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包的帝国：“公司国家”如何塑造现代国际秩序

原创 PUP China 普林斯顿读书汇 

Editor's Note

在当下的普遍认知中，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主权国家是理解国际关系的基础单位。但历史是否果真如此？在新书 Outsourcing Empire: How Company-States Made the Modern World 中，昆士兰大学国际关系和战略系副教授 Andrew Phillips 和剑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J. C. Sharman 大胆地反驳了这一观念，提出现代国际体系的塑造者，不是主权国家，也不是商业公司，而是两者的结合体——公司国家（company state）。

在近代全球历史中，以不列颠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机构是“公司国家”的典型代表：它们拥有着统治者特别授予的权力，可以与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签署协议，甚至在殖民地进行统治和治理；它们横跨几大洲，将势力巧妙地渗透进亚洲、美洲及非洲等地的地方贸易系统中，并建立起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网络，是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单位。这些公司曾盛极一时，但在19世纪逐渐衰落，并被人们所遗忘。公司国家虽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其遗产却依然存在影响着当代的世界。

超越主权国家：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研究者们多从“国家”出发进行研究，很少有人去探究其他的行为体。人们普遍认为，主权国家才是行使政治权力的正常方式。但其实，公司国家（company-state）的历史证明，国际政治一直是一场由各种各样的行为者参与的游戏，参与者不仅仅是主权国家。

在近代欧洲的早期扩张时，国家（state）的现代职能——统治、治理和对外宣战——并未完全显现，反而是“公司国家”充当了欧洲与余下世界的中介角色。在欧洲帝国主义的发展历史中，以公司国家为代表的行动者是当时国际交往的主流。其势力范围跨越亚洲和北美，也是欧洲在非洲、南太平洋和拉丁美洲进行帝国扩张的先锋。

公司国家作为跨文化调解者，处于世界上第一个国际体系的中心地位，开创了许多国际交流的新模式。在欧洲扩张中，公司国家在克服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公司国家的主权可分割（主权主体可以是多方行为体）、领土非排他性（可以通过租赁等方式获取土地）的概念，相对来说更适合与强大的非欧洲国家达成各种交易。而同时期的亚洲等地，并未形成清晰的领土边界，掌权者对经济的控制也非完全排他。公司国家用变色龙般适应能力，与当地政治和商业精英形成各种妥协与勾连。通过这些交易——而非通过欧洲外交或法律惯例的单方面强加——公司国家将世界编织成了一张越来越紧密的互联网络。

Outsourcing Empire: How Company-States Made the Modern World

何为“公司国家”：国家与企业的混合体

在学界，虽然有着对类似于英属东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诸多研究，但这些研究往往基于一个单一的公司，缺乏对这类公司的对比研究，因而也无法系统地解释为什么有些公司成功、但有些失败。在 Outsourcing Empire 中，作者将这类机构概念化为“公司国家”（company state），并将此类机构置于现代世界体系发展的视角下进行系统化的考察。作者指出，“公司国家”其最基本的特征是混杂性（hybridity）：它们拥有现代只有主权国家才能行使的权力，比如发动战争和缔结协议；但它们同时也是致力于通过贸易获利的公司，由私人拥有，并对私人负责。

公司国家通常拥有主权权力，包括：在其堡垒和工厂内铸造货币和管理民事和刑事司法的能力，筹集军事力量、发动战争以及与非欧洲大国开展外交的能力。欧洲统治者通常赋予这些公司在特定区域里特定商品（例如香料）贸易的垄断权。这种垄断可以为投资者提供足够的激励，以支付高风险的长途贸易所需要的大量预付资本。这种贸易特权的辐射范围往往巨大，比如东非和美洲西海岸之间的所有陆地和海洋。而也是因为范围广阔，竞争激烈，公司国家可以通过暴力手段来保障垄断权。

在这种特殊的政商关系中，公司国家还发展出了现代公司制度的特征，这些特征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支撑。其一，这些公司具有法律人格。在法律上，公司被认为是一个比任何个体所有者都要长寿的人。由“法人”特征衍生出了公司的第二个特征：有限责任。公司国家的债务和损失，不能用所有者的个人资产来抵消。与之相关的是第三个特征：股份所有制形式。这是一种现代的持股概念，企业的某些部分可以在私人之间进行买卖。

所有的这些属性都与欧洲16、17世纪典型的商业伙伴关系明显不同，在后者中，资本往往是被临时集中起来用于单独的航行，而出资人在出海中要承担全部的风险。公司国家的形式，既降低了个人的风险，又扩大了贸易的辐射范围。

带着这些制度上的优势，公司国家在17世纪作为推进欧洲扩张的有效方式出现。它们逐渐遍布亚洲、非洲和美洲，在不同的地区取得了不同的效果。在随后150多年里，公司国家一直是欧洲扩张的先锋，但却逐渐变得无关紧要，并在19世纪中叶消亡。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欧洲帝国间竞争的加剧，公司国家经历了一次姗姗来迟的复兴，但这次复兴却又很快流产。

为什么公司国家会出现？为何它们繁荣一时，但又逐渐式微？

公司国家的历史：从起源、繁盛到消亡

起源

在公司国家作为一种独特的制度形式出现之前，在欧洲人的想象中已经有了将主权权力授予逐利实体的想法。这种想法符合复合主权的概念（a composite conception of sovereignty），即统治者可以将一系列独立的特权委托、出售或转让给臣民。而这种情况在整个早期现代欧洲非常普遍。

到17世纪初，欧洲人已经完全熟悉了统治者赋予商人和贵族以主权特权、以帮助统治者进行征服和扩张的做法。而近代早期欧洲地缘政治竞争的持续升级，驱使英国和荷兰将建立公司国家的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具体努力。

在当时，欧洲统治者们争先控制欧洲以外的资源，以应对日趋激烈的军事竞争。而当时的统治者缺乏跨大陆进行统治的手段。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同的制度实验。17世纪初公司国家的出现，是弥合欧洲统治与海外扩张之间差距的最突出、也是最重要的手段。公司国家作为权力的实体，承担了金融风险，并为海外勘探、贸易提供了军事力量。同时，它们对贸易的垄断权拓展了统治者与公司的盈利能力。

凭借其复合性质，公司国家拥有一系列组织优势。在其有限责任公司结构中，公司国家可以调动大量的长期资本来资助高风险的海外贸易。公司国家还将分布广泛的个体代理人（individual agents）团结起来。而且，在一个交易往往需要与当地人、与其他竞争者战斗的时代，受益于强大的内部能力，公司国家可以有组织地应对、或者实施暴力。

作为特许公司，公司国家所体现的主权可分割、领土非排他的属性，不仅体现在与欧洲国家及其他公司的关系中，还体现在公司国家在亚洲等地的合法化策略中。以荷兰东印度公司（VOC）为例，随着其势力遍布亚洲，员工们熟悉掌握了当地的规则，以帮助自己在当地的等级秩序中找寻自己的位置。VOC 没有皇室头衔所带来的傲慢，而是受利益驱动，因此可以在与亚洲掌权者的交往中进行诸多妥协：例如愉快地臣服于莫卧儿皇帝；在日本东道主的坚持下，践踏十字架以象征自己的屈服，由此获得了与德川幕府的独家贸易特权；愿意向清朝皇帝磕头……而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由于地理与历史的特殊，当地的岛民们对“陌生国王”的统治模式已司空见惯，因此较能接受东印度公司的宗主权。在一些政体中，东印度公司被设想成当地中间人的“保护者”。

扩散

最早一批公司国家的成功激起了欧洲各国的广泛模仿，但效仿的效果却不尽相同。原因一是来自母国的政治环境；二是公司国家运作的非欧洲环境。

首先，为了取得商业的成功，公司国家必须从授予自己主权权力的母国获得足够的自主权，以专注于商业上的竞争（其中就包括用暴力来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是在统治者的命令下屈从于无利可图的战略使命。若没有这种自主性，公司国家往往会陷入恶性循环：它们会被统治者用作工具，以达到地缘政治和军事目的。这使得这些公司在商业上难以生存，在经济上更加依赖统治者。而统治者会以亏损为由，进一步收紧其自主权。

其次，公司国家的制度优势需要适当的环境才能得以充分发挥。相比欧洲的西海岸，东方的亚洲就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当时欧洲人在大西洋地区的地缘政治竞争要比在东方更为激烈。这种军事竞争环境使得公司国家的生存平衡变得复杂，它们必须协调对利润和权力的追求。亚洲远离欧洲地缘政治竞争，使得公司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其赞助者（母国统治者和公司董事会）的干扰。除了距离带来的自治优势，早期现代亚洲的政治环境也有助于公司国家的成功。在利用礼节性的服从换取当地势力保护的过程中，公司国家能够设法进入亚洲商业网络，作为调停欧亚贸易的套利者攫取巨额利润。

式微

18世纪开始，欧洲国家间的全球竞争加剧，改变了公司国家的发展土壤，公司国家很难在军事和利益之间、在自治与国家权力之间达到平衡。

除了地缘政治的影响，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对政治合法性的观念也发生了更普遍的转变。随着东印度公司蜕变成一个比英国君主在本土统治更多人口和领土的存在，英国的精英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主权的性质，以及公司国家行使主权权力的合法性与限度。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野在政治观念中越来越清晰，以公共国家为代表的混合主权的合法性也越来越小。虽然从一开始，公司国家就面对着对其垄断特权的批评，但在18世纪晚期，公司本身的合法性讨论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与此同时，国家的权力相比17世纪有了更大的扩充。统治者进行跨洲治理的能力明显增强。到18世纪晚期，连续几波的欧洲战争帮助欧洲建立了军事财政国家，这些国家可以动员国民信贷来支撑庞大的国家军事。而公司国家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建立的统治设施已经成熟，可以由日益强大的欧洲国家采摘。

因此，地缘政治竞争（以及由此导致的公司国家的生存危机），合法性的缺失，以及其在欧洲国家政治版图中逐渐冗余的角色，将公司国家推向了灭亡。虽然在19世纪末的“新帝国主义”背景下，欧洲为了在非洲等地争夺殖民地，公司国家短暂地回光返照，但没有一家公司复制了荷兰或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业成功，更毋论其军事或政治影响力了。这些公司逐渐放弃了治理权力，成为私营公司，或者被国有化。

公司国家如何塑造现代国际秩序

Outsourcing Empire 中，作者指出，在现代视野中，公司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往往被忽视。虽然人们往往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 System）的建立视为现代国际秩序的开端，但实际上，17世纪涌现的公司国家对全球层面的国际关系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司国家开创了现代世界网络。

从欧洲国家扩张的角度而言，公司国家担任了扩张的先锋与主力。它将欧洲与亚洲、美洲以及非洲联系起来。为后期的殖民统治创造了制度条件。而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遗产，依然影响着当今的国际关系。

从组织形式来说，现代公司的许多特征都来源于公司国家。直至今日，公司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并在世界范围内拥有重要的政治影响力。

虽然作为一种组织的公司国家在如今已经过时，但在几个世纪中，公司国家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追踪它们的轨迹，可以揭示近代欧洲公私概念的划分，以及国家社会成员的变化。当前的国际体系虽然由主权国家组成，但这不意味这由它们建立。国际关系中的基本问题，不仅关于特定的游戏规则以及输赢结果，还关于谁是国际关系的参与者。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早期国际关系体系中，公司国家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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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sourcing Empire: How Company-States Made the Modern World

从西班牙征服者到英国殖民者，欧洲帝国的主流叙事聚焦于国家之间的敌对与竞争。但正如本书所展示的，从17世纪到20世纪，公司国家 (company-states)——而非主权国家 (sovereign states)——推动了欧洲的扩张，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国际体系。

公司国家是混合性的机构：近代跨国贸易公司以盈利为目的，有着统治者赋予的开战、讲和和统治的主权权力。英国和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开拓了企业帝国，而其他公司国家则在北美、非洲和南太平洋推动了欧洲的扩张。通过比较的视野，本书解释了公司国家的兴衰，为什么它们中有些成功而有些失败，以及它们作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先锋的作用。

在处理东西方的异域文明时，面对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欧洲人主要依靠公司国家来调解贸易和外交中隔阂。欧洲统治者有着扩张的地缘政治野心，公司国家则为之提供了相应的手段，既扩张了权力，又获得了利益。然而，随着欧洲国家从18世纪后期开始变得强大，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分离的意识增强，公司国家逐渐失去了实用性和合法性。

本书作者 Andrew Phillips 是昆士兰大学国际关系和战略副教授；J. C. Sharman 是剑桥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国王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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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一本从全球和比较的角度考虑公司国家的书，探索了这种重要而特殊的扩张主义形式的系统性影响。”

——Sven Beckert，《棉花帝国》的作者

“这本书将‘公司国家’这一被忽视的主题引入了有关全球政治秩序形成的学术脉络中。作者以清晰而引人入胜的文字，为公司国家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案例，并推进了国际关系历史和特许公司（chartered companies）的历史研究。”

——Emily Erikson，耶鲁大学

“这本引人入胜的书提出了一个大胆而有力的论点，进行了清晰的叙述，并巧妙地将理论和历史编织在一起。它汇集了亚洲、美洲和非洲公司国家的比较要素，并且评估了为什么一些公司国家成功，而另一些国家失败。本书是对国际关系史的重大贡献。”

——George Lawson，伦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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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外包的帝国：“公司国家”如何塑造现代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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