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书单︱英国杂志《今日历史》评选的2017最佳历史书

《今日历史》是英国一份著名的插图历史杂志，同时也有官方网站（http://www.historytoday.com/）。从1951年创刊起，该杂志按月发行，致力于将严肃而权威的历史以有趣的方式展现给广大民众。它覆盖各个时段和各个地区，既刊登传统史学类文章，也聚焦于最新历史研究。近年来，《今日历史》每年在年末刊登当年最佳的历史书，以供读者参考，具体内容可以在官网进行阅读。（本文原载于《今日历史》第67卷第12期，2017年12月，原文链接：http://www.historytoday.com/history-today/best-history-books-2017 ）

从古希腊到二战，从罗马教皇到反基督者，从拜占庭到中国再到犹太人的传说，历史学家们精心挑选出了他们在2017年最喜爱的书。

评荐人：埃弗丽尔·卡梅隆（Averil Cameron，牛津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古代晚期与拜占庭史）

我的选择是米努·丁肖（Minoo Dinshaw）所写的传记——《异域骑士：史蒂夫·朗西曼的拜占庭人生》（Outlandish Knight: The Byzantine Life of Steven Runciman，艾伦·莱恩出版社）。史蒂夫·朗西曼（Steven Runciman）是一位拜占庭历史学家，同时也是1920年代剑桥新潮社交场的常客，其身影还出现在著名摄影师塞西尔·比顿（Cecil Beaton）的镜头之中。除此之外，他也是学者兼戏剧导演达迪耶·瑞兰兹（Dadie Rylands）的朋友，连盖伊·伯吉斯（Guy Burgess）都是他的学生。

年轻时候的史蒂夫·朗西曼

朗西曼心醉于有关皇室的一切。他尤其喜爱旅游，一攒够钱就从剑桥三一学院辞职，从此过上了周游列国，与朋友谈天说地的生活。即便如此，他依然撰写了一系列和拜占庭相关的历史书，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他的三卷《十字军历史》。他于2000年去世，享年九十七岁。丁肖的书读起来非常精彩，同时也给我们对朗西曼的想象留出了足够空间。

评荐人：迈克尔·伯利（Michael Burleigh，英国作家与历史学家，主要研究纳粹德国）

不论是从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克里斯托弗·科克（Christopher Coker）都是英国在战争领域最前沿的思想家之一。不同于寻常的国际关系专家，他在历史和文学领域有着宽广的知识面，综合运用使得其作品如虎添翼。他的《未置信之战：中国，美国与大国冲突的逻辑》（The Improbable Wa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Logic of Great Power Conflict，赫斯特出版社）一书阐述了强大经济联合体的必然性，并说明了中美的共同利益会防止两国陷入亚太战争。科克关于“非理性”在战争冲突中扮演的角色有许多有趣的见解，无论这种“非理性”是否基于荣耀与怨恨，也不论文化如何影响与塑造决策的构思。此书对战争展开的各种角度，海、陆、空甚至网络空间的分析达到了顶峰。鉴于作者脚踏实地的学术成果，此书同时也颇具启发意义。他并不追随时下流行的“修西德底斯陷阱”的论调而盲目认为大国的兴衰必定会造就战乱的发生。

评荐人：露西·德拉普（Lucy Delap）

塞尼娅·比塞塔（Senia Pešeta）的《爱尔兰民族主义女性，1900-1918》（Irish Nationalist Women, 1900-1918，剑桥出版社）一书从长时且活跃的女权切面入手来探讨爱尔兰民族主义政治，同时也绘制了“先进女性”（advanced women）所面临的一系列阻挠。此书有助于我们重现思考了爱尔兰的政治场域，并将其视作一个同先前历史叙述相比的更具论辩色彩的、多元的话语空间。在同一时期，安妮·萨默斯（Anne Summers）也出版了一部可读性极强的学术著作——《英国的天主教和犹太女性，1880-1914》（Christian and Jewish Women in Britain, 1880-1914，帕尔格雷夫出版社）。她的多元主义书写对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期历史叙述作出了杰出贡献。她将目光聚焦于政治运动里那些博爱仁慈的女性，并将性别放置在叙事的焦点。最后，杜尔班·高希（Durba Ghosh）的《绅士恐怖分子》（Gentlemanly Terrorists，剑桥出版社）则着眼于1919-1947年间印度的精英反殖民武装者的暴力。不同于甘地的非暴力，高希将暴动置于印度民族主义的中心，并追溯了其持续性的影响。

评荐人：戈登·坎贝尔（Gordon Campbell，英国莱切斯特大学教授，从事文艺复兴研究，以研究弥尔顿与詹姆斯一世钦定版圣经闻名于学界）

自英格兰与苏格兰改革以来，清教徒们试图将英国变成一个清教徒国家，其中一些激进者甚至宣称教皇是反耶稣的。而教皇是如何看待英国则很少被人们所讨论。斯特拉·弗莱彻（Stella Fletcher）在《教皇与英国》（The Popes and Britain，I.B. Tauris出版社)中，叙述了一部详尽的关于天主教会与英国从古代晚期到当今的关系的历史。此书涵盖甚广，其学术成果也令人敬畏。弗莱彻博士主要是一位意大利历史学家，但同时也出版了讲述英国红衣主教沃尔西的作品，往往将沃尔西放置在整个欧洲背景下进行考量。也正因此，她对于英国和教会的各个方面都有独到见解。她的行文很优雅，易读，并不卖弄辞藻。我很享受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从中获益匪浅。

评荐人：朱迪斯·弗兰德斯（Judith Flanders，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兼作家，定居英国伦敦，作品主要集中于维多利亚时代）

这个夏天，我很荣幸做了坎迪尔奖（Cundill Prize）的顾问。坎迪尔奖是为了历史写作而设立的奖项，因此我审阅了上百本历史书，每一本我都很喜欢。其中我的最爱是来自詹姆斯·夏普（James Sharpe）的《狂怒的人们：英国暴力史》（A Fiery & Furious People: A History of Violence in England，兰登书屋）。这本书的详尽令人满意，其论点也颇具说服力。

而丹尼尔·科尔曼（Daniel Coleman）的《庭院劳作：城市空间的传记》 （Yardwork: A Biography of an Urban Place，沃萨克与韦恩出版社）则从社会历史、生态学以及政治史的角度剖析了我们称作为“家”的一切。

而我最想评述的一本书，还是罗斯玛丽·阿什顿（Rosemary Ashton）的《火热一夏：狄更斯、达尔文、迪斯雷利以及1858年的大恶臭》（One Hot Summer: Dickens, Darwin, Disraeli and the Great Stink of 1858，耶鲁出版社）。论揭露生活、政治、艺术与流行文化背后的暗潮涌动，她是最出色的。

评荐人：莎拉·莫蒂默（Sarah Mortimer）

我选择了罗伯特·柏尔勒（Robert Bireley）对于乔瓦尼·贝特罗（Giovanni Betero）的《国家理性》（The Reason of State，CUP出版社）新版本的翻译。原书写于1589年，大概是在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的《君主论》（The Prince）几代之后的作品，《君主论》一书揭露了政治游戏的黑暗艺术，让一整个欧洲陷入了介于颤栗和狂欢间的恐怖刺激。贝特罗则执着地认为，君主可以做到道德与威望兼备，而在《国家理性》里，治国版图也被构建成一个天主教新版本，为了让统治者能满足这个腐化堕落并且瞬息万变的社会之需求。这本书影响深远，同样也十分精彩，但还不怎么为人所知。好在柏尔勒的的新译本颇具贝特罗本人的神韵，不仅十分生动，而且让贝特罗的书得以展现出其深远的重要性。事实上，贝特罗在16世纪对于政治成功和道德标准的见解显然也很切合当今时局。

评荐人：保罗·卡特里奇（Paul Cartledge，英国古代史学家，剑桥大学希腊文化教授）

从夏洛茨维尔到牛津，再到卡尔卡斯，这是如此“雕塑焦虑”的一年。文森特·阿祖莱（Vincent Azoulay）2014年的 《弑君者》（Les Tyrannicides）现在已经可以从牛津大学出版社官网上读到，并被极为恰当地翻译成《古代雅典的弑君者：两座雕塑的故事》（Tyrant-Slayers of Ancient Athens: A Tale of Two Statues）。实际上，弑君在古希腊是一件十分常见的事情，从公元六世纪后就开始频频发生了，然而却没有一个地方如同雅典频繁。阿祖莱则凭借其敏锐而广泛的研究，全力为人们展示了两位雅典杀害暴君者——哈尔莫迪乌斯（Harmodius）和阿里斯托吉顿（Aritogeiton）的形象。

两位弑君者的雕塑

对于那些已经熟知那不勒斯考古博物馆（Naples’ Museo Archeologico）所藏的低质量罗马复制品的人来说，这个优雅的专题著作将极具参考价值。而对于这两位不寻常的年轻贵族的似是而非的英雄崇拜的细微差别，也会让宗教史学者和政治史学者陷入沉思。

评荐人：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牛津伍斯特学院高级研究员，拜占庭牛津研究中心主任，《丝绸之路：一部新的世界史》作者）

今年我最喜欢的历史书有两本。其一是西蒙·沙玛（Simon Schama）的

《犹太人的故事：1492-1900》

（Story of the Jews: Belonging 1492-1900，博德利·海德出版社）。这本书引人入胜，引经据典，文采飞扬。沙玛通过独立的小故事来描绘恐怖与受难，但同时也不放过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成就与希望。其二是尼古拉斯·莎士比亚（Nicholas Shakespeare）的《五月的六分钟：丘吉尔如何出人意料地成为首相》（Six Minutes in May: How Churchill Unexpectedly became Prime Minister ，哈维尔·塞柯出版社）。此书如同小说一般扣人心弦！除了一丝不苟的学术研究、新颖优雅的造句行文，此书还提醒人们注意这一事实：历史的走向可以被如此立刻地决定。他还对当下学界有关丘吉尔上位的研究做了一些重要的修正，并且展示了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丘吉尔首相生涯的记忆是如何被排列整理的。实属佳作。

评荐人：卡罗尔·理查德森（Carol Richardson）

潘卡·米什拉（Pankaj Mishra）与《愤怒的时代：一部当代史》

人类喜爱模式（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叫它历史），它意味着确定与预示，意味着控制。黑白分明，没有灰色。成王败寇，并无中立。潘卡·米什拉（Pankaj Mishra）的书，《愤怒的时代：一部当代史》（Age of Anger: A History of the Present ，企鹅出版社）致力于探寻当今世界混乱的根源。以1922年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强有力的名句开篇，“我们与爱同行，并报以本时代所无法满足的热烈期望”，米什拉与以赛亚·柏林（Isaih Berlin）的行文呼应，认为人性借由启蒙的自私本能所联结，但同时也会被弗洛伊德所说的“细小差距的自恋”所分割。当然，一些评论者也询问米什拉有关当代大众不满情绪和与历史上知识精英的大概念之间的关联。

这一时刻，米什拉因而总结道，“是为真正的颠覆性思想所准备的，是关于自我与世界的时刻”，正如模仿比尔·克林顿的口号一般——“这就是历史，笨蛋”。

评荐人：菲丽帕·约瑟夫（Philippa Joseph）

在《西西里与启蒙运动》（Sicily and the Enlightenment ，I.B. Tauris出版社）一书中，安格斯·坎贝尔（Angus Campbell）给我们展示了多米尼克·卡拉西尔罗（Domenico Caracciolo）即两西西里王国（Two Sicilies）总督与部长在1715-1789年间的外交公文与私人信件。这让西西里尘封的封建律令和岛上贵族家庭奢华的生活方式跃然纸上。在卡拉西尔罗抵达西西里时，他已经是法国启蒙运动的重要领袖和法国的外交部长。虽然他试图改革贵族特权的激进做法不了了之，但他确实帮助废止了西西里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 on Sicily），解放了身处野蛮统治下的农民。

莎拉·杜南（Sarah Dunant）一丝不苟的研究性小说《以家族的名义》（In the Name of the Family ，Virago出版社）则给我们讲述了亚历山大六世的教皇生涯，胜过诸多学术著作。我特别喜欢作者对卢克雷奇娅（Lucrezia）名声的“翻案”。至于亚历山大，他的名声却从未较前者优胜，毕竟他所招揽的“公关经理”是（臭名昭著）的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评荐人：保罗·雷（Paul Lay）

英国的保守党被视作是当代最为成功的民主党派之一，只不过鉴于该党派的现状，人们很少了解到这一点。该党派的奠基者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也是该党派的精英智囊和砥柱中流。他还是艾米莉·琼斯（Emily Jones）引人入胜而令人惊奇的研究成果的主人公。在《埃德蒙·柏克与现代保守主义的发明》（Edmund Burke and the Invention of Modern Conservatism, 1830-1914 ，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书中，作者追溯了1830-1914年间这位爱尔兰辉格党人所经历的坎坷路程及其与保守主义的托利党先驱的水火不容，并且阐述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是如何被英国保守主义传统所奉为圭臬的。

英国保守党派的奠基者埃德蒙·柏克

弗朗西斯·欧·戈尔曼（Francis O’Gorman）的 《健忘：构建记忆缺失的当代文化》（Forgetfulness: Making the Modern Culture of Amnesia ，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是一本及时的、解释西方历史的“缓慢漂移”的著作。从天主教对来日救赎的痴迷到对当代教育系统的批判，作者指出人类的过往不过只是一个被嫌恶、被碎片化，或是被检测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