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暴力殴打事件中的旁观者困境：“见死不救”背后的动机与生机

以下文章来源于上海精神卫生飘扬的绿丝带 ，作者李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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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烧烤店暴力围殴女孩事件正在持续发酵，在呼吁严惩施暴者的同时，很多人也在谴责事件中旁观者们的不作为。

（网友观点，图片源自网络）

这让我想到曾发生在纽约的一起相似的案件：

1964年3月13日凌晨，一位女性酒吧经理Kitty Genovese在即将到家时遭遇到持刀暴徒侵犯，她惊恐的尖叫并恳求帮助——“天啊！他刺伤了我，来人哪！请帮帮我，请来帮帮我……”凄厉绝望的叫声回荡在寂静的黑夜里，格外刺耳。但就在案发现场，她周围的38户邻居却没有一人立即伸出援手。很多人的确走到窗边观望，并目睹了她外在歹徒的刀下挣扎。但直到歹徒离开，才有人打电话报警，最后这位不幸的女性因为没有及时得到救助很快就死去了。

听了这个故事你也许先会稍感欣慰：见死不救的问题并不是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个例。但同时内心也会涌出更深的恐惧和无助吧——为什么在他人遭遇危险时人们会普遍性地显现出麻木、冷漠、毫无同情心？这是人类的共性吗？那么当罪恶发生，我们的安全该如何保证？

什么让人们见死不救?

社会心理学家对这种群体性的冷漠现象进行了研究，发现人们在危机时刻是否会提供帮助行为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决策过程

当我们遭遇危险时，一定希望身旁的陌生人都变成梁山好汉。但一个人在路见不平时是否会“拔刀相助”，往往要经过一个决策的过程。社会心理学家拉塔奈和达利在大量的情景实验后发现了人们是怎样决定是否去帮助他人的，如下图：

拉塔奈和达利决策树

我们可以看到，决策树上只有一条路能导致帮助行为，而在这条路上需要进行三次决策，当三次都判断为“是”才会出现帮助行为。而在每一个分岔处的任意一次否定都会让最终的决定走向“不帮助”，这就很可能导致“见死不救”的结果。所以，在遇到危险时我们应尽力帮助旁观者在每次决策时做出肯定的选择。首先要呼救或采取行动以引起他人的注意；接着尽量把自己面临的危险程度提高（如果你不报警我就有生命危险、我伤得很重需要马上去医院等），让他人觉得情况越紧急就越容易获得帮助；第三步是最难的一部分，就是让旁观者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地要帮你度过难关，如何做到呢？下文中我们会具体说明。

旁观者数量

1969年，心理学家们设计了一个叫做“遭难女士”的试验：一位女性研究者安排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些学生在一个房间里填写问卷，然后她假装从挂有门帘的房门进入隔壁的办公室。几分钟后，填写问卷的学生会听到用录音机播放的声音：这位女士爬上椅子取东西，不小心从椅子上跌下来等声响。然后女研究者会发出惊叫和哭泣：“哦！我的天啊，我的腿不能动了！”“我的脚踝……我没法把压在我身上的东西搬开。”在呻吟2分钟之后，她才能勉强从办公室走出来。

测试表明：单独填写问卷的学生中，70%的人都会立即起身去帮助那位女士；而当2个以上的陌生人一起做问卷时，只有40%的小组中有人会去帮助那位女士。

虽然听起来匪夷所思，但“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的确存在：当我们在人群中遭遇危险时更不容易得到帮助。如果你还记得2016年4月3日发生的“和颐酒店劫持事件”，就会看到旁观者效应的又一个典型重现：（图片及内容源自网络）

这位在酒店公共走廊区被劫的女孩高声呼救、奋力求助，但无论是旁边的住客、还是路过的人都没有及时伸出援手，可恰恰是最后出现的那位女士却在独自旁观时主动帮助了她。所以如果你运气不够好，遭遇危险却无人施救时就要靠自己来寻找那个“救命英雄”了。你可以直视旁观人群中某位你认为有能力帮忙的人，明确地要求他/她采取具体行动来帮助自己，比如：“这位穿衬衣的先生（这位戴眼镜的女士），请你现在马上帮我打电话报警（通知我的家人），我有生命危险！”正如和颐酒店劫持事件中的受害女孩事后在微博上所写的一样：“我抱住了‘女侠’的胳膊，求她带我回她的房间”，在这之后她终于得救了！

相似性

相似性容易唤起人们之间的彼此认同。在一项心理学实验中，研究人员先后穿上保守的服装和奇装异服，然后随机向穿着“整齐的”或“嬉皮士风格”的行人求助，问他们要一个硬币打电话。结果发现：三分之二的行人帮助了与衣着风格相似的求助者。这个现象给了我们启示，求助时尽量显示你和救助者的相似性。比如可以寻找身边衣着、年龄等相仿的旁观者求助：请帮助我！我有家人和孩子，你也一定有吧，他们会感谢你的！

了解了以上这些原因，我们可以重新认识到：多数时候人们并不是真的想见死不救——群体性冷漠不是源自人性的恶，而是受到事发情景、环境和个人体验等因素的影响。同样，这些发现也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在遭遇危险时如何主动求助更有机会获得他人的帮助。上文中的一些针对性求救建议也许就可以帮助我们唤起他人的救助动机，将自己从见死不救的危机中解救出来。

为什么我要伸出援手?

唐山事件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冲击，很多女性甚至男性都会将自己放在受害人的位置上思考——如果危险发生在我或者我的家人身上时，来不及呼救或同样没有人伸出援手那么后果会怎样？多么可怕！然而，也许我们更应该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想一想：如果我是旁边的食客，或是烧烤店外的路人，见此暴行我是否会伸出援手？

让我们暂时放下道德评判和社会责任方面的要求，用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应该在他人遭遇危险的时候提供帮助？

榜样的效应：第一个帮助，就可以传递勇气

我曾看到过一个视频：一个孩子被压在一辆面包车下，一位路过的男性第一时间跑过去救助，并且呼唤他的伙伴和路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十几位旁观者都加入了救助孩子的队伍，大家只用了几秒钟就将面包车抬起并救出了孩子。

所以，第一个提供帮助的人会建立起榜样效应，让更多的人主动伸出援手，将帮助上升为群体性的行为。这个现象被很多心理学的实验所证实：

1. 一项对洛杉矶驾车者的研究发现：如让驾驶人在四分之一英里前目睹一个提供帮助的行为榜样，他们将更可能帮助后面路上遇到的抛锚汽车换轮胎；

2. 英国的一项实验发现：成人如果看到已经有人献血的话，就会更加乐意答应义务献血的请求；

3. 美国心理学家的实验发现：某年在新泽西的圣诞购物的人群中，如果有其他人将钱投入慈善募捐箱，更多的人都会随之这样去做。

因此，目睹一个好的榜样可以召唤出更多好的行为，因为好的榜样会引发出人们内心潜在的“利他主义”，让人性中善的一面得以发挥。

传播的力量：让群体性冷漠变成群体性乐助

这次唐山烧烤店事件开始让人们去思考和传播“救人于危难”的重要性，这是值得珍视得现象。因为这样的传播可以让更多的人受到启发，转变群体性的冷漠现象。

心理学家阿瑟*比曼等发现：利他主义是可以通过学习的方式被习得的。研究者对一组大学生进行演讲，告诉他们为什么旁观者在场会降低我们帮助别人的愿望，以及群体性的冷漠如何抑制一个人在遭遇突发事件时的责任感等心理学知识，而另一组大学生却完全没有被告知这些信息。两周之后他们设计了一个场景，让这两组学生分别在路上遇见一个人摔倒或趴在自行车底下。结果发现听过演讲的学生中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会停下来实施帮助，而没有听过演讲的人却只有20%左右会提供帮助。

因此，当我们能够透过“见死不救”的现象探寻其原因，并把它们传播出去，群体性的冷漠也许就会变成群体性的乐助！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目睹罪恶发生的见证者，每个人也都可能成为罪恶中的受害者。

伸出援手不仅是帮助他人，同样也是帮助我们自己、帮助我们的孩子、家人和朋友获得一个更安全的生存环境。

原标题：《唐山暴力殴打事件中的旁观者困境：“见死不救”背后的动机与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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