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伟丨电视的兴衰：制造一代人

文 _ 王小伟（学者）

中国的电视产业诞生于1958年的“五一”。当晚7点，北京电视台播放了《工业先进生产者和农业合作社主任庆祝“五一”节座谈》、纪录片《到农村去》和一些诗朗诵节目。“文革”期间，中国电视业受到巨大冲击，电视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还是从20 世纪80年代开始的。1980年，全国有902万台电视机，平均百人一台。1982年，在沿海发达地区，例如广东，电视的家庭普及率已达70%。[1]

1958年5月1日，中央电视台前身“北京电视台”第一天节目试验播出现场。图源：央视新闻公众号

在内地，电视刚进入寻常家庭时，还是一个稀罕物，在多数人看来，它和一般的物件大不一样。村里的物件都有迹可循，都是熟人做的：家具是木匠做的，鞋底是母亲纳的。但电视来自遥远的大城市，造型像一个匣子，遍布各种按钮，光看外表不大能猜出来是干什么用的。不像铁锹、锄头、铁犁之流，农具规定了人在土地上的姿态，它自己能说话。

对当时不少老百姓来说，电视自带光环。它不单被看成用具，还代表着一种身份，象征美好和现代的生活。话匣子（即收音机）和电视机都被摆在八仙桌上，和“福、禄、寿、喜”四大神仙放在一起，电视成了“科技神”。对现代化的渴望反映在电视的设计上， “科技神”要有自己的造像。神像的手、眼越多越厉害，电视的机关越多越有科技感。据说，日本厂家故意在电视上多装按钮，虽然用起来更麻烦，但是销量居然更好了。当时的电视可并不是简单的信号接收终端，和闭路电视、网络电视大为不同，它自带一种原始的交互式素质：看电视时，为了降低雪花点，要去拨天线——电视机顶上一根，屋顶还矗立着一根。而且，这不是一次挪动就能彻底解决的，不同的台对电视天线的位置有不同的要求。那时的人有一种特别稀罕的技能，能够记住不同台的最佳天线位置。但这种技能逐渐消失了，现在的人连女朋友的手机号都记不住。

1958年3月，中国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北京”牌电视机研制成功。图源：央视新闻公众号

把电视搬回家里，是对中国人民的一次巨大的赋权。以往，村里的大喇叭高挂在柳树梢，讲话的不是村长就是书记；电影院里的银幕被灯光普照，上面不是战斗英雄就是各国领袖。这是中国人头一回能把声音和图像搬到自己家里，由自己来开关，这种感觉或许和皇帝批阅奏折差不多。电视对生活的影响是深远的。美国社会学家帕特南（Robert D. Putnam）专门研究过电视对美国政治的影响。[2] 他认为，看电视的时间和政治参与度是成反比的：一来是因为人们看了太多肥皂剧，没时间去思考严肃的政治议题，这和看报纸的人的情况正好相反；二来，人们看到电视上播放的政治辩论，就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参与了政治，产生了一种虚假的政治参与感。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Robert D. Putna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在中国，电视的政治性一度是积极的。想起我小时候看电视的情景，时间总会给回忆镀上一层夕阳色：时间似乎都在黄昏，并渗透着饭香，电视屏幕上都是熟悉的陌生人，虽然各不相同，但似乎总有一种整体性的东西把大家都浇筑在一起。没有电视，很难想象还有什么途径能让十几亿人迅速学习普通话，并从自己狭隘的文化圈中脱离出来，融入一个文明。历史上的帝王通过刀与剑来铸造民族，电视则用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把来自完全不同文化情境的人逐渐地讲成了一个民族。

就具体政治活动而言，中国人一度过于醉心于此，电视恰好是一种解药。电视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让人看到了自己的世界。虽然电视起初是黑白的，但每个人都从中看到了色彩。在电视中出现了个性，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我记得父母在看电视剧《渴望》时，时常会议论纷纷，而在看《英雄儿女》这样的影片时，却很少对话。革命影片是一种特别系统化的形而上学，它告知每个人有一个真实的乌托邦存在，而把当下的生活裁定为虚幻。因此，日常生活没能成为这类电影的主题，是不值一提的。20世纪80年代，文化气氛逐渐宽松，随着王朔的作品通过电视剧开始走进每个人的生活，大家这时才突然注意到自己稀松平常的生活是值得观赏的。[3] 电视为全体中国人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这项技术来阅读自己，观察自己，进而整理自己当下的生活。

据我观察，八九十年代时，每个人的生活大都可以一眼看到头，不大需要回头观省。是后来重播的日本特摄剧《恐龙特急克塞号》提示我，在大人统治的世界之外，居然还有闪烁着奇异光芒的外星空间。电视把我幼小的心灵一下子抛入宇宙尺度中，令我一度觉得现实才是假的。

《恐龙特急克塞号》中国大陆版海报。

电视是如此重要，它最终导致了家庭信息管理的加强——大人从此变得鬼鬼祟祟，画面和声音成了一种特权。有些时间段的节目和有些片子，只有大人可以看，小孩子不让看。八九十年代时片源少，常出现一部剧红遍大江南北的情况，《渴望》《上海滩》《霍元甲》天天重播都有人看。现在想起来，电视可能制造了当时全中国儿童的青春期：一来，在没有电视的年代，很少有人知道什么叫青春期；二是，武侠片让儿童变得特别不好管。儿童作为敏感的弱势群体，能够接受的信息非常少，因为信息的获取通常是有门槛的，当信息作为文字存储，不识字的儿童自然就被排斥出去了。

而电视的引入降低了获取信息的门槛，儿童可以通过电视了解外面的世界。我起先看了不少美国和日本的动画片。稍长一点，就开始看武侠片，这时候就和家父产生了冲突。我的童年是在抢电视的斗争中度过的，激烈起来，是要断绝父子关系的。彼时老王正当壮年，我则正处在逐渐追求主导权的年纪。记得家父最爱看译制片，几乎到了非译制不过目的地步。彼时，他虔诚地追过一部叫《神探亨特》的美国电视剧。据说，该片最早引入国内时，在美国本土还没放完，堪称中国电视史上的光辉一笔。

美国译制片的一大问题是时常出现接吻镜头。在当时国内的银幕上，恐怕只有《瞬间》这部“禁片”有过一次接吻镜头，不过只是隔着伞看了个剪影。尺度最大的可能还是《庐山恋》，但整体上都是非常扭捏的。接吻前要做很多铺垫，接吻者必须是情侣或夫妻关系。西方译制片中的主人公常常不分场合地就地接吻，吻得特别草率。随机接吻很难预知，这增加了信息审查的难度。家父最终要求我见此情景就以手蒙眼。我起先并不知道什么叫接吻，但“蒙眼令”发布后就对此熟悉多了。这一幕堪称中国版的《天堂电影院》。

之后，西方的电视影像逐渐流行，比如“007”等电影中经常出现身材曼妙的女郎，中国本土的节目也越来越解放，在《封神榜》播出后，家父完全禁止了我对这类电视剧的收看活动。此外，更让父母担忧的是电视里的暴力。高层领导分享了这一忧虑，导致《加里森敢死队》停映。[4] “80后”看得最多的是《白眉大侠》《雪山飞狐》《射雕英雄传》。彼时父母严令禁止我阅读武侠小说，但对武侠电视的态度则较为宽松。因此，对当时七八岁的我来说，真正的儿童节目不是动画片，而是武侠片。

受武侠片的影响，“80后”这代人整体上比较皮，但这是一种带有浓郁理想主义的淘气。“80后”有乌托邦情怀，总觉得自己在行走江湖。武侠片热映的时候，的确带“坏”了年轻人，大大增加了学校的管理难度。不过这不能全怪武侠片，看反特片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看武侠片入迷后，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以为自己是惨遭遗弃的婴儿，被养父带大，会命中注定地掉进一个住着怪老头的山洞，得传武林秘籍。我将一统江湖，认识一个性格蛮横的小姑娘，并最终被奸人所害……以上逻辑深深烙在不少“80后”的人格中。这种主人翁精神和责任感可能并不来自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而是大概率来自武侠叙事。

从现象学立场看，武侠片是身体性的。和动画片相比，武侠片是亲身体、可操作的。动画片的场景在现实生活中多半是没有的，它经常过于夸张，不是发生在外星球，就是发生在妖怪洞里。武侠片的对象通常是山水和人物，都是那个年代俯仰皆是的元素。七八岁的孩子在野外疯玩，削竹为剑，抛石成镖，床单往身上一裹成斗篷，从一个谷堆跳上另一个谷堆，一个花坛跳上另一个花坛——“江湖”是他们每天都要构思并完成的一项生存活动。

日本动画片《奥特曼》海报

现在不兴武侠片了，武侠精神躲进了奥特曼的世界。不过，最近接到通知，一家秉持蒙特梭利教育法的幼儿园禁止孩子看《奥特曼》，这让这所百年名校看起来十分可疑。《奥特曼》有很多版本，有些版本的某些桥段的确需要慎重对待，甚至删除，但禁止奥特曼这个大IP的这一行为过于粗暴。蒙特梭利教育法的初衷本来是要给穷苦人办学校，让不太机灵的孩子也能获得成长的机会，现在蒙特梭利学校大都开设在一线城市的核心区域，学生的父母不少都是“高知”。孩子看不了《奥特曼》，没机会想象江湖和锻炼拳脚，倒是有可能变得过度敏感，甚至神经兮兮。

时过境迁，今天电视作为一个观看系统，相比八九十年代时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技术哲学家埃吕尔（Jacques Ellul）在The Technological System（《技术系统》）一书中对电视做了富有洞见的批评。[5] 他认为，现代社会使人丧失了一种象征能力，人不再具备想象另外一种生活和意义的能力。整个世界都被技术象征所垄断，技术象征它自己。技术通过大众传媒这一手段来实现自我象征，一切都是为了用最小的投入产出最多的商品。传媒学家史麦茨（Dallas Walker Smythe）指出，电视并不是播节目的平台，其本质是为了播广告。电视台通过播放综艺、电视剧、电影等来吸引观众的眼球，接着把观众的注意力打包成一种商品卖给企业，赚取巨额的广告费，观众成了“受众商品”。[6] 中国商人很早就意识到电视广告的重要性。山东秦池酒业前任厂长王卓胜曾说，他每天给中央电视台开进一辆桑塔纳，就能赚回一辆豪华奥迪。[7]

The Technological System

Jacques Ellul

Oregon: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18

电视最大的危险在于它会诱导人们按照一种态度生活。现在的短视频其实也是电视，其背后仍然有一个团队去设计制作，看似是对生活的记录，其实都是创作。但我们总以为短视频和电视不一样，以为短视频反映了很多人的真实生活处境，电视则是虚构的。其实，在电视刚刚进入中国家庭时，不少人也觉得电视里放的都是真的。看电视和看短视频都会导致嫉妒，导致我们开始羡慕别人的生活，但看短视频和看译制片产生的羡慕完全不是一回事，后者通过屏幕呈现了一种新生活、新人类，让人接触到了新意义，短视频则只让你看到新产品。

电视作为一种中介不断地加强技术的逻辑，兜售大量商品，这被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凝练地总结为：个人作为消费者是自由的，但只能作为消费者则是不自由的。[8] 作为消费者，你丧失了理解在技术之外的想象“生活在别处”的能力。在消费社会中，对物的态度无非就是要把它变成一个快消品。在此过程中，人们的一切欲望都被经济化，喜新厌旧成了一种美德。从这个意义上讲，逻辑上电视先于人本身，它负责制造作为消费者的人，人则时刻为未来的电视准备他/她自己。

回看电视播放史，早期电视台一天就播几个小时，一周只播几天，还算节制。并且早先根本没那么多节目，主要是放放新闻片。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电视机很少，一般只有单位有。十几寸的电视，八九十个人围着看，甚至还要买票，基本上就是听个响，把电视生生看成了收音机。[9] 到了80年代，电视逐渐普及到家庭，不过电视播放仍然是有作息的。晚上12点后，圆形电视信号检测图出现，一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有线电视出现后，电视的作息消失了，电视台开始全天24小时不停地播放节目。这样一来，人的所有注意力都被彻底打包了。每个人看电视的时间都相应延长，午夜电影中场也能插播广告。今天的网络电视更加贪婪，它的终端大量增殖，手机也成了电视。每家有不止一台电视，每个房间都有一台，人人手里还有一台。电视强迫性地个例化自己，竭力榨取所有人的全部注意力。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展现的20世纪80年代看电视的场景

未来的电视想必会被元宇宙化，极具沉浸性。现在市面上已有不少头显设备做得不错了。这种情况下，广告会变得越来越真实。原先因为阶层的隔阂不会进入你的消费视野的东西，会通过技术突然呈现在你眼前。你可以在虚拟现实中试穿试戴昂贵的奢侈品，也可以在传世豪宅里到处溜达。电视会告诉你，什么是好的生活以及好的生活里装着什么东西。未来人所要适应的不再是自然环境，而是电视环境。每个人的一生都在不断寻找新的商品，生活由金融名词和仓储清单构成。人将逐渐丧失想象另外生活的可能，蜕变成单向度的人。[10] 至此，电视失去了它讲述新意义的能力，变得非常平庸。

[1] 常江. 中国电视史: 1958—2008[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2] PUTNAM R D.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M].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0.

[3] 陈晓明. 王朔现象与当代民间社会[J]. 文艺争鸣, 1993(1): 3.

[4] 朱文运.《加里森敢死队》应该停映[J]. 电影评介, 1981(04): 26.

[5] ELLUL J. The Technological System[M]. Oregon: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18.

[6] SMYTHE D W. On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Its Work[M]//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ks. Malden, MA: Blackwell, 2009: 230, 256.

[7] 王青. 鲁酒闹京华─中央电视台1997年黄金段位广告招标纪实[J]. 中国企业家, 1997(1): 6.

[8] HABIB M M. Culture and Consumerism in Jean Baudrillard: A Postmodern Perspective[J]. Asian Social Science, 2018, 14(9): 43.

[9] 唐文迪. 儿时买票看电视[J]. 乡镇论坛, 2013(12): 1.

[10] 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7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