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肆虐下，如何挽回缺失的群体信任感？

原创 陆爽、文灿 复旦商业知识

本文为节选，全文刊载于

第23期《管理视野》

病毒，对个体而言，考验的是机体免疫力，而对群体而言，它考验的是社会机制与人性。灾难无情，但灾难降临时，由人类社会缺陷或人性阴暗面所引发的次生灾难，往往更具杀伤力。

如果说人类遭遇的一次次的灾难，正如尼采所言的“永恒轮回”，那么只有明晰并牢记人类在灾难中曾经犯过的错误，以史为鉴，才可能让灾难的轮回不再成为不可饶恕的错误。用带着温暖的人性的态度，创造性地借鉴那些已被过往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互救互助，从幽暗的过往中找寻通向未来光明的小径。

01

黑死病与大屠杀：

阴谋论下犹太人的梦魇

提起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绝大多数人毫无意外地先想到的是二战、纳粹、集中营，但如果告诉你中世纪欧洲黑死病蔓延期间，犹太人遭受的迫害可能更甚于二战期间的大屠杀时，你是否会感到意外？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Remi Jedwab、Noel D. Johnson和乔治梅森大学教授Mark Koyama对此做了深入研究（参考文献①）。

黑死病是欧洲历史上惨绝人寰的灾难，1347-1352年，仅仅6年，欧洲40%的人口因感染黑死病而死亡。通过研究欧洲124个有犹太人聚居区且有黑死病死亡率记录的城市，可发现近一半城市中的犹太人在黑死病爆发期间受到了迫害。

替罪羊效应：寻找“背锅侠”

研究者提出了“替罪羊效应”（scapegoating effect）：当对社会造成较大冲击的一个事件发生后，若某一少数族群被认为应该对此负责，那么整个社会大多数人都会把矛头指向这一少数族群。

黑死病给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面对瘟疫的肆虐，人们束手无策，恐惧、焦虑与愤怒，让长期以来背负着所谓的“宗教原罪”并饱受歧视的犹太人“顺理成章”地被认为是始作俑者，而成为灾难的替罪羊受到迫害。黑死病肆虐期间，很多犹太人因被虐待折磨而被迫承认黑死病是自己投毒污染了井水所致。

不过研究也发现，黑死病肆虐期间，犹太人易受迫害的程度与其所在城市的死亡率成反比，死亡率越高的城市，犹太人受迫害的程度反而越低。

补偿效应：若能创造价值就不必背锅

中世纪欧洲，犹太人普遍从事放贷、贸易等职业，在死亡率较高的城市，犹太人所从事职业的重要性和边际价值会进一步凸显，正因此，相比死亡率低的城市，其受迫害程度更低，这一点在交通发达的大城市尤为明显，犹太人往往给当地创造了更大的经济产出，缴纳了更多的税，因为这些突出的经济贡献，地方官僚阶层一定程度上也倾向于保护犹太人，对其免受迫害发挥了一定作用。相比替罪羊效应，研究者把这种情况称为“补偿效应”（complementaries effect）。

研究还发现，那些没有犹太人社区的城市，或在黑死病期间更多迫害过犹太人的城市，在随后几个世纪中，发展速度明显慢于对犹太人相对友好的城市，这也恰巧证明了犹太人对当时欧洲社会的经济贡献。

一张残酷的“平衡计分卡”

也许犹太人擅长商业的本事，更多也是其长期所处社会环境自然选择的结果。灾难发生时，一个少数族群是否会成为“背锅侠”而惨遭迫害，或是被放过一马顺利渡过危机，主要取决于“替罪羊效应”和“补偿效应”这两者，在该族群所处社会中的权重孰高孰低，这是一张残酷的“平衡计分卡”。

02

传染病恐慌下的排外心理

明尼苏达大学双子城分校卡尔森管理学院教授Sunasir Dutta和斯坦福大学商学院Hayagreeva Rao通过历史事件和问卷调查研究（参考文献②）后发现，很多时候，传染病尚未来袭，但仅仅是对传染病的恐惧就足以激发长期潜藏在人类心中基于种族、信仰等的偏见，引发对外来族群的敌视和排斥，疫病笼罩下这种情绪不断累积，而排外行为的爆发有时只需一件小事。

印度版“送瘟神”

chapatti是一种用未发酵面团制成的薄饼。19世纪中期，霍乱长期困扰着印度。chapatti薄饼被印度人认为可用来封存霍乱之邪灵，而通过传递chapatti薄饼则可以驱逐霍乱。传递以传销般的方式展开，收到薄饼的村庄要制作更多的薄饼传递给相邻的几个村庄，以此类推。1856-1857年，印度的很多村庄陷入了这种巫术式的“送瘟神”仪式。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送瘟神”仪式与一个关乎种姓和宗教戒律的谣言不期而遇。

一场猪油牛脂弹夹传闻引发的暴动

1857年1月的一天，加尔各答附近达姆达姆小镇的一位印度水手向一名种姓为婆罗门的东印度公司雇佣军团（孟加拉本地军Bengal Native Army）印度兵要水喝而被拒绝，理由是不愿自己的水壶被这个低阶层的人玷污。被拒绝的水手恼羞成怒，讥讽印度兵，说他自己的种姓其实早已不保，原因是达姆达姆兵工厂制造的装配在这些士兵使用的埃菲尔德式步枪上的弹夹，在出厂前都被偷偷涂抹了猪油和牛脂，而装弹前这些弹夹的包装都被士兵用嘴咬过，因此他们都已犯戒。水手的话让士兵大为惊骇，该说法迅速传播开去，加之很多士兵当时正处于“送瘟神”愈演愈烈的地区，对感染霍乱的恐惧与违反宗教戒律的恼怒相叠加，最终引发了长期以来表现安稳的东印度公司本地雇佣军的大暴动。

排外的偏见

Dutta和Rao还设计了一个问卷调查，在1082名作为被试的美国成年人中抽取一组（212人），告知其以下信息：“美国最近发生了新的流感，传染性十分强，人与人间隔6英尺（1.8米左右）远都可能被传染。”而后，询问对以下事项的赞同度，从十分赞同到十分不赞同共分7个等级，征询事项为：“美国应该针对已在美国本土的非法移民的身份合法化设置正式的申请途径。”

调查同时还随机选取成员分成多组，分别向他们告知其他信息，如“东欧正在发生高传染性流感”（220人），“美国本土发生流感，但传染性不强”（218人），“美国肥胖率指标升高“（210人）等，征询的均为上述相同事项。调查结果显示，被告知“美国本土正发生高传染性流感”的那组人员，对关于合法化非法移民身份的建议持有不赞同甚至十分不赞同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组，而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合法化针对的预设对象还只是已经身处美国本土的非法移民，他们是否具有合法身份事实上对美国本土的流感传染没有什么影响。

03

灾难与修复：

西班牙大流感下挪威零售互助社的启示

为什么在面对灾难时，有的社群恢复得更快，有的则很难恢复？对此，斯坦福大学商学院Hayagreeva Rao教授和欧洲工商管理学院Henrich R. Greve教授做了深入研究（参考文献③）。

不同的灾难，不同的反应

研究发现，在飓风、海啸等天灾面前，人们更易团结一致并通过各种互助组织抵抗灾难，而相比天灾，人为引发的灾难或传染性疾病则不仅易造成群体内外的对抗，还极易削弱群体内成员之间的信任度与互惠合作的联结度。其中传染病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扩散，更易导致“对他人的恐惧”，助长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焦虑，造成合作缺失，最终影响整个社群对灾难的抵抗力和从灾难中恢复的能力。而传染病造成的死亡会进一步引发恐惧，削弱社会联系。

合作互助，建立长效免疫机制

研究表明，传染病暴发前一个社群内民众的组织能力越强，社群受传染病的负面影响越弱，恢复也越快。而一个具有多种非营利性民间组织的社会，有助于民众组织能力的不断提升，有助于创建紧密的社会关系及形成良好的人际信任，这些因素都是让社区尽快从灾难中恢复的关键。

以挪威为例，20世纪初的“西班牙大流感”（关于其起源有争议，但并非源于西班牙）历时30余年，历经3次高峰，造成的全球死亡人数高达2000余万人。挪威感染西班牙大流感的人数为120万，死亡人数1.5万，占其当时260万总人口的0.6%，属受西班牙大流感影响死亡率较低的国家。

究其原因，与当时挪威国内广泛存在的非营利民间组织不无关系。挪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宽松自由的内部环境促进了民间组织的兴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挪威零售互助社，该互助社不仅促进了挪威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庞大的物资供应网络及广泛参与人员通过长期合作建立起的高度信任关系，为整个挪威社会更好地抵抗灾难及从灾难中更快地恢复起到了重要作用。

面对灾难时，政府除了要考虑救助受灾的民众个体，也应关注如何建立良好的机制，促进非营利性民间组织的迅速恢复与建立，这些民间组织就像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一样，是保证一个社会能有效抵抗灾难并从灾难中恢复的重要力量。

□ 作者/陆爽、文灿

□ 图/视觉中国、Giphy

□ 参考文献：

①Remi Jedwab, Noel D. Johnson, Mark Koyama，Negative shocks and mass persecutions: evidence from the Black Death（《负面冲击与广泛迫害：来自黑死病的证据》），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19(24):345–395.

②Sunasir Dutta, Hayagreeva Rao, Infectious diseases, contamination rumors, and ethnic violence: Regimental mutinies in the Bengal Native Army in 1857 India（《传染病、污染谣言和种族暴力：1857 年印度孟加拉本地军的哗变》），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15(36):127–47.

③Hayagreeva Rao, Henrich R. Greve, Disasters and Community Resilience: Spanish Flu and the Formation of Retail Cooperatives in Norway（《灾难与社群恢复：西班牙大流感和挪威零售合作社的形成》），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8,61(1):5–25.

 IFBK 0627 The End

原标题：《瘟疫肆虐下，如何挽回缺失的群体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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