得世人倾慕。

将王安石介绍给欧阳修的人是曾巩。最初，在欧阳修与王安石的交往中，曾巩发挥了中间人的作用。庆历四年（1044年），曾巩写信给欧阳修：

巩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称文。虽得科名，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其人。尝与巩言，非先生无足知我也。

不久之后，曾巩又在给王安石的信中写道：

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甚欲一见足下。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请相度示及。欧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欧阳修与王安石自此开始书信来往并交流诗歌。欧阳修在至和二年（1055年）和嘉祐元年（1056年）两度举荐王安石，那时两人甚至还未曾见面（在举荐伟大改革者王安石的同时，欧阳修还举荐了吕夷简的儿子吕公著，后来此人成为了保守派的领袖）。欧阳修与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分歧从未抹杀两人之间的友谊。欧阳修去世时，王安石在祭文中说：“天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欷歔。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走，又予心之所仰慕而瞻依。”王安石还写道，他对欧阳修“心之所向慕而瞻依”。

苏洵也是经人介绍给欧阳修的。如前所述，欧阳修认为苏洵在散文写作上胜过所有人。在给梅尧臣的信中，欧阳修对苏洵所作的文章连续发出惊叹和称赞：“快哉！快哉！”在苏洵的两个儿子中，欧阳修更为欣赏苏东坡，这显然也是正确的排序。欧阳修对许多人说，此后可以把事业交给这个新进的天才。欧阳修对苏东坡本人说：“吾老将休，付子斯文。”

欧阳修对在伟大事业中取得的成功感到满意，他可以带着胜利的喜悦致仕。伟大的南宋哲学家朱熹对欧阳修的学术与私德有所指摘，但对他的诗文却只有称赞，称欧阳修的诗文“十分好”。

本文经授权摘自宋史名家刘子健的《欧阳修：十一世纪的新儒家》，标题为后拟。

《欧阳修：十一世纪的新儒家》，刘子健/著 刘云军、李思、王金焕/译，重庆出版社，2022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