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与经典对话？

经典作家享有的那伟大而普世之声誉为何能够延续？阿诺德在《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一文中这样回答：“经典作家之声誉独立于大众读者而存在。正因少数人对文学的执着与热情，文学巨匠的声誉才能代代相传。”这一观点不仅仅适用于文学作品，更适用于一切包含人类创造力的事物，比如音乐、建筑、绘画等领域。掩卷沉思。如果我们由于各种原因，“不幸”成为那少数”寻芳于幽谷“之人，何以寻觅到与经典对话的终南捷径呢？

一、欲知大道，先知其史

经典著作一般都是皇皇巨著，凝聚了作者毕生的心血。虽然质量很高，但是或因年代久远，语境与意境皆发生极大的变化、或因战火纷飞、时运不济，学术传承被迫中断。凡此种种，都会让大多数人望而生畏，将其束之高阁。为了消除这种恐惧，一个比较不错的办法是，先搜集到这本著作成书时的历史资料，包括作者的生平、创作背景等内容。不过，这还不够。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些著作，还需要找到书中理论观点的“时空坐标”。

任何著作的观点都不会是凭空产生的，都有其源流。例如，当一个人读《致命的自负》，看到哈耶克提出的“自发秩序”时，就应找到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这一概念、当一个人读到“乌托邦”这个词，就应该翻阅《理想国》这本著作。如此不断练习，才能对理论观点熟稔于心，理解到位。最后，还要让不同的观点之间展开对话才能达到效果。这里，人物传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以写马克思的传记为例，以赛亚·伯林在其著作《卡尔 ·马克思》中对马克思是这样评价的：“他天生有着强大、活跃、实际、理智的头脑，对不公平有着敏锐的感觉，异常地缺少感性，对知识分子的花言巧语和情感主义极为厌恶，就像对资产阶级的愚昧和自满的厌恶一样；在他看来，前者总是漫无目的地喋喋不休，远离现实，而且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都一样令人讨厌；后者则无比虚伪，自欺欺人，沉浸于对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追求中，对其所处时代的明显特征视若无睹。”而熊彼特在《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的十大经济学家》中则写道：“我并非因为偶然疏忽而拿宗教术语来类比马克思的身份.....因为在某种重要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宗教。“倘若我们让这两种观点进行”对话“，我们对马克思这个人的了解会更加全面。

”欲知大道，先知其史“，不仅要做到传统意义上的”知人论世“，更应该追本溯源，探寻理论的”经度“与”纬度“。

二、微言大义，润物无声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是奥威尔作品《1984》中的经典名言，寥寥数语便描绘出大洋国荒谬、恐怖的极权统治，可谓相当精彩。《圣经》写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同样是惜字如金，但”上帝“的形象却跃然纸上。中国传统经典著作中也不乏“微言大义”的佳作，如《尚书·大禹谟》“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凡十六字，言简意赅，写出了“道心“与”人心“的特点，让后世明白律己修身的重要性。类似的还有《春秋》，”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细细品味，作者对这件兄弟相残的态度，是褒是贬也一目了然。以上一些例子，是为了说明，与经典更好的对话，要明白遣词造句的艺术。只有这样，其中蕴含的真理才能如春风化雨，潜入读者的生命。

为了更好的理解语言的艺术，比较译作与原作之间的异同，不失为一个好方法。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无数异域经典被翻译成中文，为我们更好的了解“语言”提供了一个绝妙的途径。以严复先生为例，他运用自身深厚的古文功底以及对西方国家历史文明的了解，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著作，力求译句“信、达、雅”。他在《天演论》中写道：““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用字用句之谨慎。严复先生翻译的《原富》可能为众多人所了解，但仔细品读者想来不多，其中对英译名词的翻译十分值得思考。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者赖建诚先生在《亚当斯密斯与严复：国富论与中国》写道：“严译Economics 为“计学”，以与当时日译“经济学”相区别.....他的译法有些很古雅，如将利润译为“赢”，工资译为“庸”......"又对其译作产生的效果进行了评述：“他的许多创新的译法在人文社科中至今广为流传，如“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然而在经济学领域，他的译法却很少流传下来......"商宗计学“，”农宗计学“等名词为”重农主义“，”重商主义“所替代，甚至国富论这个译名也是日本的“。

如今，当经济学子们手捧着”日译“名词所写的教科书，来理解西方的”Economics"，不知幸与不幸。

三、草木有心，何求人折

唐代著名诗人张九龄在《感遇·其一》中诗云：“草木本有心，何求美人折？”，笔者认为，这句诗用来形容经典著作的气质再合适不过—高贵典雅，清新脱俗。如前所述，经典著作不需要大众读者的青睐和吹捧，而是横空出世、独领风骚。那些经久不衰的艺术类作品便是这种气质最好的证明。如拉斐尔的《雅典学院》，那不仅是一幅画，也是人类“最强大脑”的合照，更是人类文明的光源。再如，巴赫的《圣母颂》、肖斯塔克维奇的《第二圆舞曲》，前者是中世纪思想的画卷，后者是近代历史的胶卷。任风吹雨打、大浪淘沙，这些经典依然巍然不动、历久弥新。

其实，与经典对话，也是在与自己内心对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道”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章成，自然之道也。“，笔者认为这句话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正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当我们学会与自己内心对话时，再读经典，看到的就不是卷帙浩繁的书帖，密密麻麻的文字，而是细腻的情思、真挚的童趣。你会发现，以前还有那么多有趣的人，幸运的是，自己竟也是其中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