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写作”：一种文学与生存的建设性选择｜生态文学与自然文学专栏

原创 兴安 文学报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生态文学和自然文学的创作愈加活跃和兴盛，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产生了大量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有作家说，将生态意识和自然伦理精神深深地嵌入民族文化，把生态文明的种子播入每个人的内心，这是生态文学和自然文学的使命与责任。

但相较于创作的活跃，理论研究相对滞后。本报开辟“‘生态文学’与‘自然文学’”专栏，作家、评论家兴安任特约主持，约请来自全国的作家、评论家就“生态文学”和“自然文学”的创作现状、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以及“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如何应对和表述当下社会等诸多话题，展开讨论和对话。

“‘生态文学’与‘自然文学’”专栏

主持人语

“自然”是文学的母题之一，“自然文学”则是贯穿世界文学历史的重要的创作样式。从东西方的远古神话、民族民间传说，到古代中外经典作家的写作；从近代“自然文学”概念的确立，到当代“生态文学”潮流的兴起，无不显示了“自然”与“生态”对人类文明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性。“生态文学”丰富和拓展了“自然文学”的内涵和现实意义，使文学与自然关怀、生态保护、社会可持续发展紧密相连。近几年，国内的“生态文学”与“自然文学”风生水起，形成了良好的创作态势，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但客观地说，“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的评论和研究还相对滞后，还没能引起主流理论界的足够重视。

我受命主持“‘生态文学’与‘自然文学’”这个栏目，就“生态文学”和“自然文学”的创作现状、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存在的问题，还有“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如何应对和表述当下社会等诸多话题，展开讨论和对话。我们将邀请和期待国内评论家、作家和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参与这场讨论。

—— 兴安

“自然写作”：一种文学与生存的建设性选择

文 / 兴安（作家、评论家）

“自然写作”并不是一种过度边界化而画地为牢的写作，它应该更具开放性，在不断地扩大写作范围和主题中获得新的可能。

不知不觉间，“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已经成为文学界的“显学”，近几年尤为如此，这是非常好的文学现象。当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报告文学打头阵的揭示环境危机的文学创作已经彰显了作家对自然和生态的关注。这一点毋庸置疑。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学思想解放的年代，也是当代文学新时期肇始和最活跃的年代，“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也正是在这个具有启蒙意义的年代，获得契机和释放。但是总体来考察，这个时期的创作多数还止于对环境问题的警示和批判，没有完全形成对自然及生态的认识和自觉，那时候，我们一般称之为“环境文学”，而这种提法现在理论界已经很少使用，因为正如英国生态批评家乔纳森·贝特所说：“环境很可能是一个错误的用语，因为预设了人在中心且被万物环绕的意象。”所以，“环境文学”实际上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物，其中包含着很强的功利主义色彩和以人类利益为价值判断的终极取向。而近几年开始繁荣的“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则更多的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基础的新的创作观念。如果用现下时髦的名词前缀加以区别，我们是否可以将那个时期的“环境文学”称之为“前自然文学”或“前生态文学”呢？这个有待讨论。

当然，我们现在所谈的“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也有争论，主要是两者的概念、命名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评论家李敬泽在最近的一次自然文学论坛上讲话，说他比较倾向“生态文学”这个名号。他是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局观来考量，自然有理。而作家陈应松在最近一篇文章里认为“自然文学”只是“生态文学”中很小的一部分，则是对“自然文学”理论的“不求甚解”。我们知道，“自然文学”发轫于欧美十八世纪，是启蒙运动和新兴工业革命的产物，而“生态文学”则滥觞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工业革命所裹挟而来的生态与环境危机。它既是“自然文学”的延续，也是“自然文学”的分支和深化。而且“生态文学”，尤其是中国当下的“生态文学”依然有将人作为主体和中心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我所理解的“自然文学”应该是一个包括“生态文学”的大概念，所以我选择了“自然文学”或者“自然写作”的名称。

当然，我们所提倡的“自然文学”，与十八世纪的“自然文学”也有不同，它应该是建立在美国生态思想家比尔·麦克基本所说的“后自然世界”的基础之上。它已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超验主义的“自然文学”概念，而是以“自然为中心”的“深层生态主义”的写作观。

“自然文学”在近两年发展突飞猛进，国内许多报刊都以此为题推出作品和评论，其中有《人民文学》《诗刊》《十月》《天涯》《光明日报》等等，而《草原》则更是在2021年的伊始，聚集国内十几位作家、评论家重新倡导“自然写作”，并设置栏目以多版面重点推出自然文学作品，引起了文学界的普遍关注，掀起了自然文学写作的新热潮。但是，即便如此，不少国内重要的评论家们对“自然文学”仍存不屑，认为文学就是文学，没必要分“自然”或“生态”，写出好作品最重要。这是当然，但什么是好作品呢？如果我们回溯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从先秦老庄的“道法自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到晋代陶渊明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从以李白为代表的唐诗，到北宋的山水画，无不表达了人对自然的观照。正是在人与自然的互动与交流过程中，作家、艺术家们将理想与心灵投射并寄托于山水自然之间，用文字和笔墨“创造出了中国的乌托邦”，由此，中国古典文学和艺术的高峰才得以确立。但是，自19世纪下半叶以后，世界文学总体上开始“向内转”，即文学创作和批评转向主体和心理，转向本体和形式，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无意识”的发现更是将文学拉入了人类隐秘复杂深邃的心理世界，这便造就了影响至今的“现代主义文学”。对此，美国文学与环境学者斯科特·斯洛维克指出：“现代主义文学有种倾向就是轻视或者说忽视人类与人类以外世界的联系。”这种以“本我”为驱动的“内视”化的写作，也唤醒了人类内心的“欲望”，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疏离和对立，大自然变成了人类攫取、挥霍甚至毁灭的对象，最终威胁到了我们自身的生存。英国学者彼得·沃森的《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在谈到现代主义文化兴起时说：“它既是对现代和世界的庆贺，也是诅咒。”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二元性。1980年代之后，中国当代文学也卷入了“向内转”这股洪流。评论家陈晓明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中对此有过总结：“‘向内转’可以说更加关注人的情感、心理，更注重文学的表现形式和语言风格，更注重作家个人的经验和记忆。总之，从原来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极端强调反映外部现实的那种叙事方法，转向了探索人的内在情感和文学本身的艺术性。”我们当然不能由此怀疑，甚至否定“现代主义文学”给世界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的影响和变革，但是“向内转”确实让我们忽视了自然与人类之间的真实关系，以及作为灵长类物种的我们对自然的关怀、责任和义务。

哲学家阿甘本在《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再也没有可以转化为经验的东西了。”美国散文作家、生物学者罗伯特·迈克尔·派尔同样也表达了“经验的灭绝”的担忧，他说：在现代都市环境中我们与自然接触的机会在急剧减少，由此将招致人们精神上和道德上的贫乏。他以童年记忆中与土地熟悉的特别“场所”和“空地”的破坏，阐述了人的自然经验的消失，比如水边、岩石、丛林，还有草滩等，但“场所”已经盖成高楼，“空地”已经铺成道路。这些自然景观和情感地理的消失，减少甚至阻断了人们与自然的接触，而接触的丧失对人类心智的影响是非常可怕的，它使我们变成了“无地方”的人，即环境中缺少了有意义的地方，回忆成了现实中的抽象几何，从而“剥蚀了地方中属于人的意义”。又如罗伯特·迈克尔·派尔所说：“多样性从视野中消失而始终处在单一的状态下，结果会产生不满、孤独和无力感，为环境考虑的活动就会消失。经验灭绝如果在各地继续下去，只会导致环境更加恶化，孤立更加深。……最终导致道德的枯竭。”

自然肯定与我们的精神世界是密切相关的，它甚至塑造了人的精神世界。“自然文学”抑或“自然写作”的出现和繁荣正是试图重新让我们审视和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还有人类在自然世界中的位置。当然“自然写作”应该避免两种偏差，其一是只关注和描写自然界表面的“美”，走马观花，而忽略对自然的本质和历史的探究与观察；其二是“自然写作”并非要求作家都投身到荒野之中，而是寻求一种身心的自我净化，找回已经被我们遮蔽或丢失的自然之眼和自然之心。比如，自然并不都是处于“美”的状态，它也会给人带来灾难和恐惧；又比如，我们探讨自然所遭受的毁坏和困境，必须将其放置于现代性文化的逻辑当中，包括消费主义的影响，自然与人之间的二元对立等等，在生态哲学和生态文化“整体性”这个视野和高度来进行考察。关于“自然之眼和自然之心”，我想引用美国作家、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曾在《生命之屋：工作中的蕾切尔·卡森》一书中的话，她说：“我们大多数人还没到成年就失去了清澈明亮的眼神，追求美和敬畏自然的真正的天性衰退甚至丧失了。”因此，“自然写作”其实就是通过作家的眼睛、文字和情感，唤醒我们的各种感官，观察、触摸和倾听大自然的声音和形象，正如日本学者山里胜己在《自然和文学的对话》的序言中所说：“人类拥有抒发自我的声音与文字。但是谁来传达自然环境的声音呢？谁来又如何描述与大自然神秘力量和美产生共鸣的人类的精神？谁来传达树木倒地、田地污染时的叫喊以及地球的呐喊？从文学上来讲，这是诗人、小说家、自然作家的职责。”

蕾切尔·卡森

我们大多数人还没到成年就失去了清澈明亮的眼神，追求美和敬畏自然的真正的天性衰退甚至丧失了。

诚然，自然并不只存在于“荒野”，它还保留在古老的乡村之中，正如地理学家段义孚所说：“在农耕神话中，乡村是去平衡城市与荒野两个极端的理想中间景观。”它介于城市和自然之间，可以说是自然的一种延伸。所以，相对于陌生的荒野，乡村是我们爱怨交织的故土和家园，而“这种所谓‘中间景观’或许正是‘自然写作’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还有一点我要强调，城市与荒野虽然被传统自然文学作家视为二元对立的两极，但城市也并非完全钢筋水泥，了无诗意。当我们走在北京或者上海的某个街道，会忽然闻到鲜花和青草的味道，听到小鸟的叫声，偶尔还有蜻蜓和蝴蝶飞过。这些意料之外的气息、声音和视觉感受，如同“普鲁斯特效应”一样，让我们的心灵、情感和记忆产生置身自然和荒野的冲动。评论家罗伯特·泰勒·安赛因在用生态学的理论解读美国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的《蜘蛛网和岩石》之后，揭示了在城市这个所谓“无机的环境”中感觉和体验自然的可能性，他指出：“都市的四季变化给街道的风景注入了很大的活力，同时给季节的印象也带来了刺激。茶褐色大地很快被绿色覆盖，但是在灰色的道路、灰色的脸以及灰色的心里绿色复苏时会感觉到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在作家皮皮的“自然写作”最新作品《大树来途》中，我也印证了在城市中依然可以感受和书写自然的可能性。作品的发生地在一座城市的街心花园，一位老人与一棵老树相依为命，将其视作自己的亲人和生命寄托。为了保卫它以及躲藏在周围的各种小动物，她不惜与小区内所有的人为敌。在她的想象中，那棵树就是大自然。由此可知，自然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个被遗忘的角落。

我曾多次强调，“自然写作”并不是一种过度边界化而画地为牢的写作，它应该更具开放性，在不断地扩大写作范围和主题中获得新的可能。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它的写作方法和文学样式中得以引申和证明。我在“自然写作”倡导之初就说过：“自然写作”是一个“跨文体”的写作，它不应拘泥于一种文体，也不纠结于体裁是散文或者小说，它应该包含文学的所有样式。最近看到两篇谈生态散文边界的文章，我个人认为在我们的生态文学理论还不算成熟且生态或者自然文学创作正值风起云涌，方兴未艾之时，便开始制定“标准”，擘画“边界”，并“指认”哪些是生态散文作家，哪些不是，着实有些迂腐。文章轻率地将韩少功、张炜和刘亮程划拨到“生态或自然散文”的疑似作家之列，并声称有待“辨析”、“论证”和“商榷”等等，让人忍俊不禁。作者还将当代生态思潮，质疑人类中心主义、倡导敬畏生命的伦理总则、生命共享主义的价值观等与古典文明中的自然观相对冲，却不知当代西方的生态主义研究和生态文学批评与中国儒释道“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以及禅宗文化不少都有高度的契合和渊源关系。例如上面我提到的维托利奥·赫斯勒的“生态危机哲学”,还有加里·斯奈德的“深层生态”理论等等。由此，我希望我们当下的“生态文学创作”和“生态文学批评”，“自然文学”抑或“自然写作”的创作和研究，多一些实实在在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少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和刻板，终究文学不是我们所预想的“规定动作”。

当然，“生态文学”也罢，“自然写作”也罢，它们总归是文学意义上的审美行为，它对人和人类建构生态文明的影响总比不过国家层面的政策和号令，只能起到潜移默化的启示作用，或者为我们的未来和生存提供一种建设性的选择。正如乔纳森·贝特所说：“或许深层生态学的梦想在地球上将永远无法实现，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生存可以依赖我们对它进行梦想的想象力。”这恐怕就是“自然写作”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原标题：《“自然写作”：一种文学与生存的建设性选择｜生态文学与自然文学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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