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计稳增长｜对话贺铿：反对盲目的基建投资，资金使用要逐渐转向民生

【编者按】当前，中国正处于经济恢复的关键时间点。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还需各方付出艰苦努力。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能否实现？稳经济有哪些“底牌”？促就业还有哪些新招？政策合力应向何处使？针对这些问题，澎湃新闻专访了十位经济学家，推出系列专题《问计稳增长》。

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经济的形势？宏观杠杆率抬升是否会带来金融风险？“三重压力”与汇率波动又会给下半年我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

7月1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就这些问题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的专访。他预测下半年经济增速或可能达到6%，全年经济增速或在4%左右。贺铿认为，长期来看一定要降低宏观杠杆率，但当前去杠杆的时机并不合适，债务积压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但得益于我国有效的调控执行和风险化解，并不一定会出现大的金融风险，但对于加杠杆要保持慎重。贺铿还特别指出，要反对盲目和过度超前的基础设施投资，要根据发展水平和财政情况而定。下阶段的工作重点应是在稳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加大对消费的刺激，可考虑加大乡村振兴的力度，带动居民收入增长，从消费端打通经济循环。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   澎湃新闻记者 周頔 摄

以下为澎湃新闻与贺铿的采访实录：

下半年争取5%-6%增速有把握，当前不是去杠杆的好时机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当前和下阶段的经济形势？年初制定的经济增速目标如何实现？

贺铿：对于今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情况，我们应该多从政策上找原因。当然，客观上肯定是受到了疫情反复的冲击，但疫情反复情况下，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办法，能够不至于影响得如此厉害？

在正常情况下，中国每年四个季度的经济增速分配是比较均衡的，从当前情况看，全年5.5%的目标应该是难以达到了。现在我们的经济也隐藏着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债务积压太多，这就要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必须有效发力，支持经济更快地增长。

对下半年的预测要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比较顺利、不出现特别大冲击的前提来判断。即使出现疫情，我们如果防疫得当的话，下半年争取5%-6%的增长速度应该还是有一定把握的。

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测算过我国今年的潜在增长率大概是6%，我们下半年要争取一个接近潜在增长率的增长，应该说是有可能的。如果要达到6%这个比较理想的增速，那么全年的经济增速大概会是4%左右。但如果下半年没有实现6%，那么全年增速可能就要低于4%了。

澎湃新闻：您刚刚谈到当前中国经济还面临着一些隐性问题，像债务积压等等，您怎么看当前我国的债务风险？

贺铿：我觉得当前我国面临的债务风险还是比较大的，金融风险也是，但却不一定会真正出现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调控执行还是比较有效的。即使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处理还是比较迅速、得当的。比如类似于恒大事件那种问题，如果在其他国家，肯定是要酿成一场灾难的。但是在我国有效的调控之下，问题不仅没有迅速扩张，还基本稳定下来了。

所以说，尽管债务风险很大，当前面临的各种困难也很大，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不是一定会出现金融风险呢？我并不那么悲观。

澎湃新闻：一季度我国的宏观杠杆率达到了277.1%，央行近期也表示，宏观杠杆率还会出现阶段性上升。您觉得下阶段要不要加强力度去杠杆？

贺铿：目前可能不是去杠杆的好时机，收缩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我觉得并不合适。

因为当前我们经济还是存在很多问题的，虽然5月份、6月份出现了比较强劲的反弹，但这个复苏不见得是稳定的，我觉得基础并不是很牢固，还有待进一步恢复。

所以，当前还需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对经济给予一定规模的支持。尽管因为债务的拖累，当前政策对经济的支持规模、扩大规模空间可能受到一定限制，但在一定规模下进行资金使用的结构性调整，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到适当的时候，杠杆率还是要去的，不能长时间加杠杆。当前有些同志在建议加大投资，加杠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谨慎，要慎重。

澎湃新闻：我们是否应该设置杠杆率的红线？这个红线应该设多高？

贺铿：红线是相对的。如果按照常规的经济学理论来看，我们无论是宏观杠杆率还是结构性杠杆率，可能都已经处在“红线”以上了，但我们的机制体制有优越性，即使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也能及时有效地控制和解决。

我觉得不好去明确定义这个红线，并不能说我们当前没有出现问题就是没到红线，出了问题才是触碰了红线。我认为，红线是相对的，和具体的条件直接相关，与我们的经济基础，各方面负债的承受能力，后续可能采取的政策措施等都有关系。

反对进行盲目的基建投资

澎湃新闻：上半年在疫情的冲击下“三重压力”远超了预期。如果下半年疫情防控得当，您怎么看“三重压力”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贺铿：三重压力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三重压力当中，我认为是要分清主次的，而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还是需求收缩。

对于供给冲击，确实会面临一定的问题，比如一些重要零配件的供应链可能会面临中断，汽车和手机的芯片现在明显也不够用，而这些我们短时间内也生产不出来，这些确实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但是与需求收缩相比，供给冲击对经济的影响还是相对比较小的。

我们看到3、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得很厉害，这是超乎我的意料的。当前需求端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居民收入没有明显增加，失业率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知道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是城镇调查失业率，这并不是全面的失业率，实际的失业率还是要高一些。当前我国有2亿多农民工，他们中间相当一部分人都没能重返工作岗位。所以，失业对于居民群体的收入影响是巨大的，也是当前需求端的主要矛盾。

至于投资，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个方面是公共投资，需要根据我们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的情况而定，要超前但也不能太超前。第二个方面是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这个主要是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与出口规模都直接相关，只有需求规模上去了，我们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才应该上去。

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就容易出现无谓的投资、难以收回成本的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当前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的统计有多个口径，我看到有人讲总数值加起来可能有12万亿，这个数字太可怕了，这样搞下去可能会有很大危险。

比如很多国家都很羡慕中国高铁发展得很快，但当前我们的高铁除了一两条线是盈利的，其余都是亏本的，除了维持运营，每年还要还很多借贷利息，这些都需要财政补贴。

对于盲目的基建投资，我一向是反对的，这会把我们的经济搞得更烂，而不是更好。

澎湃新闻：在经济学理论中，很多人愿意用菲利普斯曲线来描述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的交替关系：通货膨胀率高时，则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则失业率高。您认为我们如何能做到在保持低通胀的情况下解决失业问题呢？

贺铿：当前我们的CPI增速很低，并不是因为政策措施把它控制住了，主要问题是居民的收入增长长期以来与经济增长不协调，经济增长快于收入增长，导致了消费需求的萎缩。如果我们的收入增长是正常的，消费水平也是正常的，那才会有菲利普斯曲线。

当前，我们不能用一般的经济学理论来套现实，这也是有些同志会提出不切实际意见的根本原因，我们要对中国现实的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

下半年出口需求有一定保障

澎湃新闻：当前全球通胀高企，很多国家陷入“滞胀”，出口还能有效支持中国经济吗？您怎么看外部环境变化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贺铿：出口需求应该说是有一定保障的，尽管因为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很多国家跟我国的关系也比较紧张，但他们需要我们的产品，而且是刚需，这关乎到他们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我认为这个需求是不容易下降的。同时，我们对外的进口也基本上都是刚需，也都是我们一直不好生产的产品。

所以，未来我国与西方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应该会进入到相对稳定的阶段，而我们与其他金砖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应该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对于下半年外贸的稳定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澎湃新闻：今年以来我国的汇率波动比较厉害，这对我国的出口是否也会带来不确定性的影响呢？

贺铿：现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与去年12月份的平均汇率相比，下跌了6%左右，这个跌幅并不小。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它反映了我们经济基本面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我认为继续跌得很大、跌得很快的可能性不会很大。我们有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我们的经济体量也是很大的，论经济韧性其他国家比不过我们，如果有人想炒作人民币汇率，他是炒不动的。

当然，汇率下跌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好处，比如会降低出口成本，对于出口是有利的，可以看到上半年我们的出口增长了13.2%。但是我们的进口增长只有4.8%，这一方面说明人民币贬值对出口的促进，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内的内需不足，进口较少。

澎湃新闻：对于当前和接下来重振经济，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贺铿：最重要的就是要稳定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此基础上，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规模都不要再盲目扩大了，应该在资金使用方向上认真地做调节，把使用方向从投资逐渐的转向民生。

我认为当前对于乡村振兴应该多进行一些投入，要解决好2亿多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提高他们的收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只要消费需求上去了，我们整个经济就能循环起来，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会加强。所以我希望下半年政策在这个方面多下功夫。

当前已经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但我还是觉得应该直接针对需求收缩这个主要矛盾进行发力。应该在财政、金融的能力范围内，在解决需求不足方面多做文章，只有这样我们的经济才能够健康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