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斯里兰卡危机；以色列限制访问巴勒斯坦大学

斯里兰卡危机：物资短缺、通货膨胀与政治王朝的末路

印度洋岛国斯里兰卡数月以来都处在持续动荡的局势中，而一切骚乱在过去一周几乎达到了顶峰。愤怒的抗议民众攻占了总统府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建筑——此前他们在总统府门口聚集已经长达两个月之久；总统戈塔巴亚·拉贾帕克萨先是逃出了官邸，但随后在首都科伦坡国际机场被机场工作人员拦下，最终只能经由马尔代夫落脚到了新加坡。另一方面，总理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得到了落跑总统的允许接管斯里兰卡最高权力，并迅速宣布首都科伦坡进入紧急状态，军队和警察也获授权出动维持秩序，此举又引发民众哗然，也遭到了法律专家的抨击；总理官邸附近也一度出现冲突。当拉贾帕克萨总统的辞呈姗姗来迟之后，维克勒马辛哈又经得国会同意出任临时总统，而新一轮大选的议程也即将敲定。

当地时间2022年7月11日，斯里兰卡科伦坡，民众聚集总统官邸。

示威民众在闯入总统和总理的府邸后，却并未进行更多的“破坏”，因为他们基本上找不到总统和总理这两个目标人物的踪影，反倒是在最高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住所里闲逛或者做饭，显得无所事事。但其实，无所事事正是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斯里兰卡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并非是他们选择了“摆烂”，而是糟糕的经济环境带来物资短缺，能够找到的工作机会也屈指可数，新冠疫情的意外袭来更是让原本就脆弱不堪的斯国经济雪上加霜。许多民众已经习惯了排队购买燃气或者其他日常必需物资，却又一无所得的状态。于是，当占领了总统和总理的官邸之后，抗议民众们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反倒是在总统的出逃和辞职消息传来后出现了一轮轮漫无目的的狂欢。

上一次斯里兰卡出现领导人在大规模抗议活动中辞职，还是在今年的五月份。当时该国民众同样不满因为不满政府在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面前毫无作为持续抗议，政府方面则采取强硬手段回应，实施宵禁等一系列措施，最终引发流血冲突。时任总理马辛达·拉贾帕克萨最终因此下台，而他正是刚刚逃往新加坡的总统戈塔巴亚·拉贾帕克萨的兄长。外界评论一直在试图寻求斯里兰卡举国面临崩溃，或如总理维克勒马辛哈宣布的那样业已“破产”的根源，但其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且根深蒂固。但至少，我们可以从一些表象入手，认识到这个国家如何一步步陷入环环相扣的“死局”。

早在7月4日，斯里兰卡当局就已经宣布，该国的燃料只剩下不到一天的储备量，这意味着不仅此前已经关停的公共设施，包括学校在内，将继续停止运作，公共交通系统也难以维系。此前维克勒马辛哈就曾对外界表示，该国的燃料短缺现象将会持续到7月22日，直到新一批油气资源运达。但是，购入燃料需要资金，而除了燃料，斯里兰卡当下最为短缺的另一样东西就是现金；也因此，该国没有足够的外汇来购入其他更为急需的日常物资，比如粮食等。今年斯里兰卡的一大“奇观”就是，加油站前永远排着长队，而最近这个态势更是愈发严重：有的民众为了能加上油甚至不惜一直排着不敢掉出队列，而燃油的供应却跟不上队伍的长度。相应的，为了防止再次出现骚乱，斯里兰卡的加油站前都有军警看守。在6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派出访问团在斯里兰卡呆了10天，讨论一笔高达3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但考虑到该国糟糕的经济环境，IMF当时并未同意尽快通过这笔“救命钱”。斯里兰卡当局也转而向印度求援，并且继续与俄罗斯和马来西亚就能源进口事项展开谈判。

受经济崩溃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斯里兰卡的普通工薪家庭。半岛新闻网就注意到，一些住在首都科伦坡郊外农村的劳动民众，过往可以依靠打短工解决日常生活需求，哪怕是摘茶叶、打扫卫生或是帮人做饭之类的零工，但在持续崩坏的经济形势面前，他们根本找不到工作。甚至有民众一天只能喝一杯加了点糖的白茶，或者是接受邻里救济，煮一个木瓜应付了事。与之相比的是一些沉甸甸的数字：斯里兰卡经历着自1948年从英国手下独立以来70余年间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背负高达510亿美元的外债，通货膨胀率已经到了45.3%，斯里兰卡卢比兑美元的汇率跌了50%之多。目前更让人担心的是，斯里兰卡很大可能会出现更加严重的粮食短缺和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粮食署的估算是已经有22%的斯里兰卡民众处在粮食危机之中亟待救济。一些民众期望能够尽速离开这个国家，为此他们跑到首都科伦坡的移民局申请护照。一些人的目标是去沙特阿拉伯，在那里找一份和在国内类似的工作，当保姆或者家政清洁，通过海外工作机会来赡养留在国内的家人。然而就像排队等着获取燃气能源一样，申领护照的斯里兰卡人也陷在了长长的队列之中，一等就是好几天。

斯里兰卡农业

造成粮食危机的，除了陷入恶性循环的经济环境之外，斯里兰卡当局采取的农业和粮食政策也加剧了情况的恶化。今年3月一些媒体就注意到了斯里兰卡叫停了去年4月开始实施的所谓的“绿色农业”政策，该政策旨在推行有机农业试验，全面禁止进口和使用化肥和杀虫剂。这项政策是2019年拉贾帕克萨竞选总统时的政见，而他也言出必行，将政见变成了政策。然而，“绿色农业”对于斯里兰卡的农业和粮食生产堪称是灾难性的错误决策。拉贾帕克萨当局笃信所谓有机农业产量不会逊色于传统农业的说法，事实却是，政策实施前六个月内，斯里兰卡的大米产量就降低了20%，从而让该国政府破天荒地花费4.5亿美元在进口原本自给自足的大米上，并且让国内大米价格上扬了一半之多。除了大米之外，茶叶作为斯里兰卡重要的出口物也遭遇重创，连带导致该国进出口贸易和外汇储备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

为了挽救错误的农业政策带来的巨大伤害，该国政府在去年11月叫停了对茶叶、橡胶和椰子等主要出口作物的化肥禁令，并向农民提供2亿美元作为直接补偿，并向遭受损失的稻农额外提供1.49亿美元的价格补贴。但在飞速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面前，这点补偿根本弥补不了农民的损失。多数斯里兰卡民众不得不开始节衣缩食的生活，应对物价的飙升和食物的短缺。更为致命的是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导致了原本在疫情之前已经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斯里兰卡在人力资源上也陷入窘境，因为该国的人力成本已经达到一定水平。无奈之下，斯里兰卡也有经济学家出来呼吁政府暂缓偿还债务，将钱花在民众必需品的购买上。

看起来，斯里兰卡当局可以将责任转嫁给无法出面宣布负责的疫情上，但作出一连串错误决策的拉贾帕克萨总统难辞其咎，他和他背后的政治世家也是斯里兰卡这场漫长的大规模抗议所对准的目标。正如《外交政策》在评论斯国错误的农业政策时指出的，需要为该国窘境负责的是傲慢的技术官僚。这种傲慢在拉贾帕克萨总统身上自然可见一斑，即使民众在今年以来陆续走上街头，逼迫他的兄长马辛达·拉贾帕克萨总理辞职之后，总统本人也一再采取强硬手段回应民众诉求。

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

一些观点认为，拉贾帕克萨家族实际上是一个统治了斯里兰卡近20年的“政治王朝”，而随着戈塔巴亚·拉贾帕克萨的逃亡和辞职，这个王朝也走到了穷途末路。马辛达·拉贾帕克萨曾是斯里兰卡僧伽罗人眼中的战争英雄，因为正是他率领政府军在2009年击溃了著名的泰米尔猛虎叛军，一举结束持续多年的斯里兰卡内战。此后马辛达·拉贾帕克萨的政治声望日益增长，一些僧伽罗民众甚至奉他为“僧伽罗人的国王”。马辛达和戈塔巴亚的父亲曾是一名国会议员，这也为兄弟俩日后的从政生涯提供了一定的政治资本。2004年，当时还是议员的马辛达从国会反对党领袖登上了总理宝座，并在2005年当选总统；尽管被指控在2010年大选中涉嫌选举舞弊，但马辛达依然成功连任，最后在2015年的选举中败北。在总统任上，马辛达把自己的弟弟戈塔巴亚·拉贾帕克萨和其他家族成员带进斯里兰卡政坛，从而打造出一个操持斯里兰卡政坛将近20年的庞大政治世家。

马辛达·拉贾帕克萨的政治生涯并未在2015年败选后结束——2018年斯里兰卡出现宪政危机，正是由于时任总统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任命马辛达·拉贾帕克萨取代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出任总理导致的。最终马辛达遭到国会不信任投票而未能出任总理一职，不过在戈塔巴亚·拉贾帕克萨于2019年就职总统之后，马辛达也再度回到权力中央，重新出任总理。得益于兄长的提携，当时已经定居美国的退役军官戈塔巴亚·拉贾帕克萨回到了斯里兰卡开启政治生涯。比起富有政治魅力的兄长，戈塔巴亚·拉贾帕克萨更像是一个铁面无情的政客。马辛达的长子在接受采访时就曾提到，虽然父亲和叔父隶属同一阵营，但父亲却更加关注普通民众的利益，在政策上也往往有所倾斜，而叔父对这些议题会更加冷漠，在执行政策上也更加坚决。这也无怪乎在举国抗议进行到今年夏天的时候，戈塔巴亚·拉贾帕克萨总统对于民众的诉求依然冷漠，在镇压示威民众的举措上也不减强硬。如今他与兄长一样流亡海外，反而是当年差点被马辛达取代的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接过了临时总统的位子。但在赶走了拉贾帕克萨家族之后，斯里兰卡距离度过经济危机还有漫长的路途要走；庆祝完毕过后，民众们的需求将得到何种程度的满足，恐怕也不是临时总统（或者继任者）能够回答得了的。

参考资料：

[1] Inside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now full of Sri Lankan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62116056

[2] With no fuel and no cash, Sri Lanka grinds to a halt: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7/4/with-no-fuel-and-no-cash-sri-lanka-grinds-to-a-halt

[3] ‘I must stay strong’: hardship for workers fleeing Sri Lanka’s broken economy: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2/jun/24/i-must-stay-strong-hardship-for-workers-fleeing-sri-lankas-broken-economy

[4] As Sri Lanka economic crisis worsens, daily wage workers struggle: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2/6/29/as-sri-lanka-economic-crisis-worsens-daily-wage-workers-struggle

[5] Sri Lanka's Plunge Into Organic Farming Brings Disaster: https://www.nytimes.com/2021/12/07/world/asia/sri-lanka-organic-farming-fertilizer.html

[6] In Sri Lanka, Organic Farming Went Catastrophically Wrong: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3/05/sri-lanka-organic-farming-crisis/

[7] Sri Lanka political dynasty ends as Rajapaksa quit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62160227

以色列限制访问巴勒斯坦大学

本月晚些时候，以色列当局预计将实施一项长达97页的法令，名为《外国人在朱迪亚-撒玛利亚地区入境和居留程序》，该法令将授予以色列国防部和军方绝对权力，以决定有多少外国学者和学生可以在约旦河西岸的所有15所巴勒斯坦大学和学院访问、学习或工作。

2023年2月这项“程序”宣布后，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向军方发送一封正式信函，强调这一限制程序的问题。7月15日，伦敦玛丽女王大学国际法教授内夫·戈登（Neve Gordon）在半岛电视台英文网发文批评希伯来大学的伪善姿态，他认为，当巴勒斯坦大学在种族隔离统治下为生存而战时，并没有得到以色列同行的真正声援。

戈登开宗明义写道，巴勒斯坦的大学再次遭受攻击。以色列当局即将实施的“程序”限制了在这15所大学和学院工作的“杰出的讲师和研究人员”数量不超过100名，指出“如果能证明该讲师对学术学习、该地区的经济或促进区域合作与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令授权的（军方）官员满意，那么根据这一条款提出的许可证申请将被批准”。

此外，根据新法令，以色列当局不仅将决定谁能或不能在巴勒斯坦大学任教，而且还将把外国学者在约旦河西岸居住的时间限制为一个学期，从而确保外国教授不再能够成为西岸任何高等教育机构学术人员的永久成员。

最后，该程序将只允许最多150名外国学生在任何特定时间在约旦河西岸学习，同时也将他们的逗留时间限制在一个学期。

戈登回顾道，大学曾是巴勒斯坦抵抗的场所。以色列试图完全控制巴勒斯坦大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它对待巴勒斯坦高等教育的方式曾经有过显著的不同。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的初期，以色列当局就向巴勒斯坦人提供了在被占领领土上建立大学的许可。在安全官员的预想中，建立大学可以帮助以色列的占领正常化，从而促进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统治的支持。

这一政策适得其反，在占领下建立的大学迅速成为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进行政治组织和动员的场所。

此外，在较短的时间内，这些大学培养了相当多的巴勒斯坦专业阶层。被占领领土的劳动力市场对这些年轻的毕业生没有太多的帮助——以色列几乎只雇用不熟练的体力劳动者从事建筑和农业工业，军事当局几乎阻止巴勒斯坦人建立独立工业或发展服务部门的所有企图。

不足为奇，就业机会的缺乏给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的毕业生带来了痛苦。和成千上万同样关心自己未来前景的大学生一样，这些毕业生最终成为了引发第一波大规模抵抗以色列统治的主要力量——1987年起义。

以色列看到学生和毕业生在第一次起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迅速吸取了教训，开始对巴勒斯坦的大学施加严格的限制。例如，比尔泽特大学从1988年到1992年几乎全年关闭，其他所有大学也面临着长期关闭。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以色列采用了许多程序限制巴勒斯坦的高等教育。这些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破坏巴勒斯坦经济的发展和知识的传播，这些政策从限制讲师和学生的活动到限制可以教授的科目，而这些知识可以用来动员年轻一代反对殖民统治。

戈登评论道，鉴于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限制、阻碍和镇压的历史，很难在以色列本月晚些时候将在西岸引入的对学术自由的限制中找到任何新的东西。毕竟，“程序”只是针对巴勒斯坦高等教育的一系列严厉政策中的又一项。然而，自从2月份宣布这项“程序”以来，出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态。

除了巴勒斯坦大学本身、国际人权组织以及中东研究协会（the 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英国中东研究学会（the British Society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等专业协会外，一所以色列的大学还以官方身份公开表达了对以色列损害巴勒斯坦人学术自由的政策的担忧。

希伯来大学全体会议（General Assembly of the Hebrew University）向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军事指挥官发出了一封正式信函，强调“程序”中规定的限制是有问题的，这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举动。

乍一看，这封信的撰写似乎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在此之前，巴勒斯坦高等教育机构从以色列学术界获得的唯一支持来自以色列高等院校教师，他们组织、抗议，有时还发表公开信，以个人身份批评国家攻击巴勒斯坦学术自由。

然而，仔细阅读这封信很快就会发现，乍看之下的团结姿态徒有其表。大会坚持认为，军方不应干预有关个人学术资质的决定，但仍然同意占领军有权确定讲师、研究人员或学生是否构成安全威胁，并拒绝他们进入巴勒斯坦大学。

报告称，“安全考虑不应该正当化这种干预，因为很明显，在任何情况下，所有讲师、研究人员和学生都需要从安全官员那里获得个人入境许可。”换句话说，希伯来大学接受以色列统治巴勒斯坦人的基本假设：一个族裔群体统治另一个族裔群体的合法性，以及利用法律和官方政策来维持和加强这种统治。

这封信充其量是不温不火的，但它确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近半个世纪之后，一所以色列大学突然决定表达对针对巴勒斯坦大学的压制政策的担忧？

毫无疑问，希伯来大学的一些教授真诚地对正在进行的压制巴勒斯坦高等教育的企图表示担忧。然而，其他人可能更关心自己在国际同行中的学术地位。他们知道巴勒斯坦的“抵制、撤资、制裁”运动（BDS运动），特别是以色列学术机构因与以色列种族隔离共谋而受到国际抵制的威胁。在他们看来，这封信很可能使希伯来大学远离政府的政策，并免除其任何责任。

事实上，仔细阅读这封信，希伯来大学的抱怨听起来更像是在努力保护自己的声誉，而不是支持巴勒斯坦大学。在批评一项特定政策提案的同时，该大学暗示，在种族隔离制度下，学术自由有可能存在。因此，这封信并没有挑战统治结构。相反，它不过是一枚盾牌，用来对抗那些呼吁对以色列大学进行学术抵制的人。

戈登最后写道，今天，巴勒斯坦的大学再次遭到攻击，当他们在残酷的种族隔离制度下努力尝试和保存一些不成样子的学术生活时，他们应该得到真正的团结支持——而非特权学术机构试图保护自己羽毛的伎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