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顶刊编译 | 媒体与社会资本

2022-06-24 11:3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媒体与社会资本

摘要：

我们梳理了经济学中关于媒体技术对社会资本影响的实证文献。在一个简单的信息和集体行动模型的指导下，我们讨论了一系列与社会资本相关的结果——从社会和政治参与到人际信任——以及其良性和破坏性的表现形式。媒体的影响取决于媒体传播的内容、在促协调方面的有效性、创造的网络和个人特征。

作者简介：

Filipe Campante，约翰霍普金森大学经济系与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

Ruben Durante，庞佩乌法布拉大学经济与金融系

Andrea Tesei，伦敦大学玛利皇后学院经济与金融学院

文献来源：

Filipe Campante & Ruben Durante & Andrea Tesei (2022). Media and Social Capital.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economics-083121-050914

图为作者 Filipe Campante

一、引言

已有大量文献关注媒体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本文的目的是提供一个概述，从大量的前人贡献中得到关键的启示，而本文的侧重点主要在经济学领域内。社会资本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涉及多领域、难以定义但非常有用的社会科学结构，而其核心的原则是促进集体行动。集体行动必然会遇到信息和协调方面的挑战。每个人都需要评估其他人是否也具有和自己一样对特定集体项目的偏好，以及那些志同道合的他人是否会为集体行动真正付出努力。这立即突显了媒体和通信技术在影响社会资本中扮演的角色，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传播和共享信息的工具，能帮助人们之间的协调。然而，并非所有媒体技术所传播的任何信息都是支持集体行动的。例如，许多内容可能纯粹与可以广泛称之为娱乐的内容相关，因此本文将与集体行动相关内容简单地称为“信息”，而和娱乐相关内容称为“娱乐”。由于媒体的技术限制以及观众的注意力有限等约束，娱乐总是可以挤出人们对与集体行动相关的信息的消费。当然，每种媒体技术传播这些不同类型内容的程度千差万别，从而对社会资本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此外，社会资本也有多种形式（Ostrom和Ahn，2009），比如不同形式的集体行动，从一次性或偶尔的倡议（示威、请愿、运动、投票）到涉及承诺的组织（俱乐部、专业协会、政党、工会），以及支撑他们的网络和人与人之间培养的信任。完全可以想象，不同的媒体技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与这些方面发生作用。

二、概念框架

我们首先从一个能让我们考虑信息和协调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框架出发。简单起见，我们使用“项目”作为集体行动的简写。只有足够多的人决定参与时，项目才会成功，这给每个潜在的参与者都带来了一个问题：是否有足够多的人参与，从而有意义地支付参与成本？

正如Barbera和Jackson（2020）所讨论，考虑一个由 i ∈ [0, 1]索引的公民统一体，当且仅当至少有q∈(0; 1] 加入时，项目才会成功。我们可以将不加入的回报归一化为零，参与的回报由θi 给出，在成功的情况下，反映了加入项目的个人利益，在失败的情况下，反映了作为失败努力的一部分成本。θi 可以具有两个值， θH > θL。因此可以假设C在个人之间是不变的。世界上有两种状态：“高”（概率为，其中H类型的份额为 z > q > 1/2 ，而“低”概率为1−π，其份额为1−z < 1/2。我们可以解释为个人对人群中集体行动有相对强或弱的偏好情况。关键的假设是，个人类型是私有信息——也就是说，个人不会直接观察其他公民的类型——并且不会直接观察世界状况。相反，个人在观察自己的类型时会对“高”状态的概率形成一个后验信念。在这个简单的模型中，H类型推断出“高”状态的概率为：

这说明，参数z抓住了个人偏好之间的相关性：高的Z允许每个人根据对自己类型的了解，很有把握地弄清世界的状况。相关的推导和均衡显示，观察到自己的“高”类型使你相信其他人也会出现类似的观点，同时对另一个随机抽取的代理人的类型也会影响感知的概率。得出的三个经验是：媒体在传播信息方面的作用可能促进或阻碍集体行动，这取决于信息的内容；媒体在传播信息方面的有效性促进了集体行动；以及社会网络中的同质性会抑制信息对集体行动的影响。

三、实证研究

为了考虑新媒体技术和社会资本之间相互作用关系，我们可以从查看调查证据开始。我们使用1990-2020年期间综合价值观调查（IVS）中关于社会资本的个人层面数据，将注意力限制在36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受访者身上，这使我们能够在各国和一段时间内获得相当平衡的代表性，最终样本包括197547名个人。我们将多个指标变量的平均值作为社会资本的衡量标准，这些指标变量反映了群体成员（工会、政党、专业、文化和宗教组织）的情况；政治参与（签署请愿书、参与抵制、政治示威、罢工）；以及自我报道的政治利益。同时，我们控制国家固定效应和整个大陆的时间趋势以及受访者的个人特征（年龄、性别、教育、婚姻和就业状况），分别在电视和互联网渗透率上绘制回归该指标的估计系数。

研究发现，平均而言，互联网普及率与社会资本水平的提高相关，而电视普及率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不相关。这似乎初步说明互联网可能是公民之间传递信息和协调的更有效工具，从而促进集体行动。进一步来看，“互联网”的作用也要进行区分，可分为社交媒体引入前和社交媒体引入后两个阶段，这是因为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大大减少了个人制作内容的障碍，从而扩大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大大提升协调的作用。同时，社交媒体在信息传播中似乎特别倾向于同质化。图1显示，互联网与社会资本之间的正相关在前社交媒体互联网环境具有显著性，这印证了，社交媒体引发的同质性可能会降低信息增加的影响。而图2进一步揭示了互联网后社交媒体环境中的非显著作用，后社交媒体互联网与较弱的行动形式呈现正相关，与加入党派的行为呈负相关，因此可能会产生抵消效应，使得后社交媒体互联网与社会资本的关系不显著。这可能表明，在线社交媒体提供的信息获取的便利性和协调可能性增强，可以激发政治兴趣和行动，但并不一定会转化为入党所需的更强的参与。而电视普及率与较弱的集体行动形式有负相关关系。这和以下直觉一致：电视提供的政治相关信息不足以平衡电视提供的更多的娱乐机会。此外，我们还将信任纳入考虑，信任是实现集体行动合作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资本和信任有紧密关系（Ostrom和Ahn，2009）。图3显示了与图1类似的模式，即电视普及率与信任的负相关关系。相比之下，互联网和信任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出现在后社交媒体时代，与图2也相匹配。

需要指出，这些分析并不是推断因果，对这些相关性的解释也可能是推测性的，远非详尽。然而，这一激励性证据的关键信息印证了概念框架的结论：与其期望媒体技术与社会资本之间存在明确的关系，不如关注不同类型的技术如何影响不同类型的集体行动，以及支撑它们的信任。

四、内容的作用

大众媒体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有两种作用方向相反的途径，一方面，提供与社会和政治问题有关的内容可以促进公民参与；但另一方面，增加对娱乐内容的接触可能会挤出对公民参与，最终影响个人对他人的态度。鉴于这些同时存在的机制，评估媒体对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的影响最终是一个实证问题。

在社会参与度方面，有证据表明电视和广播减少了参与，这第二种作用途径一致。有许多研究通过考察互联网接入的外生时间差和信号质量的外生变化，发现媒体会负向影响居民的社会参与（Olken，2009；Bauernschuster等，2014；Geraci等，2018）。有趣的是，对参与志愿协会的负面影响在前社交媒体时期和后社交媒体时期都存在，尽管后者的影响较小。Allcott等人（2020年）最近的一项重要贡献提供了社交媒体具体影响的直接证据。这项研究基于一项大规模的随机实验，在该实验中，被试被要求停用他们的Facebook帐户一个月。与我们的讨论特别相关的一个结果是，虽然被试的Facebook帐户被停用，但实验组的被试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时间明显多于对照组。这一发现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使用社交媒体会挤出社会互动，包括与最亲密圈子中的人的互动。上述研究无法区分不同类型内容的影响，而杜兰特等人（2019年）则提供了一项关于娱乐内容对社会参与的具体影响的证据，通过研究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商业电视网络媒体（仅以轻娱乐节目为特色）的交错引入所产生的持续效应，发现年轻时接触该频道的人成年后的公民参与程度较低。

在政治参与方面，主要分为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媒体两方面的研究。从传统的角度来看，有来自美国（Gentzkow et al.，2011）和意大利（Drago et al.，2014）的有关报纸在地方一级的进出时间的证据表明，报纸的存在增加了政治参与。然而，情况也可能更加复杂，也有研究发现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州长选举中，随机分配报纸订阅量（10周）的实验证据对投票率没有明显影响（Gerber等，2009年），但在更总体的水平上，Cag´e（2020）发现，法国1944年至2014年期间报纸条目与较低的选举投票率有关，这归因于竞争加剧，报纸利润率下降，导致政治新闻报道成本下降。这再次突显了媒体所提供内容的重要性，而Snyder和Str¨omberg（2010）巧妙地通过利用选区和媒体市场之间的一致性带来的外部变化，发现对当地众议院议员进行更广泛的新闻报道可以增加选民对其代表的了解以及众议院选举的总投票率。至于其他传统媒体，有研究发现广播听众比例较高的县在州长选举中的投票率较高（Str¨omberg，2004）。然而，电视的影响却与广播不同：电视的使用降低了选民投票率，特别是在地方选举中（Gentzkow，2006）。这两种媒体技术的不同影响或许说明其传递的“信息”-“娱乐”比例的差异，虽然两者都降低了获取政治信息的成本，但电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娱乐内容。不同类型的内容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更加微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一些互补性。Prat和Str¨omberg（2005）讨论了一个有趣的例子，通过研究瑞典商业电视的进入所带来的影响发现开始观看商业电视的人变得更具政治意识，更有可能投票，特别是对于事先知情较少的个体，其影响更大，这表明，当“娱乐”和“信息”内容捆绑在一起时，被前者吸引的观众可能会“意外”接触到后者。此外，媒体内容也会对党派偏见产生影响，在其关于保守有线电视频道福克斯新闻（Fox News）对美国选举影响发现（DellaVigna&Kaplan，2007），获取福克斯新闻与共和党人的投票率增加有关，尤其是在民主党的大本营，这一结果证明了（有偏见的）新闻内容能够动员选民。

从互联网媒体的角度来看，许多研究同样发现互联网对政治参与（如投票率）有负面影响，比如利用现有语音电信网络的变化（Falck等人，2014）、降雨强度（Gavazza等，2019）等作为衡量互联网服务水平的变量，两种情况均发现互联网挤出了许多更能提供新闻信息而非娱乐的媒体消费（如电视、广播、报纸）。然而，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对不同人有异质性，比如这种负影响只适用于年轻人和最不富裕的人，而老年人和更富有的人可能会利用互联网了解当地问题（Gavazza等，2019年），这表明了同样的技术可能会根据每个个体的特定倾向而触发不同的动力学，并放大先前存在的差异。此外，其影响在不同时间阶段也有不同的方向和程度，有研究发现从短期来看，互联网接入与投票率下降有关，这是由于此前参与投票的选民对该系统的幻想破灭，退出了选举政治。然而，从长远来看，随着政治“供给方”不断调适，这种影响逐渐逆转，新的政治企业家利用互联网进入政治舞台，重新动员不再抱有幻想的选民。这突出了内容的重要性，即谁可以通过媒体传播信息（Campante等，2017）。最近的工作更直接地关注社交媒体时代，重点是移动互联网的扩张。2006年至2016年间，有研究（Donati，2019）利用地形稳定发现社交媒体对南非投票率有积极影响（并且对现任者的支持率较低），这表明信息获取的改善可能会导致更多的问责。也有来自欧洲的证据发现，更普遍的移动互联网接入降低了投票率和对政府的信任，这是由于选民更加认识到政府腐败并降低对其信任度。这也表明，媒体环境和政治环境可以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影响政治参与。

在人际信任方面，文献还研究了通过大众媒体传播的信息如何影响人际信任，同样发现信息的内容扮演重要角色。比如，有研究发现卢旺达政府控制的广播电台所播出的族群和解信息促进了种族的信任（Blouin&Mukand，2019）；同样，电台播放的针对图西族少数民族的仇恨信息助长了胡图族多数在1994年种族灭绝期间犯下的广泛暴力（Yanagizawa Drott，2014年）。类似的结论也适用于20世纪30年代的无线电曝光和反犹太主义。

以上证据都说明，媒体技术对社会资本相关不同结果的影响取决于它们带来的内容的性质。从广义上讲，当内容倾向于“娱乐”时，这往往会挤出社会和政治参与，而倾向于“信息”消费时，往往会增加这种参与。

五、协调的作用

媒体在促进集体行动的直接协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互联网的使用下尤其突出，这是因为互联网彻底改变了人们相互交流的方式，使他们能够绕过传统媒体功能的典型把关人，以微不足道的成本与大量用户即时共享信息和内容。与内容的作用更广泛的情况一样，这可以应用于良性或破坏性的目的。

在政治抗议方面，协调问题可能最为突出。这是由于抗议中，一个人的行动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他人想法或行动的期望，因为参与的成本和收益可能会受到到场人数的严重影响。而新媒体对抗议活动的影响成为最近几项研究的主题。有研究发现，移动电话普及使得公民参与反政府抗议的动员有所增加，但只有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当出现不满的原因，参与的机会成本下降时，才会这样做；作者将这一结果归因于信息的增强和协调的加强，使得有关经济状况以及其他人对抗议的参与和意图等信息变得更加容易获得（Manacorda&Tesei，2020）。

这引出了新的问题：更激烈的社交媒体活动和更高的抗议参与度之间的关联是由协调驱动的，还是由更广泛的信息传播驱动的？研究发现这种关联是通过促进了协调来驱动，而不是通过传播批评政府的信息来驱动（Enikolopov等，2020；Fergusson等，2020年）；当然，协调的作用不仅仅是参与抗议活动（Campante等，2017）。而媒体的协调作用也可以导致不太良性的结果，如无线电信息在激发集体暴力行为（即涉及多个肇事者的协调行动）方面比个人暴力更有效（Yanagizawa Drott，2014），以及社交媒体成为传播种族仇恨和协调针对其他群体成员的行动的有力工具。而有研究发现一种更微妙的协调形式，对不太良性的行为形式尤为重要：社交媒体会影响个人对他人对这些行为的看法——这些不良性的行为是否“为社会所接受”。Muller和Schwarz（2020）利用工具变量法发现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上台期间，推特使用率较高的县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明显较多，而且在特朗普关于穆斯林相关话题的推特发布后的几天内，此类犯罪尤其有可能发生，而多为个人犯案，不涉及直接协调机制。一种解释是，总统等高级官员公开攻击少数群体，可能会影响人们对多数人如何接受这种行为的看法。

六、同质性的作用

如上所述，媒体可以通过内容或通过促进协调来影响社会资本。这两个渠道都涉及提供有关事实或其他人的行为和/或信仰的信息。然而，媒体的一个关键方面是，个人选择消费什么来源，从而选择他们将自己暴露在什么类型的内容中。尤其是，人们普遍认为，人们倾向于选择证实其先验知识的内容（“志同道合”或“亲态度”），并避免接受挑战他们的信息（即“确认偏见”）。而互联网使其尤为突出，使得避免反态度信息变得更加容易（Prior，2007）。

正如我们在概念框架中所描述的那样，同质性可以减弱信息在人群中传播的影响（Golub和Jackson，2012；Barbera和Jackson，2020），因为每个人学习与自己不同的人所掌握的信息需要更长的时间。虽然这会减缓集体行动，但两种力量可能会朝相反的方向发挥作用，促进在较大人口中出现的较小、更同质群体中的集体行动。一方面，如果个人没有认识到网络中的同质性，就可能高估了自己类型在人群中的比例。按照我们的概念框架的说法，如果H型在观察到不成比例的其他H型后，将其归因于人口的一个特征，那么他们将更有可能参与集体行动（Barbera和Jackson，2020）。另一个考虑是，网络不同部分的同质性会增加持有相同观点的小群体内部的合作，同时也会增加群体之间的合作难度。借用Putnam（2000）所作的区分，它可以对“联结”社会资本产生积极影响，但会阻碍“桥接”类型。这些动态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这种形式的群体内部落主义（被社交媒体放大）可能会导致选民放弃普遍主义价值观，转而支持更为社群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对主张集团内保护和排斥其他群体的激进立场的政党的支持增加（Manacorda等人，2021），以及不同政党成员之间日益增长的不信任（Iyengar等人，2019年）。

总之，考虑到消费者对支持态度的内容的偏好和在线社区的形成，媒体消费形成的网络往往表现出同性恋倾向。这本身可能会对媒体如何影响社会资本产生潜在影响，其方向取决于个人对这种同质性的认识程度，以及集体行动是在网络中形成的较小同质群体内发生，还是在更广泛的人群中发生。

七、结论

我们获得的结论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特定媒体技术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取决于它所提供的内容，以及它与集体行动的关系。特别注意的是更多的对信息的访问是不够的，因为更丰富的娱乐内容可能会排挤对信息的消费，从而减少社会和政治参与以及人际信任。此外，这种影响取决于个人选择，这进一步丰富了可能的联系。

第二，媒体可以通过促进协调来促进集体行动，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这方面尤其有效。这种协调可以是直接的，因为个人可以分享有关其行为和/或信仰的信息，也可以是间接的，因为媒体内容可以影响人们对被认为是社会可接受的东西的看法。这在具有破坏性的集体行动中尤为重要，值得指出的是社会资本不必只用于良性用途。

第三，媒体对社会资本的影响还受其创建的网络中的同质性程度的影响，而这在社交媒体也同样突出，因为在社交媒体中同质性将被算法放大。对于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总体效果可能会有所不同，这取决于集体行动是否发生在更同质的群体内或跨更同质的群体之间，以及是否正确认识到了同质性本身。

未来仍然有许多方面有待研究。比如和现有大量关于政治参与的文献相比，未来还可以研究更多不同形式的社会参与；以及媒体上传播什么类型的内容会更有利于增加社会资本，以以及哪些亚群体可能以不同方式受到影响。以上方面的探讨将大大增加我们对媒体和社会资本之间相互作用的程度和性质的理解。

编译 | 简玥

审核 | 赵迪新

终审 | 林陌声

©Political理论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