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丨一周书记：古巴文学中的……33场革命与跳针唱片

《33场革命》，[古]卡内克·桑切斯·格瓦拉著，侯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19年4月版，320页，49.00元

卡内克·桑切斯·格瓦拉（Canek Sánchez Guevara）的《33场革命》（原书名33 revoluciones，2015；侯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4月）是一部思想与文体紧密缠绕、两者同样奇特的中短篇小说集。作者是古巴作家、音乐家、摄影师和平面设计师，但是他的身世更受瞩目，他母亲伊尔蒂塔是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的长女，父亲阿尔贝托·桑切斯是墨西哥左翼革命者。他于1974年生于古巴哈瓦那，童年在米兰、巴塞罗那度过。十二岁时返回古巴，作为切·格瓦拉的外孙，虽然生活优渥，但是卡内克深感被标签化的不适。他成立了一支重金属乐队，曾经在哈瓦那的一场地下演出中被警察检查和驱赶。1996年在母亲逝世后他定居墨西哥，致力于文学艺术创作。2015年因心脏手术失败逝世，年仅四十岁。

人们比较容易把卡内克这种朋克形象看作是传奇革命前辈的后代叛逆者，在小说里对前辈的愤怒有很生动的描写：“那些摇滚乐之类的东西都是来腐化你们的，你得给我想清楚。那是敌人用来破坏我们国家的工具，他们想腐蚀我们的青年一代，在你们中间播下异端思想的种子。可是除此之外，小子，你还让我有了丢掉工作的危险。你明白吗？我是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要是让其他人知道我连自己儿子都管不好，我该怎么办？妈的。在一个革命捍卫者的家里是绝对不允许有反社会因素存在的。是革命给了我们一切，我绝不允许自己的儿子走到革命的对立面；我绝不允许自己的家里出现一条蛀虫；我绝不允许你来嘲讽我、羞辱我。”（228页）这是一种特殊视角中的摇滚乐，也是精神清污的普世台词，很像某种熟悉的话剧舞台上的情景。代际之间的叛逆无疑是普遍存在的，但是正如译者在采访中所讲的，实际上卡内克永远无法摆脱切·格瓦拉的影响，比如卡内克有本书叫《没有摩托的日记》，读者很自然就会把卡内克和切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在实质上他们对自由的追求是一样的。

我想起意大利的拉美史学者安格鲁·特兰托（Angelo Trento）曾经说过，切对年轻一代的巨大吸引力来自他的信仰的前后一致性，从没有过任何犹豫和丝毫的政治算计，将捍卫自己理想的行动发挥到极致，拒绝屈从于政府的逻辑，对报酬与荣誉的漠不关心，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特权，在服从纪律的同时仍然坚持人道主义。（参见安格鲁·特兰托《卡斯特罗与古巴》，杨晓霞译，三联书店，2006年，79页）无论人们关于切的真实形象有过多少争议，这种依附在他形象中的政治伦理本身所具有的精神魅力是真实的。在1968年西方世界的学生运动中，切的形象（阿尔韦托·科达拍摄的那张著名照片）成为青春、反抗体制与追求自由的精神图腾。摇滚青年和作家卡内克没有理由不在精神气质上服膺与继承这种反抗的、浪漫主义的传统，甚至在我看来他对古巴后革命时代的政治遗产和社会百态的批判正是得益于这种理想主义精神传统与气质。由此来看，《33场革命》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作者对革命的否定，而毋宁看作是在目睹了革命的变质、腐败之后的痛苦、绝望与呼喊。就如卡内克在小说中说的，“有些东西正在变质，我心想：我们之间出现了你吃我、我吃你的情况，这很不正常：阶级意识去哪里了呢？……也不知是为何，我们忽然发现这个世界上唯一还有那么点道德和正义感的人竟然就是我们自己：其他人都已经变成了罪犯和妓女，要么就是告密者。”（《33场革命》，38页）我也突然发现，他说的“我们”也是曾经在大街上看到马克思的“革命死了，革命万岁！”就激动不已的那个时候的“我们”。卡内克在小说最后结局中说，那群勇敢地冲向大海的人使他发现还有另外一种可能。虽然“他”的结局是“大家逐渐认清了自己终将失败的厄运”，“所有人都知道一切都完了”，但是作者在前面也说过，总是会传来有人顺利抵达对岸的消息，希望总是有的。在现实生活中，1980年著名的马列尔偷渡事件（Mariel Boatlift）中的古巴人就是冒着被大海吞噬的危险逃到佛罗里达海峡的那一头。因此卡内克的父亲在该书“前言”中讲的，卡内克力图揣摩的是“所有为求生存而拿生命去冒险的人物的每一种感觉。”冒险偷渡，就这样成为了“33场革命”的尾声。想到切·格瓦拉当年毅然离开胜利后的古巴前往刚果、玻利维亚支援当地的人民解放事业的壮举，想到印制在三比索钞票上的切的那种不屈的神情，卡内克以大海怒涛与每分钟三十三转的跳针唱片作为 “革命”的最后亮相，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卡内克的父亲在该书“前言”中简单讲述了卡内克的小说创作经历，他说卡内克“在1996 年写完了诗集《我的日记》之后，他开始以奥哈卡为背景创作一部小说，并为之构思了许多与古巴革命具有紧密联系的古巴角色”。这种与古巴革命的紧密联系可以看作是一种基本底色，就如这部书的书名所揭示的。收入书中的九篇小说从不同视角、以光怪陆离的故事揭示了一幅革命后的古巴社会百态拼图，出版后备受好评。古巴诗人、小说家温迪·格拉认为卡内克“写出了一部无比真实又独一无二的作品”。美国作家纳撒内尔·波普金则认为“在雷纳多·阿雷纳斯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在古巴文学中感受到像《33场革命》所传达出的这种苦痛、疯狂和绝望之感”。真实性、独特性以及那种苦痛、疯狂和绝望之感也都是我阅读后的深切感受。

《娱乐中心赢了》讲述了一个赌博与色情娱乐场所如何发展并且“赢了”的传奇故事，听起来尽是荒诞与臆想——一个“娱乐中心”竟然就这样壮大发展为一个新的国家，但是喜欢阅读历史和政治社会学的读者或许会从中看到一部真实的历史，在被撕开神话面具之后的某个拉美国家的成立史。简单来说，这个拉美“共和国”是这样炼成的：首先，前来光顾娱乐中心的都是人才，官方诗人、杰出知识分子、最高法院法官、激进左派、右派、法官、记者、工会会员、银行家、运动员、政客、演员和商人……，而且他们有思想和喜欢传播思想，大名鼎鼎的保守党议员不停地在解释着婚姻的神圣性、来自革命前线的军人不停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和腐朽、民族主义诗人诵读着从国外传来的法西斯诗句……。然后，在娱乐中心贩卖毒品的“我”说服了中心的女老板同意强强合作，共谋大业。一切就从安装监控系统和承诺胜利后的分红开始起步，很快就使娱乐中心做到全国第一。接下来就是从娱乐向政治的成功转型：买下所有最重要的主流媒体和思想文化阵地，掌握了意识形态的主导权，投资各种产业，渗透到军队、学校中去，“我们用大量的投入打消了人们对我们行动的最后一丁点疑虑和对我们那无穷无尽的好运的质疑”。（14页）这可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心理战术。最后终于到了收网与成功的季节：向国家的矿物、水和石油资源进军，把那些最大胆的商人都吓退，“我凭自己的经济实力刚一征服了纷乱乏味的贸易领域，就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就任了共和国主席一职，我获得了所有政党、工会、机构、军队的一致支持，或者说社会上所有的有生力量都在力挺我。”（14-15页）这个在2011年写于巴拿马的故事到这里很快就戛然而止，看来卡内克认为这就是高潮与结局，是这部“发展史纲”的最好结局。复盘整个从荒诞走向现实的过程，“我”的欲望动机和长远眼光是主观意志，联合、分化、收买、控制、镇压等等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奋斗拼搏，的确没有什么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但最有想象力和文学感染力的创造还是这个娱乐中心，它以赌博娱乐业为政治大业的起点，以赌徒的意志与玩的心态垫底，这是卡内克的神来之笔。或许可以说，拉美魔幻文学内爆的底色还是历史学与政治经济学，同时又是在外人看来常常感觉是一团乱麻的拉美历史叙事的简明导读版。

与“娱乐中心”的简明叙事相反的是《一位嗜血艺术家的独白（或一栋残破大楼是如何建成的）》，这篇小说极尽想象诡异无边、隐喻遍地丛生、话语繁复铺陈之能事。在以艺术家之名写下的嗜血独白文字中，最大限度地镶嵌了作者对政治史、思想史和伦理史的激进反思，在极端的嗜血、暴力和虚无的文字底下涌动的是灵魂深处的痛苦思考与绝望情感。顺带要说的是，在这篇小说的中译本中出现的那些文字与描述使我相信译本在力图超越文字伦理禁忌之上忠实于原文的努力，否则的话就失去了翻译的可能与必要。“独白”中的小标题很能反映出一种紧张的思想性，例如“疯狂存在的理由”“学习施加痛苦的学校”“在非洲食人”“几何学与对称主义”“消费的再无产阶级化”“对疾病的反思”“自然选择与阶级斗争”“为了一种激进的人文主义”“针对中央委员会的谋杀”……等等，不像小说，更像是一部激进的政治与思想论文集的题目。这篇小说的“主题”或“中心思想”似乎很难概括，因为它本身就是在去中心、去主题的思想漩涡中狂野生长的N种独白，读者面对的是一片浪花四溅的“寻衅”文字，只能在阅读中不断感受有什么东西受到了冲击并且在崩塌之中。

这篇小说中最刺目的是关于食人的嗜血独白，即便我们早已有了鲁迅的狂人垫底，或许仍然会有某种不适之感。在这里无需也无法复述关于如何食人的种种微观描述，仅从这些宏观表述中就可以窥见作者在“食人”论述中所蕴含的挑战性：“食人是一种合理存在的艺术，并非像虚伪的西方文化所认为的那样是野蛮的表现。从最深层次来看，食人是人道主义能成为现实的唯一途径，也是最为庄严的一种方式。”（25页）“很多文明打着道德的旗号拒绝研究人类学中的食人现象……”（40页）“从食人的角度来谈的话，没有什么种族是比其他种族更优等的，也没有什么更富有的阶级。”（56页）“只有食人者才能成为人，才能在体内掺杂进完整的人性，与种族、宗教、意识形态、性爱偏好、政治阶级、社会阶级、经济阶层和文化阶层无关。食人是人类中心说的顶峰，是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60页）在极为嗜血的反讽中表达的是对人类的反思：“所有这一切，亲爱的读者，其实都来自人类啊。”（61页）

在具体描述中，“大楼”也是核心词之一，而且也是一个很能激发想象的概念，它甚至出现在题目中。“大楼和在其他日子里没有什么区别，摇摇晃晃地勉力支撑着自己的身躯。没有什么来拖垮它，也没有什么来帮它稳住身形。从玄学的角度来看，只要它相信能保证自己完全的生存就够了，它通过做梦来使自己存在下去，又通过被命名而让自己实体化。”（19页）在这座大楼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疯狂之处，有的腐化堕落，有的挥霍无度，有的胆小笨拙，还有的令人生厌。突然有一天他发现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大楼究竟是属于谁的？没有人回答，但是大楼不断出现裂缝，而且它本来就是建立在大地的裂缝之上的。虽然大家曾经决定让整座大楼更加社会化和去国有化，“把大楼交给那些真正的劳动人民”，但是这座大楼又大又破，重建是不可能的。又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个住在高层的邻居跳楼自杀了，结果引发了一场自杀潮：人们在街上排着长队要来这座大楼上自杀，楼里的居民开会做出了一个都不放进来的决定，于是那些绝望的人高喊着：“让我进去吧，求求你。”（63页）

在小说的“独白”中还充满了各种概念悖论及其衍生物：例如根据巴枯宁主义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当我们一直以来所认为的不道德的行为全都合法化时，自由才会真正地存在”。（37页）教会的放纵和握有的权力与他们所宣扬的净化灵魂和朴素生活压根是背道而驰的，与银行业、国家、企业、媒体、政党、军队、工会或是邮局并无不同（50页）；“在一个充满幻想的世界里幻想就是一种欺诈，就像在一个娱乐型社会中的娱乐性总是异常乏味。在信息化社会中，信息传递不了任何信息……”（73页）卡内克式的悖论极为精彩，它们既是黑色的，也是虚无的，实际上是他所面对的那个世界的自我表达。

这种关于理论与现实的悖论的思考与残酷追问在收入本书的最后一篇小说《33场革命》中达到高峰。译者认为可以把《33场革命》这篇故事中的主人公看作一个群体的象征符号，这个群体的人如卡内克一样迫切地想逃离古巴、逃离自己的宿命，逃离那种日复一日循环往复的生活。“33场革命”这个题目就是作者用三十三又三分之一转的黑胶唱片来比喻那种重复乏味的生活，而这篇小说恰好也有三十三章，“这预示着新的轮回的开始，一个人逃离失败了，还会有无穷无尽的人尝试着逃离”。（译后记）重复、乏味、虚假、没有意义的工作和人生，那张跳针唱片是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的隐喻与象征，是这篇小说最核心的关键词。

在作者笔下，重复与乏味远不是简单的无趣而已，而是一种有着极为深刻、真实内涵的政治语义学。在小说的开头，你可以看到在大楼内的走廊上到处是一张张受到惊吓的面孔，人们在嘟囔着政府指令和其他了无新意的话（“同志们，我们要保持镇静：一切都会过去的。”）所有人都同时开口说话，都在用不同的词语说着同样意思的话，就像一千二百万张跳针唱片不停地闲扯。整个国家就是一张跳针唱片，每一天都是前一天的重复。变压器在远处爆炸，城市陷入一片漆黑之中，大楼就要轰然倒塌。所有事物都停止了运作，但是也无所谓了。（234页）谁都只能是一个听天由命的人，人生就是一张不断重复的以生存与死亡为主题的跳针唱片。于是“他”偶尔会回想起自己的人生道路。家里几乎没有书籍，有的只有些政治宣传手册，是为了体现家庭的政治正确性；至于音乐，一直以来则都是有一台收音机就够了，父亲坚信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造成这个国家的不幸。直到有一天他毫无目的地开始了大量阅读，他才发现一个比周围环境广阔得多的私人世界。后来又终于跟随着音乐进入到另一个梦想的世界之中。这时候他进一步发现史诗告终，所有的事物都缺乏定义，衰败被伪装成了进步。有一天他坐在沙滩上面对大海，问着自己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究竟是什么把他的人生禁锢在虚无的、虚假的进退维谷的窘境之中。（271页）读到这里，我自然想起保尔·柯察金面对大海召开个人的政治局会议的情景，他的那段名言我们曾经耳熟能详。

回到他在一次会议上的勇敢表现。他反对会议主持人关于“要是需要的话，可以动用武力”的咆哮，并且掏出一个小本本仍在桌子上就转身离去。接下来，“他的世界崩塌了：他收到了传票，开始接受调查，他们开始窥探他的生活。自然，他丢了工作，如今只剩下点积蓄和母亲寄来的一点钱。现在他的档案里已经有了污点，他已经什么都做不成了：他知道自己这辈子算是完了”。于是他挎着相机走到大街上，刚好拍下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目睹的游行示威的盛景，“而非那些安排好的事件的跳针唱片。成了一场规模虽小、但却无比真实的动乱的目击者使得他有那么一瞬间似乎又重新拥有了乐观精神”。（298-299页）

最后，他背着相机跳上了冲向大海的筏子，把自己汇入到逃离的洪流之中。“他们被卷进了漩涡，像一张跳针唱片一样旋转着，向下沉去。每分钟三十三转……”（305页） “33场革命”的最后这句话写于2014年的墨西哥城，第二年卡内克的跳针唱片停止了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