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突然拨快”：生于70年代，那些过往的陈述与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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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动荡的盛世里

苏七七 文

苏七七

一天，我到一个新建的商场去，想着看个电影，吃个饭，顺便买点儿东西,这是最寻常的事。站在自动扶梯上，脚下是不停传动的金属带，头顶是商场中庭棋盘般拼装的轻盈的天花板，有一个柔和优美的弧度，开了几扇透明的天窗。光线明亮，温度适宜，所有的商品都摆放得整洁优美，触手可及。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然而我忽然恍惚，有一种不真实感：这个世界在从我出生的短短几十年间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吗？为什么我有一种身处科幻电影中的感觉？

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真的是“跨时代”的一代人。在我们的童年里，再天马行空的想象，也没法想象出这样的未来，没法想象出互联网，没法想象出有一天每个人手里都有一部手机。如果有一个外星人观测到地球人的话，也许会把手机当作地球人身体的一个外延，把地球人视作碳基化合物与电子产品的合体。是啊，如今我们把自己的生活那么大程度地寄寓在一个虚拟的比特空间里，然而我们的童年，还处在一个前现代的农业社会里。

这是“70后”的一个巨大幸运吧？我们赶上了农业社会的最后的余晖。这有什么意义呢？这意味着四季和物候，草长和花开，都还无声无息地哺育着我们的心灵；自然还没有被工业大规模入侵，“污染”还不是个常用词。我们小时候听说瓶装水这个物体时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有人要买水喝呢？从山上流下的泉水不就是矿泉水吗？那是个物质与金钱都很匮乏的时代，但早上的时候，田野里有薄雾升起，南方的小溪流边开着刺莓与蓬藟，天空总蓝得没心没肺。——在今天，农村还是在的，但那个农业时代的驯顺而清新的自然消失了，如果还保留着的，那就成为了“旅游资源”，成为了度假的农庄与周末采摘游戏的场所。

作者之一的廖伟棠十七岁自画像

用一种牧歌式的情调来缅怀那消逝的农业社会，总难免显得空洞和虚伪。社会需要“进步”，需要用丰富来取代匮乏，用占有来获得成就。并且，进步来得猝不及防，比想象中的还要迅速。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孩子，刚刚开始或刚刚过完童年，就迎来了“改革开放”，商店很快就取代了供销社，零食不再只有自制的地瓜干。伴随着飞速的现代化进程，我们同时迎来了一个消费时代，钱比过去多了，钱也越来越重要了。这是我们的80年代，我们去最先买电视的人家看电视，最爱看的是《西游记》与《射雕英雄传》，然后每家都有了电视。

家里总是在陆陆续续地添东西，各种各样的电器，每样东西都是新奇的。电冰箱、洗衣机，每一样都不像今天这么顺理成章，是一个现代家庭的必备。我们经历着工业社会给日常生活带来的细节改变，同时转换着生活方式。商店正慢慢地变成超市，新华书店里的书也可以开架供人取阅试读。—对于我们这代人的孩子来说，世界是一个既定的世界，而对我们来说，世界是一个不停变化着的世界。它在一个发展着、增添着的过程中，每一天的变化虽然都不那么大，在听说、见到与拥有间，世界却已经完全改变了模样。

在成年之前，我们经历的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在刚刚成年后，我们则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信息时代。我们这一代的写作者，还有过一个用纸笔写作的短暂时期，然后电脑出现了，大家纷纷学会了打字、上网，从BBS开始，经历着互联网时代的每一次升级，同时也是自身的一次系统升级。这次升级对“70后”来说至关重要。在代系之间，我们与我们的上一代，有着从思想到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别，但我们与我们的下一代，这个差别要小得多。互联网带来了一个实体世界一比一的巨大镜像，博尔赫斯所说的，和这个世界等比的地图，真的出现在电缆、网线与无线WiFi里。个体的意识，沉浮在总体的信息海洋中，一个给出足够的丰富性与差异性供人选择的世界似乎出现了，但一个涣散的、破碎的，表面有无数泡沫并吞噬着时间与心智的世界也出现了。在最结实的农业时代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70后”，枝干与花叶却展开在了一个信息时代的空气中。

这是一个像《神曲》中的维吉尔一样，走到了人生中年的“70后”的人生。我们何等偶然而有幸地经历了一个人类文明的浓缩的速进，其中的戏剧性，犹如刘慈欣在科幻小说中的呈现。这是一个“小时代”吗，还是比战争年代要浩荡的“大时代”？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只是度过了天下承平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比过去过得更舒适，而未必更满意；我们比之前拥有更多的物质，而未必拥有更多的快乐。—人性的问题，比科技更为复杂。

在这本书里，大部分的作者都从“小地方”到了“大地方”，一边经历着历史进程的、社会形态的变化，一边经历着空间的位移，从边缘慢慢汇聚到或大或小的中心。现在，我们回到“生于70年代”这个界定：这看上去是一个边界清晰的定义，但生于“69年”与生于“70年”，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在我们幅员辽阔的国土上，生于南方与北方，生于乡村与城市，生于一个怎样的家庭……有巨大的差异性。“生于70年代”必然是含混不清的、歧义丛生的。然而我们回望历史，“70后”这个词最早地被集体创造出来，并且“80后”“90后”紧随其后，“60后”得到命名上的追加时，这里面必然有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需求。在这个加速度的时代里，我们也许需要一种划分来做大体的概括，它谈不上科学性、严谨性，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学理性的概念，不是演绎法的产物，但它提供了一个凭依，一种体认，一个时间意义上的共同的“故乡”的建构。

于是从历史的浪潮中折返目光，看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浪潮中的一个个小水滴。日常生活是这样一种卑微而又坚韧的存在：感受与感情，经验与观念，都附着在日常生活里；它是平淡无奇、日复一日的均量的叠加，又波澜起伏，风起云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史诗。

贫乏是我们共同的底色。童年的我们站在一个风暴刚刚席卷而过的废墟上，物质贫乏，精神也一样贫乏。“70后”的小女孩们往往集过糖纸，她们把吃过的糖纸、捡来的糖纸都小心留下，洗干净，夹在书里压平，慢慢成为一笔甜美的积蓄，这是贫乏带来的独特的美感。起步于贫乏，对于“70后”来说，并不意味着一个不幸，而有可能是一件奇特的礼物。

贫乏使生活有一种必然的简朴与对可能性的期待，它甚至怂恿漫无边际的想象。如果贫乏是往下滑落的贫乏，从贫乏到绝望，那是一条可怕的曲线。但“70后”所经历的贫乏是一个起点，物质与思想，都是一个从贫乏到丰盛的过程。有贫乏作底子的丰盛，是一种从无到有的自我塑形，增加了一个对照与反省的维度。“70后”不太说自己“理想主义”，但“70后”有一种在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平衡能力。这种平衡能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起点处的贫乏，来自于一个因贫乏而寻找的过程。

思想解放、市场经济、工人下岗、房价上涨……在“70后”的生存体验里，的确没有太多的余裕去感受从农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文明进程”，因为切身相关的社会现实已经变化如此迅捷，让人目不暇接。但整体而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在成型。“70后”们的中小学生作文里总有一个句子叫“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过”，当时并不知道，这个会议意味着“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意味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意味着在填各种表格时，“家庭出身”这一栏渐渐消失了。“70后”是从阶级论中真正解脱出来的第一代人，前所未有的自由在来临，而前所未遇的陷阱也在来临。

在马歇尔·伯曼的《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里，他将“现代性”定义为“一种关于时间和空间、自我和他人、生活的各种可能和危险的经验。”“所谓现代性，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

“70后”身处的时代，是一个高速的发展期，面对的生活压力也许比后面的“80后”“90后”小些。与共同的贫乏相伴随的，是相对的平等，贫富分化尚未严峻，社会阶层尚未固化，教育资源并没有向城市大规模倾斜，寒门通过学习尚有可能改变命运。——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启蒙，90年代的市场经济，这二十年是“70后”的学习与成长阶段。“70后”培养出了一种对精神与物质同样心平气和的尊敬态度，在这个态度的基础上，我们塑造自身，塑造与他人的关系。但坚实的基础消失了，我们能获得的，只是动态平衡，我们在拥有中恐惧失去，我们在满足中增加了欲求。这个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它会变得更好吗？关于未来的问题令人茫然，已无法给出坚定的答案。但是回望过往，我们以我们的方式，感受并介入着这个世界，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无法脱身而出，因为时间和空间，与肉身和精神粘连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与经历，我们的艰劳与放纵，我们的苦痛与欢欣。

谁能说出这一切呢？每一个人都身处不同的语境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音与腔调。而这本书的作者，是诗人、画家、作家、评论家、导演，他们是最“执迷不悟”的观察者与记录者，他们追问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用“创作”这个孤注一掷的方式—研磨情感、锤炼思想，热情与冷酷都在一念之间。关于过往的这些陈述，是可能性的消失与个人历史的定格，青年时代结束了。这本书里，留下的是那些或明亮或幽暗的童年，是读过的书，去过的地方，爱过的人。是的，在把时代的浮沫撇去之后，重要的还是我们真的在哪里收获了真正的对世界的领悟与理解，真正的会心一笑与惺惺相惜—虽然，一切都还只是在动态平衡之中，新的不解与不安还等在路上。而犹可依傍的，是“美”，可感受到的美与可创造出的美。不论我们处在文明的哪段行程里，思想与美，永远是微渺的人类，确立出的一个“自我”的方式。

有一天，这是非常现实、日常的一天，王犁约了江健文老师和我在晓风书屋见面。四壁都是书，绿茶冒着淡淡的热气，空气里还有点心好闻的甜美，这些都是特别亲近的东西。王犁说：“我们一起编一本关于70年代生人的书吧！收录‘70后’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回顾性的文章，每一个人，每一篇文章，都是完全不同的，个性鲜明的，然后又组成一个整体，给我们经历的时代以‘注解’。”王犁充满信心的语气把我们都说服了。我们组成了一个三人编辑小组，隔段时间就在咖啡馆讨论一下组稿与编辑的进程，也常常就聊到了画，聊到了某本书，聊聊最近的生活。在信心与实现、烦琐的任务与远大的目标间，我们保持着一个缓慢却前进的工作节奏，终于有一天，稿子都收齐了，可以排出目录……

这件事情，已经到了它应当发生的时候，我们只是把它做出来了而已。

（本文为《时钟突然拨快——生于七十年代》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