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丨一周书记：时代欠逝者……一份讣告

《讣告》，[英] 基斯·科尔克霍恩 / [英] 安·罗著，徐龙华译，新星出版社/读库，2022年1月版，416页

英国媒体人、作家基斯·科尔克霍恩（Keith Colquhoun）、安·罗（Ann Wroe）合著的《讣告》（原书名Book of Obituaries，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td. 2008；徐龙华译，新星出版社，2022年1月）是一部相当独特的媒体著作。1843年9月由詹姆士·威尔逊创办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是英国一份著名的新闻周报，它的社论持有古典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全球化、人口自由流动和社会自由主义。从1995年开始，《经济学人》开设了题为“讣告”（The Obituaries）的专栏，这部《讣告》的文章就选自这个专栏。在网上看到介绍这部书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写一篇讣告，纪念再也看不到春天的他们和它们”，马上想到的是在近三年来的疫情中逝去的那些人，那些小狗狗，那些再也看不到春天的他（她）们与它们；想到曾经看过的那些令人泪目的前赴后继的名单，想到时代欠逝者一份讣告。当然，《讣告》里有好人也有坏人，但是那些坏人最坏的地方也正是使好人“再也看不到春天”。中文出版物大多把这个专栏名称“The Obituaries”译为“讣告”，偶尔也看到有译作“逝者”。从这些短文的内容和“讣告”作为一种体裁通常给人的感觉来看，“逝者”显得更合适；但是，这些《讣告》的作者写作原意中就有文体造反、以《讣告》的机智幽默反讣告固态的自由精神，那就还是“讣告”吧。

作为《经济学人》每周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只有一百三十二行，千字左右，纯粹出自作者的个体视角。相对于逝者几十年生命史中的人和事及其背后的历史语境，这样的专栏只是一块切片，一个被聚焦的侧面。作者除了要表达自己对逝者的评价，还会想到对读者的作用，读别人的故事都会想到自己的人生，即便只是作为有趣的谈资。在这部选集中有戴安娜王妃、化妆品女王雅诗·兰黛、美国黑帮大佬约瑟夫·博南诺、“史塔西”头子埃里希·梅尔克、俄罗斯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美国诗人艾伦·金斯堡、“世界上最伟大的大提琴家”姆斯蒂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服侍过中国末代皇帝的太监孙耀庭、 “最后一个说埃雅克语的人”玛丽·史密斯等，以及“科学史上最著名的鹦鹉”非洲灰鹦鹉亚历克斯，它有相当于五岁孩童的智力与两岁孩童的情商。

基斯·科尔克霍恩（Keith Colquhoun）从1995年开始担任《讣告》专栏编辑。他的编辑风格是坚决、准确、简洁、诙谐——选择逝者的时候坚决，对其生平的认识准确，文字表述简洁与诙谐。他同时还是黑色幽默小说作家。他的小说我还没读过，在想象中应该是很对我的胃口：突然拔枪，然后就是漫溢到地毯上的血；子弹头打进古董桌子里，两年后桌子拍卖的时候在拍卖师发现这个秘密的瞬间，这时又有人突然拔枪……。他最后一部小说叫《五个致命单词》，这让我想到在今天如果搞一个问卷调查，五个致命单词会是哪五个，相信重复率不会低。

安·罗（Ann Wroe）从2003年开始接任“讣告”专栏编辑。主持这个专栏的任务并不轻松，每周都要写一篇，用于研究和写文章的时间往往不超过两天，安·罗在基斯之后主持这个专栏近20年。她选择讣告的对象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从过去非常多的是西方白人男性到尽量纳入更多女性和其他族裔的人，从名人到关注更多的普通人，从人性的角度讲出他们的人生。安坚持只阅读写作对象自己创作的作品，尽可能从逝者本人之所思所想的角度描述其所经历的生活世界，展现其人生变化的真实性与复杂性，因此她把讣告定义为“对生命历程的报道”。她写过不少“恶人”的讣告，认为他们的人生故事用一句英国俗语来说就是“hang themselves with their own ropes”（“自掘坟墓”），希望让他们的恶在故事中自然呈现出来，表现人类的复杂性。

安·罗说书名曾有可能是“麻雀的飞行”，来自英国历史学家及神学家比德（Bede,672-735）对人生的隐喻，“人生就像一只飞过宴会厅的麻雀，从黑暗里飞来，又没入黑暗，其间只有明亮的一刻”，而“飞过的那一刻——在大地的喧嚣中挥动的翅膀——是我们必须抓住的”。（序言）抓住“在大地的喧嚣中挥动的翅膀”的那一刻，这是一个重要原则和启示，无论写作还是人生。

不是只写好人或名人，没有常见的悲痛哀悼之词，也不是常说的盖棺论定，更没有在悼念中塞进通过攀附而自抬身价的私货。虽然作者相信“每个生命都有值得倾听的故事”，但什么是“值得倾听的”，还是一个有待选择的问题。在逝世于二十世纪至二十一世纪初这一范围中，是否“活过有趣的一生”是重要的选择依据，于是“我们并不一味地颂扬、赞美死者。坏人、无德之人、轻浮之人的讣告，有时反而能成为佳作”。说选入该书的这两百零一篇讣告是一部另类的二十世纪史，固然是夸大了，但这的确是一种基于个体生命的独特视角，聆听他们在时代呼啸中曾经发出的声音，在历史研究中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在这部媒体人写的讣告中，我觉得首先最值得敬佩的还是媒体人。关于英国新闻调查记者保罗·富特（Paul Foot，逝于2004.7.18），《讣告》的第一句就是引述《每日镜报》的一位编辑的这句话：“由于保罗·富特，更多人得以从监狱里获释，走在英国的街头。在这一点上，他比任何人的贡献都要大。” 然后接着说：“作为一名投身社会运动的记者，他为遭受不公的受害者代言，不仅坚持不懈、英勇无畏地奔走呼号，也有能力造成影响，改变人们的生活。虽然也撰写各式各样的文章和著作，但他的独创性还是体现在调查报道上。”（106页）富特是英国源远流长的激进新闻传统的继承人，在他前面可以追溯到威廉·哈兹里特、威廉·科贝特、托马斯·潘恩、约翰·威尔克斯等人物。但是他们并不像自称的那样是中立的观察者、摒弃个人意见、让读者形成独立判断，而是立场鲜明，从不为固执己见而道歉，坚定开展社会活动。同时富特也沿袭了英国讽刺文化的传统，如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讽刺画家詹姆斯·基尔雷、托马斯·罗兰森的讽刺风格。（106页）实际上他是由两者结合起来的辩论家和扒粪者，影响深远的讽刺杂志《私家侦探》中的“富特笔记”专栏就是专门揭露丑闻的报道。虽然一开始他对潜在丑闻的调查会遭受很多质疑，但最终他的勤奋和坚持总能贏得钦佩。被他曝光过的人数不胜数，包括政治家、工会领导人、建筑师、记者（尤其是他在《每日镜报》的老板大卫·蒙哥马利）、商人以及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和公务员等。在他领导的社会运动影响下，伯明翰六人案、布里奇沃特四人案和加的夫三人案涉及的人员均被无罪释放。（107页）

比保罗·富特更为英勇无畏的是俄罗斯女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Anna Politkovskaya），她的“讣告”开头就是：“她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凭借尖锐笔触和钢铁意志，报道触目惊心的战争……”（304页）的确很少有记者敢于像她那样深入到车臣残破的城镇乡村，在那些最危险的地方与冲突各方形形色色的人交谈，采写现场纪实报道。她往返车臣不下五十次，常常一次就停留数日。车臣普通民众，以及许多俄罗斯人，都很崇拜她，有的提供信息，更多的是祈求帮助。死亡威胁对安娜而言是家常便饭，但她说记者的天职就是报道重要事件，如同歌手的天职是歌唱，医生的天职是救治一样。（305页）顺带要说的是，她的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一位当时备受当局冷落的诗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

给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逝于2004.10.8）的头衔是“法国知识分子”，虽然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在德里达去世当天宣称他是法国为世界贡献的“一位当代思想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作者接着不无揶揄地说，“德里达本人从不赞同他人的溢美之词，但或许会默许这句。”在这篇讣告中似乎更多谈到的是关于他的争议性，而且对“争议”的解读也很独特。比如1992年剑桥大学提议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作者则认为：“不是德里达的观点或是对观点的论证饱受争议，而是他根本没有论证，确切地说连观点都没有。他一定会第一个承认这一点。他不仅反复地自相矛盾，而且强烈反对任何想澄清其思想的企图。他说：‘批判我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不可能的。’”（86页）实际上这也是对“争议”的一种解构，“他创造了‘解构’这个词，指一种难以定义的习惯，一种通过揭示文本中的假设和矛盾对其进行拆解的行为”。（同上）既然他自己一定会第一个承认自己没有观点、没有论证，那么何来的“争议”呢？但是作者接着说“蒙昧主义一直有市场”，认为苏格拉底抨击赫拉克利特的追随者与德里达的批评者痛斥他的门徒的因由如出一辙：他们总是会以高深莫测的措辞回答你的问题；如果你试图抓住不放，让他解释那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又抛出另一套故弄玄虚，把你唬得愣住。你永远拿他们没辙。于是作者表达了这样的怀疑和对这种怀疑的纠正：“领教过他无力的双关语、夸张的修辞以及不合逻辑的漫谈，一个开明的读者可能会怀疑德里达是学术骗子。然而，这么说或许有点过分了。他是个真诚博学之人，尽管有点混乱，却为一些学者和学生提供了他们刚好需要的东西。”（同上）在我看来，典型的德里达式思维和口吻无疑带有夸张的话语修辞特征，系统的、明晰的论述表达的确就不是德里达，但是德里达的思想的确包含有它的内在复杂性。当他批评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写作语意混淆、逻辑矛盾的时候，他指向的是语言本身的可疑性，继而指向的是所谓“真理”的多重性和不确定性。在这基础上他试图表达的是一套更多掺杂了自我分析和词语分析的更复杂、更内在的论述。无论如何，很难把“蒙昧主义”这顶帽子套在他的头上。作者对德里达的美国追随者的做派与他本人责任的描述颇有意思：前者只要用一堆晦涩难懂的新词汇武装起来，不必掌握任何严谨的思想就可以冒充社会、政治和哲学评论家。但是德里达始终拒绝对他们散漫的虚无主义承担任何责任，“不过他的作品也很难用其他方式解读”。（87页）似乎他还是难辞其咎。但是文章中更重要的问题是谈到德里达在1987年使用解构主义技巧为保罗·德曼和马丁·海德格尔在历史上的亲纳粹立场辩护，批评者认为这是以躲躲闪闪的方式掩盖其在道德和智力层面的破产。（同上）我认为这是比较严重的、难以解构的“争议”。对于认识和研究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来说，这不能说是小问题。美国记者安妮·阿普尔鲍姆通过对布拉格查理大桥上卖的徽章、某哲学家的政治名声、好莱坞电影的到位和缺位等现象的思考，更为尖锐地提出了关于同样的罪行与知识分子的不一样的反应的问题。

看完《讣告》中的德里达，不妨再看看德里达自己如何给别人写悼念文章。雅克·德里达曾经在大约二十年间为声名卓著的罗兰·巴特、保罗·德曼、米歇尔·福柯、路易·阿尔都塞、埃德蒙·雅贝等人写过悼念文章，在他看来在友谊中有一个残酷事实是，朋友总有先离去的，后死者有埋葬和悼念死者的责任。因此，友谊与哀悼不可分离。于是德里达一次又一次地为逝去的朋友们撰写悼念文章，回忆那些与友谊、思想和政治事件密切相关的人生经历。这些文章当然涉及对逝者的认识和评价，同时也是对超越个体生命之上的“哀悼政治学”的研究。德里达的“哀悼政治学”有几个关键思想：政治时常与哀悼相连，要警惕在哀悼中自恋甚至利用逝者，为作为朋友的死者讳是人性中固有的弱点，在悼念中以问题意识作为对朋友的作品表示致敬的方式，在对死者的悼念与对时代的认知之间保持清醒的认识。从“哀悼政治学”的这些基本观点，可以发现，让政治学从悼念中产生出来，是为了对抗对悼念的压迫性编码与仪式，也是为了理解沉默有时才是真正的悼念。

档案是研究人物的第一手资料，有些官员似乎生来就是保存档案的好手，“史塔西”的首领埃里希·梅尔克（Erich Mielke，逝于2000.5.22）无疑是其中一位。六十多年的战争与和平，埃里希·梅尔克的警察档案在政权更迭中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这是德国官僚机构一丝不苟精神的体现，或许令他本人都颇为感动。梅尔克是一个偏执的官僚，专长是收集个人资料。”（252页）他的偏执当然不是仅限于收集资料，更在于把一个原来只是保护东德免遭西方侵略的机构不断扩张。具体来说，埃里希·梅尔克监视着东德一千七百万居民的生活，史塔西的档案巨细靡遗，不仅包括当事人的政治观点，还包括其阅读口味、性癖好，甚至是喜欢的饮料。另外，据估计大约有两百万人曾当过史塔西的“眼线”，档案有限度的开放之后，人们痛苦地发现自己的好友曾是线人，甚至家人之间也曾相互背叛和出卖。梅尔克说史塔西要“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这似乎是最彻底的一种偏执。（253页）

“非洲恶人”让·贝德尔·博卡萨（Jean Bédel Bokassa，逝于1996.11.3）是非洲军事独裁者，甚至把中非共和国更名为中非帝国，作者说他和乌干达的阿明将军“都是半罪犯半小丑式的人物，身后留下诸多传说，充满了荒诞不经的自我膨胀和随心所欲的血腥杀戮”。在1966年支持博卡萨发动政变夺取政权的是法国人，法国总统德斯坦是他的狩猎伙伴，称他是“法国在非洲最好的朋友”。1977年，博卡萨效仿拿破仑，在一场奢华惊人的典礼上加冕为博卡萨一世皇帝。他说“这儿的一切都由法国政府赞助。我们向法国要钱，要来以后就挥霍一空”。像他这种擅长向别国要钱的领导人并不少见，但是能说出这样的话还是不多。1979年，博卡萨规定在校学生必须穿着印有他肖像的制服，学生们对此表示抗议，他将其中两百人投入监狱，不少学生在狱中被活活打死。（32-33页）

介绍“世界上最伟大的大提琴家”姆斯蒂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ovich，逝于2007.4.27），作者首先说的是“在极权主义统治下，音乐是一种重要的逃避手段。只要心灵躲进音乐世界，最恶毒的秘密警察也无法完全扼杀人类的精神。”（326页）音乐给了罗斯特罗波维奇最大的自由。在苏联的日子里，他因为拒绝与他的恩师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和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划清界限，更因为同情遭受当局迫害的作家索尔仁尼琴，他无法公开演出或录制唱片，在众多献给他的乐谱中甚至连他的名字都要删掉。1968年9 月他在伦敦演奏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当时正是华约集团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外愤怒的示威者高声抗议这场“苏联”音乐会。但罗斯特罗波维奇的流泪，令听众也心有戚戚。 被迫移居国外后，他用音乐吟唱俄罗斯的苦难和忧伤。有两次决定性的历史时刻他都亲临现场。柏林墙被推倒时，他在混凝士墙体打开的缺口边整夜演奏巴赫组曲。在1991年8月的莫斯科危机局势中，他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飞回祖国，手持步枪与鲍里斯·叶利钦一起出现在被围困的莫斯科白宫。他说在人生中最重要、最危险和最激动人心的那一天，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327页）

美国词源学家艾伦·瑞德（Allen Read，逝于2002.10.16）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探究OK一词的起源上。OK也许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实用、最流行的词语，它的起源成为词源学界的大难题，对词源学家来说，确定OK的起源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相当于数学家孜孜以求证明费马大定理。多年来美国人认为OK一词肯定源自美国，但在二战时美军士兵发现，OK一词在其他国家已经很流行了。艾伦·瑞德的研究结论是OK起源于美国，他在1839年的《波士顿晨邮报》上发现了OK一词，甚至在1836年美国第八任总统的马丁·范布伦谋求连任的支持者在竞选过程中以OK为口号，因为范布伦的绰号是Old Kinderhook，于是有“投OK一票”的口号。（315页）当然也有人仍然不同意这个结论，或许还有人会“考证”出OK源于中国，比如某个可能叫藕坑的村庄，就如考证出英语的yellow来自汉语的“叶落”一样。

以上七位逝者的“讣告”让我们看到，的确如安·罗所言，不希望《讣告》沦为逝者大事年表，重要的是找到本人的声音，揭开生活的隐秘角落。既然没有全面评价、盖棺论定的责任，也没有为亲朋好友掩饰过错的约束，在“讣告”中就可以独抒己见，甚至可以用讽刺、揶揄的文字讲述其人其事，让真实的人性在生命的细节中显露出来。正如前BBC著名记者安德鲁·马尔（Andrew Marr）所言，“它展现的人类世界要比普通讣告更加无药可救的多样化——并抵达了其他讣告所不能及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