螳臂馆｜古典政治哲学试图伪装成一位机智的老太太

“天使博士”托马斯·阿奎那讲过一个故事。事情发生在台奥尼西厄斯统治的叙拉古。叙拉古人恨透了这位暴君，都希望他遭遇不测而死去。只有一位老太太是例外：

当叙拉古人都盼望台奥尼西厄斯死亡的时候，还有一位老太太不断祈祷，希望他死在她的后面。那位暴君在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法；她回答说，“当我还是一个姑娘的时候，我们都受一位暴君的压迫，因此我盼望他死；他被人杀死了，但继承他的人把我们压迫得更厉害；于是我又非常高兴地看到他的政权的垮台。可是接他的位的就是您这个甚至比他还要苛酷的统治者。所以我耽心，要是您离开了我们，您的后任会比您格外可怕。”（《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58页）

阿奎那不是在反讽。相反，他想要借助这个故事告诉他的读者，在暴君统治还没达到不堪忍受的程度时，明智的做法是忍受。

无独有偶，另一位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在“教育”他的“新君主”时，同样谈到了这位叙拉古老太太认识到的道理。他说：人们生活在一个国家中，经常会希望改善自己的境遇，“愿意更换他们的统治者”，并且这种希望会促使他们拿起武器反对他们的统治者，帮助新君主取旧君主而代之；“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上当受骗了，因为后来的经验告诉他们，他们的境遇比以前更恶劣了。”

为什么会如此呢？马基雅维利作了解释。他的解释表明了他同阿奎那的重要区别。因为，他的目的不是告诫臣民要忍耐，而是向未来的新君主说明，新君主为什么“不得不”背信弃义，过河拆桥，剪除帮助他登上大位的盟友——正是这些提供帮助的盟友，在恩义上对新君主构成了约束；他在这些盟友面前就像个所有亏欠的债务人。只要新君主无法解脱这些恩义上的约束，他就不能真正作为君主来统治：如果他受这些盟友的恩义约束，按照他们的期望来统治，那么究竟谁在统治？于是，暴政降临了。新君主是背信弃义的产物；兔死狗烹是新君主的政治原则。

从德国流亡到美国的犹太裔哲学家施特劳斯，坚定地把马基雅维里当作“邪恶的教师”。但是他在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问题上，似乎与这位“邪恶的教师”英雄所见略同，这再一次证实了叙拉古老太太的智慧。

1965年施特劳斯在芝加哥大学开设“政治哲学引论”课程。1月份，丘吉尔去世。施特劳斯回忆起丘吉尔与希特勒之间“势同水火的立场”，指出：“不屈不挠而又宽宏雅量的政治家和疯狂的僭主之间的对比，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人所应当知晓的最重要教训之一。”接着，他话锋一转，说“丘吉尔为了人类自由而对抗希特勒的英雄行为”，只会强化希特勒的同类“对自由施加的威胁——当然这里没有丘吉尔的过错”。

与阿奎那和马基雅维里相比，施特劳斯的这个说法更加令人不安。因为他明确地在丘吉尔的对抗与希特勒的同类们更“有效”的暴政之间，建立起了某种程度的因果联系，甚至还暗示了人们可能得出的对丘吉尔的责难，尽管他本人似乎认为这种责难在道德上是不成立的（“当然这里没有丘吉尔的过错”）。根据这种因果关系，叙拉古老太太的智慧就可以用一个简明的公式来概括：由于反抗暴政恰恰是导致更坏的暴政的原因，所以忍受当前的暴政是更明智的做法。

按照这样的逻辑，反抗暴政者反倒成了后来暴君的教师。我想起弥尔顿在《失乐园》里构想的一个情节：撒旦领导的叛军不甘心在地狱火湖里受罚，想要再次对抗上帝。为此，他们在新造的万魔殿召开会议，集思广益。他们总结了上帝的战略，并精心设计了与之针锋相对的战略：上帝的战略是从恶中寻找善，撒旦反其道而行之，决心从善中寻找恶。魔鬼正是凭借这个新的战略对伊甸园发起了“进攻”。弥尔顿非常机智地把“魔鬼之道”理解为“上帝之道”的倒转，但也因此无意间指证了“上帝乃撒旦之师”的道理（用一个神学命题来说就是：魔鬼是对上帝拙劣的模仿。拙劣的模仿也是模仿；通过模仿，撒旦与上帝也就有几分相似）。

可能有人会反驳说：上帝在这里并非教师，因为他没有为撒旦传授作恶方法的意图；这里存在的只是撒旦有意识的“学习”行为，并不存在一位有意识的“教育者”。这个反驳对我们凡人或许有效，对弥尔顿的上帝则恐怕并不适用，因为上帝是全知的。他预先知道整个因果链条；撒旦的“学习”也是在上帝那深不可测的计划中预定的环节；它就是上帝的意图之一。

我们权且把这个过于饶舌的问题搁置一边，来看看问题的实质。只要我们假定政治共同体中总是潜在地存在着邪恶之徒，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叙拉古老太太对自己有限经验的“归纳”——暴君从反抗它的行为中学习，未来的暴君会更坏——是很难反驳的。需要修正的只是：说未来的暴君更坏，不一定指他会更血腥、更暴烈，而是指他会更聪明、更有效、更彻底地关闭自由的大门。这本来就是古往今来所有僭主得位之后做的头一件大事。

僭主与争取自由的力量之间，必然形成一种相互学习和共同演进的历史机制，除非历史终结。在这场接力赛中，僭主比他的对手更有优势，因为他本质上是个道义-文明-价值上的无产者；他虽然会失败，却无需担心丧失什么。实际上，他所能丧失的，无非是旧世界习传下来的习惯、风俗和道德——马基雅维利早就已经以诡谲的方式在精神上砸毁了这些锁链，“解放”了潜在僭主们。

这类在精神上百无禁忌的人物，具备更为强烈和纯粹的求知欲。不知不觉间，旧世界无形地封住僭主和民众眼界的障碍坍塌了，瓦解了，新状况出现了。从叙拉古老太太的视角来看，历史进程同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正好相反：不是理性的狡计借助恶行为善好的世界开辟道路，而是邪恶的目的借助善行为自己开辟道路。

似乎有一条“科学末世主义”的线索——从阿奎那笔下的叙拉古老太太，到马基雅维里笔下新君主的臣民，再到施特劳斯所论断的丘吉尔——把末世论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只不过这是僭主的历史科学）。我甚至认为，这门科学比它的所有对手都更有科学性。因为，僭主的支配欲的基础，与科学精神自身深深地扎根其中的那个信念，是相同的：知识就是权力/力量。现代科学对无限未知的探索，假定了知识乃是一部征服或控制机器；僭政对控制机制的科学态度，表明了控制的欲望是知识生产的动力源泉。

不过，与新的状况相比，叙拉古老太太的智慧已经显得有些落伍。她选择忍受当前的暴政。她的推理遵循的是一条“自然而然”的线索：在陷入沼泽的时候，据说越是挣扎就陷得越深，也就越快灭亡；既然如此，那么消极的策略至少还能延缓毁灭的到来。但新的状况是，潜在的僭主和善良的人们同时都经受了启蒙。他们的眼界都扩大了。他们在征服自然和中立的科学事业中，分不清彼此。

我们不妨再次借用弥尔顿的例子：从逻辑上说，上帝在人间的事业越是往前推进，收获越多的“善”，撒旦的事业也就越是往前推进，收获越多的“恶”。为了他自己推翻上帝的反叛事业，撒旦似乎会有强烈地动机，声称自己乃是上帝的仆人。僭政来到人们的面前，但人们可能不认识它，就像人们也往往把路过的天使当作乞丐一样。毕竟在价值无涉的纯粹科学当中，连“僭政”这个术语也失去了对象，沦落为情绪的表达（霍布斯说，它不过是某一类统治形式遭人憎恶时的名称，根源于不同说话者的主观特征，而不是对象自身固有的属性）。

随着各种主观价值判断被系统地从科学领域清除出去，一个共同的探索和学习机制越来越成为独立的领域，成为各种势力竞相争夺的资源，与此同时，也构成他们共同的“事业”。笼统地说，这个领域就是“技术”，但它神圣的光环来自“科学”。从前由反抗和侵犯两个对抗性要素构成的演化机制，现在可能已经被这个独立的技术领域吸纳。

结果是，僭主的进化获得了新的条件，不再“依赖于”反僭主的斗争。它存身于一个自动的探索过程，超出眼前的需要，向一切可能性开放（一切可能性当然也包括毁灭的可能性）。这个自动探索过程不需要真实的反抗经验便可以计算出无穷的反抗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在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也就是当它们还在未来的时候，就被封闭了。

技术是一部来自未来的机器。“历史”从此变得无比渺小，并且因为与人的生存不再生死攸关而“终结”，“未来”则成为支配或奴役现在的主人——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忍受当前的僭政已经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回答。

叙拉古老太太的智慧值得重视，不是因为它一贯正确，而是因为它的落伍。古典政治哲学试图伪装成这样一位机智的老太太。它这样做是有“历史”条件的：

当今僭政和古典僭政的差异，根源于哲学或科学的现代观念同古典观念的差异。与古典僭政截然相反的是，当今僭政基于有赖现代科学而得以可能的“征服自然”过程中无限制的进步，也基于哲学知识或科学知识的大众化或散播。有种科学可能导致对自然的征服，哲学或科学有可能大众化，古人对这两种可能性了然于心。但古人将其斥为“不自然”，也就是会毁灭人性。古人做梦都没有想过当今的僭政，因为他们认为当今僭政的基本前提如此荒谬，于是把想象力转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施特劳斯、科耶夫：《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彭磊译，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页）

据此，古典哲人采取一种老太太风格的条件是，某些可能性始终处于沉睡状态。古典哲人因为觉得荒谬绝伦搁置不论的可能性，如今反转成了人们自然而然的思维方式。自然的屏障倒塌了。这个巨大的转变，应该反过来成为反思古典政治哲学的契机。

-----

作者周林刚，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哲学想要解释一切，政治想要改造一切。政治哲学探讨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它是两种有关“一切”的态度相遭遇的边疆地带，既连接，又区隔。我们用一些微弱的文字，在这块边疆地带建造一座叫做“螳臂馆”的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