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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讨论考研时,真正焦虑的是什么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近年来,就业已成为大学生必不可少的话题,大学毕业生继续升学的意愿日趋强烈。《2022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白皮书》显示,面对“毕业是继续深造还是直接工作”的问题,有54%的受访者希望继续深造。据教育部官方数据,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为457万,创下历史新高,增幅达到21%。同时,招生人数不断增长,2011年研究生招生总人数为56万,2021年达到117.7万,2022年预估达到120万左右。
随着毕业季到来的就业压力,我国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希望通过考研这一途径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以期望获得更好的就业前景及更好的收入,因此考研也已经成为大学生们最主要的选择之一。
那么,无数怀揣着“知识改变命运”的愿景涌入升学之路的学子,又究竟能否如愿?
学历和收入完全挂钩吗?
有的大学生认为学历与收入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高学历就意味着高收入,同时考研也能够缓解就业压力。学历与收入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舒亚·安格里斯特和克鲁格在早年的一个研究中得出结论:多上一年学对一个人日后的收入水平有正向影响,这一影响不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而纯粹是由教育带来的回报。国内学者也通过国内数据证明了:无论来自于哪个收入层次家庭的子女,收入都随着教育程度提高而提高。
据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随着学历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也在稳步提升。

图1:不同学历的年收入水平差异
由于中位数不受数据极大或极小值影响,对于所在群体的统计数据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因此可以从上图看出,一个普通高学历者的收入一般是高于低学历者的。
但是从均值来看,人们的收入水平与学历水平似乎并不完全挂钩,由图可知,本科学历群体拥有最高的人均收入水平,而中等教育水平的群体人均收入最低。出现这一结果主要是因为受到所在群体收入极值的影响。
根据财富的二八定律, 20%的人掌握了80%的财富。因此站在金字塔顶端的高收入者,可以对他们所在学历群体的平均收入产生极大的影响,其影响力大大超过了他们所在群体的低收入者,所以只要当这些群体多出现几个千万富翁,其整个群体的收入均值可能都会发生极大改变。因此收入均值的说服力相比中位数会更弱。
除此之外,国内学者还发现过度教育在中国普遍存在,带来了薪酬惩罚,过度教育者的收入显著低于适度教育者,并因此导致高等教育的回报率正在降低。
教育回报率指每增加一年或者一个阶段的教育带来收入提高的百分比,由图可知在,所有教育经历中,只有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的教育回报率为正,增加研究生教育经历甚至会给收入带来负面的影响。由此说明研究生群体存在过度教育的现象,并带来了薪酬惩罚。当高学历者从事了与学历不匹配的工作,可能导致收入下降,教育资源被浪费。

图2:不同学历的平均收入和教育回报率
虽然学历与收入水平并未呈现绝对的正相关,但是在高等教育中,教育经历与毕业生起薪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尤其近两年,研究生与本科生之间的毕业起薪差距愈加拉大。下图呈现了自2008年至2021年高校毕业生的起薪变化。

图3:不同学历的起薪差异变化
由此可知,各企业单位、组织在招聘应届毕业生时,学历仍然是重要的考察要素,学历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第一份工作的薪资待遇,且不同学历群体的起薪收入水平差距明显。
综合以上结论发现,工作初期的薪资待遇差距跟学历息息相关,但越到后期越会发现,薪资和学历的相关性逐渐减弱,甚至高学历会带来薪资惩罚,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因为长期来看,能力才是决定薪资高低的主要因素。
同时,学历对收入的影响在不同地区是存在差异的。侯瑜等人也在《高等教育回报率的区域及教育层次差异——基于CGSS混合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一文中证实了高等教育社会回报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表现为东部地区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不显著。
文中提及,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高等教育劳动力比例每增加1%所引起的东部地区平均工资的涨幅为1.27%, 即便劳动力自身受教育程度不高, 选择在发达经济地区工作的工资增长幅度也较高。因此东部地区对于人才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无法忽视的就业错配
“就业错配”是我国教育与就业中不可忽视的问题。2016年《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着严重的工作错配问题,同时出现了“过度教育”和“技能不足”两种现象。
2020年8月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就业困难大学生群体研究报告》也指出,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和大学生的能力与期望之间的结构性错配,也成了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
当前,许多毕业生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选择继续求学深造,然而更高的学历能否降低就业错配现象呢?
据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将受访者分为本科以下、本科和硕士及以上三种教育程度,比较它们教育错配与技能错配情况,可以看出本科生的技能匹配度较高,硕士等更高学历带来更高的教育匹配度,但是也会面临更高的教育过度风险。

图5:工作匹配度
这意味着,部分劳动者接受的教育偏向于通识教育而缺乏满足工作所需要的技能,或是在校所接受的知识和技能落后于行业发展。研究生在读研的过程中也在承担教育过度的风险,读研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并不能直接作用于未来的工作场景中。相比起教育错配,技能错配的问题也许更值得关注。学术资料指出,随着劳动力整体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劳动力市场教育错配明显改善,技能错配有所加剧。
有学者关注了就业匹配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发现就业匹配对大工资和就业稳定性均有显著影响。技能匹配度影响就业者的薪资,技能高匹配者的起薪要显著高于低能高配者;从就业的稳定性来看,过度教育者的就业稳定性较差,出现跳槽的概率较高,高能低配者的跳槽概率要显著高于低能高配者。
对于正处在“最难就业季”的大学生而言,想要改善自身的就业匹配度,除了尽早进行职业规划,选择合适的专业之外,还可以从一些“软技能“入手,如表达能力、逻辑能力和合作能力等。有研究指出,软技能和硬技能对于高校毕业生的职业匹配度上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可以比较出,软技能发挥的作用更大。
高学历能够降低失业风险吗?
很多大学生都处于“毕业即失业”的焦虑之中,于是纷纷加入考研大军,试图通过提升学历降低失业风险,但是失业风险真的能够通过提升学历降低吗?
根据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在所有失业人口中专科以下群体占比最高,达到了80.01%,研究生及以上群体占比最低。

图6:失业人口学历情况
根据智联研究院《就业困难大学生群体研究报告(2020年)》,就学历而言,大专学历就业难度系数最高,本科学历就业难度系数次之,前两者就业难度约为硕士和博士学历的2~3倍。就院校而言,一般学院和非重点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度是重点大学毕业生的2倍左右。

图7:不同学历和院校毕业生就业难度系数
根据智联研究院的《2021大学生就业力报告》,学历依然是企业筛选人才的重要指标,截至2021年4月中旬,在所有找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中,73%的硕士毕业生收获Offer,33.9%已与企业签约,占比均高于其他学历。双一流院校应届生获得Offer和签约情况也均好于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

图8:不同学历和院校应届毕业生获得Offer与签约情况
以上种种,似乎印证了高学历降低失业风险的作用,亦有研究表明,高学历对降低失业一直存在影响,而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1990年,中国城镇地区仍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城镇地区的总体失业率很低,不同学历水平之间的失业率差别不大。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城镇地区的经济体制逐渐转型,国有企业的所有制结构调整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导致大量的下岗和失业,其中学历水平高的劳动力所受影响相对较小。2000年,不同学历水平之间的失业率差别显著拉大,学历对失业的影响日益凸出。
从1999年实施大学扩招政策以来, 中国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快速增长。随着大量扩招后的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中出现了大学生就业困难的现象, 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有所上升。相比于2000年, 2005年高学历降低失业风险的作用有所降低,到了2015年,大学教育在降低失业率方面的作用显著降低。

图9:不同学历降低失业率的作用
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吗?
“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一直广为流传,虽然高考“一考定终身”的弊端被社会广为诟病,也有人质疑“寒门再难以出贵子”,但其制度上的客观公正性,确实为每个个体提供了上升渠道,且这在短期内仍难以被取代。同时,“知识无用”论也甚嚣尘上, 各种“拼爹”的新闻不时见诸于媒体报端,许多大学生毕业后成为城市“蚁族”,也让很多困难家庭的孩子对继续深造产生犹豫。那么,知识究竟能否改变命运,帮助人们打破阶层固化弊端呢?
首先,从个体感知层面来说,有研究发现,虽然大学生感到了与精英教育时代难以相比,高等教育的“助推器”作用减弱,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渠道变得较为狭窄,但相较于来自非重点本科和专科高校的学生,重点本科学校的学生对社会机会的看法依然更为乐观。
通过对CGSS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中不同学历群体十年前后所处的社会阶层的情况对比,不同学历群体社会阶层流动情况不同。与十年前相比社会阶层有所提高的人群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比最多,其次是本科。

图10:2007-2017各学历自评阶级占比比重变化
从“蜗居”到“蚁族”,热词的背后也许是飞不出无窗群租房的梦想,和被城市拥挤击碎的乌托邦。虽然在大城市拥有“立足之地”确实困难重重,但以北京为例,优质高等教育仍是实现住房跃升的关键因素,比较毕业于民办高校、公立普通院校、非985的211院校、985院校,住房拥有的发生比率逐渐增加。

图11:不同人群与受过高等教育人群结婚占比
除了住房,婚姻也是影响个人命运的重要因素。根据今年的最新研究,教育有同质性匹配的影响,即无论男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更可能与受过高等教育者结婚。
其实几乎所有的研究都会考虑到父辈因素,如父辈阶层、收入、受教育程度,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先赋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体向上跃升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也不必灰心丧气,即使“拼爹”确实重要,书中仍有黄金屋。
事实上教育在代际收入流动中的作用明显,对个人收入获得的影响在2004至2015年内均呈现正向作用,且总体影响力呈上升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在2015年,教育产出弹性实现了对先赋性因素父辈收入作用的反超。

图12:父辈收入与字辈受教育年限对收入流动性的影响大小
“无论选择继续深造提升学历还是选择步入社会参加工作,都是一场博弈。”现在年轻人纷纷感叹“太难了”,不论选择哪条路,看起来都是千军万马,前途莫测。但不论升学还是就业,我们还拥有选择的机会。毕竟,拥有选择就是拥有希望,革命尚未成功,我辈仍需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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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馨阳 杨淑婷 邵安晴 韩一帆 张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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