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选择复杂，也不满足于简单

原创 徐辰 读库

历史学家的任务，不是给过去打分，而是理解历史。

——戴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

《伽利略在罗马宗教裁判所受审》，克里斯蒂亚诺·班蒂 绘，1857年。

十七世纪初期，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伽利莱因写作并出版为日心说辩护的著作，而遭到罗马教廷的审判与迫害，不得不违心地做出放弃日心说的承诺，却在之后喃喃自语道“可是，地球还在转动”。身后，他的学术观点终于被正名，成为对抗愚昧宗教卫道士的科学英雄。

上面这个故事，是我小学时耳熟能详的传奇之一，想必很多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朋友也会有所记忆。然而随着年岁增长，这个故事却变得越来越虚幻缥缈，而且极度可疑。

寻找四百年前的真相

在哪里能读到这本给伽利略惹来麻烦的著作？他到底说了什么？宗教裁判所具体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是谁主持了审判？具体的审判过程是怎样的？

就好像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马尔沙克在我的脑瓜里摆开桌案，念叨着俄文版的吉卜林打油诗：“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样，十万个为什么……”

《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那会儿在国内已有中译本，是七十年代中期出版的，我小时候非常遗憾没能读到。第一次阅读本书，已是二十多年前我留学东瀛期间的事儿了。

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译本。

我当时阅读的是青木靖三在岩波文库出版的译本。这位学者是日本有名的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史及伽利略研究者，他在岩波新书刊行的伽利略传记也堪称珠玉之作。

青木靖三翻译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日译本，岩波文库1959年至1961年分上下两册出版，后多次再版。腰封上的一枚黑色五角星代表一百页厚度及四十日元售价，详见拙作《教养之托付》。

随着接触的资料越来越多，便越来越清楚之前疑惑的原因所在。说到底，与“围绕日心说的宗教与科学之争”本身相比，更重要的是，想要用现今我们所掌握的知识量和价值观为基础，去硬套四百年前的社会事件。这不是一种理智的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历史研究的其他领域。

对很多现代人来说，中世纪到近代早期的一些科学观点可能是愚不可及的，但是不要忘记当时人类所能掌握的信息程度，以及这一限制对外部认知所产生的制约。正如《西方科学的起源》作者戴维·林德伯格所说：

倘若我们根据现代物理的准则来评判亚里士多德的运动理论，或许就会觉得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傻瓜，没有能力得出符合事实的结论，甚至是理智的结论。但倘若此时我们根据的是这一理论所意欲回答的问题、期望它所符合的标准，以及期望它所纳入的更广大的理论框架，我们的判断就会大不相同。

这一考虑到事物来龙去脉的能力，是正确的历史实践之核心，也是在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做出合理判断必不可少的技能。

要想梳理并理解伽利略审判——这起发生在数百年前的历史事件，看似快捷简单、大而空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它原本就很复杂，必须身临其境步入当事者的时代背景，悉心剖析每一个细节，才有可能看清事实。以教宗乌尔巴诺八世为例——说到对伽利略的第二次审判，这位教宗无论如何都是个绕不过去的关键人物。

如此有力的盟友

此人俗名马菲奥·文森佐·巴贝里尼，出生于佛罗伦萨的富商巴贝里尼家族。巴贝里尼家族原本就是教廷的大施主，自身也在罗马和比萨接受过良好教育，年纪轻轻便被任职于教廷的亲戚提携，辅佐时任教宗西斯笃五世（1585-1590年在位），到克莱孟八世（1592-1605年在位）时被擢升为教廷首席书记官。

之后，他作为教宗使节前往巴黎，应对宗教改革事务，并为教宗与欧洲各国教俗势力进行博弈。因而虽说是出家人，但他对世俗政务却有着敏锐的认知和丰富的实操经验。1604年，他被克莱孟八世任命为纳匝肋主教。纳匝肋⊃1;是圣母领报之地，也是耶稣基督成长的地方。虽说当时此地归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当主教只是领个虚职，倒也足见马菲奥领受的尊荣。

1606年，三十八岁的马菲奥成为枢机。1623年7月8日，教宗额我略十五世病亡，这已经是他辅佐的第八位教宗了。之后的教宗选举可谓一片混乱，多名有选举权的枢机身患热病不能出席，选票都没能好好准备；加上马菲奥的竞争对手也卧病不起，这场选举几乎是走过场般匆匆了事。8月6日，马菲奥当选教宗，是为乌尔巴诺八世。

教宗乌尔巴诺八世（1568-1644）

这位教宗在历史上留名，多半的确是由于对伽利略的指责和宗教审判。然而，他实则是当时意大利智识之士和艺术家的坚定后援。乌尔巴诺八世本身就具备极高的艺术素养，当时的大艺术家吉安·洛伦佐·贝尼尼诸多流传后世的名作，都是在他的邀请和资助下完成的，例如圣女彼彼亚纳堂立面和彼彼亚纳雕像、圣伯多禄大殿祭坛上耗费十年完成的铜质华盖、乌尔巴诺八世本人的墓穴，以及这位教宗的私人宅邸巴贝里尼宫⊃2;的部分工程。此外，他和侄子弗朗切斯科还邀请法国画家尼古拉·普桑和西蒙·武埃到罗马生活创作，给予慷慨资助。后者回到法国后，对当地巴洛克艺术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乌尔巴诺八世也是个非常现实的实用主义者。他曾命令占星术士为各位枢机测算寿命；为祛祸消灾，还从大牢里释放了被关押二十多年的激进学者托马索·康帕内拉，让其到罗马担任自己的占星术顾问；在拉特朗宫的教皇居所焚香燃星灯，大张旗鼓地进行违背基督教教义的巫术仪式。

乌尔巴诺八世的纹章上有三只蜜蜂，以及象征教宗的天国之钥和三重冠。

乌尔巴诺八世与伽利略本人的关系更为微妙。他成为教宗前就与伽利略私交甚密，可以说是伽利略在教廷最有力的庇护者之一。1615年，伽利略因在给学生卡斯泰利的信件中解释对自然法则的看法，并以此委婉表达对哥白尼日心说假设的支持而被多明我会修士告发。

翌年，他在罗马宗教裁判所接受第一次审判——几乎是安全脱身。罗马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官由多位枢机担任，马菲奥·巴贝里尼当时就位列其中。

1616年的审判结果，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伽利略是托斯卡纳大公首席数学家兼哲学家，有大公的强力背书；其次，教廷内部的势力斗争，特别是他与马菲奥的亲密关系帮了大忙。

伽利略原本就是个很慎重的人，知晓关于天体的自然哲学研究很容易踏入非世俗领域的雷区，因而早在1612年筹备出版《关于太阳黑子的书信》时，就将稿件副本呈送马菲奥，以探后者的态度。马菲奥阅后回信表示支持伽利略的观点，还附言自称是“亲密的年幼弟兄”。著作正式出版后，马菲奥也致信伽利略，宣布该书是“令我期待已久，百读不厌的佳作”。

要注意的是，在那个年代的意大利，此类私人书信实际上承担着类似于当今网络社交平台发言的功能，其主要作用之一就是将副本公之于众，以表达观点或获得支持。

1618年秋，三颗彗星相继出现，引起广泛关注。伽利略受邀解说这一天象，因痛风下不了地，他并没有实际观测，托学生之名刊发了《论彗星》一书，其中的内容与事实相去甚远。这本书遭到耶稣会修士——数学家格拉西以笔名出版的《天文学与哲学的平衡》反驳。

于是，伽利略在1623年以真名出版《试金者》一书予以反击，写作口吻丝毫不留情面。而就在本书出版前，马菲奥当选教宗。伽利略立即着手修订，紧急添上敬献给这位新教宗的献辞，扉页还画上了巴贝里尼家族的三蜂纹章。

伽利略著《试金者》扉页（1623），可看到乌尔巴诺八世的家族纹章。

乌尔巴诺八世收到《试金者》后，表示非常喜欢，甚至于就餐时，在餐桌上放声朗读其中的内容，无疑是公开表达对伽利略的支持。之后，伽利略的学生卡斯泰利来到罗马，担任教宗两个侄子的家庭教师；而他交往二十多年的好友乔万尼·奇昂波利也在教宗面前日益得宠。

明眼人都看得出，在罗马，特别是教廷，为伽利略撑腰的盟友比比皆是。

一步步身陷风暴

尽管局势对自己如此有利，伽利略在撰写后来成为《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后简称《对话》）的新作时，还是极度谨慎。

根据1616年审判后得到的建议，他向乌尔巴诺八世许诺，仅将日心说作为数学假设，且采用对话体撰写本书。书中内容由三个虚构人物通过对话形式讲述，分别是传达伽利略本人观点的萨尔维阿蒂、为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学说辩护的辛普利邱，以及保持中立的沙格列陀。

这类写法在当时很常见，也是一种巧妙安全、易于规避风险的手段，能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作者只是在记载或转述多方意见，并不主动阐述单方面的主张，不下结论，自然也不必为某项观点负责。

为进一步确保安全，伽利略前往罗马探查宗教裁判所所长尼科洛·里卡尔迪的口风，获得了令他满意的答复。但随之而来的鼠疫似乎预示着麻烦即将到来。因疫情蔓延，伽利略一度无法前往教宗国，只得放弃在罗马出版的计划，改为在佛罗伦萨出版。由于两地的出版许可不通用，伽利略又将书稿送交佛罗伦萨具有正规宗教审查资格的异端审判官。至于罗马宗教裁判所方面，由于成书长达数百页，伽利略提出只将序言和结论部分交给里卡尔迪审阅，获得后者的同意。

但在实际操作时，问题就来了：佛罗伦萨负责审稿的异端审判官埃吉迪，由教廷任命且具有正当资质，但实际上却是托斯卡纳大公的人。因而，他对书稿的态度完全不能代表在出版前未能通读正文的教宗和罗马宗教裁判所。

埃吉迪给书稿颁发印刷许可后，里卡尔迪对序言和结论部分的意见才送返伽利略——罗马方面告诫伽利略，结论部分还是要加入教宗的观点，即切不可使日心说脱离数学假设的范畴。显然伽利略后来的处理未能满足教宗的期许。

《对话》于1632年2月出版，待到鼠疫稍微缓和，才于5月底向罗马教廷的要人敬献。7月25日，里卡尔迪致信埃吉迪，言明教宗要求将此书“扣押”。

自此，伽利略逐渐身陷风暴，最终被召往罗马接受第二次宗教审判。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原因或许很多，毕竟当时日心说与地心说已事实上并存近百年，而后者并非罗马教廷的正式教义。对教会而言，两者究竟孰是孰非，与其自身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这个时代的科学研究，也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必定与宗教水火不容。

日心说事实上脱胎于基督教的自然历史，处于自然哲学阶段，即对自然现象与其成因的系统理解与理论验证，是一种以综合、统一解释自然法则（或自然之道）为目标的形而上学。这门学科的学者，包括伽利略在内，大都是在基督教世界观的范畴内摸索、探究，将自然看作神留给人类的话语、信息，希望从中捕捉神的“道”⊃3;。因此，对于这个时代的基督教科学家而言，科学之本真必定指向神学之本真。

鉴于此，伽利略审判事件中，人的因素显然占比极大，教宗乌尔巴诺八世难辞其咎。但这位伽利略曾经的有力支持者，为何立场如此大变？

战火已被点燃

即便是身为出家的圣座，教宗也是有血有肉的凡人。孤独时会伤感，手握刀锋也会淌血。即便手里拿着天国的钥匙，三重冠冕也不是那么好戴的。在人性的弱点方面，被教廷公认为首任教宗的圣伯多禄可谓最佳典型。这位耶稣基督口中的“磐石”，在客西马尼园，耶稣被卖之夜，不也一样因为惧怕而三次不认主吗⁴？

《圣伯多禄三次不认主》，米开朗基罗·梅里西·达·卡拉瓦乔 绘，1610年。

写作《对话》的时期，是伽利略人生的高光时刻，却是乌尔巴诺八世的人生低谷。在他就任教宗之时，始于波西米亚-法尔茨之战的三十年战争正在欧洲大地打得如火如荼。

法尔茨在欧洲宗教争端中崭露头角，大约是在1577年。当时，英女王伊丽莎白派遣菲利浦·西德尼前往神圣罗马皇帝鲁道夫二世处，吊唁先皇马克西米利安二世。西德尼在旅途中拜会了德意志的新教领主们，他本人由于叔父雷斯特伯爵的影响，属于比较激进的反西班牙积极派。

当时法尔茨选侯路德维希六世的弟弟约翰·卡西米尔与黑森方伯亦是激进的宗教改革支持者，卡西米尔给旅途中的西德尼去信询问组织欧洲反天主教联盟的想法，但未见实际成果。卡西米尔任摄政后又抱上了法王亨利四世的大腿，为后者对德进攻计划出了不少力。卡西米尔死后，亲政的腓特烈四世对宗教改革和与法国的合作更加热心。

在法尔茨的对法政策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安哈尔特侯爵克里斯蒂安。但1610年亨利四世被刺身亡后，克里斯蒂安只得把赌注押在国内的新领主腓特烈五世身上。

腓特烈五世尽管年轻，仍有登上新教联盟盟主的潜力：首先，他是帝国的首席世俗选侯；其次，他的伯父贝戎公爵是胡格诺派的一方领袖，与法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再次，他与荷兰有着血缘关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腓特烈五世于1613年迎娶英王詹姆士一世的女儿。对于一位未来的盟主来说，这些条件算是天造地设。

1612年，皇帝鲁道夫二世驾崩后，帝国形势急剧改变。众所周知，鲁道夫二世个性怪异，他从维也纳搬到布拉格，热衷于占星术、炼金术和机械装置的研究，政绩平平。然而，这位皇帝治下的布拉格却经历了一个较为宽容的时代。他资助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对犹太人的压迫也较为松缓，甚至还招收了一个犹太喀巴拉学者作为顾问。在此期间，波西米亚的新教徒也受到宽容政策的恩惠。鲁道夫死后，他年老的弟弟马蒂亚斯坐上皇位并被选为波西米亚国王，对于之前的宽容政策并没有过多干涉。

马蒂亚斯二世行将就木时，波西米亚国王之位已改选给施蒂里亚公爵斐迪南。此人受耶稣会教育熏陶，是狂热的天主教信徒，一上台便下手推翻鲁道夫二世时代的宽容政策，引发波西米亚新教徒的不满。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1578-1637）

一年后，在布拉格发生第二次“掷出窗外事件”，波西米亚人宣布废黜斐迪南。1619年8月26日，改选腓特烈五世为波西米亚国王。

早前，腓特烈已是选侯。因此，一旦他就任波西米亚国王，政治天平就会明显倾斜，接受王位就意味着与哈布斯堡家族开战。大部分德国新教诸侯认为这个山芋过于烫手，腓特烈的母亲⁵也希望他拒绝王位。

但到9月28日，腓特烈给波西米亚的叛军去信，答应接受王位。在寄给伯父贝戎公爵的信中，腓特烈称“这是我必须遵从的神意，我惟有全身心侍奉神与祂的教会”。此时，腓特烈对丹麦、荷兰和丈人治下的英国抱有坚定的信念和希望，甚至期待法国能帮助他牵制皇帝。

9月27日，腓特烈夫妇和世子从海德堡出发前往布拉格，沿途受到热烈欢迎，在布拉格大教堂由波西米亚教会的牧师为其加冕。宗教改革派对这次加冕寄予厚望，其热情不亚于二人成婚时的盛况。

加冕日出版的一幅版画体现了这样的情绪：华服的腓特烈夫妇立于神名之下，脚下围绕着代表新教势力的四头雄狮——头戴宝冠的法尔茨之狮、尾分两股的波西米亚之狮、手持宝剑的英格兰之狮和手持箭矢的荷兰之狮。

四头雄狮簇拥着波西米亚国王与王妃。1619年加冕日当天于布拉格出版的版画。英国国立肖像画馆藏

帝国方面，斐迪南于8月在法兰克福会议上被选为神圣罗马皇帝。手中缺兵的新皇帝得到天主教势力的资助和佣兵，当即对波西米亚军队形成压倒性优势。

1620年11月8日，安哈尔特侯爵率波西米亚和法尔茨联军在布拉格郊外的白山迎战巴伐利亚公爵麾下的帝国雇佣兵与天主教盟军。联军一败涂地，腓特烈带着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仓皇逃往荷兰。

同年9月起，斯皮诺拉率领西班牙军队横扫法尔茨，留在海德堡的腓特烈之母和年长的两个孩子逃往柏林，下法尔茨落入西班牙之手。而腓特烈的丈人詹姆士一世当时对西班牙仍抱有幻想，也未对他进行实质性的支援。在王位上只坐了一个冬天的腓特烈也因此被讥讽为“冬王”。他的家族没能再回到法尔茨，只得在海牙经营一个流亡宫廷。

命运之轮上的哈布斯堡双头鹰与法尔茨雄狮，这幅寓意画昭示着皇帝的胜利与“冬王”的溃败。摘自1621年德国出版物，大英博物馆版画室藏

“冬王”战败后，波西米亚约七成土地被帝国吞食，新教徒被驱逐或强迫改宗，波西米亚教会遭到镇压。日后将德意志诸邦搅得支离破碎的三十年战火就此点燃——波西米亚-法尔茨战争方才平息。不愿看到哈布斯堡家族坐大的法国便多方运筹，丹麦、瑞典等新教国家先后介入，演变为一场浩大的国际战争。

胜利的哈布斯堡双头鹰践踏失势的“冬王”，鹰爪正将他的王冠取下。摘自1621年德国出版物，大英博物馆版画室藏

三十年战争，从1618年打到1648年，德意志诸邦蒙受惨重损失，死亡八百余万人。哈布斯堡家族振兴神圣罗马帝国的野心化为泡影，新教势力在欧洲强势崛起，对罗马教廷来说，自然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

无可避免的审判

乌尔巴诺八世从就任教宗，直到去世，始终未能摆脱这场大战的阴影，被迫在欧洲列强的夹缝中谋求生存。

此时的教宗不仅是天主教的宗教领袖，也是教宗国的实际世俗君主，无法在战争中独善其身。加上百年前罗马之劫的惨剧，时时敲响警钟，乌尔巴诺八世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扩张和维持教宗国的政治版图与影响力。例如1627年吞并绝嗣的乌尔比诺公国，最终使其治下的教宗国领土面积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

荷兰画家约翰内斯·林格尔巴赫的画作，描绘了1527年的罗马之劫，作于十七世纪。

为对抗神圣罗马帝国，防止罗马之劫重演，乌尔巴诺八世还努力强化教宗国的军事实力。将奇维塔韦基亚港口扩建为要塞，还在梵蒂冈兴建军工厂，为强化圣天使堡的防御力，甚至将罗马圣母与诸殉道者教堂⁷门廊天花板上的青铜板拆下来，熔铸成八十尊大炮⁸。还因此招致争议，催生出“蛮族都没干的事，巴贝里尼干了”这句谚语。

与在三十年战争初期力保中立的额我略十五世不同，乌尔巴诺八世为对抗哈布斯堡家族而积极与法国联手。由于后者虽为天主教国家，却暗中为新教诸国撑腰。这样的选择实际上导致教宗在德意志诸邦的权威日渐丧失。

如此环境下的长期拉扯与繁重事务，令乌尔巴诺八世身心俱疲、神经紧绷。此时伽利略《对话》一书中的几处内容引爆他的情绪，也就不足为奇了。

伽利略著《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扉页（1632）

里卡尔迪于1632年7月写给埃吉迪的信中有一条附注，要求后者明确回答“扉页画的三条鱼到底是印刷厂加的，还是伽利略画的？是什么意图”。

这是由于这位教宗一向因任人唯亲而遭受非议，怀疑书籍扉页上三条海豚交缠成圈的图案是影射自己提拔弟弟和两个侄子担任教廷要职。后经调查发现，三条海豚其实是本书出版商的商标，教宗方才罢休。

教宗乌尔巴诺八世和他的侄子弗朗切斯科、安东尼奥。他们两个都是枢机。

最严重的问题可能在于书中结论的部分，伽利略或许的确采纳了教宗本人和里卡尔迪反复转述强调的要求，将教宗对天文学争论的看法放在结论中。但从行文内容来看，却像是在假借辛普利邱之口。本书虽然采用对话体，其中的倾向性还是颇为明显，为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学说辩护的辛普利邱始终处于被驳斥和嘲讽的地位，而且“辛普利邱” （Simplicio）这个名字看似取自六世纪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西里西亚的辛普利修斯，实则具有双重含义，另一个意思是引申自“单纯”的“没头脑”。

无论这是伽利略有心为之还是纯属巧合，当承受着多方压力的教宗看到自己的观点从书中丑角嘴里说出，极有可能认为这是公开侮辱。以至于后来他强硬拒绝罗马宗教裁判所提出的折中方案（进行世俗审判），坚持要求对伽利略进行宗教审判。

不仅如此，三十年战争的风云还在此时直接造成伽利略的盟友奇昂波利在教宗面前失宠。此人与西班牙关系密切，而西班牙在战争阶段与法国对立，自然招致对法持合作态度的教宗不满，最终被扫地出门。

因而，当托斯卡纳使节在1632年9月为伽利略的著作出版流程合规性辩护时，遭到教宗激烈驳斥，称自己根本没有读过书稿，是被伽利略和奇昂波利“合伙骗了”。

至此，对伽利略的第二次宗教审判已经无法避免，近代历史一大事件的大幕就此拉开。

何以拆解复杂的历史

以上这些，也不过是整起审判事件的冰山一角。1616年和1633年，两次伽利略审判中，前后牵扯的人物何止数十。而十七年间的国际风云、教宗国内忧外患、教廷内部的明争暗斗、教宗本人的心境、自然哲学的定义与神学思考、疫情对沟通的影响、各地出版审查人员的差异、有力支持者的突然死亡或失势，都在事件中起到或多或少的作用，若不能一一将细节来由排摸清楚，就根本不可能对整起事件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所谓专家应该是这样一种人，对于很小很小的事情，他却了解得很多很多。

多年前，为读库策划小册子，也就是现在的“读库本”丛书时，我为主编老六引述过这样一段话。这是英国军事史学家约翰·威克斯在其著作《反坦克战史》中，引自尼克勒斯·麦瑞·巴特勒的感言。

人是复杂的，由人组成的世界是复杂的，由人类行为构建的历史更是极度复杂的，任何将历史研究简单化、绝对化、机械化的企图，都只会导向空洞修辞、神话想象、迷思捏造和虚无鸡汤。

自十八世纪中叶起，欧洲的启蒙运动将伽利略审判事件作为反抗教会蒙昧、秉承科学精神的范例而宣扬。出于明确目的性，对事实进行简单化和扭曲，塑造出“科学与宗教抗争”的人工神话。“可是，地球还在转动”这一并无事实根据的著名迷思，也自此逐渐成型。

而伽利略的审判记录逐步对公众公开，已是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事。打那之后，相关文件和书信陆续公诸于世。1984年，梵蒂冈宗座档案馆馆长出版《伽利略·伽利莱审判资料集》；1998年，源自罗马宗教裁判所的教廷信仰教理部开放档案馆，对伽利略审判事件的研究踏出新的一步。

诸位读者手上的这本小书，是日本金泽大学科学技术史教授田中一郎⁹根据不断更新的相关资料，聚焦针对伽利略的两次宗教审判，于2015年在岩波新书⊃1;⁰出版的通识读本。

本书以宗教审判制度为切入点，根据梵蒂冈宗座档案馆、梵蒂冈图书馆和信理部首次公开的审判资料，还原这两次著名审判的来龙去脉，回答了伽利略为何遭受审判、审判过程是否公正、谁参与了审判、伽利略的实际地位与形象等问题。涉及天文学发展、宗教与自然哲学历史以及十七世纪欧洲社会状况等领域，并用相当笔墨拆解分析审判的错综起因，还附有判决文和伽利略本人的异端誓弃文——如本书译者丁丁虫老师所说，足可填补国内之前罕有伽利略审判方面的专著，也没有判决文和伽利略异端誓弃文正式中文译本的遗憾。

对我个人而言，选择本书引进的原因还在于：它很像一座巨大迷宫的地图残片，为观者步步解惑之后，又将更多蜿蜒迷路的入口展现出来，有兴趣深究的读者大可循迹深入，找寻另一片洞天。

老六在随《读库2202》发出的致读者信中，亦阐述了他对《四百年后的真相：伽利略审判》的感想。在此摘录其中一段，是为结语：

宁可选择复杂，而不是满足于简单；为“简单的”历史祛魅，还原并了解它的复杂，正是我们出书、读书的意义所在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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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徐辰

又名Cliffx、范克里夫大尉、恒星际战术绦虫、

日丹诺夫第一一二工厂五号锅炉房司炉工、

鲜卑利亚大规模杀伤性拖稿神拳第三十五代传人

图中正是作者徐辰本人

近代科学，何以诞生于基督教世界

文中相关注释：

1. 纳匝肋，即加利利地区的拿撒勒。

2. 巴贝里尼宫，现属于意大利的国立古代艺术美术馆馆区。

3.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这里的“道”来自希腊语的“λόγος”，有“理性原理”或“法则”之意，英译为“word”，既指“话语”，也有“真理”“道路”等含义。

4. 《圣经》记载耶稣被捕前说伯多禄在鸡叫前会三次不认自己，后者果然因为惧怕被连累，而三次在公共场合宣称不认识耶稣。见新约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十三节至第六十二节。

5. 腓特烈的母亲，“沉默的威廉”之女。

6. 罗马之劫，1527年初，教宗克莱孟七世为与神圣罗马帝国抗衡，支持法国与帝国作战。帝国获胜后因发不出佣兵军饷，而被哗变军队裹挟攻打罗马。因实力对比悬殊，帝国军于5月6日攻入教宗国心脏地带，宗座瑞士近卫队拼死保护教宗通过暗道逃入圣天使堡，随后军纪大乱的帝国军和随行土匪大肆劫掠、杀戮市民。罗马之劫导致意大利文艺复兴势头进一步衰落，教宗国影响力大减。

7. 诸殉道者教堂，即过去的万神殿。

8. 部分用于制造圣伯多禄大殿祭坛华盖。

9. 田中一郎教授即是青木靖三的学生。

10. 1938年11月，曾成功推出“岩波文库”的日本出版人岩波茂雄效法英国企鹅出版社合作创始人艾伦·莱恩开创的鹈鹕鸟平装书，逐步刊行B40开本的“岩波新书”，收录通识启蒙内容，与始自1927年的岩波文库相辅相成。

原标题：《宁可选择复杂，也不满足于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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