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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场一瞥︱《春月》遮蔽下的星星——吴世良未刊译稿
《春月》是美籍华裔作家包柏漪最知名的作品，译校由吴世良英若诚夫妇完成。翻译过程费尽心血，序言中英达写道：“母亲为《春月》投入了毕生积累和全部精力。她似乎知道这将是她的最后一次爆发，就像夜空中的超新星一样。但上天似乎注定吴世良的一生必须是悲剧，就在译书还剩最后一章之际，她病倒了。”
那是1987年1月，英若诚正在罗马拍摄《末代皇帝》。他从拍摄现场赶回，“替那个40年前被他追到手的女生合上了双眼，然后坐下来，译完《春月》的最后一章”。
吴世良的翻译不止于此。据英达回忆，其父母联手初译了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目前通行的是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由楚图南译出。是不是两人的译作没有面世？《英若诚传》给出了答案。原来两人毕业分配到“对外友好协会”，当时的领导正是楚图南。楚图南对他俩十分热情，不仅表示欢迎前来工作，还把自己翻译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取出，请英、吴二位专门搞外语的同志帮忙校订。
确实只是校订。此书早已译出，且由商务印书馆（1939年）及上海骆驼书店（1947年）先后印行，这次是在冯雪峰的提议下再次出版。楚图南在校后记里并没有提到英、吴两人的贡献。1936年动笔时，他所依据的是Juliet M. Soskice的英译本，所以谦虚地写道：“很希望能有根据原作的更完美而精确的译本出现，使我的这本旧译，亦如同旧时的陈迹一样，在新中国读者前进的步履下面迅速消失。”而英、吴两人是清华英文系的毕业生，也并非合适人选。后来的变化为人熟知，两人并未履职，当年的地下党员、学生剧团“骆驼剧团”导演、时任北京市文艺处处长王松生鼓动两人报考北京人艺，不出所料被主考官焦菊隐录取。楚图南颇觉失望，但还是放行。
英达又言及1959年结集成册的《比昂逊戏剧集》，此书实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出版，署名为“茅盾等”译，内收挪威剧作家比昂逊（19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剧作四种：《新婚的一对》（两幕剧）、《报纸主笔》（四幕剧）、《破产》（四幕剧）、《挑战的手套》（三幕剧）。茅盾翻译比昂逊的作品很早，《新婚的一对》早在1929年就已发表，这次也是修订后再版。 茅盾不会掠人之美，《挑战的手套》内页注明是吴世良翻译，编辑就没有这么讲究了，吴世良这种小名头，大可以划入“等等”。
而后运动不断，英达眼中的母亲，“洗尽铅华，荆钗裙布，厅上厨下，相夫课子”，目前没有查到吴世良这一时期的创作或译作，看来繁重的家务，已让这位才女力不从心。
直到《春月》的出现。1981年《春月》英文版面世，在1984年包柏漪与英吴夫妇谋面之前，两人应该没有读过此书。甫一接触，吴世良就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就像自己的故事。与作者来自桐城世家相似，吴世良的继父吴保丰（吴世良原名卢星，她母亲应令言第一任丈夫姓卢，他们于1932年离婚，应令言与吴保丰结婚后，吴世良改用现名）是留美回来的科技专家，见证了中国无线电业的兴起和发展，被认为是中国广播业的创始人，上世纪四十年代曾任交通大学校长。吴家小姐开蒙早，资质佳，既接受过传统教育，又入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后转投沪江大学，直到进入清华园。
翻译不单是精力的消耗，更是情感投入，而且感情已溢出书外，渗入作者和译者之间。包柏漪时为美国驻华大使夫人，在吴世良最后的日子里，她几乎每天都去协和医院探望。吴在弥留之际，包柏漪拉着她的手，听到她用尽气力发出的一些声音，已经听不清在说什么，只知道是英文。平常两人是说汉语的，吴为什么这会儿要改变通常的作法呢？包柏漪很快明白了，“她是在想办法，她唯一的办法，要我明白她知道我在她身旁”。
这样的感情建立，不是朝夕之功。在包柏漪的回忆中，吴世良是一个得体的人，她在餐桌上满足了自己愿望，“她没有按照传统的方式，将宾客塞得象一只八宝鸭，而是请我吃了一顿烹调精美的素菜，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尽管都精通彼此的语言，两人却很少谈及个人经历，也极少互叙衷肠，只用翻译中的沟通来互相理解，而在包柏漪的体验中，“这种理解丰富了我们双方的灵魂”。
之前包柏漪一直很苦恼。《春月》已有了不止一种中译，却没有任何授权，她点名了台湾皇冠的译本，“仅仅是在《开篇》第一章就出现了一百零一处明显得不像话的误译”，包柏漪认为那是篡改，甚至认为那不是她的书。直到吴世良的出现。至于为什么不自己翻译，作者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这好象是我创作了一部带有中国韵味的西方交响乐，而吴世良必须用编钟、琵琶、琴瑟、胡琴、锣鼓铙钹为它完成配器”。
吴世良也没让她失望，或者说，两人同时享受着翻译中的快乐。在长达三年的翻译过程中，“她会打电话给我，祝贺我对中国人某一种心态的洞察。我也会打电话给她，祝贺她某段精彩的译文，居然把原来无法翻译的原文巧妙地解决了。我们两个会象孩子似地傻笑一阵”。
由于吴世良卓越的表现，包柏漪给了译者最高的评价：“我如果有能力以中文写作，那么这就是我要写的《春月》”。
这么一位毕业于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的大使夫人，想象中的交游应是冠盖满京华，甚至会有一间太太的会客厅。可身边的朋友回忆，她除了网球场上的伙伴外，没有任何私人交往的朋友，平时不写信，不打电话聊天，不发任何贺卡。朋友说，这样的性格的人，在美国很少。
今年上半年，北京潘家园，出现了一部名为《阳光下的葡萄干》的译稿，译者署名吴世良。
《阳光下的葡萄干》是剧作家洛琳·汉斯伯里（Lorraine Hansberry，1930-1965）的名作，创作于1959年，剧名取自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1902-1967）的诗《哈莱姆》（Harlem）中的一段：
What happens to a dream deferred?
Does it dry up
like a raisin in the sun?
兰斯顿·休斯是美国黑人作家，“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被誉为“哈莱姆桂冠诗人”。所谓“哈莱姆”，是曼哈顿的一个社区，长期是美国黑人文化与商业中心，也是贫困与犯罪的中心。当然，诗人笔下的哈莱姆是隐喻，如阳光下的葡萄干一般。
关于此书，通常可见的介绍还停留在几十年前：“作者以反黑人歧视运动为背景，将怀揣梦想的黑人杨格一家，比喻为残酷日光下曝晒的葡萄干，描述了他们在种族歧视的社会漩涡中相互扶持、坚守梦想的故事”。如同《春月》，洛琳·汉斯伯里也写了一个自己熟悉的故事。
洛琳·汉斯伯里是非裔美国人，生于芝加哥，在家里四个孩子中最小。尽管她的父母很富裕，但根据当年芝加哥的法律，一家只能住在南区的贫民区。1953年，她与剧作家罗伯特··涅米洛夫喜结连理，婚后开始全职创作。《阳光下的葡萄干》是她完成的第一部作品，并靠着朋友们筹集的资金于1959年在百老汇上演。
该剧由当时还鲜为人知的西德尼·波蒂埃（Sidney Poitier）饰演沃特·李·杨格，大获成功，汉斯伯里由此成为第一位荣获纽约戏剧评论家协会奖（New York Drama Critics Circle Award）的黑人剧作家，鉴于她的性别和种族，这在美国戏剧界是里程碑式的成就。
这部被称为“第一部在舞台上表现非裔美国人生存现状”的剧本，在美国有着持续的生命力。同名的电影有两部，第一部于1961年拍摄，导演丹尼尔·皮特里，男主角沿用了舞台剧演员西德尼·波蒂埃；另一部年代并不遥远，2008年上映，由原名西恩·康布斯（Sean Combs）的“吹牛老爹”（P. Diddy）主演，还获得了当年艾美奖“最佳电视电影”奖项。
在中国倒显着过气。虽然当代美国戏剧的研究者们总会涉及此剧，但中译本始终没有推出。其他地位类似的如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1983年由施咸荣译出，为“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一种，上海译文出版社发行；2008年又被译林出版社列入“外国现当代文学系列·凤凰文库”再次出版。终于在2016年，一个叫做“译言··古登堡计划”的协作翻译项目将全剧译出，译者为谢毅珺、周国庆。目前可购买电子版，尚无纸质版图书。
我们可以选用全书第一幕的首段文字比较一下翻译风格：
如果不是有许多无法改动的蹩脚之处，杨格家的客厅倒也可以算得上舒适整洁。客厅的陈设中规中矩，而且很显然，它们已经被迫供太多人在这里生活了太多年，因而显出了疲态。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来，曾经—— 一个可能杨格家已经没人能够记起的时候(也许除了妈妈)——这间屋子的陈设是主人满怀爱意，甚至是希望，用心挑选而来，然后运回这间公寓，按照自己的品味骄傲地进行了布置。（新译）
杨格家的起居室原本倒也可以算作一间舒适而井井有条的房间，只可惜许多无法消除的痕迹抵消了这种印象。房中的家具是典型而普通的，它们目前的基本特色是：显然它们已经为太多人的生活服务并年头太久——因此它们精疲力尽了。不过我们还看得出来当初——这家子人可能都不记得那段时光了（也许妈妈除外），这房中的家具还真是由主人珍爱而细心地挑选的，挑选时主人甚至还满怀希望——而运到这公寓里来之后也是用了审美的眼光，带着自豪的心情布置妥帖的。（吴译）
整部稿件未注明年份，推测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所译。五六十年代是戏剧翻译的高峰，有大量苏联剧作出版，如阿尔布卓夫的《达尼亚》（1956年，作家出版社，林耘译）、罗佐夫的《祝你成功》（1956年，作家出版社，王金陵译）、沙特罗夫《以革命的名义》（1959年，北方文艺出版社，周克英译），当年大热作品，如今籍籍无名。
北京人艺排演的剧目也以东欧为主，如苏联作家索夫洛诺夫的《非这样生活不可》（1954年）、捷克斯洛伐克戏剧家约·卡·代尔的《仙笛》（1956年）、苏联作家包戈廷《带枪的人》（1959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1962年）。如此气氛下，吴世良翻译一部美国当代剧作家的作品，尽管作者和题材均有进步性，总还是不合时宜。
同时期出版的西欧戏剧，如杨宪益等翻译的《萧伯纳戏剧集》、赵少侯和李健吾分别译出《莫里哀喜剧选》《莫里哀喜剧六种》、潘家洵译《易卜生戏剧集》、孙福熙译缪塞《勿以爱情为儿戏》、叶蓬植、韩世钟译席勒《斐哀斯柯》。相较而言，这些作家和作品，在当时出版的安全系数就高得多。不过，不出十年，这些也被当成反动剧目统统打倒。
说到美国戏剧的译介，英若诚在自传里提到，在新中国成立刚两个月的时候，他就已在清华的图书馆读过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虽然之前不知道这位剧作家，但被这个剧本深深吸引。不过，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在当时的中国，上映这样的剧目是不可能的。
后来出版的美国戏剧，虽屈指可数，但战斗性都很强。如《四十九经度》，1953年由光明书局出版，作者赫布·丹克曾经当过海员，描写的是美国油轮“麦加号”上水手和船长斗争的故事。译者叶君健在后记里说，这个剧本证明了“在被战争的歇斯底里的空气所笼罩的美国，人民还是在斗争着”。还有一部《马尔兹独幕剧选》，平民出版社1954年出版，冯亦代等译。作者马尔兹是进步作家，也是一位积极反战反帝的民族主义战士，以《莫里生案件》为例，主人公莫里生是美国海军造船厂的工人，反派巴特勒是“美国忠诚审讯委员会”的调查员，作品“尖锐的讽刺了资产阶级所谓‘民主’‘自由’的谎言，同时热情颂扬了美国人民的斗争精神”。
与之相比，温情脉脉的《阳光下的葡萄干》，火药味未免太弱了。
作者为墨迹收藏群“废纸帮”成员，感谢李东元老师长期以来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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