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刊编译 | 布隆迪战后的国家建构：执政党精英与非自由和平

布隆迪战后国家建构：

执政党精英与非自由和平

摘要: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自由主义国家构建的普遍热情日趋温和。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谈判达成的和平协议往往反映了自由主义原则，许多战后国家仍采用了更为独裁的国家构建路线。这通常是由于“自由”的国际行为者遇到了具有对抗性的“非自由”国内精英。通过对布隆迪执政党内部政治的详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有缺陷的。本文对过于简化的关于“非自由”执政党精英的说法提出质疑，并认为执政党内部的紧张、竞争和分裂在布隆迪国家构建道路上的决定性因素。本文结论表明，了解执政党内部的复杂性、多元性和偶然性，为探究战后政治秩序的建立和重塑开辟了新的空间。

作者简介:

Ntagahoraho Z. Burihabwa, 联合国政策与规划官员

Devon E.A.Curtis, 剑桥大学

文献来源:

Ntagahorho Z Burihabwa, Devon E.A. Curtis. (2021). "Postwar state-building in Burundi: ruling party elites and illiberal pea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97(4), pp. 1221-1238.

本文作者之一 Ntagahoraho Z. Burihabwa

引 言

战后的国家构建可遵循诸多不同的轨迹。在许多情况下，暴力冲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围绕着控制国家和分配资源而进行的。尽管战后环境中的实际建国实践存在很大差异，但自冷战结束以来，联合国和其他多边机构一直强调支持自由建国，以此作为联合国建设和平框架举措的一部分。自由建国通常包括在代议制政府、问责制、宪法对政府权力的限制以及尊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基础上巩固秩序。学者们对自由建设和平和国家构建的理念和做法进行了广泛的辩论。然而，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实践案例，使人们对国际行为者支持下自由国家构建的可行性产生了怀疑。

布隆迪经常被视为国际干预的标志性案例。1993年，布隆迪举行了民主选举，但新当选的总统在上任三个月后遇害，并由此导致了内战以及大量国际、区域性冲突解决倡议的出现。2000年签署的《阿鲁沙和平协定》不仅为过渡政府铺平了道路，而且促使该国于2005年举行了多党选举。

《阿鲁沙和平协定》提供了新的民主承诺、包容性制度安排，并加强了政治精英问责制。然而，自2005年以来，布隆迪的国家构建在执掌政权的保卫民主全国委员会－保卫民主力量（CNDD-FDD）的领导下偏离了其中一些原则，其统治越来越倾向于独裁路线。2015年，时任布隆迪总统的皮埃尔·恩库伦齐扎(Pierre Nkurunziza)参与竞选并赢得了其具有争议性的第三个任期。到2020年选举时，布隆迪的政治空间日益缩小，选举过程进一步遭到破坏。

这篇文章首先探讨了对国际角度的国家构建失败的普遍解释。这些解释往往依赖于干预者的自由主义意图与受援国统治者的非自由主义倾向之间的差别，并强调了国际和国内行为者对国家构建的一系列看法。通过对布隆迪案例的探讨，本文认为其国家构建的轨迹主要是执政党党内政治竞争的结果。最后，文章对上述案例的影响进行了思考，并主张从国内政治角度对国家构建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

一、国际角度的国家构建及其消亡

布隆迪《阿鲁沙和平协定》于2000年签署，当时正值国际和平建设的全盛时期。《阿鲁沙和平协定》便是这些自由主义原则的有力例证。然而，2015年的布隆迪大选拉开了自由主义逐渐被侵蚀的序幕，这与历史上许多评论人士所宣称的自由主义终结的时刻重合。

布隆迪总统恩库伦齐扎（Pierre Nkurunziza）在布松布拉市王子体育馆参加独立55周年纪念活动，2017年7月1日。© 2017 Evrard Ngendakumana／路透社

人们很容易把布隆迪的国家构建轨迹解释为（存在）不可避免的根本缺陷。这些缺陷通常会被归因于国际行为者所推动的自由主义制度与摆脱冲突国家的实际政治现状之间的不相匹配。这种解读是有缺陷的。它依赖于一种错误的二分法观点，并重塑了等级差异的概念。它假设差异可以通过“发展”来克服缺陷，或者假设自由主义制度由于一些因素而不适合某些国家。这些论点的逻辑导致更多的人接受了依赖威权原则的国家建设蓝图，如控制信息、被军事化的空间政治和镇压反对派。

这种对国际性国家构建失败的解释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假定推动国家构建的西方干预者是秉持自由主义原则的，也假定国内精英倾向于非自由的国家。关于第一点，一些学者已经表明，促进国家构建的外部行为者并不是同质化的，也没有普遍的共识支持自由主义的机构和做法。此外，一些学者质疑支持国家构建中的国际行为者本身是否以自由原则为指导，他们将国际行为者所推动的国家构建比作在地缘政治利益基础上追求帝国主义和进行控制，自由主义成为等级制度和强制性干预做法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其他作者认为，国际行为者所推动的国家构建依靠的是有问题的主张，即假设社会关系可以被外部映射、了解并采取行动，同时产生可预测、可知或可改变的结果。

二、布隆迪及保卫民主全国委员会－保卫民主力量（CNDD-FDD）

领导下的国家构建

民主全国委员会－保卫民主力量（CNDD-FDD）的成立植根于布隆迪国家构建之路。1993年10月21日，梅尔希奥·恩达达耶(Melchior Ndadaye)在图西族主导的军队发动的失败政变中被暗杀。这一事件引发了布隆迪的内战以及民主全国委员会－保卫民主力量（CNDD-FDD）的成立。

随着时间的推移，CNDD-FDD的内部分裂日益加剧，这往往反映了地区性分歧、政党内部“政客”与“斗士”之间的分歧，以及在布隆迪境内进行武装斗争的“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的分歧。由于该运动的初始政治思想和知识分子逐渐被边缘化，再加上极为严重的内部暴力和杀戮，均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分歧。

然而，即使在战争结束后，CNDD-FDD内部仍然存在分歧，主在国家建设战略方面也存在分歧，特别体现在该政党应在多大程度上偏离阿鲁沙协议所规定原则的分歧上。进一步的争论则围绕着与反对派团体的合作程度、新闻自由程度，以及与民间社会和国际伙伴的接触程度等问题展开。就各派别而言，在武装斗争期间一直活跃在布隆迪境内的人与在流亡期间支持CNDD-FDD的其他人之间也存在紧张关系。后者中的一些人似乎倾向于更为自由的国家建设方式。

在CNDD-FDD执政的最初几年，已经有一些迹象表明，该政党正朝着更加威权化的方向发展。这方面的一个表现是对武力的依赖，这也可以溯源到CNDD-FDD内部的分歧。2005年新总统皮埃尔·恩库伦齐扎(Pierre Nkurunziza)上任后，迅速利用CNDD-FDD文职官员和安全部门官员之间的不平衡，与军队和警察中强大的前FDD将军们结成联盟。恩库伦齐扎与“将军们”的合作构成了非正式的内部权力圈。这个内部权力圈被称为“CNDD-FDD体系”，它将成为恩库伦齐扎通过国家结构控制CNDD-FDD政党的主要手段。这对布隆迪战后的国家构建轨迹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布隆迪内战后

国际行为者的支持举措

国内权力斗争和民主力量的内部政治影响了布隆迪战后的国家构建轨迹。国际行为者的作用如何？如上所述，国际和地区行为体在促进和支持阿鲁沙和平进程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许多国际机构和行为者在2005年选举后仍然参与布隆迪事务。尽管有人对CNDD-FDD的治理做法表示担忧，但东非共同体的区域一体化仍在继续，国际社会也继续对布隆迪的安全部门给予支持。在非洲和国际维和行动中，布隆迪是联合国维和部队派遣国之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CNDD-FDD政府与联合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不断恶化的趋势。一些国际行为者批评CNDD-FDD日益专制的治理模式，以及战后布隆迪国家建设中的腐败、有罪不罚、缺乏问责制和裙带关系等问题。布隆迪政府则指责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行为者妄图挑战其主权，低估了CNDD-FDD享有的强大合法性。

四、结论

文章表明，国际行动应建立在认识到思想、信念和制度相互影响和历史定位的特征的基础上。理解国家建构意味着要理解一个复杂的、相互交织的政治形式，并承认潜在的矛盾和认知的不和谐。因此，更清楚地理解执政党和关键精英的动机和联盟应该是理解国家建构的核心。

事实上，尽管是通过不同的控制机制，自由主义和非自由主义的国家建构形式都依赖于对人口的统治形式。文章结论表明，执政党的内部政治是最为核心的关键所在。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将归结为关于探究“国家—社会”关系的问题。

编译｜霈琦

审核｜林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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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顶刊编译 | 战后的国家建构：执政党精英与非自由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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