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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刊编译 | “经济人”假设是错的？经济人的现象学研究

2022-06-10 11:4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经济人”假设是错的？经济人的现象学研究

摘要：

已有许多文献指出，“经济人”错误地假设人是原子化的。然而市场社会之中，将人看作自利的经济人才是明智的，这一想法仍然普遍。本文用现象学对此提供了一个解释。我参照阿尔弗雷德·舒茨的研究，提出即使经济他者（the economic Others）的行为与经济人的假设有出入，经济人模型也可能会让其信者觉得自己是对的。此外，该模型通过阻碍人反思它解释的不一致来引导社会行动。因此，在解释上对经济人的依赖造成了一个“现象学的僵局”。改换信息来源和解释图式可以绕过经济互动中的上述陷阱，但本文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市场社会的规范和文化视野使我们难以想出这些替代方案，由此从僵局中提炼经验。

作者简介：

Galit Ailon，巴伊兰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

文献来源：

Ailon G. The Phenomenology of Homo Economicus. Sociological Theory. 2020;38(1):36-50. doi:10.1177/0735275120904981

Galit Ailon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44:144）言，贪婪的、精打细算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是仅为分析才极度简化的模型，没有一个政治经济学家“会荒谬到认为人类真的是这样构成的”（1844:139）。然而，许多研究证明，“经济人”在市场社会中的确有普遍性。

我在这篇文章中试图解释人类是自利的、算计的原子的经济思想是如何作为常识持续存在的。我的出发点是，这种观念基于市场社会成员的日常经济互动。鉴于“经济人”并不贴合实际情况，我追问，它是如何在日常的经济互动中生存下来的，为什么人们在日常经济生活中不总是觉得它彻底荒谬？

现有的社会经济理论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两个可能但不完整的答案。第一个答案是，经济主体可能不会自然地倾向于非社会利己主义，但在市场社会中，他们可能被社会驱动、胁迫、配置或以其他方式构成，从而表现出这种行为。当代理论界对此最直接的表述是由经济操演性（economic-performativity）理论家米歇尔·卡隆（Callon 1998）提出的，他认为经济理论有极强的操演能力来产生它所描述的世界，包括设定经济理论的核心角色——经济人。

然而，尽管经济学的确有很强的操演性，但经济人模型“实际能否在道德上设定出来”是值得怀疑的。经济主体总是比“经济人”模型所描述的更加社会化和复杂。（MacKenzie and Millo, 2003:109）

第二个可能的答案是，人们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习惯性地使用他们通过融入更广泛的社会结构而内化的实际知识（Bourdieu 1977）。可以说，”经济人”就是这种知识的一部分。它是一种实际方便的、理所当然的认知方案，它扎根于市场社会的“未讨论的宇宙（universe of the undiscussed）”（Bourdieu 1977: 168）。

这是一个合理的解释，但这种对经济他者的误识到底为何能够通行？毕竟，“经济人”的荒谬从表面上看，即使在日常习惯性的行动中也很容易被反思到。

我的理论基于阿尔弗雷德·舒茨（例如，Schutz 1967, 1970）的基础社会现象学（foundational social phenomenology）。舒茨研究了赋予一个人的生活经验——核心包括人对他人的生活体验——以意义的解释过程的基本特征，这些过程如何形成行动和互动的基础。舒茨从孤独的自我（Ego）意识流中的意义构成出发，关注“自然态度（the natural attitude）”中理解其他自我的主体。舒茨把“人类主体看成是一个具身（embodied）的存在，其行动凭借公共的社会资源、实用知识或‘常识性知识’，并且其人置身于其他类似具身和置身（situated）的存在之中。”(Crossley, 1996:77)舒茨的分类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如果经济人融入经济互动中用到的常识性知识，会发生什么。

当行动者依赖“经济人”作为一种常识性的解释图式时，对它的反驳就会被变成强调，从而，在常识的层面，该模式的控制就加强了。“经济人”的“现象学僵局”就是这样产生的。

经济人的解释图式

舒茨（1967:100, 106-07）对互动的现象学分析的出发点是，我们不能直接凭直觉感知到、也不能完全掌握其他人的经验，而只能看到他人的交往行为。在面对面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看到外在的事实，例如身体动作。我们依靠解释来理解这些信息的实际含义。

这些解释是由我们能够获取的知识的整体语境决定的，其中主要是我们所知道的，或我们自认为知道的，他人的动机。舒茨（1967: 171）提出，人在交往中理所当然地认为，对方具备两种动机之一：“起因动机（because motives）”，即一个人行动的原因，或者“目的动机（in-order-to motives）”，即引导一个人行动的主观目标或他们的行动要实现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解释图式将“在没有反对证据的情况下被视为理所当然”（Schutz 1970:81）。

在经济人这里，“起因”和“目的”动机似乎相当直接。也就是说，人们普遍寻求收益最大化，争取最大化的价值，因为他们自然地受到自利的驱动。“理想类型”在人们头脑中扎根（Schutz 1967:181, 185），他们对经济互动对象的预判是：贪婪和利己主义构成了其行动的主要内在理由。

然而，一旦互动展开，对他者的认识就会被修正。舒茨认为（Schutz 1967），这在面对面的情况下特别容易发生。此时，“对方倾向（thou-orientation）”通过我们有意地将他者当作同胞得以实现，而如果得到回报，一种“我群关系（we-relationship）”就会出现（Schutz 1967:163-67; Wagner 1970:34）。舒茨（1967:172）解释，面对面互动的特别处在于：”我可以在我对你要做的事情的预期上加上你下定决心的实际景象，还有你形成行动的过程。”与我对一个“与我同时，但我没有立即体验到的”（Schutz 1967:181）当代人的知识相比，我从面对面的情境中获得的知识可能更加细微和直接。因此，面对面的互动有更多的可能性来认识到预先存在的解释图式的正确性或不正确性。然后，图式“返回现实”（Schutz 1967:185）可以在具体经验的基础上被修改。但是，依赖经济人图式进行解释，即使是在面对面的互动中，也将这种修正和返回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

现象学的僵局

经济人的解释图式封闭了三条主要的在互动中察觉自己分配给对方的动机之错误的渠道。它让人把交流中体现关心之处看成阴谋诡计，将质疑自身的经验为己所用，阻止人对他者产生社会影响。由此，它引起了“僵局”。

我认为，这种僵局与一切将“经济人”作为主要解释图式的互动都有关。典型的，如经典的商业买家-卖家互动——“经济人”分析即起源于此。但僵局也可能出现在受到文化深刻影响的商业交换互动中（Zelizer 2011），例如，在组织内部或服务互动中，在组织中不断深化的市场逻辑背景下（见Cappelli 2000; Kunda and Ailon-Souday 2005），交易双方不得不按照市场中买家和卖家的思路相互揣测。这种僵局并不直接、但确实也涉及互动伙伴未知或不可见的情况（如在线交易）。

把好心当作诡计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每个人试图通过产生符号——语言、面部表情、身体动作——来影响对方，让对方来解释。必须强调这个过程的复杂性。尽管理解时在其中发现的意义“根本不需要与产生它们的人所想的完全相同”，但人“在理解时总是考虑到说话者的主观意义”（Schutz 1967:21, 128）。一个人仅仅知道符号（如单词）的“客观”含义是不够的，理解更多地在于想象说话者内心的交往目标：说话者的互动目的动机是什么，或者他们试图传达什么。

如上所述，经济人的解释图式将所有行为的动机都看作是确保最大收益，它包含有两个主要含义。首先，当交流符号和指定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之间没有明显的冲突时，直接从表面上解读。例如，运营商告诉顾客其服务的价格。如果对顾客来说，所报价格与公认的经济人模型一致——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定价包含运营商的可观利润——那么顾客就简单地认为：“这是运营商希望我支付的。”然而，如果运营商所说的和模型之间有冲突——例如，运营商说他们想免费帮助客户——那么，从经济人的模型中得出的唯一逻辑推论是，运营商通过免费提供服务可以获得一些好处，他们不可能不是利己主义的。

经济人的解释图式怀疑一切低于最大收益的东西（例如，小收益、互惠、利他主义）。如果对方的解释依赖于经济人，任何试图沟通——也就是让对方认识到——非计算性的意识内容的尝试都有可能像是在掩盖所谓恒定的、普遍的利益动机。

利用对自身的质疑

尽管在互动中被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解释图式往往在日常生活中能够逃脱我们的直接关注，但我们理解方式的另一个特点也可能使其得到质疑。更具体地说，我们的互动对象只是部分地、不连续地、间接地关注我们，这意味着我们对其的了解“原则上总是可以被怀疑的”（Schutz 1967:107）。反过来，质疑也有可能使我们想要修改、增进对他者的了解，调整解释。我们可能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真正了解他人，这种经验会导致我们重新评估关于他们的知识。

然而，如果依赖经济人进行解释，就几乎没有这种可能性。从一开始，经济人就将他者看作全然与主体隔离开来的独立个体，否定真正了解他者的可能。经济人不会产生足以引起注意的不协调或不充分的感觉，正是因为它预见了对自身的怀疑。并且事实上，它只会加强，而不会削弱对他人的怀疑。

阻止人对他者产生社会影响

在互动中，我们不仅要解释他人，还要影响他们：在他们身上带来某些有意识的体验。当我们体验到需要被同情地理解、关心或帮助时，我们成功地影响互动对象，在理论上可以证明他们的社会性：他们的社会关注度、反应能力和关心。在这个意义上，需求的交流成为对我们互动伙伴的社会性的测试。

然而，根据舒茨的观点，只有当他者未来的主观经验和行为能够成为我的目的，只有当我能够想象我的沟通尝试能够实现的东西时，也就是说，当且仅当愿望能够成型时，才有影响他者的社会行动。

可是，根据经济人的观点，“他者抱着善意参与我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可能性。我们可能会让他人理解我们所说的话，但如果我们想影响他们对我们的印象和行为，那么这就完全要另说了。这种思路下，同情的唯一可能性是因为表达关心与他者的所谓自我利益相连结。今天的服务互动就是如此，组织控制机制明确地将对顾客的关怀表达与运营商得到的回报联系起来。当然，这种例外只是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规则。

这种感觉，即他者对主体自身的社会取向有很大的限制，对塑造人社会行动的动机整体语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经济人的图式使得人很难对他者产生社会影响。既然人皆自私，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试图通过将自己的目标（自己的秩序动机）与伙伴的自我利益相一致来引导他们影响自己。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人的需求会大到其表达不能抑制或使之符合其他人的自我利益。例如，与饥饿、痛苦、绝望或恐惧有关的需求有时是无法遏制的。但是，只要经济人的模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通过这种巨大的、不可遏制的需求来表达的交流尝试，很可能会因为认为他者的思想难以触及、没有希望和信仰的联系，甚至从未指望过他者，在沟通开始之前就失去对他者的感觉。人可能知道，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总是不确定的，但是他者没有关心或帮助的概念，也就不可能影响这个他者，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把“起因”动机——急迫的需求——和无望的“目的”的动机分开。总之，经济人的解释图式不鼓励对他者产生社会影响的尝试，它将导致社会行动的停止、重构或不同步，而这些行动本来可以使它受到考验。

可能的回避路径

理论上，两种可能的信息来源可以回避这种现象学的僵局：（1）交流之外的动作和行动，以及（2）其他解释图式。接下来的两个小节将讨论这些回避的可能，并解释为什么它们在当今时代很大程度上受到规范和文化的限制。

可能的回避路径1：交流之外的动作和行动

我认为，经济人的解释图式在现象学意义上使他者的表达只能是自我主义、操纵和疏远的迹象。然而，舒茨（1967）指出，我们对他人的解释不仅依赖于他们实际说的话，而且还依赖于那些并不意在表达、但我们仍然感知到的动作和行动，它们可能体现出经济关怀、利他主义、内心挣扎、紧张等等超出了经济人所描绘的冷漠和社会贫困的“想象的意识”（Schutz 2011:87）的复杂迹象。

交流之外的“动作”指的是在日常对话的同时发生，但不以交流或表达思想为目的的手势和表情。通常情况下，人察觉不到自己做了这些动作。然而，这些动作对观察者来说是有意义的，舒茨认为，通过观察他人在互动中实际展开的生活经验，我们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比了解自己更了解他们（Walsh 1967:xxv-xxvi）。

从交流之外的情境中可以得到主体间的理解，因为 “我们把自己放在行为者的位置上，把我们的生活经验与他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这样瞥见他者的存在可以打断 “自我证明链的进程（the course of the chain of self-evidency）”（Schutz and Luckmann 1973:11），而在经济人的解释图式中，这种自我证明链束缚着交流行动。

然而，市场社会的两个制度化规范限制了人们了解他者交流之外的动作和行动：经济实用性规范和隐私规范。这两种规范的影响依具体环境而不同，但让我们首先探讨它们的基本动力。经济实用性规范主要在于尽量缩短经济互动的时间、集中其焦点，限制了人们了解他者交流之外的动作和行动、真正理解他们的可能。根据舒茨（1967:103），我们对他人知识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在社会互动中，我们感觉到我们伙伴的意识流与我们自己的意识流是同步的。这种经验，即我们“一起变老”（Schutz 1967:103），对于真正理解他人头脑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很重要。如果互动太短，我们就没有那么多机会这样做。

隐私规范限制我们关注交流之外的行为。这些规范（见Kasper 2005）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成为关注焦点，它们在抵消新的和旧的组织权力形式以及保护人们的尊严和自由方面是至关重要的。但也正因此，它们在道德上认可了一种冲动，即把目光投向别处，不去见证那些没有观众的行为，而且它们也暗中加强了公共场景背后的神秘感。售货员以过高的价格卖出商品，人突然需要时间独处，或者母亲把她孩子需要但她却买不起的产品送回货架上，她的眼神沉着，发出痛苦的叹息——隐私规范倡导人们不去关注这些交流之外的、确证他人在日常经济生活中的道德和社会性的行为，也就使它们可能遭到“经济人”的怀疑。

经济实用性和隐私规范为僵局的产生提供了广泛的社会推动力。然而，必须承认，关系网络（见Granovetter 1985）和关系背景（见Zelizer 2011）的具体特征也有影响。长期的经济关系网络中的互动是重复的（例如，在组织环境中），可能使个人有更多的机会观察他人互动之外的动作，减轻对他人的怀疑。同时，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分开的制度安排（通常也是组织环境的特点）可能会加剧幕后的神秘感，正是因为尽管在一起的时间很长，但很多东西被认为是私人的和未知的。因此，经济关系的具体模式和背景可能会在某些方面缓解现象学上的僵局，而在其他方面则会加强这种僵局，我认为，这也就在社会层面上引入了不同的规范性认可。

可能的回避路径2：其他解释图式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倾向于把世界可能与我们所看到的不一样的可能性排除在外（Schutz and Luckmann 1973:36）。然而，其他可选的解释方式有可能对这种包围提出质疑，从而使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的东西从一开始就有问题或值得怀疑。这种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性大小。如前所述，解释受到社会“相关性结构（relevance structure）”的约束（Schutz 1953；Schutz and Luckmann 1973）。在各个情况下，人都只用到一部分的知识储备来解释，而这一部分的选择是基于 “相关性结构”，它本身也是知识储备的一部分。如果人认为某个解释与手头情况不相关，那么它很可能不会使人们产生彻底的质疑。

因此，让我们从评估质疑这种对解释的排斥有多少可能开始，探讨关于经济的其他思考方式。很明显，这样的替代方式比比皆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不仅是一部胜利和扩张的历史，也是一部对主流经济信仰和思想持续不断、且其中许多相当激烈的社会批评的历史（Hirschman 1982）。但就现象学的僵局而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批评是否与作为经济人的解释核心的道德和社会怀疑的常识性态度相矛盾。

显然，几十年来，这个问题的答案主要是 “不”。许多重要的批判性思想都怀疑最高理想的主张是天真的幻想，掩盖了难以捉摸和不信任的动机、力量或利益。不过，在批判性社会思考的领域里，批判性一词通常是指一种对意图和道德主张的“怀疑诠释学（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Ricoeur，1977)。事实上，即使是那些寻找经济替代方案的批判性思想家也证明了他们自己 “熟悉的反资本主义环境 ”对他们的 “怀疑和猜忌 ”的强度（Gibson-Graham 2006:3）。

重要的是，即使是最激进的批判，也总是“与它所要批评的东西有共同之处”（Boltansky and Chiapello 2005:40）。批判文本可能会揭示出经济修辞和实践之间、经济政策或行动的合理化和实际影响之间的重要差距。但是，如果批判也倾向于把它所发现的差距归结为隐藏的动机或自私的利益，那么它只是和解释一样，武断地假定外在的表象和潜藏的动机和力量之间存在着可疑的疏离。在这个意义上，批判体现了一种与经济人的特征大体一致的解释精神。

此外，在市场社会中，这种解释的精神，也即在经济层面对意图的怀疑，似乎在文化上扩散到了更大的范围。已经成为一个范围非常广泛的意义结构。例如，实用主义社会学家布尔当斯基和夏佩罗（Boltansky and Chiapello 2005:450）写道：”对普遍化的模拟的怀疑，对一切商品化的怀疑，包括看似最崇高和无私的情感，确实构成了我们当代状况的一部分。”他们描述了一个网络化的资本主义世界，战略和个人关系之间曾经的基础性区别模糊了。

这种说法表明，目前的发展伴随着 “相关性结构 ”的转变，其中经济被解释为与以前被视为非经济的互动和关系有关。随之而来的对曾经看似无利害关系的东西的（重新）解释，有时会以幻灭的叙述形式出现。“意识到一个人对其倾心的挚友的表面感情，实际上隐藏着自利的动机和战略设计，这就是典型的幻灭事例——在文学中经常被戏剧化，为祛魅铺平道路”（Boltansky and Chiapello 2005:464；黑体依原文标出）。

这类意识在其他地方也戏剧化了。笑里藏刀的故事在各种文化生产场所中普遍存在。在认识论的怀疑、本体论的不安全感和失望的当代文化逻辑下（Aupers 2012），各类表述中的人类现实很大程度上都被呈现为是由隐藏的、自私的动机所塑造的。

这种文化动态并不意味着对他者除经济之外的解释图式已经变得完全没有意义。然而，它确实表明，这些图式很难使人们彻底反思他们眼中的经济现实。当经济的解释图式在文化世界中占优势，期望不求回报的行动被贬为幼稚，也就削弱了这种期望的合理性。那么，这个文化世界破坏了其他解释他者的方式，并大大限制了它们的重要性。

总结

“经济人”对人性的定义是如何经受住真实人类之间日常经济互动的现实考验，是什么使人在日常生活中认知不到其荒谬？我认为，答案是该模式本身在解释上“行得通”。经济人在市场社会中构成一个理所当然的解释图式，引起了现象学的僵局，让人把交流中体现关心之处看成阴谋诡计，将质疑自身的经验为己所用，阻止人对他者产生社会影响。人们不一定都接受经济人模式。但是，一旦他们的互动对象将这一模式作为理所当然的解释图式，那么，与其不一致的行为对其的可能质疑就会被大部分掩盖或逆转。

因此，市场社会的成员往往不能对经济人有所反思。应用经济人图式成功的案例越多，它就越能成为这种制定的理所当然的基础。此外，由于一个人对没有直接交往的其他人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以前在面对面的情况下对其他人的经验，僵局将影响他们对不面对面的互动对象的看法。僵持的经历也会影响人对整体经济的看法。有理由认为，市场社会的基本理念中持续存在的“认知特权（epistemic privilege）”（Somers and Block 2005:265）的效力，一部分是从日常生活中将经济人作为基本信念的僵局中获得的。

现象学的僵局因此蕴含着巨大的历史讽刺。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最难攻破的错误信念，不是在于一些远离我们生活世界的超自然或神秘的力量，而是关乎人们的内在本质。一个人可能会觉得自己比经济人更复杂：更有爱心，更有社会责任感，不那么斤斤计较和工具化。但这种预先存在的、理所当然的解释图式还是会经常困住他们对他性（Otherness）的互动体验。

进一步说，这种对经济人的理所当然的经验的沉淀，不仅关系到互动本身，也关系到更广泛的社会规范和文化话语。在一个市场社会中，经济实用性和隐私的规范限制了可以超越现象学僵局的信息的获取。尽管它们的影响受制于可能有影响的背景变化，甚至可能它们本身很重要，但这些规范创造了一种广泛的社会动力，使人陷入僵局。此外，虽然有许多批判，但它们的解释精神往往在某些关键的意义上与经济人的解释图式一致，更广泛的文化话语似乎也是如此。市场社会的规范和文化话语并不会使人们自私自利，而会使人们的社会性更难把握。这样一来，它们很可能将经济人变成历史上最持久和最有影响力的虚构思想。

编译 | nonsense

初审 | 阿丽耶

二审 | 林陌声

终审 | 华唐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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