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毅中、李岩、宫晓卫：献言新时代古籍工作

原创 程毅中 等 中华读书报

4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揭开了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新篇章，对出版界的影响将深远且持续。中华读书报特刊发程毅中、李岩、宫晓卫三位资深出版人的文章，建言献策新时代古籍规划、整理、出版的具体工作，同时更进一步明晰，新时代古籍工作中，出版人的责任和担当。

关于提升古籍整理出版能力的几点思考

——从《老学庵笔记》的版本说起

文 ｜ 程毅中

程毅中，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顾问、中央文史馆资深馆员

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是宋代笔记的一部代表作。1979年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里出版的点校本，第一版就印了18000册，影响很大。书中有一些缺点，如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在《整理古籍的第一关》里指出的三条（载《出版工作》1983年第4期），王迈先生在《古书标点失误举例》里举出的两条（载《中国语文》1983年5期），宋史专家徐规先生的《〈老学庵笔记〉订误》里指出的28条中的24条标校失误（载《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1期），其余四条为原著的问题。书中最突出的104页上一副对联标成两段失对的散句，是王迈、徐规两位先生都提到的。最近又发现启功先生一封给我的信，专对《老学庵笔记》校点提出的意见，非常珍贵。可是我毫无印象，可能是当时随手转给了古史室，也可能这封信并未寄出，最近才从他家里发现的。启功先生的意见里，很注重原著的避讳字。如：

p.2，行6，元颜亮，完为钦宗赵桓嫌名，放翁避之改用元。此可存其原字。

p.7，行4，文正，贞为赵祯之嫌名，宋人改为正，是为避讳，似可存其原字。

p.12，倒3行，惟谨而已，此谨字为慎字之换用者，以避赵慎之讳。

p.13行5，元颜璟（见上）

最后，启先生还提出：

书中原用避讳字是否回改问题，鄙意仍存原避之字而出校记。否则一律回改，田登自讳其名，放灯改为放火，又将如何回改？

可见他对此问题非常重视，关注的是原著的历史背景。关于校点的问题，提了四十多条勘误，与上述三位先生提的意见有不少共同的看法，如104页上对联的标点错误，他也指出了。然而多次重印后还是没改对，到《中华经典古籍库》制成电子版时还按第一次印本照样录入，这是很大的遗憾。

前些年新整理出版的一种《老学庵笔记》，改用《稗海》本为底本，作了比较简明的校勘，在点校说明中还表明参考了中华版的点校本，有一些改进的地方，可惜没能充分吸收前人今人已有的成果，包括各界读者的反馈，如这个新整理本的119页，“晁之道为明州船场”一条，校记说：“‘之’原作‘以’，據《宋史》本傳改，下同。”这个“本传”是谁的？原书“晁以道”各本都同，“以道”是晁说之的字，“之道”是晁詠之的字，两人是同宗兄弟。晁说之《宋史》无传，但《宋史·艺文志》里有好几种晁以道的著作。《老学庵笔记》卷9“近世名士”条就明说“晁以道（小字‘说之’），一字伯以”。而卷1这条所说他“为明州船场”，还有陆游的《吏部侍郎苏君墓志铭》为证（《渭南文集》卷39）：“城东有造船场，晁公以道坐元符上疏，锢不许亲民，来为船官，所著书及文章最多，邦人至今言晁朝散。公慨然为筑祠立碣，致其师尊之意。”书中多次出现“晁之道”，不能以“下同”来概举。中华版卷3“石藏用名用之”条有“晁之道”，校记【13】定为晁詠之，是正确的。其余“晁以道”都不出校，说明不是一个人。上述那个新版本171页又改了一次“之道”，174页出现了一个“晃之道”，则是排校之误。更突出的硬伤是卷三150页“初虞世字和甫”条，把“初”字独立，加了逗号，人名就改成“虞初”了，不知道初虞世是宋代的名医，著有医书《养生必用方》，见于庄绰《鸡肋编》、周密《齐东野语》等笔记和书目。笔者曾引用本条写过考证，见《从王安石的次子谈校书之难》（《古籍研究》1996年3期）。

最近，见到浙江古籍出版社版的《陆游全集校注》，书中也收有《老学庵笔记》，薛玉坤先生的校注非常详细，这一条的注作：

初虞世，北宋名医。与黄庭坚最为友善。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三：“初虞世和甫，名士善医，公卿争邀致，而性不可驯狎，往往尤急于权贵。每贵人求治病，则重诛求之，至于不可堪，所得赂旋以施贫者。最爱山谷黄庭坚，尝言‘山谷孝于亲，吾爱重之’。每得佳墨精楮奇玩，必归山谷。”黄庭坚有《绝句赠初和甫》、《和韵答和甫庐泉三首》诗。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五著录其《养生必用方》十六卷，且云：“虞世，本朝士，一旦削发为僧。在襄阳，与十父游从甚密。”

再看，前面卷三第119页那条，《陆游全集校注》的注作：

晁说之，字以道，一字伯以，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因慕司马光为人，自号景迂生。神宗元丰五年进士。哲宗元祐初，官兖州司法参军，绍圣时为宿州教授，元符中知磁州武安县。徽宗崇宁二年，知定州无极县。后入党籍。大观、政和间监明州造船场，起通判鄜州。宣和时知成州，未几致仕。钦宗即位，以著作郎召，除秘书少监、中书舍人，复以议论不合，落职。高宗立，召为侍读，后提举杭州洞霄宫。建炎三年卒，年七十一。事具其《嵩山文集》附录、《宋诗纪事》卷二八……《渭南文集》卷一八有《景迂先生祠堂记》，言“其为船场，则大观政和间也”。《延佑四明志》卷一：“景迂先生晁说之以道以元符上书党人监明州造船场。”《至正四明续志》卷一二：“晁景迂大观庚寅冬为四明船场。”事又具晁以道《嵩山文集》卷一八《康节先生谥议后记》。

那就更清楚了。这才是现有《老学庵笔记》最好的版本（可惜的是，书中有些繁体字与简体字混了），才是后出转精的新版本了，值得推荐和学习。

当然，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需要，白文本也可能还有修订重印的机会。认真修订好一部曾有缺点的重点书，其社会效益可能不亚于新出一部非重点的书，比低水平的重复自然更好。即使暂时收不回投入的成本，也应该考虑取法乎上。最近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期古籍工作的意见》，提到了“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能力”，涉及统筹安排分体裁、题材、地域的通代断代古籍整理工作。现在按地域编纂的大型丛书项目不少，常有交叉重复的品种。为了节约资源，提高质量，可以参照大丛书《江苏文库》的方式，设置“精华编”，采用兄弟出版社已出的书，开列一个存目。江苏省委宣传部主持的《江苏文库》，一般的书都由凤凰出版社承担，其中全国性的名家名著则分别采用其他出版社的书，列为“精华编”，我觉得这样的策划值得推荐。例如中华书局版黄寿成点校的《隋经籍志考证》，是以苏州人王颂蔚的批注本为底本的，就可以推荐给《江苏文库》的“精华编”。又如《叶昌炽集》是江苏人的名著，中华版略有不足，且用了简体字，如果修订后也不妨推荐给《江苏文库》，或可节约人力物力，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同时也保护了初次整理者的著作权。

《意见》中还提到了“强化人才队伍建设”问题，确是迫切又长期的任务。需要有条件的高等院校与存藏机构、出版单位、数字化企业联合试办一些“产学研”相结合的基地，反复实践，以重点项目为任务，创造经验，逐步推广，但不要太多变动高校古委会原来的设置和规划。要完善古籍工作成果评价办法，加强古籍优秀成果评选推荐工作。各专业机构要及时评审本单位的古籍整理成果，不能以出书为唯一标准。各出版社有各自的计划，出书有一定的流程。现在往往因为整理者需要参与评审，竭力催促加快出书而省略了必要的编审工序，造成质量问题。这个问题比较突出，值得认真讨论。出版社对于青年编辑，要给予充分的审稿时间，还要留给阅读“课外书”的时间，不鼓励加班加点。最近看到古籍修复和人工智能的文章，觉得要抓紧培养既懂古典文献又懂智能科技的复合型人才，这也是急需研究的课题。

献言新时代的古籍规划出版工作

文 ｜ 李岩

李岩，中国出版集团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总经理

4月，中办、国办发布《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将为新时代的古籍工作开拓新境界，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积极且十分重要的贡献，令人鼓舞，催人发奋。

时代背景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历经曲折磨难，百废待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陈云同志以老一辈革命家的战略情怀，更加关注“粮食”和“古籍”，派秘书肖华光、王玉清先后到中华书局、北京大学等处调研，与相关部门和老同志们谈话，形成一些基本意见，1981年9月10日经中央书记处讨论，9月17日发布中办37号文件——《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文件从重要意义、整理方式、领导机构、制定规划、善本保护、人才队伍、经费投入七个方面阐明古籍整理重大意义和相关举措。

1981年12月10日，国务院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李一氓任组长（前后任为齐燕铭、匡亚明）。此后，各地相继成立专业古籍出版社，80多所院校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室），培养了大批专业古籍人才，一批批古籍整理成果纷呈涌现，成为继1958年成立国家古籍规划领导小组后第二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2014年9月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次会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两创”），2017年1月以中央文件的方式下发成为后来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要指针和方向，尤其是对四十年前中央文件中缺乏融合发展、融入教育和普及的时代局限有重要补正。

五个支持性案例

其一，除了国家出版基金、古籍专项补贴外，上海文化发展基金、陕西文化产业项目等地方财政资金一直持续支持历年国家规划、古籍整理专项规划和一些重点古籍出版项目，使得这一板块形成学术与普及并重的古籍出版大格局。

其二，几十年间各地方乡邦文献、乡贤文人全集整理出版成为地方独有文献汇集与整理贡献，从“七全一海”到五湖四海，湖湘文库、浙江文丛、江苏文库、广州大典、荆楚文库、八闽文库等等各呈其繁盛浩博，形成长时段多朝代到中华全域全方位的古代文献蒐集汇编集成。

其三，古联公司等筹建中华经典古籍资源库和籍合网等大型数字文化项目平台建设，已收集20亿字的古籍标注文献，开启古籍数据集成新时代，建议以此为基础，在多项分支分项资源库的前提下大力建设“历史文献资源总库”。

其四，响应37号文件号召于1982～1983年相继筹建的齐鲁书社、凤凰出版社、岳麓书社、巴蜀书社等近四十年来独树一帜，成为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的代表，突出特色，强化品牌，做好特色营销，大力培养新型古籍整理出版人才，值得推崇和敬重，几十项重点出版工程，荦荦大观，两个效益双丰收，驰名海内外。

其五，贯彻执行中央37号文件以来，最可称道的是有一大批优秀的古籍出版大家伴随时代成才成家并引领时代潮流，新时代古籍出版必须要向前贤致敬（赵守俨、傅璇琮、段文桂、薛正兴、钱伯城、魏同贤、高纪言、李国章、赵昌平、萧欣桥、陈学振、程毅中），向坚守此岗位三十余年的古籍出版元老们致敬（包括宫晓卫、姜小青、徐俊、马建农、高克勤等古籍出版掌门人）。吾有幸与之同行，并见证了古籍出版向新时代迈进的征程。

建议与展望

对于未来的古籍工作，特提出四个建议。

在健全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机构后，有必要推动各地建立省级古籍出版领导机构。据知，上海、吉林、四川、山东、安徽等均有相关领导小组，领导各地方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并形成一批具有时代特征和标志的古籍出版物。

各个专业古籍社应紧密联合起来做几个大的项目，如黄河文献、长城文献、大运河文献、敦煌文献，各地文化景观大全，海外所藏古籍书目等，依靠新小组新规划，分步分区域逐年实施。

为建设文化强国长远目标计，建议建设一个国家级长远工程，构建基于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下海量存储的云端文献资源库，集存中华五六千年历史文献，暂名“中国国家历史文献资源库”。这将是立足于百年乃至千年的最大规模的文化整理与传承的宏大工程，它不仅是对国民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工具，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途径。其内容是中国历代文献的资源总集，不仅有我们习见的版刻图书，亦应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碑刻等各种载体和类型的存世文献。“中国国家历史文献资源库”要能够灵活地为使用者服务，让使用者可以按照多种方式筛选出个性化的数字资源库。比如可以形成某一朝代或某一长时段的文献总集（如英国已构建一个18世纪历史文献数据库供民众使用），可以筛选出某一作者合集或某一类别的图书，还可以按照不同载体形成不同类型的资源库。承担“资源库”项目，将有利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队伍的稳定和持续培养锻炼，累经数年，在项目规划运作过程中，通过人才吸纳与项目培育，逐步建设成“国家历史文献编纂出版中心”，聚合全国的优势出版资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弘扬作出应有贡献。

《永乐大典》、“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研究都是资源库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前置准备和学术积累，“中国国家历史文献资源库”是自成体系的中国文献资源总集，也是学术研究和文化普及的基础性平台。将中国古籍文献集成化成果供全世界使用，最终受益的将是全体民众和我们的后代子孙。

我们知道，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是中华文明不间断历史的主要传承载体，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正有赖于通过古籍文献的传承和人类文明物质遗留的揭橥。新时代的古籍出版规划，最为关键和重要的是要通过我们的持续工作和努力，借重新一代古籍出版人的学术准备和熟悉互联网时代的新技术应用，从而揭示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历程，同时借助中外文献进行文明比较，在比较中可以更多地感悟到我国灿烂多姿的优秀文明所承载的人类文明贡献率，并努力增强古籍对外传播工作。彰显中华文明在发展道路、文献积聚、科技成就、文化传播、国家治理、制度建设等等多方面的独特贡献，可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可以预见，随着人们对重大考古发现的热情关注，对《永乐大典》、“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中华版本传世工程等重大古籍出版项目的高度重视，《意见》的出台，将迎来古籍工作的又一春天。

振兴古籍工作，需落实组织保障

文 ｜ 宫晓卫

宫晓卫，齐鲁书社原社长，中国版协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进一步强调了古籍工作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重要意义，提出了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的新思路、新要求，指明了古籍工作进入新时代的工作方法，从而揭开了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新篇章。作为古籍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古籍整理出版，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迈上了新的征程。

40年前，《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下发，如春风吹拂，让古籍整理工作焕发出勃勃生机。反映在古籍出版上的显著变化，一是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恢复和随之而来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完善，加强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工作的计划、指导，明晰了古籍整理出版的重点和方向。二是一大批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的应运而生。这些出版社的崛起，壮大了古籍专业出版队伍，增强了古籍出版实力，改变了此前古籍专业出版主要集中在京沪两地的局面，大大加快了古籍整理出版的步伐，成就了40多年古籍整理出版的辉煌。可以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下发，是新中国古籍出版事业发展的一个重大节点，给这项事业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契机。抓住这个机遇，几十年来，队伍不断扩大的古籍出版人已经交出了一份不辱使命的成绩单。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古籍出版之路走得并不平坦，在前进的路上也遇到了不少这样那样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古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但道路应该怎么走，工作应该怎么做，迫切需要顶层的指引。《意见》的印发，系统、全面、科学地阐述了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义、指导思想、工作原则、主要目标，以及对工作体系建设、工作质量提升、资源的转化利用、工作保障的强化等方面的具体要求，实际上提出了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总纲领。非常及时，非常必要。其引领古籍工作适应新形势、走进新时代、实现新目标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

在个人印象里，党和国家长期重视古籍工作，而将古籍工作包含的古籍保护、整理研究、编辑出版予以整体综述、统筹布局，似乎这还是第一次。以更宏观的视角给予原本就相通的古籍工作各方面全方位的统一指导，完全切合古籍工作实际，全面准确，务实求真，显示了古籍工作在新时代的特点。而结合古籍出版认真学习《意见》，有几点感触尤深。

其一，《意见》再一次强调了做好古籍工作，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加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意义，强调了古籍工作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中的突出地位和作用，这是对古籍工作的清晰定位，极有助于廓清人们的认识，提高古籍工作从业者、特别是专业古籍出版社出版人的职业归属感，增强其行业信心和责任、使命意识。

其二，《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古籍工作要“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古籍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的原则，这是保证古籍工作繁荣发展最强有力的保障。而在完善古籍工作体系中指出的“各地要结合实际完善古籍工作体制机制，加强省级古籍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更是有针对性地指出了振兴地方古籍工作如何予以组织保障的有效措施。

地方古籍工作是国家古籍工作大盘里的重要板块。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我国整理古籍的指示》下发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恢复，提高了人们对古籍工作的认识，许多省市成立了当地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形成了对本地古籍工作的领导和制订整理规划的工作机制，有力地促进了地方古籍工作的开展，一些省市古籍整理出版能够走上快速发展之路，相关机构和工作机制的建立功不可没。地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繁荣，也积极推动了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全面繁荣。

但受人事变动、机构调整等因素的影响，大部分省市曾有的机构和工作机制没能延续下来，实事求是地讲，当下一些地方古籍工作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已不能适应党和国家的要求，甚至已直接影响到将中央的要求与地方具体工作妥善对接。根据《意见》的指导，在贯彻落实文件精神的过程中，省市一级如果对应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而成立地方相应机构，或是指定、明确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自会改变地方古籍工作领导现状以适应时代需求。

其三，《意见》在“提升古籍整理研究和编辑能力”部分要求要“根据不同类型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整理研究和编辑出版，防止低水平重复”，并具体指出了对传世文献的系统整理出版，对基础古籍的深度整理出版，对出土文献研究成果的加快出版利用，对古籍文献通代断代集成性整理出版需进一步推动等，同时要“完善我国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范式，构建古籍整理出版理论研究体系”，为古籍出版单位和古籍出版人指明了工作着力方向，清楚了重点应该做什么。

其四，《意见》对古籍工作各个方面予以通盘考虑、全面部署，将极大地促进古籍工作的融合发展。尤其是对“促进古籍有效利用”，要“完善古籍资源便捷使用机制，鼓励古籍存藏机构向公众提供古籍资源服务，提高古籍资源开放共享水平”；和“推进古籍数字化”，要“加强古籍数字化资源管理和开放共享”，“推进古籍专业数据库开发与利用”等方面的强调，进一步理顺了古籍存藏保护与使用的关系；让收藏保护与整理出版不再“隔”，为古籍整理出版的繁荣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其五，《意见》从用人机制、人才培训、人员待遇诸方面对强化古籍人才队伍建设的阐述，对提高古籍工作的人才队伍素质、稳定队伍结构、保证工作质量等都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指导性。直接且具体指出在“职称评定、评奖推优、科研成果认定、效益评估等政策要向古籍工作人员倾斜，对主要承担古籍工作的国有文化企业加大社会效益考核占比，对国有文化企事业单位主要承担古籍重点项目的业务部门可不考核经济效益”，作为古籍工作的从业者，尤能理解其中专门的指向性。这个意见由“两办”提出，对于让高校、科研机构的学术考核体系充分尊重古籍整理科研成果、让学者沉下心来从事古籍整理；让在改企后因经济考核的压力而选择转向的那些专业古籍出版单位能够抽出一定的编辑出版力量重视和回归古籍整理专业出版；让古籍工作者在职称、评奖等方面得到公平待遇，维护他们的权益，对稳定行业队伍、鼓励和调动从业人员的积极性都将是切实有效的举措。

当然，要达到预期的效果，关键还是要看对文件精神的落实。毫无疑问，《意见》全面、具体、务实，是个操作性很强的文件。特别是由中办、国办发出，代表了强烈的国家意志，是对古籍工作典型的顶层设计，是国家关于古籍工作现行的大政方针，理应得到各级领导机构的重视。《意见》中已经对相关机构、部门的职责说得很清楚，而且其中专设“完善古籍工作体系”部分，指出各机构、部门、团体应承担的责任。

讲求文件精神的落实还要从实际出发，考虑到认识程度的不同，仅凭各方面的自觉贯彻落实，往往不如上级部门的跟踪检查督促更为有效。如此，古籍工作方能真实感受到《意见》带来的盎然春意。

原标题：《程毅中、李岩、宫晓卫：献言新时代古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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