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政治理论家亚历山大·杜金的地缘政治理论及第四政治理论

自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授权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地缘政治”这一概念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当中。许多名人政要、国际关系专家学者等，都试图以地缘政治作为一种路径来解释俄乌冲突。其中，在2014年发生乌克兰危机时就开始活跃的普京的智囊亚历山大·杜金（Александр Гельевич Дугин）再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他是当代俄罗斯最活跃的理论家、政治分析家之一,被视为俄罗斯当代“新欧亚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地缘政治理论及其背后的宏大理论“第四政治理论”也被作为了研究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参考。

一、乌克兰是两大“阵营”/“价值观”冲突的要地

杜金认为，“对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而言，乌克兰强调的主权是一个非常负面的现象，原则上，它很容易引发武装冲突”。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并不具有地缘政治意义，它仅能起到“卫生警戒线”（санитарного кордона）的作用——东西两方都不愿意这个国家完全加入对方的联盟。对于俄罗斯来说，乌克兰是俄罗斯西部最脆弱的地方，一旦乌克兰开始在实践当中倾向于大西洋彼岸（即使不是其有意识地选择），就相当于宣布对俄罗斯进行一场地缘政治战争。因此，乌克兰问题是俄罗斯面临的最主要和最严重的问题，杜金认为，必须解决乌克兰问题，否则谈论大陆地缘政治是毫无意义的。但这里所说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将乌克兰彻底纳入俄罗斯的统治之下，因为这种简单的整合并不可能，也不会带来稳定的地缘政治体系。杜金希望从战略上乌克兰能够成为俄罗斯力量的投射，因此建议俄罗斯应根据自己独特的逻辑和自然的地缘政治模式来对乌克兰进行空间意义上的重建（或者说肢解）。

杜金将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冲突，视为是多极世界向单极世界的抗争，是以欧亚大陆为核心的陆地文明与海洋文明之间的抗争，是多元的多极集团与自由主义霸权的抗争。在这一层面上，杜金对俄乌战争进行了一种全新的解释：俄罗斯是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代表力量，一旦俄罗斯和乌克兰用任何方式联合起来，单极秩序就要终结，新的地缘政治地图将会产生。但反之，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将永远无法成为成熟的主权国家、帝国和多极世界中的一极，单极秩序和全球化就能在没有敌人的情况下稳步推进。2014年，普京通过收回克里米亚、支持顿巴斯地区的独立斗争，暂时遏制了西方的计划。但从地缘政治上来看，这只是权宜之计，解决上述问题的和平方案难以达成，俄乌的直接对抗不可避免。因此，在2022年这一关键时刻，普京决定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这是一场欧亚陆地文明自然与逻辑的行动，是一场与“历史终结论”和全球主义、与现实和虚拟霸权之间的战争，也是一场与现代自由主义这一真正的恶魔之间的斗争。

二、两种“阵营”/“价值观”冲突是杜金地缘政治理论的主要内容

杜金认为，地缘政治处理的是社会与空间的问题。这里所说的空间，即地缘政治空间，是一种定性空间。定性空间与数学上的定量空间不同，这种空间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景观和现象，它们拥有不同的位置、结构和意义。在向后现代过渡的时期，地缘政治产生了一种新的趋势，地缘政治的空间概念投射到了各种新的不同领域，例如外层空间、信息空间、网络空间等，过去那些与地缘政治无缘的现象与环境都开始与地缘政治产生联系。与此同时，主导现代时期的历史思维正逐渐变得无关紧要。在这种情况下，杜金认为，地缘政治正在为人们的思维带来了新的可能——空间性的可能。通过地缘政治理论，人们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一些宏大理论的内容。

当代世界似乎存在着一个强大的、看似永久的地缘政治安排，这一安排是以美国为核心的，美国对世界秩序的认知和意图，将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核心的发展趋势。换句话说，当前的世界正处于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秩序中。杜金认为，从广义上讲，单极秩序包括军事战略平衡、地缘政治、经济（资本主义）、价值观（自由主义）、技术、教育和科学范式（认识论）、政治标准（自由民主）等。通过这一定义，杜金将现实的单极秩序与自由主义理论、大西洋主义、海洋文明等诸多概念紧密结合，自由主义被杜金视作为单极秩序和全球主义的基础。

苏联解体之后，两极格局终结，世界进入了单极时刻——美国在军事领域不可否认的占据主导地位，自由民主仍是普遍的强制性意识形态，经济、政治、文化、信息领域的诸多规则由西方所掌控。之所以称之为时刻，是因为这种单极状态并不一定像其他学者怕判断的一样，是“历史的终结”，而只是未来开放可能性的一种，是暂时的状态，而非注定的命运。在美国国内，存在着多种对世界秩序的看法——新保守主义者的、多边主义者的和全球主义者的。尽管这三种看法之间存在着差距和矛盾，但他们都在致力于推进和维持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秩序。如果美国的战略获得成功，即自由主义秩序的成功，其他非西方国家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输家。这意味着这些国家、文化、民族将失去一切，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的身份。显然，世界上的多数国家是不愿走向这一结果的，因此在美国主导的秩序外，将会形成一种新的秩序——杜金将其称为“多极世界”。杜金认为，多极世界坚持存在多个独立的主权中心（这些主权中心大概率是国家联盟而非单独的民族国家），拥有足够的军事和装备，国家独立，不受西方规范和价值观的束缚。多极世界是作为单极秩序的对立面存在的，因而其意识形态和理论基础也是自由主义的对立面。

拜登上台被杜金认为是单极体系突飞猛进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在美国大选结果尘埃落地、拜登已胜券在握之时，世界各地的自由主义精英们便积极开展动员活动。2020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大重启”（the Great Reset）被自由主义精英们正式提出，其目的是重新加强特朗普时期被日渐削弱的全球化进程，遏制多极世界的趋势。而拜登入主白宫后，则更加意味着“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极权主义阶段”。全球主义者们没有丝毫与他人对话的意愿，通过审查制度、操纵社交媒体、大数据收集等方法对人们施加精神控制，以推进自己的自由话语。在这一过程中，新技术的应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大重启”反映在地缘政治方面，就是美国对伊朗、尤其是对俄罗斯的反对。以上种种，都使得世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加大，甚至可能会直接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大重启”被不断推进的同时，反对的声音也逐渐高涨。“大觉醒”（the Great Awaken），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特朗普的反全球主义支持者们提出的，意指人们自发地抵抗、反对自由主义精英强加给他们的秩序、观念等。这种抵抗是来自底层的、普罗大众的自发反应，无涉意识形态。在某种程度上，这与杜金“第四政治理论”中的部分论断相吻合。从“大觉醒”中，杜金看到了以多极化国际斗争反对单极全球主义的可能——美国国内的反全球化势力、欧洲的民粹主义，伊斯兰世界以及俄罗斯都开始认识到了自由主义的“进步”意味着什么。杜金相信，结合以上种种力量，甚至还可能联合印度以及拉美的诸多力量，世界上将形成一个成熟的战线，以应对自由主义领导者们对世界的“屠杀”。而这一战线一旦成功，“大重置”将会彻底失败，而那些试图摧毁人类的罪人们，也将受到公正的审判。今天俄乌之间发生的冲突，正是处于这样的世界大势之中，也正是这一世界大势中的重要部分。

三、第四政治理论是杜金地缘政治理论背后的核心

“第四政治理论”这一概念并非杜金独创，而是来源于阿兰·德·伯努瓦（Ален де бенуа）的著作《反对自由主义：走向第四政治理论》（Против либерализма к четверт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теории）。书中伯努瓦指出，20世纪是被三大政治理论——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支配的世纪。众多中间意识形态由这三大理论中衍生出来，活跃于世界政治舞台上。然而，至20世纪末，这三大理论几乎完全耗尽了自己的历史意义，先后呈现出了消亡的态势——法西斯主义伴随着二战的结束而销声匿迹，而苏联的解体则被视为是共产主义彻底失败的标志，自由主义也终将灭亡，因为“这三种系统都来源于现代性，当现代性转向后现代时，它们从舞台上消失也是必然的”。因此，伯努瓦将尚未消失的自由主义视为主要敌人，希望通过发展“第四政治理论”，重新对集体身份进行积极定义，以抗衡将人视为原子的自由主义，反对现代性时代的“失根”现象。

杜金继承了伯努瓦“第四政治理论”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新的诠释。不同于伯努瓦，杜金认为，作为第一政治理论的自由主义实际上也已经消亡，这是伴随着它的成功而同时发生的。伴随着技术的发展、全球化的推进等原因，自由主义不再以一种政治理论的形式出现，而是成为了唯一的后政治实践。“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到来了，经济以世界资本市场的形式取代了政治的地位，国家和民族在世界全球化的大熔炉中消解。”由于自由主义的胜利，其消失并变成了另一不同的实体——后自由主义，它不再具有政治维度，不再代表自由选择，而是成为了一种“历史决定论”意义上的“命运”。至此，三大政治理论都已失效，不再具有解释能力，无法帮助人们理解当前的世界和应对来自全球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迫切的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作为指导，而这一新的理论被杜金称为“第四政治理论”。

“第四政治理论”出现的先决条件是异议，它并不是必然出现的。如果人们普遍接受了“既定的命运”，接受了“历史的终结”，接受了“没有政治的未来”，那么人们就不需要这样一种新的政治理论。相反，正是由于人们对现状不满而试图进行反抗，才会产生对新政治理论的需要。因此，“第四政治理论”从诞生之初就是一种反抗性的理论——“反对后自由主义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反对全球化、反对‘历史的终结’、反对现状、反对21世纪初主要文明进程的惯性发展。”这种反抗性使得“第四政治理论”具有了更多的性质：首先，“第四政治理论”与后自由主义之间是一种可供选择、可替代的关系，而非两种意识形态安排之间的关系，否则“第四政治理论”将重蹈自由主义的覆辙；其次，“第四政治理论”既不能是第二政治理论（共产主义）和第三政治理论（法西斯主义）的反面，也不能是它们的延续，因为二者挑战的是现代性的精神，这种挑战的本质已然与在后现代及全球化下的抵抗斗争有所不同；最后，“第四政治理论”将成为一种全球框架下的理论，在这一框架下不再能够确定左翼和右翼，唯一能够确认的立场只有服从（中心）与异议（边缘）。

对俄罗斯自身来说，“第四政治理论”则具有更加独特的价值。如果说，“第四政治理论”对其他的民族来说是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是政治意愿的自由表现的话，对俄罗斯来说就是其能否“存在”下去的关键。自由主义在历史实践中被俄罗斯所拒绝，而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早已在历史中失败，因此俄罗斯迫切需要在全球化、后自由主义的世界中寻找一个新的政治理念和指导思想——这一理念只能是“第四政治理论”。杜金认为，俄罗斯的未来直接取决于对“第四政治理论”的发展，如果未能成功地发展自己的“第四政治理论”，俄罗斯将会逐渐离开历史和世界舞台。

（整理者：盛华玺，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