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牛”督陶官——唐英

清初瓷器取得令世界和后人瞩目的成就，固然与当时国家稳定，经济复苏的大背景有关，与皇帝自身重视和艺术品位密不可分，但是这些成就的背后，有一个人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他就是雍正和乾隆时期的督陶官——唐英。

   康熙三十六年,16岁的唐英进入内务府养心殿工作,一直在康熙身边伺候，曾跟随康熙三下江南负责侍奉皇帝、安全保驾。他曾在诗文中提到自己“忆昔翠华南幸,曾经三度启从”。唐英41岁时当上了内务府员外郎，主要日常事务是巡视、督察待办处各匠人的工作情况，同时也兼为皇帝画瓷器的样稿。在内廷供奉期间与清初“四王”之一的画家王原祁习画交友，这是当时一般人鲜有的眼界和经历；其46岁时，由于年希尧在景德镇督陶时发生了重大失误，他才被雍正派去协助年希尧处理窑务，从此唐英与陶瓷事业结下了伴随终生的不解之缘。

唐英到了景德镇以后，便负责起御窑厂的的整个生产和监督工作，正如唐英在奏折中所说,“奉差江西督造瓷器，一切烧造事宜，惧系奴才经营”。所以，自唐英到景德镇御窑厂做协理官以后，年希尧虽然名义上还是总理陶务的督陶官，但他对御窑厂的管理，便止于每年春秋两季对御厂的巡视，拨款以及烧成后解送至京等事务。

    乾隆继位的第二年，唐英才正式被任命为督陶官，而官窑瓷器正式进入了“唐窑”时代。从雍正六年至乾隆二十一年，唐英实际主持御窑厂的瓷器制造时间长达27年之久，可以说他后半生的精力全部奉献给了制瓷事业。由于其勤奋好学、多才多艺，在诗、书、画、印及戏曲等方面都颇有造诣，这与他在瓷器上取得极高的成就有着水到渠成的微妙关系。

    雍正时期的瓷器精莹纯全，胎质白润细腻，大器胎体规整匀称，不显笨拙凝重，小器胎体轻薄玲珑。在装饰上，遵循“内廷恭造式样”的要求追求精细雅秀，以仿各朝各代釉的种类成就最高。由于雍正皇帝特别喜欢古名窑的精品，但是宫中宋瓷锐减，所以唐英也惟皇帝的愿望马首是瞻，使得此时出现了仿古瓷的高潮。

    除了仿古瓷、五彩、青花等传统釉彩品，唐英督陶期间还发展了瓷胎画珐琅、水墨彩、粉彩等新品种。珐琅是一种西洋传来的新型彩绘技术，清代的前几任皇帝都偏爱珐琅彩瓷器，但珐琅彩工艺比较复杂，烧制难度较大。直到唐英协理督陶时，才送上4印件“釉水瓷器”，被宫廷用作烧造珐琅彩瓷器。正因为唐英的极力配合，才使雍正朝的珐琅彩瓷艺术取得空前绝后的成就，珐琅烧制工艺从此走向成熟，这也是他对中国陶瓷业的一个重要贡献。

    总之，雍正朝瓷器之美堪与明永乐、成化相媲美，的确达到了“增一分则拙，瘦一分则陋”的境界，无愧后世“隽永”的美誉。烧制之精更是空前绝后，显示出雍正皇帝极高的审美品位及唐英常年如一日的谨慎做事态度。唐英在效忠贯彻帝王要求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审美情趣巧妙地融入到了官窑生产之中。如此督造而成的器物，既保持了皇家御用之物的富贵大气，又不失文人阶层的儒雅意趣。

   唐英于乾隆元年所作的《陶成纪事碑》，就是对他在雍正朝协理督陶期间所取得的制陶工艺成就的概括总结，其中总结了多达57种不同釉色的仿品和创新品。

    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经济积累，到乾隆朝社会各方面都呈现出繁华景象。在瓷器烧制方面，不论是规模还是数量都达到了历史顶峰，特殊品种层出不穷，工艺技巧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而在仿古方面，历史上的各时代的名窑名品，无所不包，釉色齐备。

    乾隆时期的“唐窑”瓷器，从造型上来看，较之于以往更加繁多，从生活器具到文具、玩具、赏玩品再到陈设品、佛藏品应有尽有。装饰手法上，镂刻技术更上一层楼。由于乾隆的好大喜功，唐英为投其所好，创造出了转心瓶、镂空套瓶等华丽奇巧的新器型，这类瓷器对工艺的要求更加精细，较之康熙时挺拔风格和雍正时的优雅风格对技术的要求更高。

    令人惊叹的是，唐英还烧制出集十几种釉彩、12个开光于一身的“各色釉瓶”，工艺难度达到历史顶峰。粉彩上还独创百花地和轧道工艺，轧道是用一种绣针大小的金属工具在器表上画出细如毫芒的凤尾纹，《清宫内务府记事档》中曾反复提到的“锦上添花器就属于此种，后代也多有仿制，但精细不可同日而语。纹饰风格上，一改雍正的幽淡隽永，出现华丽奢靡的时代风尚，内容多含福禄寿与太平盛世之寓意，器物纹饰上出现大量乾隆御制诗。

    说到乾隆时期的创新品种不得不提及仿生瓷。仿生瓷是依照动物、植物等形态来作为瓷器的形态，乾隆时最爱仿生瓷仿生的对象包括鹤、鹿、鸡、鸭、螺、瓜子、核桃、莲子、荔枝、树根等，这类瓷器以赏玩为主。

    乾隆八年，唐英受命乾隆所编注的《陶冶图说》，可谓是对陶瓷工艺流程的详细注解，是他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财富。《陶冶图说》内容丰富，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述，所述流程、细节分工都较《天工开物》更加详尽。此外，在对烧造火候、科学包装方面都有指导，这部陶冶工艺流程的系统专著是唐英留给后人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