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丨一周书记：被制造的恐慌与……殖民帝国的政治阴谋

英国医学史家白锦文（Robert Peckham） 主编的《恐慌帝国：传染病与统治焦虑》（原书名Empires of Panic: Epidemics and Colonial Anxieties，2015；何文忠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的主题和内容很接地气，中译本出版几个月以来很受读者欢迎，在媒体上也有不少书评。有评论者注意到原书名的副标题直译是“传染病与殖民焦虑”，译者去掉了“殖民”而改为“统治焦虑”，是因为书中论题涉及的历史事件不仅限于殖民地。这种理解当然是对的，同时也还可以从书中论述的“焦虑”的实质与政治统治的紧密联系来看。也有评论提出了“谁是恐慌的制造者”的问题，不管答案是什么，总是值得思考。

本书主编在“引言”中对该书内容有很好的概括：“本书从比较视角和历史维度研究作为一种帝国现象的恐慌，特别是传染病，如霍乱、鼠疫、流感，以及20世纪末新出现的传染病等引发的恐慌。……通过对从东亚到21世纪美国的一系列案例研究，本书探索了西方政府机构、政策制定者、规划者和其他权威机构为理解、应对和消除由传染病和其他危机引发的恐慌所做的尝试。本书还研究了从电报到医疗技术和公共卫生等多种技术对传播和约束‘恐慌’信息所起的作用，考察了帝国复杂关系网络和恐慌之间的关系，并得出疾病威胁会产生特定焦虑和集体恐慌的结论。”（第6页）很清楚，核心议题就是政府如何“理解、应对和消除由传染病和其他危机引发的恐慌”，结论是“疾病威胁会产生特定焦虑和集体恐慌”。

该书是由香港大学文学院主办的关于“恐慌与帝国”研讨会的论文集，具体议题涉及南非、中国、印度、新西兰、美国等国家，时间跨度从十九世纪早期到2014年，但是核心议题突出：“重点关注发生的恐慌反应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及其阐释。”正如艾伦·莱斯特在第一章“帝国与恐慌之地”中指出的，每一章节从不同方面研究“恐慌”：鸦片战争前的广东、英属印度的山间小镇、流行疾病的辐射、实施检疫措施控制恐慌和病毒传播等，主要集中在大英帝国和英语世界和地区。这是在2015年的研究成果，现在看来近三年来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各国的防疫管治无疑提出了更为复杂和重要的研究议题，研究者可以从切身经历中提出新的研究视角，也或许能够更深刻地思考其中一些关键问题。

历史有时真像是汽车上的倒后镜，往前开的时候要留意看着，时常会发现太阳下真没有太多新鲜的事情。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各地霍乱流行，各国港口的检疫措施引起激烈争论，检疫的必要性是肯定的，但严苛的检疫措施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很明显：极大破坏了海上自由贸易，征收检疫费用导致商品交易成上升，检疫站的建立和工作人员报酬成为国家公共财政的额外负担。更重要的是，检疫的随意性法律框架也受到严厉批评：各地港口的隔离天数相差很大，英国医生、法学家阿瑟·托德，霍尔罗伊德（Arthur Todd Holroyd）尖锐地批评海港检疫“根本没有科学理论支撑，检疫实践充满矛盾，荒谬无比，祸害无穷，都是出于无知或私利”。（76-77页）1894年香港鼠疫流行，港英政府当局实施严苛的卫生措施以控制鼠疫的暴发——包括挨家挨户搜查，在私人宅邸强行消毒，在印度也有这样的记录。（第3页）在1897至1899年的三年里，印度政府为了防止鼠疫传播到加尔各答，有将近四百万名铁路乘客在进入孟加拉时要接受检查，大约有七万两千名旅客被留置隔离观察。（136页）但是事与愿违，“印度在1896-1897年所采取的抗疫措施本就是对恐慌和混乱的一种煽动”。（251页）于是从1898年开始，孟买当局认识到有必要对极端的防疫措施部分松绑，取消或修改了某些更具冒犯性的条款，允许富裕家庭的病人居家隔离和治疗；政府不再强制民众服从卫生政策而转向强调说埋和教育，《1909年旁遮普鼠疫手册》开篇就声明：“鼠疫管理的所有基本原则强调，不得以任何形式对人民施加压力或强制服从命令。为了实施倡导的措施，只有建议、劝说和供应必要设备才是影响和引导公众舆论朝着理想方向前进的唯一合法手段。”（141页）在1918年的流感疫情发生以后，印度政府及其公共卫生专家也吸取了以前的教训，“必须努力说服和教育公众采取更开明的态度”。（146页）

当疫情流行、谣言四起的时候，由谣言产生的恐慌带有传染性，并产生恶性循环。在殖民地国家，原住民的恐慌容易转化为对殖民政府的反抗，后者就需要建立起集监管、信息收集和情报评佔的一套完整体系，即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提出的殖民主义“研究模式”的三要素。（第5页）在十九世纪末印度的鼠疫危机中，殖民当局的恐慌导致采取过激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没想到的是在他们看来是“惊慌失措”的大众群体并没有将这些措施看作是对他们生命健康的保护（137页），于是，一方面土著居民的“恐慌”成了反对帝国统治的一种挑战；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殖民当局的过度反应。因此就如本书的几位作者所指出的，“恐慌往往不是由疾病本身引起的，而是有时由这些威胁暴露出的被释放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引起的”。（17 页）

该书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每当公共突发事件爆发时，原有规则无法应对，往往需要制定临时性政策。现有资源不足以应对来自社会、政治、环境和生物各方面的挑战。当然也可以从比较正面的意义上来看待：“危机并不总是绝对的灾难，危机也可能是一种机遇，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托辞……正如普里西拉·瓦尔德（Priscilla Wald）所指出的那样，灾难的流行表现形式所引发的‘恐慌’，可能有利于公共卫生改革。……瓦尔德说：‘即使在最耸入听闻的情况下，这些关于传染病的小说和电影，也是公众了解这些致命病毒的威胁的重要渠道。’这种虚构的表现形式所产生的‘可控’恐慌，可以作为一种防止‘真实’恐慌的方法，促使观看电视的公众改变其看法和行为。”（21页）随着大众媒体的普及和数字通信技术的出现，世界各国政府和国家机构不仅重视传染病等灾害带来的真正威胁，也同样重视应对和减轻这些潜在灾难性事件引发的虚拟焦虑。如果仅仅是这样，问题并不严重，来自民间的虚拟焦虑并不难缓解。

费尔柴尔德和约翰斯在第七章“不要惊慌！”中指出：“正如实验室是抗击疾病的关键一样，开放性和透明性成为防止大规模恐慌的重要工具。……1907年旧金山黑死病暴发期间，发布‘真实完整的记录’成为对抗瘟疫和恐慌的一种手段。”（197页）为了对付1976年的猪流感疫情，美国疾控中心发起了有史以来第一场大规模联邦免疫运动，约有四千万人接种疫苗。但是后来却要“面对谁将为疫苗接种承担责任、猪流感威胁程度可信传染病学证据的缺乏，以及只有一人证实死于猪流感等问题，福特政府的‘宏大的普遍免疫计划’开始被定性为‘恐慌措施’。《柳叶刀》上的三篇文章则称那些带头实施该计划的人为‘恐慌制造者’。但指明恐慌的概念并进行尖锐指责的还是《纽约时报》，该报认为猪流感引起的公共卫生恐慌是一种政治策略。‘特别是疾控中心，长期以来一直希望扩大规模，增加预算。’”（204页）这就是对前面两个追问的回答。客观上说，就算可以排除阴谋论，美国的“猪流感事件表明，采取防控措施时，除了考虑恐慌的规模，时间也很重要。……在传染病似乎已经被征服的时候，至少在美国范围内，这种强有力的政策回应也只是显得不合时宜而已”。（205页）从传染病防治转到反恐战争的话题，阴谋论似乎更难被排除。两位作者认为“反恐战争反映了冷战时期精心安排的恐慌剧情”，指的是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所揭示的真相：“恐慌如何被利用，并成为政府权力秘密扩张的机会。”（215页）

在冷战期间，应对个人恐慌的策略与应对潜在核危机时的集体恐慌的政治策略是一致的。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宣传运动也在进行，电影、文学、城镇会议和教育活动都被巧妙设计，这让美国人民了解到核武器的强大威力并产生畏惧心理；但核武器又被阐明是为了在冷战中遏制苏联，保护美国国家和人民的安全，防止民众产生过度核恐惧，这样就把政府应对核危机的责任顺利地转移到公民身上，让所有公民广泛参与到新时期的美国军国主义。”（10-11页）作者在“注释”中更明确指出：“利用‘恐慌裂变’的思维，在将易恐慌群体转变为‘恐慌终结者’的过程中，也创造出了一张如何‘让恐惧为你服务’的清单。因此，尽管民防政策旨在培养敏感的美国公民的反恐慌本能，但恐慌政治本身和持久化的恐惧语言也有好处。它们促进了公共合作，为干预主义辩护，并以安全的名义制裁极端措施。”（11页）这已经说得比较明白了，对于美国公众来说，只能像《纽约时报杂志》（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在美国入侵伊拉克（2003年3月19日）前夕那显眼的封面标题所说的——“美利坚帝国：学会适应它吧”。（12页）它告诉美国公众要学会适应“帝国”的管理行为，这也正是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国家权力通过制造“恐慌政治”来解决“统治焦虑”。

白锦文指出，“恐慌的出现可能使彻底的政治改革和激进的政府干预正当化。……理解恐慌在历史上是如何产生的、人们对恐慌的认知、如何利用恐慌，可能有助于培养当前人们对恐慌的批判性认识。”（26页）但是他或许也没有想到的是，因极端化的管制措施所制造的恐慌只能通过“彻底的政治改革”才能防止“激进的政府干预正当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恐慌的作用可能超出了政府的控制范围”。（同上）似乎也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应，费尔柴尔德和约翰斯在第七章从文化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提出的“社会戏剧”概念引申出“恐慌戏剧”的概念，用以解释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恐慌反应背后的“剧本”。通过聚焦黄热病、流感、天花、猪流感和生物战等案例，他们展示了恐慌是如何深入“传染病的构建”，“虽然基本的恐慌叙事保持不变，但戏剧成分被重组——制度和权威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发生了转变。”（24页）那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审视两个世纪以来的恐慌，我们应该吸取的最核心教训是：如果我们希望改变剧本，我们就必须一路追剧到最后，学会判断何为利用恐慌、何为滥用恐慌。”（216页）

白锦文（Robert Peckham）差不多同时还主编了另一部论文集《疾病与犯罪：社会病理学与新卫生政治史》（Disease and Crime: A History of Social Pathologies and the New Politics of Health ，Routledge Studies in Cultural History，1st Edition，2015），所收论文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疾病与犯罪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据评论文章介绍，这些论文涵盖了东亚和欧洲后殖民时期的医学、法律和政治史，运用了跨学科、跨文化和比较研究的方法。白锦文在前言说该书的目的是论述疾病和犯罪的社会和生物学理解之间的紧张、重叠和矛盾关系，追踪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一世纪的“患病”罪犯的话语形成，尤其是研究传染病为何以及如何会被社会诬陷为“犯罪”。这也是无数在各种疫情中因不幸染病而被污名化、备受歧视和折磨的人最为痛心的感受。把这部论文集与《恐慌帝国》一起阅读，防疫医学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会更为开阔，思考的议题也会更为深刻。

写到这里想起刚读到的一篇文章，麦克·罗贝尔（Michael Lobel）撰写的《病毒性内容：迭戈·里维拉壁画《疫苗接种》令人不安的回响》（郭娟译，来源：ARTFORUM中文网 2022-06-08），讲的是墨西哥著名画家迭戈·里维拉 （Diego Rivera） 在1932和1933年为底特律艺术学院创作的一系列壁画中的《疫苗接种》，画面中心是医生、护士正在给一个小孩接种疫苗，背景是科研人员正在做研究，前景是在三人组合前面的马、羊和牛。“在谈到疫苗接种的场景时，里维拉描述了‘通过生物学研究的科学家……从一开始就保护孩子的生命免受围绕着人类生命的死亡细菌的侵害……’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总体而言是乐观和庆祝式的。”但是这幅壁画完成后就引起来自多方面的强烈反对和争议，请愿书、集会、媒体风暴不断发酵。里维拉发表了一篇辩护文章，将其称为对美洲原住民艺术的颂扬。但是麦克·罗贝尔在文章中说令他难以忘怀的是画面上那孩子的表情——焦虑的、困惑的、恳求的，反映了处于新冠疫情中的他个人一段时间以来的经验。因此他把这幅绘画与2020年12月14日美国护士桑德拉·林赛（Sandra Lindsay）成为美国第一个接受Covid疫苗接种的人联系起来。麦克·罗贝尔对画面中那孩子“焦虑的、困惑的、恳求的”表情的捕捉和表述很准确，实际上尽管画家对待疫苗接种的态度是肯定的，但是现实主义的艺术要求使他描绘的形象恰好折射出公众的焦虑与复杂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