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丨一周书记：愤怒与怜悯是正义……的基石

《皮》， [意] 库尔齐奥·马拉巴特著，魏怡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12月版，394页，52.00元

今年春夏交接以来的天气极为反常，忽然就会刮起一阵横风暴雨。在北方有人拍到了满地的冰雹，在南方的流溪河畔旋起了一股龙卷风。在这不平静的夏天，读意大利作家、记者库尔齐奥·马拉巴特（Curzio Malaparte，1898-1957）的小说《皮》（原书名La pelle，1949；魏怡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12月），似乎在冥冥之中有某种联系。其实这个中译本早在几年前就出版了，惭愧的是我到现在才读到。

作者从1943年10月1日美军第五集团军占领那不勒斯的历史背景开始讲述，书中的“我”的身份是盟军登陆后在意大利游击队与盟军指挥部之间的联络官，名字也是马拉巴特。这部小说就是脱胎于作者本人的真实经历，在书中通过联络官马拉巴特的第一人称口吻讲述了他在跟随盟军从那不勒斯到罗马的进军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

“解放”与“占领”、“胜利者”与“失败者”是全书一开始的第一个主题，也是贯穿于全书的反思战争与人性的主线之一。在某种我们曾经熟习的战争史与战争文学叙事中，“解放”与“胜利”通常只有一种固化的观念维度和美学风格，历史被纯化为一幅色彩鲜艳、气氛热烈的宣传海报；即便在某些新学术话语的包装中显得较为精致和更有文本化，但是其扁平的实质并没有改变。《皮》从一开始就颠覆了这种“解放叙事”，把读者引领到二战结束前夕意大利的真实历史语境中去。马拉巴特曾经行进于真实的战争泥淖中，视野中的血污与废墟不是胜利者“解放叙事”中的审美点缀，而是观察与反思的真实原点。他的身份和经历不仅使他成为具有鲜明异质性的反战文学作者，而且成为战争废墟中的欧洲文明的现代主义守夜人。

库尔齐奥·马拉巴特的原名是Kurt Erich Suckert，1898 年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父亲是德国人、纺织企业高管，母亲出身意大利伦巴底豪族。一战爆发后他徒步到法国加入法军，在马恩河战役中受伤。战后他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勋章，先是做记者，1919年为“巴黎和会”当新闻官，1920年被派到华沙的意大利使馆担任文化专员。他以记者身份写了不少文章批评意大利政府腐败，在1922 年加入了意大利法西斯党，参加了使墨索里尼上台执政的“进军罗马”行动。有说法是当他看清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真面目后，他以给自己改名来表示抗议，新的姓氏“马拉巴特（Malaparte）”这个词本身有“坏的、不好的”和“愤怒”的含义。他在意大利创办了几份杂志，曾经出任米兰《新闻报》的主编。1931 年，这个“愤怒”的、“不好”的马拉巴特在巴黎用法语出版了批判性地记录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人夺取政权的过程和手段的《政变术》，该书很快在意大利和德国被禁，他本人被开除党籍并被判流放五年。二战爆发后，马拉巴特以意大利《晚邮报》战地记者的身份奔波于欧洲东线和北线战场，写了很多战地报道和各种人物采访。但是在伊恩·布鲁玛看来，马拉巴特仍然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在战后声称自己因“反法西斯”而被惩罚是一派胡言。他在《新闻报》的时候是法西斯主义的忠实宣传员，他为之撰稿的《晚邮报》在当时是一份法西斯报纸。他在战后被意大利左派谴责是法西斯分子，而前法西斯分子则认为他是叛徒。（伊恩·布鲁玛《坏分子马拉巴特》，《泰晤士报文学增刊》2020年5月8日，转见《澎湃新闻》2020-06-06）很显然他对待意大利法西斯的立场是复杂和矛盾的。1941 年德国入侵苏联，马拉巴特在一家乌克兰的农舍里开始根据自己的战时经历和见闻撰写小说《完蛋》（Kaputt），1944 年该书出版后很快成为国际畅销书。该书的书名直接表达了主旨：“法西斯注定会完蛋”。《皮》开始创作于战争结束后，在1949 年出版。实际上，不妨把《皮》看作是《完蛋》的续集，它对战争与人性的反思更为复杂，也更为曲折和深刻。虽然《完蛋》和《皮》这两部小说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历史纪实的特征，但是它们最为突出的还是所具有的强烈的美学风格和独特的文学叙事手法。

作为书名的“皮”（pelle）在意大利语中可以引申为“生命”，“拯救自己的皮”（salvare la pelle），喻侥幸活命、苟活。马拉巴特说人们为了这张“皮”而受苦和战斗，似乎讲的就是好死不如赖活，在这里他对人性的看法是黑暗的。“我们的皮，这该诅咒的皮。您甚至无法想象为了拯救自己的皮，一个人会如何去做，会变得如何英勇或者无耻。”（146页）

《皮》的第一章“瘟疫”有两个主题：胜利者-失败者和瘟疫。“那不勒斯的‘瘟疫’是在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爆发的，正是盟军部队以解放者的身份开进这座不幸的城市的日子。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是那不勒斯历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它标志着意大利和欧洲开始摆脱忧虑和耻辱，摆脱奴役与战争的痛苦。正是在那一天，这场可怕的瘟疫爆发了，而且从这座城市逐渐蔓延到整个意大利和整个欧洲。”（28-29页）不管必然还是偶然，两个并置的主题就这样纠缠在一起，还有什么比战争与疫情的叠加更能使历史与人性经受考验？选择一座城市的“解放”事件作为小说的开端，这并不稀奇；但同时伴随的是“瘟疫”就显得不一般了，历史进程中时常隐含的隐喻力量就这样显得鲜明而刺眼。

先说第一个主题。意大利在二战期间先是属于法西斯阵营，在墨索里尼政权倒台和盟军登陆后转变角色，加入了反法西斯阵营，意大利因此从“失败”转而“胜利”。马拉巴特通过对换军装的描写表达了角色转换的深刻内涵。加入盟军的意大利士兵穿上了从战死和负伤的英军身上脱下来然后经过重新染色的英军军服，还可以看到军服上的弹孔和血迹，那是曾在北非、西西里与英军作战的意大利士兵留给敌人的。在失败、投降之后只要换上敌人的军服，意味着自己也成为了曾经的“敌人”，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了胜利者的“自己人”。这种“弃暗投明”叙事曾经与阶级叙事或民族叙事紧密结合，成为一种“新生”叙事，“解放战士”这个说法不无喜感。但是这种失败与胜利的切换在马拉巴特看来显然只是一张单薄的“皮”的更换，他根本就不相信角色的瞬间切换能说明世界的真实变化，这与战场倒戈的真实性并无关系。因此当他望着穿上英军军服的意大利士兵在听帕莱塞上校训话的时候，突然恐惧地发现上校和士兵们已经死了；“意大利这个名字在我的嘴中如同一块腐烂的肉一样发出恶臭。”（第7页）这不是对意大利的诅咒，而是对失败与胜利的悲剧性的感性描述，是心底里那种强烈爱国情感的疼痛表述。

“失败”与“胜利”的更为喜剧性的转换当然是表现在广大市民身上。“我可怜的那不勒斯人……扮演起失败者的角色：他们唱歌，鼓掌，在自家房屋的废墟上高兴地跳跃，挥舞着外国人——前一天还是他们的敌人——的旗帜，从窗户里把花朵丢到胜利者的身上。”（第3页）作者非常精准地描述了这种我们同样熟悉的场面和氛围，然后指出：“尽管民众表现出这种真挚的热情，然而，在整个那不勒斯城，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己是失败者。我不知如何解释他们灵魂中诞生的这种如此奇怪的情感。”（第3-4页）在那种历史时刻中“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己是失败者”，这是一个真实而重要的问题，很值得作为一个研究视角而深入挖掘。更有意思的是，马拉巴特接着立刻想到了作为胜利者的盟军的态度：“盟军难道能够奢求解放这些人民，同时又强迫他们感到自己是失败者吗？要么是自由人，要么是失败者。假如因为那不勒斯人既不觉得自己是自由人，又不认为自己是失败者而归罪他们，这恐怕有失公允。”（第4页）不知是否因为翻译的问题，这段话的意思不是很清晰。但是把“自由人”与“失败者”作为两种对立的形象凸显出来，不是自由人就是失败者，这就是隐含在这种历史时刻中至关重要的问题。我由此想到这样的历史情景完全可以作为二十世纪史研究的一个研究专题：战争硝烟尚未完全消散之际的军队进城，胜利者与失败者的相遇时刻。当然已经有过大量这样的研究，比如冯克力先生的《当历史可以观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增订版）中有一章就是这个专题，在对历史照片的解读中提出了深刻的问题。但是把相关的研究汇集起来、相互比较并写成一部专著，似乎还没有读过。

瘟疫是这一章的第二个主题。当然首先要谈的是瘟疫与盟军的关系：“怀疑这场可怕的疾病是由解放者们带到那不勒斯来的当然有失公允。不过，当人们带着惊奇和迷信所引发的恐惧，发现盟军士兵奇怪地没有受到感染，这种猜疑在他们的头脑里便得到了证实。”（29页）难道他们是无症状感染者？不管怎么样，下面这一段才是最重要的：“当局严厉禁止在公众中散布瘟疫是由解放者们带到意大利来的这种说法，并且威胁说违者会遭到很重的惩罚。私下里重复这种说法也是很危险的，即使窃窃私语也是一样，因为在这场瘟疫众多令人厌恶的后果当中，最令人厌恶的就是疯狂的愤怒，还有对于告密的渴望以及它带来的快感。一旦传染了这种疾病，每个人都会监视父亲，母亲、兄弟、孩子、伴侣、情人、亲戚，还有最要好的朋友。不过，他从来都不会监视自己。这种奇特的瘟疫最惊人和令人作呕的特点，事实上是将人类的良知变成一种恐怖而肮脏的毒素。”（同上）马拉巴特在大半个世纪前对瘟疫的最严重的指控到今天仍未失效：“将人类的良知变成一种恐怖而肮脏的毒素。”他说这场瘟疫不会腐蚀身体，但会腐蚀灵魂，“患者的四肢表面上未受伤害，然而，在健康的肉体躯壳之内，灵魂已经变质、腐烂。它是一种道德的瘟疫，好像没有任何措施可以与之抗衡”。（30页）说对身体没伤害是不可能的，马拉巴特要突出的是对人的灵魂的伤害。为了防疫，英美军事当局禁止盟军士兵涉足城里传染最严重的区域，但是“解放者们最常光顾的恰恰就是那些禁区”。禁止与反禁止所带来的是这场传染病很快就变得非常严重，但是所表现出来的情景却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那种。“它如同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民间节日，一场丧礼的表演，怪诞而污秽的外表赋予了它一种残忍，甚至恶魔般的特征：在广场或者大街上，在被炸毁的房子的废墟里，上演着喝醉的黑人与几乎赤裸、甚至赤裸的女人之间的舞蹈：在成千上万覆盖在瓦砾下的死尸散发出可怕臭气中，他们饮酒、吃饭、享受、唱歌、大笑、挥霍和尽情狂欢。”（30页）正所谓同人不同命，同样是传染病在不同族群中却有着大不相同的表演；虽然这可能更多是马拉巴特强烈的病态审美倾向的宣泄，但是那种怪诞、惊悚中的狂欢毕竟比贪生怕死的怯懦与顺从要好很多。

真正令人纠结的是“解放者”的形象，这是连结两个主题的关键点。瘟疫的确是由解放者自己带到欧洲来的，人们对此感到“一种深刻而真诚的痛苦”。那不勒斯人不仇恨盟军，真诚地迎接盟军的到来。“上千年的战争和被外族侵略的经历教会他们，让失败者沦为奴隶是胜利者的惯例。而盟军给他们带来的不是奴役，而是自由。人们立刻爱上了这些出色的士兵……。”（32页）但是他们也带来了传染病，连美国士兵也对此感到恐惧和动容，因为他们自己也怀疑“这种恐怖的传染病就存在于他们诚实而腼腆的微笑中，在他们充满仁慈和同情的目光中，在他们亲热的抚摸中。瘟疫就存在于他们的怜悯中，在他们帮助那些不幸的人、减轻他们的灾难、将他们从令人恐怖的不幸里拯救出来的愿望中”。（33页）除了传染病，还带来了对灵魂的腐蚀剂：“只要一个盟军士兵从吉普车上探出身子，向一个女人微笑，稍稍抚摸一下她的脸，那个在此之前始终非常自重而且纯洁的女人就会变成妓女。只要孩子把美国士兵送给他的糖放在嘴里，他无辜的灵魂就开始堕落。”（33页）这是争取自由付出的双重代价，身体的与灵魂的代价。“或许历史早已写下，欧洲的自由不应该诞生于解放，而应该诞生于瘟疫。……自由价格昂贵……因为用来支付它的不是黄金，也不是鲜血或者最高贵的牺牲，而是怯懦、卖淫、背叛，是整个灵魂的腐烂。”（34页）有点像是危言耸听，如果我们认真审视“自由”的实践语境的话，甚至还可以把对“自由”的批判话语重新翻出来，不难发现“灵魂的腐烂”的确是自由可能要付出的代价。

马拉巴特在该书扉页写着怀念“所有那些为了欧洲的自由而做出无谓牺牲的，勇敢、善良、诚实的美国士兵，我的战友们”，在书中他与杰克·汉密尔顿、吉米·雷恩等盟军军官的交往带有真实的情感，在描述中对美国人的看法基本上也是正面的，虽然时常也流露出嘲讽与愤懑。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曾经为“意大利的美国形象与美国的意大利形象”研讨会写过一篇文章（1980年，哥伦比亚大学），其中引述了意大利记者、作家平托尔（Giaime Pintor）在1943年死于反法西斯战争之前写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平托尔谈到美国的微笑、乐观主义、物质文化中愚蠢的一面以及美国教育的意义，认为对美国的希望与信任就在于他们对人道尊严的捍卫。1941年意大利彭皮尼亚出版社编辑了超过一千页篇幅的文集《美国人》，第二年被查封后再出版了删节版。（参见翁贝托·埃科《埃科谈文学》，翁德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263-268页）这些都可以看作是马拉巴特在1940年代对盟军和美国文化的认识的思想文化氛围，在《皮》中对美军士兵就有不少关于微笑和乐观主义的表述。

马拉巴特对生存与斗争的关系有过许多独特的思考。在该书中他对人类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进行的斗争作了区分，比如战争与瘟疫。在为了生存的战争中，人们仍然保持着尊严，骄傲而又极度顽强地捍卫尊严，像狼一样与侵略者斗争，那是一种高贵、庄严、诚实的战斗。而“瘟疫”会令所有人为了生存而变得肮脏、堕落、屈辱。男人、女人、孩子为了一块面包、一点炉火、给孩子遮体的一点破布、用来睡觉的一点稻草，甚至是一个空罐子、一节烟蒂、一块橙子皮、一片从垃圾里拣出来的干面包皮、一块剔过的骨头，为所有的一切而表现出各种形式的怯懦，做出所有可耻和犯罪的行为：出卖别人和自己，在权力的鞭子前面卑躬屈膝，微笑着擦干沾污自己面颊的痰。（46-47页）更令人动容的是，他讲述的1943年9月底德国法西斯军队在那不勒斯试图把男人抓去德国时遇到的反抗：一群群愤怒的妇女手无寸铁地扑向德国人，将他们围困在小巷里，将瓦片、石头、家具和滚烫的水铺天盖地从屋顶、露台、窗户向他们倾注下来。一群群勇敢的孩子扑向坦克，两只胳膊高举着燃烧的稻草捆，在烧死那些戴着钢盔的德国人的同时自己也同归于尽。在那不勒斯解放之后，“我”见到的德国士兵的尸体是这样的：很多士兵的脸被撕烂，喉咙被咬破，肌肉上的齿痕清晰可见；有些士兵的脸被剪刀戳破，有很多士兵的颅骨上钉着长长的钉子——因为没有其他武器，十几个愤怒的男孩把德国士兵按在地上，用大石头把长钉钉进他们的头颅。（47-48页）

两种不同的生存斗争，妇女与孩子的勇敢与牺牲精神，在今天还有什么比这些更能打动我们、更能让人感到羞愧不已、更能使人产生愤怒的情感？！对狂野与愤怒的本能的歌颂是马拉巴特很容易就流露出来的审美正义情感，当我们面对令人感到屈辱、感到使人失去尊严的情景，但是要弄清楚其中原因、是非，可能的解决方法又太费事，甚至会掉进恶意的圈套的时候，就只有这种愤怒的本能，这种基于人性深处的审美本能是最宝贵、最可以信赖的。正义与自由是否总会降临，其实是天晓得的事情，只有这种愤怒的、审美正义的本能是天注定属于我们的，是正义与自由最根本的基石。

并非有意的对比，马拉巴特在书中还写到了各种外表花哨、行为时髦、有各种性别倾向、内心懦弱的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 自诩信仰马克思的青年人，在他的嘲讽的目光中都显得那么可疑与可笑。在他看来他们都有一种秘密的邪恶，将自由的理想变成对情欲满足的渴望，将道德要求变成对责任的拒绝，将社会和政治义务变成徒劳的理智训练。“我心里想，曾经在这些属于资产阶级的年轻知识分子中间流行，而且至今仍然时髦的漫不经心，到底有多少是出于贫穷，又有多少是为了卖弄风骚。”（111页）对的，在倍感屈辱与愤怒的日子里，就是要打倒伪资产阶级的漫不经心！马拉巴特在书中对年轻人从不客气，更不屑于讨好。如果他知道竟然有一群年轻人因为茅房被锁住了就宁愿乞求、只敢哭诉，而根本没想到、根本不敢把屁股狠狠地亮出来、把屎尿愤怒地喷出来、然后顺带把那茅房也拆了，恐怕他会笑死的。当然，“他们彼此使着眼色，好像在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名状的秘密默契……他们谈论着艾吕雅、纪德、阿拉贡、儒弗，仿佛这些人都是他们亲密的朋友，与他们早有戚戚”。“我吃惊地想，我们这一代在战争、内战、反抗独裁者和民众的暴政中成长起来的人，我们坚强、勇敢，我们是男性化的一代，不向死亡妥协，尽管经受失败的屈辱和痛苦却不曾被征服，怎么会生出如此腐败、愤世嫉俗、女性化，如此安静而温柔地活在绝望中的一代人？”（111-113页）说他们愤世嫉俗，还是美化了他们；说他们是女性化，这是他的自相矛盾，他笔下那群那不勒斯的妇女就是最勇敢的人。“如此安静而温柔地活在绝望中”说得很好，但其实他们也不会感到绝望，只会感到战争结束后欧洲就岁月静好。

当他在那不勒斯的老教堂广场、市中心、最高贵的宫殿前面、基亚塔莫内街和烈士广场上看到有成群的孩子被公开贩卖时，他同时看到了天空，感到此时此刻有这样明亮的天空也是一种耻辱。在历史上那不勒斯人无论如何困难都从来没有卖过孩子，他只能以愤怒与怜悯来宣泄对那不勒斯的爱与恨。我在多年前曾经两次去那不勒斯城游逛，从这里再去庞贝。如果那时候就读过马拉巴特的这部书，肯定会在这里多呆一些时候，感受会大不相同。

马拉巴特对那不勒斯人的最大了解与赞美竟然是那种怜悯之情——不仅怜悯他人，对自己同样怀有怜悯——哪怕是那些出售老婆、女儿的男人，那些为了一包香烟去卖淫的女人。只要还有这种情感，终有一天他们将会成为自由的人。（49页）因此，只有愤怒的本能与怜悯的情感，能够成为正义与自由的基石。

无论那不勒斯的风往哪个方向吹，欧洲的天总是要亮的。马拉巴特跟随盟军一路打到罗马，我想到的是一首诗《黎明的通知》，他要告诉那些曾经在那不勒斯的黑夜中哭泣、在地中海边的阳台上鼓盆、在铁网前无奈地跺脚的人，或者他还想告诉那些在巴洛克式官邸密室中窥测风向、以权力做赌注的人—— 他要告诉他们的是，他们所盼望的或害怕的天亮，总是要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