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争夺战

阿拉巴马州共和党籍前法官罗伊·摩尔。

由于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2017年1月接任司法部长，阿拉巴马州需要补选一位参议员。这个特别选举将于12月12日投票，来自该州的共和党籍前法官罗伊·摩尔（Roy Stewart Moore）和民主党籍前检察官道格拉斯·琼斯（Gordon Douglas Jones）将参加角逐。阿拉巴马是个“深红州”，虽然两人均为基督教徒，但摩尔更为保守，胜卷在握。

族群归属压倒了是非和公道？

摩尔属于“新右翼”（alt-right）中的极端派，早先得到前“国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的坚定支持，击败了共和党内的建制派对手卢瑟·斯特兰奇（Luther Strange）。

摩尔除了反同性恋、反穆斯林、反对维护弱势族群权益外，还同情白人种族主义。这些立场虽然并不符合基督教精神，但却在阿拉巴马州得到广泛的共鸣。摩尔也是个典型的阴谋论者，认为奥巴马是个穆斯林，非美国出生，非我族类。

摩尔认为政教应当一体：美国当受神权统治，宪法的权威当在圣经之下。他曾二度被任命为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结果两次都因为他用宗教理由抗拒执行宪法而被驱逐下台。

11月9日，《华盛顿邮报》曝光了摩尔多年前性骚扰、性侵青少年的历史。从此不断有妇女出来指证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担任地方检察官时，他多次性骚扰或性侵未成年少女，其中有一宗是九十年代性侵成年妇女。目前，站出来指控的受害者已达到九位。摩尔今年70岁。

摩尔一位八十年代的检察官同事说：他喜欢与中学生约会，常常到购物中心寻找少女搭讪，这在当时是“众所皆知”的。一位退休的警长也证实了这点。

这些指控的细节十分清楚，可信度很高，引起很大的风波，连司法部长塞申斯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都置信不疑。要求摩尔退出选举的呼声日渐加强。

摩尔本人当然极力否认。他更搬出宗教来撑腰，把个人操守问题升格为“正邪之争”，加强了族群分裂。他11月9日发布的推文说：“邪恶的势力将不惜利用谎言、欺骗和偷盗，甚至肢体伤害来噤声，堵住你我这些基督教徒的口。”

这些指控在阿拉巴马州基督徒当中造成意料不到的反响。11月12日，JMC民调公司（JMC Analytics and Polling）公布的调查显示，在白人福音派教徒当中，有37%的人士因指控而更加坚定支持摩尔，只有29%的人士减少了支持，其他34%的不变。支持者（71%）选择宁愿相信摩尔，认为相关指控都是政敌的陷害。

阿拉巴马州共和党籍州长凯·艾薇（Kay Ivey）11月17日出来表态。她一方面表示相信这些指控的真实性，也因摩尔的不当行为感到“十分困扰”。但另一方面，她还是支持摩尔，因为“他是共和党人”。

继续支持摩尔的人中大约有三种立场。一种认为，几十年后才浮出水面的事极可能都是诬告。另一种认为，男人都这样，只要政治上是盟友就可以接受。更多人认为，性侵行为固然可恶，但是民主党更恶心，无论如何不能让民主党人上位。

第三种心态特别反映美国民情的两极化：族群归属比是非和公道更重要，情绪认同比真相更重要。投票并非因为支持某人，而是因为敌营令人恶心。难道这是多元社会权力争夺必然的结局？

“令人作呕的文化他者”

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UCSC）的人类学家苏珊·哈定（Susan Harding）1991年引入一个新词汇——“令人作呕的文化他者”（Repugnant Cultural Other，RCO），用来描述文化中两个互相排斥的群体。族群认同是根据对另一个族群的厌恶做判断的。

我怎么知道你是“本群”的？并非因为我们的价值观吻合，而是因为令你作呕的人与我的相同，对“彼群”的厌恶比对“本群”的偏爱更为强烈。两个族群彼此以“令人作呕的文化他者”互相对待。

此时，理性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理性的反应也不可能。以阿拉巴马州为例，共和党（或白人福音派）难道不能更换一个更合适的候选人（例如路德·斯特兰奇）？当然不是。但因为摩尔是“我们”的人，他现在受到“敌营”的攻击，就更应当支持他。排外是最高道德！真假新闻权威性相同，道德观与真相都在其次。

美国公共宗教研究所（PRRI）与布鲁金斯学会2016年的调查发现，72%的白人福音派人士认为：“一名在个人生活中犯下不道德行为的民选官员，仍然可以在道德上履行职责，在公共职业和职业生活中履行职责。”而在2011年，这个百分比是30%。

短短五年之间，竟然上升了42%？一般文化上的改变不会这么迅速，它反映出美国政治上两极化的现实。

为什么要投票给一个没有道德的人？因为他是“我们”的人。为什么不能把票投给有操守的对手？因为他是“令人作呕的文化他者”。

10月11日，《华盛顿邮报》刊发的一篇题为《福音保守派正在证明他们最苛刻的批评者是正确的》的文章引用了PRRI总裁罗伯特·琼斯（Robert P. Jones）的话：“今天政治上最令人震惊的变化之一是，白人福音派人士已经完全从充满自信的‘价值取向的投票者’即用高标准道德素质来衡量从政资格，转变成焦急不安但坚定不移的川普支持者。”

琼斯解释说：他们放弃道德标准和伦理原则，选择政治利益，不问黑猫白猫（操守、领导的素质、政策是否道德），只问能否抓老鼠（政治利益）。

如果宗教变成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或是政治利用宗教归属作是非判断，双方利益输送，而不是根据法律和考虑全民福祉的原则行事，都违反正义原则。他们高举建国者“信仰上帝”的牌子来说事，却忽视《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有“不可分割的权利”的理念。

如果只用政治利益说事，让选民做决定，固然有违道德原则，但可以理解，但如果利用宗教作护身符，那就是道地的伪善。这种参政的态度对政治与宗教都十分有害，但宗教所遭受的损害更大、更深，因为宗教失去了臧否时政的道德身份，不过是为政治服务的假先知。

阿拉巴马州这种派性意识（tribalism）浓厚的现象不过是全国的一个缩影。不但右派如此，左派亦然。

这几年来，美国高校学生们假“政治正确”之名粗暴地剥夺他人言论自由的事件频频发生，特别是在一些顶级私立名牌大学，包括耶鲁、哈佛、普林斯顿、布朗大学、安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密苏里大学等。学生迫使教师、校长辞职，要求学校增加“政治正确” 的课程，杯葛毕业典礼讲员之类事端屡有发生，不一而⾜。

这类所谓“非自由左派”（Illiberal Left）同样不能容纳非我族类。他们用霸凌的手段消除一切异声，打倒对方。他们所面对的议题本来或许是正当的，例如消除歧视。只是，他们眼中并没有所谓“民事争议”的空间，没有辩论的余地。

如果你不站在他们那边（例如，反对同婚），那你就是被仇视的对象，需要向他们道歉、赔罪，甚至辞职。因为只有他们代表真理，你的想法如果冒犯了他们的价值，就等于侵犯了他们，冒犯了真理。“非自由左派“的嚣张是刺激保守选民投票给摩尔和特朗普的主要原因之一。特朗普和摩尔赋予这批人声音，这就是民粹的力量。

此外，联邦大法官对避孕、堕胎和同性婚姻相关的判决，让保守派更感觉宗教自由受到挑战，美国的道德秩序正在崩溃，国家正在失去连贯性和凝聚力，多样性正在提升。虽然这些判决是大法官的决定，但许多保守人士把同情判决的民主党和奥巴马当作“令人作呕的文化他者”，势不两立。提名大法官的总统宝位就成为必争之位。

双方彼此深化了对方的排他心理和派性意识。加之社交网络（推特、微信、脸书、Instagram，等等）日趋发达，在随之而来的“共振箱”效应作用下，派性意识不断被加强，被深化。在这个“共振箱”里，事实不再重要，是非不再重要，论理不再重要，群体归属才是硬道理。这种民粹思维和派性意识是走向集体弱智化的康庄大道，参与的人都变成脑子进水、不用思想的盲从者。

“作呕”与“憎恶”

其实“作呕”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它与“憎恶”（disgust）相似。一般人描述排外的情绪不外是“惧怕”，或是“愤怒”，这是权益受到侵犯的反应。近年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最能激发同仇敌忾情绪的字眼是“厌恶”（disgust，或憎恶）。“憎恶”是人类遇到肮脏、污秽、不洁、可憎的事物时的自然排斥反应。

“惧怕”或“愤怒”的情绪可以因着环境而改变，“憎恶”却是一种更深刻的拒绝，它把对象“非人化”（dehumanize）了，从而排斥这样的对象就是理所当然。“厌恶”也是个传染性很高的负面情绪，是妖魔化异己最有效的工具，在历史上经常被使用。

一本1938年德国出版的一本纳粹儿童书的英文旁白是：“看看这些家伙！虱子出没的胡须，肮脏、突出的耳朵，那脏兮兮、油乎乎的衣服……犹太人身上经常有种不愉快的气味。如果鼻子好，你可以嗅到。”（见下图）

纳粹的目的就是要你把犹太人与肮脏、不洁相关联，让你去排斥、厌恶。这种关联的方式十分有效，使得纳粹对被妖魔化的犹太人、同性恋者、残障人士的屠杀和逼迫变得合情合理。用“憎恶”这种负面情绪来“非人化”对象，以团结己群，这是政治上屡试不爽的有效方式。

那么，为什么“憎恶”和“恶心”之类词汇会这么有效？

海特的“道德直觉”

2012年出版的畅销书《正义之心: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我对你错”》（The Righteous Mind: Why Good People are Divided by Politics and Religion）的作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提出了基于道德直觉的解释：自由主义者的道德直觉是“保护他人不受伤害”，并“促进公平对待”；保守主义者的道德直觉是“重视权威”、“对己群的忠诚”和“保持纯度”。

所有这些道德直观都是有价值的，关心社会公义和尊重传统权威同样可贵。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需要这两方面的道德直觉同时存在。但是，煽动家也可以利用它们来挑起争端，制造族群分裂。

让我们想想看：什么是“重视权威”？就是乐意接受权威的领导（独裁者）。什么是“对己群的忠诚”？就是归属感可以大于是非心。什么是“保持纯度”？就是注重理念和群体的“洁癖”，对什么是“可厌恶”、“可咒诅”特别敏感。这是保守主义道德直觉的自然反应。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发现，对“厌恶”的敏感度和政治上的“保守心态”之间有高度的关联性。

近年来的欧洲和美国，道德直觉被不分左右的煽动家用来丑化、妖魔化、表达对“文化他者”的厌恶。保守主义群体也更容易被引到“本土国家主义”与“白人种族主义”的不归路。

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我们多次听到类似下面这种煽动性言辞（意译）：

“墨西哥非法移民令人憎恶，他们是强奸犯、毒贩和杀人犯。像传染病一样，这些从拉美、从中东来的人把美国当作是其他国家问题的倾倒场，令人憎恶！”

——这样的言论让人不自觉地把所有非法移民和罪犯归属于人类污染物，引起受众不洁、厌恶的情绪。

特朗普向选民抱怨希拉里在辩论休息时间如厕时间过长：“她去哪儿了？ 希拉里去了哪里？”接着说：“我知道她去了哪里，真恶心，我不想谈这件事。”然后他继续谈论：“不，这太恶心了。 别说了，这很恶心，我们不要再提。”

——这些看似荒唐的蠢话，其实用意深刻。它让人从此把希拉里与厕所关联在一起，引发受众的恶心感。

“你可以看到她的眼睛里流出血来，血从她身上其它部位流出来。”

——时任福克斯新闻网主持人梅根·凯利（Megyn Marie Kelly）在大选辩论中质问特朗普，他把女性称作“肥猪”、“狗”、“邋遢”，是否在对妇女“发动战争”？上面这段话是特朗普事后把凯利女士和月经的血关联到一起，其用意也在激发人对凯利“不洁”的联想。

“憎恶”（恶心）是特朗普最常使用的词汇之一。被特朗普用这个词描述过的还包括：穆斯林、奥巴马、新闻媒体、风力发电、当众喂奶的母亲，等等。对这些表达仇恨的措辞，保守族群不但不反感，特朗普在多个场合对移民、民主党、竞选对手、媒体和建制派表达的厌恶情绪反而凝聚了大量支持者。特朗普成为支持者眼中的强人、权威和救星。

在树立了“文化他者”是令人恶心的、败坏的、可咒诅的，而己方是“上帝的使者”（真命天子）这个论点以后，在受众那里，论者自身的其他劣迹就都是不足挂怀的小节了。

社会变迁的影响和回应

早年的美国，社会成员之间同质度高，人群经由家庭、学校、教会、职场、社区形成频繁的互动。良好的公民参与推动了教育、贫困、失业、控制犯罪和卫生等领域局面的改善。公众生活的质量与公民参与的程度息息相关。

不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罗伯特·帕特南（Robdrt Putnam）发现，美国社会已经远不如往昔。他在2000年出版的名作《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内如此说：“现在人都只顾自己，除非有什么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否则他们才不会抬起头来看看周围。”这种社交行为的转变对表现为社会网络、规范、信任、权威、行动共识等的“社会资本”的累积有极负面的影响。

十七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社会失联的问题更加严重，家庭的结构、工作和经济的稳固性，以及社会的道德观全都遭受到冲击。突飞猛进的科技和海量增加的知识更是改变了我们的交流方式、生活方式，和对社会和个人的认知。

在这个孤独、不确定、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人们缺乏精神层面的支柱，开始藉由社交媒体，或者在政治立场相同，或者在道德立场类似的群体中，寻找自己的归属感，希望自己所膜拜的对象能够治疗社会一切的“疾病”。对很多人来说，意识形态和哲学思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打倒、推翻所归属群体共同的敌人。

当其他支柱溃散以后，对群体的归属感就代替了对宗教、其他社会共同体甚至家庭的归属感。家庭成员如果属于不同的群体，都可以争得你死我活。群体归属治疗了我们的孤独，满足了我们情绪上的需要，赋予我们生存的目的。我们不再需要论理，不再注重事实的真相和细节。由此形成的派性意识是凝聚社会资本最大的障碍，是带来文明溃败最大的元凶。

煽动家会告诉你，所有的问题都出于专家、学者、精英、建制派。情绪控制一切，智识开始退化，偶像崇拜取代了独立思考。历史上，所有的偶像都服膺同一个法则，它起初让你感觉灵验，但是，一旦成为偶像，它对你的要求会逐渐增加，而你所得到的逐渐减少，至终，它完全失灵。人人都在指责对方大搞派性，却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社会的多元化是个无法避免的现实，“社会资本”因权力争夺、互相谩骂的派性意识而降低，因为谦卑虚己、服务社会共同体的心态而增强。如何在这个多元现实的框架下寻找交集，和平相处，增进“社会资本”，而不是把对方看作仇恨的对象，恢复理性对话，或许才是今天最重要的课题吧。

让我们首先把“憎恶”从社交词汇中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