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核能研造到苏州河治理，这位西南联大学生的人生竟如此跨界｜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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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西南联大的故事不断被整理、拍成纪录片传播，更多人认识了从西南联大走出来的科学家、人文学者。近现代史上，有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00多位人文大师、170多位两院院士与西南联大的历史紧密相连。与那些知名学生相比，还有更多联大学生的人生故事有着别样的光彩隐于历史身后，最新出版的访谈集《最后的西南联大》，即如此为我们打开了其中的一些故事。

本书作者丁元元从2014年开始，以近乎侦探的方式，通过新闻报道、历史档案、联大校友录等，找到20位在世校友，进行了抢救式采访。这让本书几乎成为最后一份以亲历者集体口述形式，保存联大教育细节的珍贵资料。它同时还补充了很多抗日战争的新鲜史料。今天文章的主角是第一颗原子弹研造参与者、联大化工系毕业生赵仲兴，从戈壁滩中的核工业404厂到上海苏州河污水治理，他漫长丰富的人生故事中，有许多值得我们感悟的闪光之处。

隐姓埋名于 404

关于赵仲兴，我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2014年10月31日，在上海校友会组织的七十七周年校庆活动上，我见到了他的保姆，后来知道她叫“阿娟”。在会场上，她作为代表播放了一段用手机录下的1919年出生的赵仲兴的讲话。那是一个醇厚的北方人的声音，甚至可以说有点磁性：

我叫赵仲兴，我是西南联大1942年毕业的。现在距离毕业已经很久了，我现在也有九十多岁了，在座的大家也和我差不多，我们都是老人了。

西南联大曾经辉煌过一阵子，但是抗战胜利之后，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都各回本校，联大也就解散了。现在想起来，那一段时间我们在抗日战争中坚持学习，坚持为国效力，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现在的日子是好多了，但是问题也不少。改革开放进入了“深水区”，要解决遇到的困难，那就需要大家同心协力，克服困难，使国家走上复兴之路。

我们在座的虽然年纪都很大了，但我们的责任也还是很艰巨的。我们还需要发扬西南联大的艰苦卓绝的精神，为新中国的发展做出不懈的努力。

我就简单谈这些，再见。

在播放这段录音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只是静静地听着。大概是因为回忆联大的文章，大多出自当年的文科生之手，所以让很多人产生了联大非常自由、有趣的“错觉”。当然，那些也都是事实，但并非这座学校的全部特质。活泼、进步的气氛之外，正是赵仲兴这样的理工科学生，不声不响地以几十年的默默贡献，生动地诠释了何为“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大校训。

▲ 纪录片《九零后》（2021）

2015年2月1日，我去了他住的医院。稍待片刻后，刚睡醒的赵仲兴睁开眼睛，听我自报家门，立刻表示欢迎。

......

讲到自己干了一辈子的专业，他说选择读化工也是个偶然，自己就是觉得要学一门和实际联系比较紧密的专业，学医时间太长吃不消，于是决定考工学院，工学院里的其他专业如土木工程、机械工程都要画图，自己也不擅长。“化工倒是可以，而且应用的领域很多。”

第二年，赵仲兴看到报纸上西南联大招收插班生的广告。“本来也不清楚‘西南联大’，后来才知道是清华、北大、南开联合组建的。我毕竟是北方的学生，对这几所学校比较熟悉，也有感情。”

赵仲兴提交了插班申请，“西南联大就把我收了”。1939年10月，他只身前往昆明。赵仲兴说，自己关于联大的记忆，并不十分丰富多彩。

▲ 西南联大时期的昆明城景

“当时我一个人在昆明，生活很困难，好在有些贷金，开始一个月十元，后来涨到十五元、二十元。但日子还是过得很紧，大四那年我就在昆明周边的一所中学兼课教数学。当时的邮政总局在那里有一片宿舍，就建了一个子弟学校，叫‘邮政中学’。所以，当联大学生中爆发‘倒孔运动’的时候，我因为在兼课，不在学校里，也没有参加游行。

“学校本部在西郊，工学院在城东拓东路上的迆西会馆，所以我们也很少去本部。毕竟功课也很紧，每两周就有一次考试，所以大学里主要就是读书，还有就是兼课赚点生活费。”

此外，他在回忆文章中也曾写道：

（联大化工系）系主任原为张克忠，后为苏国桢（主授化工原理）。系内教授有谢明山（化工机械）、潘尚贞（发酵工业）、陈国符（造纸工业）、张明哲（石油工业）。

化工系的二年级是化学专业课程如有机化学（朱汝华）、定性分析（邱中岳）、定量分析（高崇熙）、理论化学（邱中岳）。三年级到工学院（拓东路校舍）读机械、电机工程方面的课程，静动力学（孟广喆）每两周小考一次，这一关是最难过的。

1942年，赵仲兴从联大毕业，去重庆动力油料厂工作。该厂归资源委员会化工组管理，用桐油做原料，生产柴油、汽油、润滑油做军用。“先做实习员，后来又成为公务员。”

1945年抗战胜利，因为工作的企业属于资源委员会下辖，赵仲兴跟随做过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主任的厂长徐名材，参与了“接收”被日本侵占的化工企业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南京的永利铔厂。

据资料记载：

1945年抗战胜利后，徐名材赴日任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成员，向日本交涉索回永利铔厂的硝酸装置等在战争期间被日军从中国拆走的化工设备，做出了贡献。

1946年，徐名材回国，在上海任中央化工厂筹备处主任，为上海化工厂、南京化工厂和重庆化工厂的建设发展奠定了基础。

后来赵仲兴又随徐名材在上海接收了日本的“明华糖厂”，厂址在杨树浦路。

近年经过改造后的明华糖厂© 同济原作设计工作室

“当时这个厂大部分的设备都已经被运走了，只留下了房子和一些零星的设备，厂里搞得很糟糕。后来日本人没钱也没工人，糖厂也不行了，改成了饼干厂，主要做一些小饼干。另外还有一些橡胶生产的设备。”

1945年该厂改为中央化工厂上海工厂，1950年改为上海化工厂。赵仲兴记得：“先成立了染料部、橡胶部，解放以后又成立了绝缘材料部，主要就是这三个生产部门。”

新中国成立后，赵仲兴在上海化工厂担任基建科科长兼生产准备科科长，在企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新产品生产准备上都颇有成绩。

1959年年初，第二机械工业部来该厂抽调人手，去从事原子能研究。开始还在厂里开了个小范围的会议，介绍原子能厂的情况，但并没有邀请赵仲兴与会。但是，从事核研究的人员，必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最初上报的人选，并未通过有关方面的审核。于是，分管人事的副厂长找到了赵仲兴。

赵仲兴写道：

1959年1月，化工厂副厂长匆匆忙忙地跟我说，要调我到西北的原子能厂，征求我的意见。这事很突然，我毫无思想准备，家里正值岳父初丧（他与我们同住），乱得一团糟，而且我不是党员，怎好到这绝密单位去上班呢。但我知道既然领导做出决定，怎能拒而不去呢？我当然说好的，但搞原子能我一窍不通，于是赶紧看了《原子能反应堆工程原理》《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基础》《核物理学》等有关书籍。

起初两年在北京做准备工作，并参加原子能所103工程的建设，那个工程由刘允斌（刘少奇长子）、冯锡璋（科学院研究员）和我三个人为领导小组成员。过了几个月，由于西北工程要加紧上马，而苏联又停派专家，于是将我调到第一分厂任副总工程师。

1965年年初，工程竣工，试车投产，得出合格产品，我的任务完成了。

我问他，你连党员都不是，为什么会被选派从事核研究呢？赵仲兴觉得：

“可能还是因为我西南联大毕业的教育背景。虽然当时联大这个学校已经不在了，但是在北京的北大、清华都与之有渊源，二机部的人应该也知道这其中的关系。另外，我在重庆大学读大一的时候，系主任是傅鹰，也是很有名的学者，当时在北京大学做副校长。可能是这方面的原因，就选择了我。”

就在我拜访赵仲兴之前不到一个月的1月9日，2015年国家最高科技奖颁给了“中国氢弹之父”于敏。这也是他一生仅有的两次公开露面之一，之前一次是1999年出席国家“两弹一星元勋”授奖。

我说看到报道里说，于敏一直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甚至连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在搞氢弹。赵仲兴说：“确实是隐姓埋名的，家里人只知道我去搞原子弹，但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甚至连我们厂的代号也是后来才知道的。厂里也没有电话，家里人只知道，要联系我就写信到兰州的一个信箱，信会转到我手里。”

▲ 短剧《理想照耀中国》中的原子弹研究故事

那时候，赵仲兴告别家人，去了戈壁滩中的核工业404厂，在其中的第一分厂担任副总工程师。为了保密，赵仲兴所在的404厂当初对外叫“西北矿山机械厂”。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具体工作，他至今不会详细地向别人讲起，笼统的说法就是提供核燃料——从铀的开采就开始介入，一直到生产出合格的核反应物质。甚至对于404厂的厂址，他在写文章时也只是说“大西北”。

赵仲兴甚至以为该厂的情况至今丝毫没有解密，直到我告诉他，网上已经可以找到一些关于“核工业404厂”的资料了，甚至还有一篇专门写404厂的文章曾经广为流传。

......

我对赵仲兴说：“您也是‘两弹元勋’吗？”他解释说自己不是：“‘元勋’授予的都是‘搞弹’的人，都是做物理研究的，那个是原子弹、氢弹里面最难的。”但是，不可否认，那些为“元勋”们准备核燃料、清理核废料的科学家，同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您和那些‘搞弹’的科学家有过什么接触吗？”他立即说：“从来没有，我们之间是禁止有任何联系的。”这让我突然明白，为什么这些最初的核工业企业散布在甘肃、青海、内蒙古等地，而不是集中建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原子城”内。

那搞原子能对身体伤害大吗？他说情况也是因人而异、因不同的工作范畴而异：“有些人确实很早去世了，你看我现在不是活了很大岁数嘛。”不过也有人猜测，老人的双眼分别在1975年、2002年近乎失明，可能还是和他曾经的研究工作有关。

“1979年我六十岁，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将我从原子核所调到将要成立的环境化学研究所，不久又将这个单位移交上海市环境保护局，改名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专门研究上海市的环境如何改善。”其实，这背后是有故事的。

1980年汪道涵出任上海市市长。“他一调到上海，就到环保局来调研，鼓励大家抓环境。（主管环保局的）建委得到命令，改善上海环境，要成立‘环保所’，于是‘接管’了中科院的环境化学研究所，所以我也就到这里来了。当时这个研究所没有所长，我担任副所长（主持工作）。”

赵仲兴记得，开始的时候，大家对“环境保护科学”也没什么概念，最初主要是研究固、液、气的“三废”处理，但很快发现问题最突出的是“黄浦江、苏州河的黑臭问题，黑臭使得沿江房屋不能开窗”。

尤其是苏州河，在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甚至可以看到一条明显的“黑线”。

▲ 《苏州河》 陆元敏 摄，上海书画出版社

“但上海市没钱，当时，一个‘五年计划’用在环境上的资金只有七十亿，做不了什么事情。汪道涵之前担任中央外经贸委主任，掌握的信息比较多。他提出来可利用外资。他也知道，联合国的世界银行也在着重考察与环境相关的项目。”

于是，市建委一共向世界银行申报了四个项目：一个是住房改造，一个是交通规划，一个是交通信号系统，再加上一个黄浦环境污染的问题。

......

当时，由环保局局长任项目主管，赵仲兴担任中方研究人员领导小组组长，集中了环保局、市政工程管理局、市政工程设计院、同济大学、城市建筑设计院等单位的专业人员与澳大利亚专家共二十多人。“进行了几年研究，我们拿出了一个初步方案，提交给了世界银行。”

最终，当初上报的四个项目中，住房改造未被批准，交通也没被批准，获赠了一套城市信号灯的电脑控制系统，正式被批准的只有黄浦江污染治理的项目，拿到了一亿美元的低息贷款，还有约一千万美元的赠款。

这个结果似乎已经在提示人们世界范围内的关注重点，就像他所说的：“看来最要紧的还是环境，是保护黄浦江。”

“但搞整个黄浦江，铺得太大了，我们提出先把第一期苏州河搞好，名义就叫‘苏州河河流污水治理工程’。拿出方案、拿到贷款，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我们退出来之后，管道设计是由市政工程局、市政建筑设计院、城市环境设计院为主展开的。”

▲ 今天的苏州河

“现在看来，苏州河的污水治理工程造好之后，效果很显著，河水干净了，有小鱼了，也可以在里面划船了。作为污染大头的苏州河搞好了，黄浦江也就好了。后来又开展二期工程，治理浦东、闵行这些上游地带，现在第二期工程也完成了。这些年，上海的水有明显的改观，不像现在空气污染的问题，这还是得到大家认可的。”

“以前看到一篇外国人写的文章，说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三样东西，都是‘E’打头的—economics（经济）、energy（能源）、environment（环境），环境我搞了，能源我也搞了，后来看到‘能源危机’对经济的巨大冲击，感觉到自己做的事情其实也和经济有点关系。”回看自己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这位1919年10月4日出生的老人说：“反正我这一生，做了几件事情。”

原标题：《从核能研造到苏州河治理，这位西南联大学生的人生竟如此跨界｜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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