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宝船远航——郑和究竟为何下西洋

郑和为什么要下西洋，按照《明史·郑和传》的说法，“成祖疑惠帝亡海外，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第一个目的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实际是毫无根据的。据成书最早的明朝官方史书《成祖实录》记载，朱允炆是在燕王朱棣（成祖）的军队进入京师（今南京）后，在宫中自焚的。但民间一直有他削发为僧，从地道中逃脱的传说，并逐渐演变为完整的故事，清初谷应泰作《明史纪事本末》，有《建文逊国》一卷作详细记述。但建文帝流亡海外的说法，此前并无线索，以情理度之亦不可能。建文帝生于洪武十年（一三七七年），一直未离开宫禁，建文四年（一四〇二年）被推翻时才二十五岁，毫无社会经验，更无海外联系，在没有可靠的外力支持下怎么可能逃亡海外？如果朱棣真的怀疑他未死，必定会立即大规模搜捕，何至于在官私史料中一无所录，连谷应泰也编不出什么具体情节？在国内也没有留意寻访追捕，怎么会查到海外去呢？退一步说，即使有建文帝逃亡海外的传闻，却没有任何对国内造成威胁的迹象，对朱棣而言，让建文帝终老海外不是更好的解决办法吗？再说，如果建文帝真流落海外，秘密寻访或许会有所得，如此兴师动众，岂不是预先警告他继续远遁吗？

南京龙江宝船厂遗址的郑和铜像

至于第二个目的“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是历来帝王用事海外的普遍心态，只是从来没有哪位皇帝会花费如此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接连六次（第七次是其孙宣德帝所为）下西洋，并且越驶越远，到了此前从未到过的东非。首次下西洋距永乐帝篡夺成功不过三年，而且在此前二年的永乐二年已经派宦官马彬使爪哇、苏门答腊，李兴使暹罗，尹庆使满剌加、柯枝等国，如此急迫，显示还有其特殊目的。

要说“耀兵”，总得与军事形势有点关系，而当时在军事上对明朝稍有关系的（实际还谈不上威胁）无非是蒙古、安南（越南）、日本，永乐帝都已分别处置，但于永乐三年（一四〇五年）至五年郑和、王景弘的首次下西洋经过的却是占城、爪哇、旧港、苏门答腊、南巫里、古里，是经今越南南部至印度尼西亚群岛，或许还到了锡兰（今斯里兰卡）。而永乐五年至七年的第二次下西洋到了锡兰，航线与第一次大致相同，显然也与军事无关。

近年有学者提出，郑和下西洋或许是永乐帝军事大战略的一部分，是为了联络西亚，对付蒙古。此话貌拟有理，实际却经不起推敲。如果当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前对西域的形势还全然不知，那么在明朝初年，蒙古、西域的地理已经了如指掌。从成吉思汗西征，到元朝与蒙古四大汗国形成，亚欧大陆已连成一体，元朝与西域之的交通往来已相当频繁。永乐帝难道还不知道，如要从战略上牵制或包抄蒙古，西域（今新疆和中亚）才是关键，何必舍近求远，绕那么大的圈子？离蒙古越来越远，根本沾不了边。

明朝当然要考虑制约、防范蒙古，所以在永乐之前的洪武二十九年（一三九六年）已经派陈诚往西域撒里畏兀儿（今青海省西北），建安定卫、曲先卫、阿端卫。永乐十一年（一四一三年），诏令中官李达护送帖木儿国王沙哈鲁派遣的使者回国，随行人员中有典书记陈诚，回国后撰成《西域行程记》《西域番国志》，进呈御览。永乐十四年，陈诚护送哈烈、撒马儿罕、俺都淮等国朝贡使臣回国。永乐十六年，陈诚护送哈烈沙哈鲁、撒马尔罕兀鲁伯派遣的朝贡使阿尔都沙回国。如果永乐帝真要为了对付蒙古而实施什么外交甚至军事战略，已经有足够的机会。

而且在郑和前三次下西洋采取的有限的军事行动，都是针对沿途或当地的敌对势力，从未离岸深入。从第四次开始，已经没有任何军事行动。

那么郑和究竟为什么下西洋呢？这要从永乐帝朱棣夺取政权后的形势分析。

洪武三十一年（一三九八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将帝位传给了皇太孙朱允炆（建文帝）。建文元年（一三九九年）七月，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在北平（今北京）举兵“靖难”，至四年六月兵临京师（今南京），建文帝于宫中自焚，朱棣入城即位。尽管朱棣顺利夺取政权，但如何取得合法性成了最大的难题。因此，他立即以利诱和威逼手段争取建文帝的重臣、文学博士方孝孺的合作，条件就是为他起草登极诏书，企图将自己的篡夺行为解释为周公在兄长周武王死后辅佐侄儿成王。方孝孺严辞拒绝，被灭十族（九族加朋友弟子）。接着朱棣宣布革除建文年号，称洪武三十五年，取消了建文帝的合法性。以明年为永乐元年，表明自己直接继承太祖皇帝。永乐九年下诏重修《太祖实录》，据吴晗考证，这次和以后的重修，目的都是为了篡改有关史料，证明太祖皇帝生前早已属意于这位四皇子，因而取代建文帝完全合法。

朱棣

尽管朱棣在这方面不遗余力，显然收效有限。如永乐元年曾下令“禁亵渎帝王之词曲”，限五日送官烧毁，“敢有收藏者，全家杀了”。这些词曲亵渎的对象如系历代帝王，大可不必在即位伊始就如此厉禁。朱元璋时实行严刑峻法，不大可能再有亵渎他的词曲流传，最大的可能就是民间因同情建文帝而流传的亵渎了朱棣的词曲。朱棣的内心始终是空虚的，恐惧的，因为天下人都知道建文帝合法继承皇位又被他以武力推翻的过程。尽管他可以销毁证据，篡改史实，但这三年多的历史空白是无法填补的。

历代帝王往往通过发现“祥瑞”，编造图谶，证明自己“天命所归”。但这主要用以起事开国，或篡夺之前，而朱棣是事后弥补，即使能骗后人，却骗不了当世人。所以他不得不乞灵于另一途径，制造梯航毕集，重译贡献，万国来朝的盛况，向天下臣民证明自己才是膺天运，继大统的真命天子。这才是朱棣派郑和率领史无前例的庞大船队、二万多士兵，“多赍金币”“以次遍历诸番国”的目的。

果然，郑和的船队返回时，“诸国使者随（郑）和朝见”，还带回大批各国的“贡品”，尽管提供的“回赐”远高于这些物品的市价。有的国还专门派遣使者，如永乐五年，满剌加使者来朝。六年，浡泥（今文莱）国王麻那惹加那携家属、陪臣一百五十多人来朝，两月后病逝于南京。但这丝毫不减弱扩大“万国来朝”影响的效果。国王一行在福建登陆后，一路受到沿途州县隆重接待，到南京后皇帝多次赐宴，死后以王礼葬于安德门石子岗，并寻找入中国籍的西南夷人为国王守墓，每年春秋两季由专人祭扫。永乐九年，满剌加国王拜里米苏剌率妻子、陪臣等五百四十多人来朝。永乐十五年苏禄国（今菲律宾西南）东王、西王、峒王携家眷、官员共三百四十多人来朝，从福建泉州登岸后，沿途受到隆重接待，又派专使在应天府（南京）宴请接风，又陪同北上，到北京后朱棣亲自款待。使团留京近一月，三王辞归，又派专人护送。至德州时东王病殁，建陵隆重安葬。

郑和带回来的“贡品”中如果有见于古籍记载的“瑞兽”，或者中国从未见过的珍禽异兽，其作用更非同寻常。如永乐十七年郑和第五次远航返回，带回的贡品中就有阿丹国所贡麒麟，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所贡花福鹿（长颈鹿），足证圣天子的声威无远弗届，也证明大明已是千古未有的太平盛世，一向声教不及的远人才会贡献如此珍贵的瑞兽。皇家画师奉命绘图记载，文武百官观赏后恭呈颂扬诗文。

这些活动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遍及明朝各地，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民间对朱棣的负面影响，增强了政权的合法性，也使朱棣得到自我陶醉。正因为如此，郑和的船队才会一次又一次出发，并且越驶越远，直到东非。

这也证明了郑和的船队曾经到达南极洲、美洲的所谓新发现纯属无稽之谈。既然郑和远航的目的是号召和组织“万国来朝”，是为了扩展大明的声威，他的目的地自然是有人有国的地方，实际上他正是循着阿拉伯人已经开辟的航路和积累的知识，由近及远，一个国一个国地拓展的。他不需要也不可能去一个事先一无所知或已经知道没有人的地方，或者远涉重洋去发现新大陆。这与以探寻新航路、殖民地、土地、资源、人口为目的的西方殖民者、探险家、航海家是完全不同的。

郑和航海图

由于郑和下西洋的档案在宣德年间就被全部销毁，这样的推测已经找不到直接的文献根据，但还是可以找到直接的证据。

宣德六年（一四三一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出发时，分别在浏河天妃宫（在今江苏太仓市济河镇东北）和长乐天妃行宫（在今福建福州市长乐区西）立了《通番事迹碑》和《天妃灵应之记碑》。前者立在当地天妃行宫的墙壁中，无湮没无存。但在明人钱谷所辑《吴都文粹续集》卷二十八《道观》中录有碑文。后者至今保存在长乐区的吴航小学内，碑文内容与《吴都文粹续集》所录大同小异。摘录相关内容如下：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以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奉琮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赉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逾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渺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护佑之德。

一、永乐三年，统领舟师，至古里等国。时海寇陈祖义，聚众三佛齐国劫掠番商，亦来犯我舟师，即有神兵阴助，一鼓而殄灭之，至五年回。

一、永乐五年，统领舟师，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罗等国，王各以珍宝珍禽异兽贡献，至七年回还。

一、永乐七年，统领舟师，往前各国，道经锡兰山国，其王亚烈苦柰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赖神显应知觉，遂生擒其王，于九年归献。寻蒙恩宥，俾归本国。

一、永乐十一年，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其苏门答剌国有伪王苏斡剌，寇侵本国。其王宰奴里阿比丁，遗使赴阙陈诉，就率官兵剿捕。赖神默助，生擒伪王，至十三年归献。是年满剌加王亲率妻子朝贡。

一、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域。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犳、大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剌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禄，并狮子。卜剌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爪哇、古里国进麋里羔兽。若乃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陆之伟宝，莫不争先呈献，或遣王男，或遣王叔、王弟赉捧金叶表文朝贡。

一、永乐十九年，统领舟师，遣忽鲁谟斯等国使臣久侍京师者，悉还本国。其各国王益修职贡，视前有加。

一、宣德六年，仍统舟师，往诸番国，开读赏赐。驻泊兹港，等候朔风开洋。

由于碑文是向天妃呈报并感激、祈求庇佑的，自然不敢编造，所以除了有些用词难免夸张外，其余内容都应属实。可见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宣德化而柔远人”，特别是第五次下西洋，取得“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陆之伟宝，莫不争先呈献”的成就，导致“或遣王男，或遣王叔、子弟赉捧金叶表文进贡”，这才是永乐帝所求。当然，碑文不会也不可能点破永乐帝的最终目的——增强、稳定他的政治合法性。

而碑文记录下西洋途中的军事行动时，都强调其被动性，事非得已，并都是适可而止，对敌外分子宽大处理，完全看不到对“耀兵”的渲染。

这些都使我对自己“郑和为什么下西洋”的推断更有把握。

（本文摘自《葛剑雄写史——中国历史的二十个片断》，上海书店出版社，2022年3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