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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艺术家 | 顾桃：在北京搭蒙古包，过游牧生活

2022-06-29 11:2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叶韫故乡与世界

在人人都卯着劲儿向城市中心挤的今天，顾桃似乎是一个“异类”。一个破旧的院子，两个从内蒙带回来的蒙古包，顾桃和家人就这样在北京过上了游牧族的生活，用这样的方式和草原“取得联系”。在这里，顾桃沉浸于音乐和电影的世界，用画笔和镜头记录生活和思想。通过和顾桃的对话，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这位“都市游牧族”的生活，和他丰盈的精神世界。

——编者按

北方的家

2022年立夏翌日，午后有雨，北京有疫情。沿东三环路穿过蓝皮铁板封锁的管控区来到建国门立交桥上，车辆很少，一路畅通。向东直行30公里抵达一座小院门前，抬头看，红墙上立着一顶白底红边、描有蓝色花纹的蒙古包。

这是纪录片导演顾桃的家。院子是京郊村庄最普通的院子，除了生出裂隙的墙壁，以及偶尔填补其间的黄胶，一切和周围的民居没什么两样——至少从外面看起来如此。走进院内，砖房是堆砌杂物的仓库，蜷缩在不起眼的角落，帐篷、蒙古包、撮罗子，一切由布和木头搭建的空间，才是电影、音乐与酒的客厅，浪子与游人的居所。雨落在毡布上的声音，比冥想课上的颂钵还要清静。

2020年，顾桃一家人从内蒙回京，身后是一片草原和几十个蒙古包。他们曾经在那儿生活、做营地、办内蒙青年电影周，后来遇到了“铲平取缔”，用顾桃的话来说，现在所有的蒙古包全都“躺平睡觉”。为了省钱，他们花2万块的年租在宋庄弄了个小破院，从里面拉出好几车铁屑和玻璃渣，打理出新的驻地，支起从内蒙抢救回来的两个蒙古包。

平房上的小蒙古包，里面住着一位昼伏夜出的独立音乐人。

北方游牧的记忆已经刻进了顾桃的骨子里。他长在呼伦贝尔，大兴安岭的南坡，家里有满族血统，父亲是汉族，却时常到森林里与鄂伦春、鄂温克人为伴，记录他们的生活。人到中年，顾桃追随父亲的脚步深入大兴安岭，拍摄了“鄂温克三部曲”（《敖鲁古雅 · 敖鲁古雅》《雨果的假期》《犴达罕》）。被偷猎者占据的森林，被当局没收的猎枪，一种生活在消亡，唯有无尽的乡愁，牵动他一次又一次前往更深处的旷野、更遥远的北方。所以回到北京之后，顾桃觉得，如果没有一个蒙古包，就等于和草原、和北方失去了联系。

也曾去过南方。南方也有以游牧和渔猎为生的民族，但顾桃始终没法融入。2022年元旦，他到大理和一帮年轻人跨年，拍了很短的视频发在微博上，里面有音乐、篝火、撮罗子，而顾桃写道，“在欢乐的青年中很孤单”。他说，大理太舒服了，舒服得叫人难受，“那种阳光我是晒不起的，因为和我要做的事没有关系”。只有整个身心被北方的寒冷和孤寂包裹，顾桃才能找到呼吸，落地生根，然后做事。

顾桃喜欢待在蒙古包里，因为可以盘腿坐。

生活太乌托邦，就会变得无所事事，美到了极致，就会变得无聊。大约十年前，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顾桃也有类似的感受。他受邀到法属新喀里多尼亚参加电影节，下飞机一看，觉得已经美到没啥意思，待一小时就够了。“那个地方特别好，可是越好的地方，我就越觉得跟自己没关系。”顾桃说道。

不巧的是，电影节持续十天，他也只能在那儿熬十天。有朋友邀他去打猎，顾桃心里没法接受，他拍的是失去猎枪的民族，那么悲壮，因为拍他们来到电影节，结果自己到这儿拿起枪去消遣，算怎么回事？

后来到海边散步，看见珊瑚，顾桃想起了鹿角。他把鹿角珊瑚一个个捡回来，拼成一只鹿，用报纸分组包好，带回大陆。不料到家一看，报纸湿了，碎成小片黏在珊瑚上。顾桃把它们拆开清洗，一弄又弄混了，心烦意乱，不想再重来。鹿消失了，珊瑚还是珊瑚。

工作坊还是度假乐园？

顾桃家总有客人。他形容，只要一回北京，不等他通知，很多人像能闻见他的味似的，自己就来了。本来他们只租了对面的一个院子自住，来的人多了，这才租下第二个院子。

大部分时间，院子的前后门都敞开，以一种游牧的状态，愿意进的就进。村里的小孩来玩，狗也来玩，他们爬到桌上，拿起玩具，钻进帐篷，躲在彩色的摊子和兽皮下，后门进前门出，一只满脚泥污的小白狗追在后面，风似的一圈又一圈。大人也来，电影人、音乐人、摄影师、爱好文艺的青年……来者中有不少向顾桃取经纪录片的年轻人，他们带着自己拍摄的素材，希望能得到一些后期上的指导。

顾桃为此办了个工作坊，叫“未完成影像”，每期邀请一位嘉宾，和他一起帮着做些诊断、提点建议，导演顾雪、编剧刘兵都来参加过，下一期他准备把导演耿军请来。来的嘉宾没钱拿，参加的人也不交钱，顾桃提供场地，还搭一顿大锅饭和酒。

顾桃家中的餐厅。

在草原上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找顾桃，到蒙古包里吃饭喝酒，间或呕吐。每天早晨起来，顾桃的第一件事是刷厕所，第二件事是捡垃圾，风很大，稍微慢一点，垃圾就会飞到邻居家的草场。等收拾停当，前一天喝醉的年轻人就陆续起来了，顾桃开始做饭。送走一批，又来一拨，永远这么热闹。

热闹中顾桃学会了偷闲。他发现年轻人到了草原上，用不着陪，他们自己就很开心，喝完三杯酒，他就跑到画室去画画。最近，顾桃在给北京的院子建一间画室。作为主人，他有时和来人聊聊天，但他不在场，人们也照样开心，自己收拾，自己倒水，自己落座，那么地自在。可是顾桃担心，客人还在的时候自己跑去睡大觉，不太礼貌。画室像某个平衡点，既不怠慢客人，又能画森林草原，做点自己的事。

顾桃在画室中展示他的画作。

吃饭喝酒，年轻人来了，有的不走，新电影却不怎么看到。平房上的小蒙古包里住着一位独立音乐人，昼伏夜出，很神秘。还有一位电影工作者，已经在顾桃家住了几天。新来的朋友问，他是来剪片的吗？顾桃笑了笑说：“来这度假了。”

潮白河畔的紧张与松弛

宋庄镇白庙村，与河北燕郊隔着一条潮白河。北京市区的高楼渐矮，到白庙成为砖砌的村屋，过了河，天际线又陡然拔高。从顾桃家走到河边只要五分钟，雨过天晴，水天一色，河的两岸都装上了绿色方格的铁围栏，很静。在围栏里面、更靠近水的地方，立着“珍爱生命，预防溺水”的标牌，暗示这里也曾热闹，也曾有野泳，有大胆且快乐的人在水里嬉戏。

燕郊，北漂打工族的“睡城”，紧邻中国首都的一片飞地。经由白庙站跨地通勤的人们曾如潮汐涨落般准时，直到疫情搅乱了它的节奏。就在刚刚过去的春天，北京下了一场大雪，因为三河市发现新冠感染病例，回燕郊的人在白庙检查站排起长龙，雪落在他们举起的雨伞、瓦楞纸板和塑料袋上。后来这里安静了一阵，清明过后，一声令下，人和早晚高峰一起复工。

清晨六点，顾桃醒来。收拾完院子后，他拿起相机到检查站路口拍通勤的燕郊住客。进城的人从不停留，下车过了检查站，又立马冲上另一部车，紧张而疲惫的脸一次次在顾桃眼前闪过。他连续拍了小半个月，想看能不能做出个小短片，直到最新一波疫情来临，拍摄中断。

顾桃家中的摄像机。

现在，潮白河两岸都很冷清。只是那边关卡重重，透着紧张，这边的白庙村进出自由——前提是你从北京来，条件是离开时收获一枚弹窗——有种昏昏然的安逸。村里的孩子在街上疯跑，老人在河边在树下聊天，只有蓝色口罩标记着众人所处的时空。

顾桃家屋顶开出两小片菜地，长出半高的芽苗，有朋友调侃说，这是当代生存必备。顾桃的妻子韶声却觉得，地里的这点东西能长出来就不错，谈不上什么指望。因为老家防疫形势严峻，最近她的父母搬来同住。当初，他们选择白庙村而非艺术圈里更出名的小堡、任庄，一是为了省钱，二是觉得这里的居民更朴实。不过，近来一些邻居在闲谈时说起燕郊住客，问他们为何不能换个地方住，或者指责其贪图便宜云云，让韶声感到与邻人间的隔阂。邻里和睦，无虞的生活，可能在顷刻间陷落。

从顾桃家中窗外看出去的风景。

有朋友劝顾桃囤点东西在家，他不怎么上心。“到了没吃的时候，大家都没吃的，就你家囤东西，别人家不囤，到时候你不就被抢了吗？”说完，顾桃吸了一口烟，指了下门口的快递盒，“但是弄了点盐，你们要是没有，走的时候拿几袋。”

疫情时代的游牧

在家的时候，顾桃总想着出远门。2020年，顾桃花七千块买了一辆二手金杯车，载着几个年轻人，开始了“犴达罕电影大篷车计划”，从内蒙到新疆，一边办游牧影展，一边寻找并记录北方最后的萨满，绘制“萨满地图”。刚出发的那会儿，鼻咽拭子核酸检测还没遍地开花，他们在新疆抽了几管血，围追堵截照样不少，有一次车坏在路上，准备在村口墙头就地扎营，结果被一帮狗追得狼狈而逃，但也没打退堂鼓。顾桃觉得，反正是行走，哪里能待就待哪，不用固定，未来属于游动。

顾桃和他镜头下的游牧者一样，掌握边缘游走的艺术，又有一种因受限而产生的忧伤。三十岁时，他就计划过要靠一门手艺走遍自己想去的城市和村庄，一边走一边写，站在人间里面观察万象。这个计划从未付诸实践，没有什么大的原因，只不过是些最为常见的拖延：同学过生日、新的工作机会等等。顾桃总结，主要还是缺少勇气。

顾桃和他的摄影作品。

“很多人，不管年少的还是年老的，身体越来越沉重，但心都在漂着。”如果不是拍纪录片，顾桃觉得自己也还会这么漂着。前三十年过得懵然不知，回到大兴安岭，拿起相机，人才沉下来立住，慢慢长成一棵向上的树。

疫情两年多，“暂停”和“静默”等词在新闻里几乎未有间断，但这些时间足够一个临近中年的人长出几条皱纹，临近老年的黑发变得花白。有的人惊喜于自己学会了做饭，但顾桃以为，在最容易被浪费的时间，人更要去做和生命、和未来有连接的事情，而不仅仅是喝酒吃饭，不管是囊中羞涩地去采风，还是一路房车雪茄红酒，“人最终得按自己的方式去行走”。

北方、电影，顾桃以两张地图为自己行走的内容，一个是中国萨满地图，一个是中国独立导演地图。他从金杯升级到依维柯，在同一片土地上寻找两个正在消失或者已经隐匿的人群。今年7月又准备出发，但还得搞定钱的问题。之前萨满地图的出行在网上众筹了六万块，现在顾桃不打算这么做，觉得岁数大了不好意思。他说，这是个卖自己的时代，“你又没卖，别人也没跟你走，凭啥给你加油？”他寄望于即将出版的新书，希望能卖个五万册。

2014年，中国好几个独立电影展被取缔，独立导演作鸟兽散。但顾桃说，他们还“活着”，一方面是为生存，拍些讨生活的电影，一方面是做自己的东西。如今，他们拍的独立电影已难和外界相见，顾桃也成为其中一员，两张地图的影像暂时只能搬上自己家的幕布。顾桃家院子底下还有一处防空洞，他们在里面办了展览，关于疫情，关于游牧，关于语言、性别、儿童……或许有种未见于阳光的遗憾，但存在以及存在之痕迹，总比没有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