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丨一周书记：城市的生死命运与……“社会实验”

《失落之城：四座世界古城的生与死》， [美] 安娜丽·纽伊茨著，朱敬文译，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22年6月版，78.00元

有些城市的生死命运经常不被关注，有可能是因为它们的规模、影响都比较小。当巨无霸式的中心大都市也出现政治危机、经济萧条、人口离散的迹象，却马上会成为预告某种趋势的象征，具有触目的警示意义。历史上那些曾经失落的伟大城市都经历过这样的演变进程，没有什么比伟大城市的衰亡故事更具有人类命运的象征意义。曾是文明的心脏，曾经以活力把无数人的生命点燃，最后为什么被掩埋在尘土之下？安娜丽·纽伊茨（Annalee Newitz）的《失落之城：四座世界古城的生与死》（原书名Four Lost Cities: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Urban Age ，2021；朱敬文译，中信出版社，2022年6月）把读者带到了遭遇政治动荡与自然灾害联手打击的城市衰亡历史现场，“它也将带来另一个反思：我们的城市是否也将在未来迎接一样落寞的终结？”这的确是值得推荐阅读的重要理由。

安娜丽·纽伊茨在该书中论述的第一个“失落之城”是建于约九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的恰塔霍裕克，这个遗址位于今天土耳其中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东西两座小山丘下。在这里顺带要说的是该书中译本的一个问题：书中所有的古代遗址与今天的地名以及所引述学者的人名后面都没有附上原文。当作者谈到这个“恰塔霍裕克”的住房户户相连、进出房屋要通过屋顶通道的楼梯口上下，我才想到所讲的这个遗址就是Çatalhöyük （Çatal Hüyük），中文译本多译作“加泰土丘”，我在大学二年级学世界史的时候看到的中译名则是“沙塔尔·休于”，那时还称其为“农村遗址”（《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世界上古史纲》，上册，1979年，115页）。学术界关于这个遗址的性质是否属于城市至今仍然有不同意见，作者也谈到，如果按照人类学家戈登·柴尔德在1950年提出的、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考古学界的城市的定义，恰塔霍裕克顶多只能算是城市的雏形。但是安娜丽·纽伊茨接着引述的人类学家莫妮卡·史密斯和史学家威廉·克罗农关于城市的界定更有启发性，前者认为只需要有“清晰可见的劳动投资”和“可持续的社会网络”就可以视作城市；后者则认为城市的界定部分取决于支持它的乡村和农业区域，安娜丽·纽伊茨认为克罗农说的是农业的复杂性是界定城市的关键。（57-59页）安娜丽·纽伊茨既承认“恰塔霍裕克处于城市和城市原型的灰色地带”，同时更愿意强调的是虽然用现代尺度来看恰塔霍裕克的规模不算大，但是当时附近大多是人口不到两百人的小聚落，而恰塔霍裕克在一千年的时间里人口一直在五千人到两万人之间徘徊，在当时可以称得上是大都会。我认为比较稳妥的还是把它称作城镇，如斯皮罗·科斯托夫（Spiro Kostof）所讲的，石器时代西亚的杰里科（Jericho）、艾因盖济勒（Ain Ghazal）、Çatal Hüyük、克罗基夏（Khirokitia） 这些聚居地表现出的特征已经称得上为城镇。（科斯托夫《城市的形成：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单皓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29页）

恰塔霍裕克作为从游牧生活向城市社会过渡的渐进过程中的城镇，它最突出的历史意义是通过住房的物质性和精神性形塑出新的社会关系，使之与游牧时代的社会关系有根本性的区别。以住房的屋顶为界，上面是公共区域，下面是私人区域，再下面则是被埋葬的祖先和祭祀物件，三个分明的层次界定了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总之，我们可以通过人们的住房来思考社会关系”，霍德和其他考古学家把这种思想方式称为“物质纠缠”。（18页）这种“纠缠”的深刻意义在于从游牧生活走出来的人们把农业生产与数以千计紧密相连的住房紧密结合起来，平等与共享的公共生活成为城市形成阶段中的社会关系的核心。当然也有学者对那种扁平状的社会关系结构表示怀疑，但恰塔霍裕克的住房建筑极为明显的趋同性起码表明了一种真实的社会关系，与此相匹配的是不再把精神认同诉诸巨大的石构建筑或雕像，而代之以各自房子里都有的壁画、泥塑，精神文化生活的私人化显而易见。

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中叶，恰塔霍裕克进入漫长的衰落阶段，原因是“气候变化使农耕变得更加艰难，而它逐渐衰败的社会和文化创伤也离间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59页）更值得关注的是这种缓慢的衰落过程，促使某些人先行离去的具体原因很多，“成千上万个小小原因促使人们出走，每一个原因都是一个艰难抉择”。（47页）然后，每一间被弃的住房都给留下来的人增加了维修房顶人行道的工作，个别的弃房离去最后叠加成大规模行动，整个进程持续了几个世纪，直到整个城镇逐渐被层层灰土掩埋。

在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被掩埋的古罗马城市庞贝的故事似乎人所共知，但是在安娜丽·纽伊茨的深度解读中仍然可以发现一些新的知识视角和问题意识。在经历过伊特拉斯坎人、希腊人和萨姆尼特人的统治之后，到公元前80年庞贝才成为罗马帝国的城市。与罗马化进程并行不悖的是原来的萨姆尼特人文化与来自北非的文化，殖民与移民文化的混合构成庞贝与罗马不同的独特文化面貌。另外，与恰塔霍裕克的生活中心是住房完全不同，庞贝的生活中心都在街道上，由街道连接的商店、澡堂、小酒馆、妓院构成庞贝人真正的生活、工作的舞台，围绕着街道的是社会网络与公共生活，并且有法典和社会规范予以约束。如果从罗马社会生活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庞贝注定要作为给后世历史学家研究罗马帝国鼎盛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完整标本而被定型在那个瞬间，例如长期在庞贝做研究的考古学家埃里克·波勒和史蒂文·埃利斯就是运用数据考古学研究这个标本而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安娜丽·纽伊茨强调指出庞贝的末日所处的就是罗马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当时的共和国旧的社会等级制度腐朽、激进的新思潮应运而生的时刻，庞贝的生命戛然而止。普通人可以挑战罗马贵族精英并取得胜利。妇女变成了企业家和慈善家，以前的奴隶也变得富有了。社会有了流动性。当火山爆发的灰烬铺天盖地而来时，庞贝人正处于缓慢的社会革命之中。在满是淫秽涂鸦的街道上，酒吧、澡堂、妓院比比皆是，我们能看到这些变化留下的印记”。（68页）这种历史性的描述很概括，也很重要。多年前我曾经两次来到庞贝城，在街道、店铺、广场、花园流连忘返，关注的更多是罗马艺术史中的那个庞贝。安娜丽·纽伊茨的这部著作虽然不是罗马史研究的专著，但是她仍然提醒我们思考在视觉化的庞贝背后的社会政治结构与阶级斗争：出身奴隶的妇女有机会在重获自由后与男性公民成婚，如果不了解妇女的作用就无法全面了解庞贝城市发展的大背景和人力资源；法律的规定使解放奴隶对于奴隶主来说有经济上的吸引力，尤其在庞贝，一个幸运的奴隶可以变成自由民、可以被保护人委以重任，最后甚至有机会爬到社会高层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政治权力对自由民阶级来说还是禁区，男性精英与所有其他人之间的权力鸿沟仍然像发炎的伤口一样令人刺痛难忍。（86-87页）这是在文化多元背景中进行的波澜壮阔的社会实验，庞贝人的思想解放与政治改革的敏锐程度是罗马城里那些人难以相比的。即便是在公元62年在那不勒斯湾发生了强烈地震和海啸、庞贝城大量建筑被破坏之后，还是有许多人留下，而且还急于对城市进行改造升级。震后的庞贝都市面貌更侧重于向零售商业发展，洗衣店、面包店、小酒馆和餐馆在庞贝更加随处可见。（89-90页）传统的理论认为这种变化说明都市文明每况愈下，但是波勒和埃利斯的研究证明了经济发展与城市命运的更为真实和重要的联系，“埃利斯用数据剥离了我们对罗马帝国生活的一些先入为主的概念，让我们看到一群喜欢逛街、在餐馆吃喝、过上了好日子的中阶层人士”。（97页）安娜丽·纽伊茨说，“我们发现这是一个自下而上把僵硬的罗马社会角色重新洗牌的社会。”奴隶能够获得财富与影响力，妇女可以拥有财产权，性工作者的名字也不会被人遗忘，甚至连描绘性交姿势的涂鸦也反映了一种人们十分在乎的社会意义。（107-109页）

正因为这样，作者认为当庞贝因天灾而毁于一旦之后，其所造成的历史创伤远远超过了居民性命的丧失。公共空间被摧毁，罗马帝国的部分身份认同也随之而毁。许多幸存者迅速赶往其他城市重建自己的生活，并致力于再造他们失去的公共空间的新版本。（110 页）另外我们还看到了古代史上的救灾工作是如何展开的。古罗马皇帝提图斯在火山爆发后曾两度来到庞贝了解灾情，给生还者发放赈济物资，付钱给工人为生还者建造房屋、扩大居民区和修建道路，政府还允许已获得自由之身的奴隶继承在火山爆发时丧生的主人留下的财产。庞贝不在了，但罗马的城市化依旧在蓬勃发展。“庞贝的命运证明，城市的消亡不等同于其背后的文化的崩溃。”（“导言”，XIV）这不禁让人想象相反的另一种城市的命运：城市还在，但是文化早已崩溃了，灵魂没有了，人成了城市中的行尸走肉。

1500年之后，吴哥也像庞贝一样经历了一场大灾难，只不过是一个慢镜头的版本。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气候危机，打击更大的是吴哥国王过于依赖强迫劳役的僵硬社会等级制度已经失去了它的人力资源。吴哥衰亡的故事就是王权专制政治的衰亡曲。当城市作为政治权力的展示空间而被统治者格外看重的时候，景观工程的象征意义必定要压倒其他的合理性功能，城市的命运必定要被政治所宰制。当安娜丽·纽伊茨站在人工湖中心的废墟上眺望高棉王国古都吴哥城和吴哥窟雕琢的高塔的时候，法国考古学家达米安·埃文斯告诉她这水库是华而不实的代表作，当年的国王更关心的是工程所象征的星象吉祥，而不是解决水利问题。由此她想到的是历史上许多城市的设计：“城市领导人出于政治理由不惜重金打造奇观美景，而不愿花钱修路、整治下水道、构建相对安全的市场环境等来改善城市生活的基本设施。其结果就是城市外观或许令人惊叹，但城市基础设施却经受不起暴雨洪涝和干旱的考验。城市经历的自然灾害打击越多，政治纷争就越激烈，修复受损的水坝和房屋就越困难。这就是自打有城市以来一直困扰着它们的恶性循环。”（“导言”，IX）这样的城市悲剧一直在上演，许多越来越频繁使用的所谓“百年一遇”的气象灾害说辞实际上只能反映出城市基本设施的劣质与不受重视。多年前当我在吴哥窟参观的时候，想的也仅是王权与宗教艺术，东方水利的政治学竟然被遗忘了。直到回到金边，才回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大批城市人口被强力疏散的历史想象之中，城市居民被迫在田里、在劳动营劳动，我们参观的中学校址曾经是拘留和施刑中心。安娜丽·纽伊茨说，“政治灾难与自然灾难一样，肯定都会在大地上留下印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印记会变成叠加的人民生存方式的见证。”（183页）讲得非常深刻，从大地上的印记到生存方式的见证，这不正是城市兴衰史最重要的研究目标吗？

安娜丽·纽伊茨在书中讲述的最后一个“失落之城”是位于今天的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以及伊利诺伊州的东圣路易斯和科林斯维尔的卡霍基亚，密西西比河下游河岸上的一个由小村落发展成横跨河流两岸的、有三万多人口的都会，在欧洲人抵达之前曾是北美洲的最大城市。遗憾的是我虽然曾多次去圣路易斯，却没有去过这个遗址现场。当年的卡霍基亚人用夯土筑起高耸的金字塔和高架通道，举办大型节庆活动。广场是这个城市最突出的景观，大大小小的广场遍布全城，“广场是城市规划的关键部分，因为它是为组成特定公共领域而建造起来的‘社区’……它们是卡霍基亚的主要社会特征，一如逛街是庞贝的主要社会特征一样。这是座深信公共生活能成为改变力量的城市，到处都是精心设计的会场，让许多个体能汇聚成超越自我的庞大力量”。（190-191页）1400 年，这里的居民基本四散，大地上只留下稀稀落落的村庄。卡霍基亚人的兴衰史仍是一个谜。但是无论如何，卡霍基亚的城市故事使我对圣路易斯的记忆更加美好，因为正如作者所说，“人们当年迁徙到这座土丘城市并不只是为了追求物质财富，他们追求的是在广场中传播的精神和政治理想。”多少年之后，圣路易斯的公民抗议者走在卡霍基亚人的土地上，证明“质疑权威当局的密西西比传统依然生生不息”。（236页）

在城市史研究著述中，安娜丽·纽伊茨的这部看上去并非专题性研究专著的作品在我看来有几个重要的思想与叙事特征，这些特征足以使该书在思想性与学术性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不仅仅是一部有趣的非虚构历史作品。

首先，从“社会实验”的视角研究和思考城市的历史命运与现实问题，这是该书的一个重要贡献。唐克扬在“推荐序”中提醒我们，在书中作者不断地提到自己的“在场”，让读者从过去时的叙述中时时被拉回到被其称作“社会实验”的当代城市的现场；同时提醒读者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是：“我们”曾经乐观地以为一切都会慢慢向好，有一天世界总能趋于正常，但是令人痛苦的问题却是：为什么（作者的父亲，或是作为集体／个体的历史经历者）“在有其他众多选项时，仍然选择了死亡？”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关于本书主题的那种困惑距离我们更近：造成这种悲剧的结局“似乎有一堆原因，又好像根本没有”。读完全书之后我也深深感到，这部关于城市生与死的历史书具有鲜明的现实感，尤其是对城市的历史命运和在现实中的“社会实验”有深切的感受。一方面导致历史上伟大城市遭受痛苦、牺牲、死亡的那些极端非理性的、反人性的某些行为仍在肆虐，另一方面大自然对人类无度挥霍资源的报复越来越严重，如何认识造成这些悲剧的原因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作者关于城市命运的思考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指向：

我们身处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在城市生活的时代，正面临着似乎无法解决的气候危机和贫穷问题。现代都市绝非注定会永远存在，历史证据也告诉我们，过去8000年来人们曾一再选择离开城市。意识到大多数人类的生活之所终有消亡的一天，我们难免会不寒而栗。对失落之城的幻想遮蔽了一个现实——人们是如何摧毁自身的文明的。本书就是关于这个现实问题的，我们将探索人类历史上4个最壮观的城市遭受遗弃的实例。书中所列举的几大都市虽结局各不相同，但经历了同样的失误。它们都经历了长时期的政治动乱和环境危机。……无法在这些不安定的地方安身立命，城市人口往往不惜代价决定背井离乡。（导言，X-XI）

安娜丽·纽伊茨在全书最后一段话相当完整地表达了对从历史到未来的城市“社会实验”的思考和命运关怀：“城市是从不间断的社会实验，古老的房舍和建筑遗迹就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不完整的实验室笔记。里面叙述了人们如何把不同群体聚集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彼此扶持、帮助，并克服政治冲突和气候灾难。笔记里也并不讳言曾经的失败：严酷专制的领导，不科学的土木工程，以及限制许多人获得资源的法律。……1000年以后，我们还会继续这项城市实验。我们肯定还会失败，但我们也将学会如何改正。”（245页）首先要认识和揭露那些导致失败的原因，然后在行动中学会如何改正，思想与行动是这项社会实验中的两个基本方面。作者的“实验室笔记”是个颇有意思的说法，在世界各地疫情中传播的城市日记就是这部“笔记”中最新的一页。

其次，书后的“注释”部分固然可以看到某种严谨的学术性，但是更重要的是那些被引述的截至2019年底的考古资料和研究著述资料与作者坚持在各个城市遗址现场的调研是有联系的。实际上，作者的“现场调研”是在双重意义上说的，一方面是她反复行走在这些城市遗址的现场，深入游人罕至的考古工作面，才能传达出对遗址的空间感与物质性感受；另一方面指的是通过与在各个考古现场工作的来自各国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的密切访谈，使自己置身于城市史研究的前沿现场。尤其是第二种现场具有重要的学术前沿意义，学者们在现场的思考与表述与诉诸研究论文的叙事无疑有区别，对有争议论题的现场表述本身就是知识生产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对于研究型读者来说，这两方面的现场调研与注释中所引文献相结合起来，对于开拓研究视角和深入挖掘议题中的问题意识都很有参考价值。

最后想到的是，如果只能用两个词概括人类对城市的态度，或许就是“向往”与“抛弃”，这是让人与城市的命运重叠在一起的两个词，既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选择，是跨越空间与时间的命运之途。究竟是什么吸引人们汇聚到城市，又是什么使他们不得不离开，这就是一部成长与崩溃的城市史。安娜丽·纽伊茨对于“向往”与“抛弃”的追问很有现实感和思想深度，不是书斋里的空论。她认为“从多种意义上来讲，建立城市通常就是通过威逼利诱对劳工加以控制的过程。当城市政治或环境开始出现问题时，劳工所受到的挤压比其他人更甚。他们得决定是留下来收拾残局，还是到其他地方另谋生路”。（“导言”，XVIII）因此她以“警告——社会实验正在进行”作为全书结语的题目，她说“我见证了一座城市被遗弃的过程。每天都有数百员工被解雇，他们一批批离开了城市。为网页设计师和程序员服务的考究的店铺自然也经营不下去了。商业区就像一张被一再重击的咧着嘴的脸，呈现出一片萧条的景象：每一间黑暗的店铺就像嘴里被打落的牙齿。”（239页）这种感性的文字在今天读来可能更有悲怆之感。作者说历史证据显示它可能会给城市敲起丧钟，听起来有点夸张，但是当她说“虽然强而有力的领导人能动员人民搞大型基建项目，但这种自上而下的都市发展鲜能持久。被剥削的劳动力肯定会怨声载道，这就是弃城他去的开始，在城市设计不从合理工程的角度着眼而屈从于政治的情况下尤其如此”（242页）的时候，还是很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最后的问题是，“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243页）答案不应该在风中飘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