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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速递 | 四次跨大西洋旅行，亨利·劳伦斯收获了什么？

2022-07-29 11:1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七月

星期四

劳伦斯的跨大西洋遭遇有助于重新认识国家（nation）、帝国、州（state）和殖民地等术语在南卡罗来纳历史上的有效性及不足之处。

—— 《追寻自我认同》

1746年11月10日，在苏格兰商人詹姆斯·克罗卡特（James Crokatt）于伦敦开设的会计房（counting house）接受商业训练时，来自南卡罗来纳殖民地查尔斯顿的年轻学徒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1724—1792）收到了一封信件。发信人克里斯托弗·加兹登（Christopher Gadsden）是南卡罗来纳的一位商人，也是劳伦斯的商业助手和合伙人。信里简要介绍了英属北美的政治和经济现状以及加兹登在圣劳伦斯河河口的贸易活动。在18世纪上半期，路易斯堡（Louisbourg）是圣劳伦斯河河口开普布雷顿岛（Cape Breton Island）上的军事要塞、贸易中心和航运据点。对英国和法国殖民者而言，控制了路易斯堡就可以控制圣劳伦斯河河口的贸易航线。在争夺这个贸易据点和军事要塞的过程中，英国殖民者和法国殖民者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不过，让劳伦斯和加兹登倍感欣慰的是，新英格兰地区的英国殖民者已从法国殖民者手中顺利夺回了路易斯堡。在离开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前往路易斯堡考察贸易商机之前，加兹登曾向克罗卡特汇款100英镑。从路易斯堡返回南卡罗来纳的路上，加兹登将途经纽约并计划在那里短暂停留，以便从克罗卡特账上取款二三十英镑。在信中，加兹登叮嘱劳伦斯把这个取款计划告知克罗卡特。此外，加兹登提到自己已向南卡罗来纳商人约瑟夫·皮克林（Joseph Pickering）介绍了劳伦斯的贸易计划。加兹登渴望参与英帝国和南卡罗来纳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并敦促劳伦斯时不时地告知南卡罗来纳商品在英国市场上的价格，以便他有机会购买一些商品并从中赚取商业利润。8月26日，顺利抵达路易斯堡后，加兹登听说法国军队一直停靠在圣劳伦斯河河岸上。由于政治局势紧张，加兹登希望在返回纽约的途中不会碰到法国军队。

亨利·劳伦斯，约翰·S.科普利（John Singleton Copley）绘画，1782年。国家肖像画廊，华盛顿特区，美国。

这封信件说明虽然劳伦斯在伦敦只是个学徒，但他已将所学到的商业技能付诸实践。他不仅试图与皮克林建立商业合作关系，而且与加兹登保持密切的商业往来。作为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和英帝国中心商业贸易的中间人，劳伦斯向商业合伙人加兹登和克罗卡特提供帮助，以保证商业信息能及时传达。由于英帝国中心与南卡罗来纳殖民地之间的商业维持着互惠互利的局面，劳伦斯既与南卡罗来纳商人合作，又与英帝国中心的商人合伙做生意。更重要的是，在从事大西洋贸易的过程中，劳伦斯认为南卡罗来纳殖民地的商人皮克林、加兹登和英帝国中心的商人克罗卡特在自我认同上都是英国人。

在18世纪中期，除外来移民外，南卡罗来纳殖民地的大部分白人殖民者认同自己为英国人。成为一个英国人，正如哈佛大学历史系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所指出的，意味着他或者她必须是新教徒、追求商业财富、面向海洋且追求自由。在《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中，英国历史学家琳达·科利（Linda Colley）指出英国人感知自我认同主要通过与他者的接触，发现英国人与其他人在自我认同上的差异，进而强化了英国人的自我认同。自1707年的《联合法案》（Act of Union）颁布之后，科利进一步指出，英国人逐渐发展出一种英国人的自我认同或民族认同。科利还指出，构成“英国人”的诸多要素中被置于首位的是宗教改革以来的新教信仰。除此之外，爱国主义、自由传统、强大的海上舰队和其他因素也是英国人自我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自近代以来，英国和法国之间爆发的多场战争以及两国在海外争霸的历史使得英国人进一步认识到他们的自我认同不同于法国人，因为后者坚持天主教信仰、强调陆地贸易和强化陆军实力。不足的是，阿米蒂奇和科利对英国人的自我认同的界定忽视了文化和礼仪。正如英国历史学家保罗·朗福德（Paul Langford）所指出的，在18世纪，英国人既懂得传统社交和文化礼仪，也懂得如何追求商业财富。在英国人的自我认同问题上，本书吸收了阿米蒂奇、科利和朗福德的研究成果。对劳伦斯来说，成为一名英国人意味着他效忠英国国王、坚持新教信仰、追求商业利益、利用英国强大的海上舰队护航以从事海洋贸易、捍卫自由传统、遵守传统的社会礼仪，进而成为一个有礼貌的（polite）人。

劳伦斯的贸易活动也表明劳伦斯和加兹登在从事大西洋贸易的过程中都利用了他们的英国人自我认同（Britishness，也有学者使用Englishness，British national identity或British identity）。早在1713年，法国军队就加强了路易斯堡的军事防御，使其免受英国军队的攻击，进而控制圣劳伦斯河沿岸的捕鱼、贸易和航运业务。然而，马萨诸塞殖民地基特利（Kittery）（现在成为美国缅因州的一部分）的民兵上校威廉·佩普雷尔（William Pepperrell）率领一支英国海军部队以及大约4000名新英格兰民兵已于1745年成功攻占了这座军事要塞。在乔治王战争（King George’s War，1744—1748年）期间，对路易斯堡的攻占只是一场规模不大的军事冲突，但劳伦斯和加兹登都认识到了这场战争背后圣劳伦斯河河口的贸易商机。如果没有英帝国海军所提供的海上护航，法国海军的存在直接威胁劳伦斯和加兹登在圣劳伦斯河地区的贸易活动和投资计划。另外，法国军队的存在直接威胁着北美殖民地人民在圣劳伦斯河河口的贸易活动，这使得劳伦斯和加兹登认识到他们的自我认同与法国人截然不同。由于英国和法国持续争夺路易斯堡的控制权，他们利用英国人的自我认同追求商业利益。劳伦斯和加兹登的商业冒险活动不仅帮助他们理解英帝国和法国在北美争夺土地和政治霸主的历史，而且强化了他们是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尽职尽责且忠诚的臣民”。换句话说，劳伦斯发现自己的自我认同是英国人，且与法国人的自我认同迥然不同。

1744年至1784年，劳伦斯共进行了四次跨大西洋旅行。1744年至1747年，他在克罗卡特的会计房里学习商业知识和经商技能。在1748年至1749年，他与利物浦、布里斯托尔、伯明翰以及伦敦等城市的商人建立起商业网络和合伙关系，这为他从事大西洋贸易奠定了重要基础。1771年至1774年，他监督三个儿子在英国和瑞士的教育，与此同时积极介入南卡罗来纳政治，并试图缓和南卡罗来纳与英帝国中心之间的紧张关系。1779年至1784年，他代表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在荷兰、法国和英国担任外交官和英美和平条约大使，并敦促英国政府最终承认美国主权。在进行跨大西洋旅行的过程中，他从一个年轻商人逐渐成长为一个见多识广的种植园主、大西洋奴隶贸易商、政治家和外交官。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欧洲大陆和英国的跨大西洋旅行影响了他将自我认同从一个英国臣民（British subject）向美国公民转变。此外，跨大西洋旅行影响了他对英帝国的看法，同时也加深了他对英帝国和南卡罗来纳之间政治和经济关系的认识。

以劳伦斯的四次跨大西洋旅行为重点，本书主要研究这些旅行如何塑造了他的世界观。劳伦斯的跨大西洋旅行涉及商业、政治、外交、宗教、社会礼仪和教育等诸多方面。在英国旅行期间，他与英国国内人民的接触影响了他对英帝国的认识。此外，他在瑞士、荷兰和法国的经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在殖民时期和革命时期他在南卡罗来纳的政治和商业活动，以及后来作为南卡罗来纳在大陆会议的代表所从事的政治和外交活动。因此，本书详细考察劳伦斯的跨大西洋旅行，试图从地方、国家和跨大西洋的层面来解释他在殖民时期和美国革命时期的各种遭遇，以及其背后所暗含的他对政治局势的看法。

本书还将重点分析劳伦斯的跨大西洋旅行如何影响他对自我认同的探索。在南卡罗来纳、英国和欧洲大陆之间多次往返旅行的过程中，他经历了北美13个殖民地与英帝国的分离，亲眼看见南卡罗来纳从英帝国的一个王室殖民地转变为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州的历程，并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为美国的政治独立和主权完整而奔走呼号。考察劳伦斯的跨大西洋遭遇有助于解释：他是如何接受英国人的自我认同的，他是如何开始怀疑自己的英国人自我认同的，以及他最终是如何追求自己作为美国人的自我认同的。

本书把劳伦斯既当作一个跨大西洋的主体（transatlantic subject），又当作一个动态的个体，进而试图探讨跨大西洋旅行如何塑造了他的世界观和自我认同。之所以这样处理，主要是考虑了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在个人层面，他经常往返于英格兰、南卡罗来纳和欧洲大陆之间。第二，在商业层面，他与来自英格兰、葡萄牙、法国和西印度群岛的商人建立并保持着商业联系。第三，在家庭层面，通过与家人通信，他可以获得来自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和英帝国中心的各种政治和商业消息。例如，当他在18世纪70年代初前往英国时，他的弟弟詹姆斯·劳伦斯（James Laurens）与他的两个女儿玛莎·劳伦斯（Martha Laurens）和玛丽·劳伦斯（Mary Laurens）都留在查尔斯顿。通过与弟弟和女儿保持书信联系，亨利知晓南卡罗来纳殖民地的政治和商业讯息。1774年12月，亨利从英国顺利返回南卡罗来纳后，他的儿子约翰和哈里留在英国继续接受教育。在孩子们的帮助下，亨利获得了来自英帝国中心的政治消息。第四，在政治层面，他既关心南卡罗来纳殖民地的政治，又关心英帝国中心的政治，且经常与两边的政治家和商人交流其对政治时局的看法。由于他与南卡罗来纳人民和帝国中心的英国人保持着私人联系，狭隘的南卡罗来纳殖民地视野或英帝国视角不足以解释他在大西洋世界中的移动及其背后所暗含的历史。另外，由于劳伦斯频繁地跨越大西洋、南卡罗来纳以及英帝国的疆界，把他当作在大西洋世界中不断移动的主体就显得尤为必要。

在认同这个概念上，本书采用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方法来对它进行解释。出生于牙买加的文化理论家和社会学家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认同“从未统一过，在近代后期，认同日益分裂且破碎；认同从来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且在不同的，通常是相互交叉的且对立的话语、实践和场景得以建构。认同易发生激进的历史化（radical historicization），并且不断地进行变化和转型”。一个个体的自我认同，正如霍尔所指出的，是社会建构的，是一个从未完成的过程，且“一直在进行”。受霍尔的认同概念的启发，本书认为劳伦斯的自我认同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不稳定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以霍尔的认同概念为依据，本书试图解释劳伦斯在殖民时期和美国革命前夕是如何想象并怀疑英国人的自我认同的，以及他在美国革命后期如何抛弃英国人的自我认同，进而追求并捍卫作为美国人的自我认同的故事。

以劳伦斯的跨大西洋遭遇为中心，本书试图为南卡罗来纳历史上的帝国、殖民地、州（state）和国家（nation）等概念的理解提供新的思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美史学家在解释南卡罗来纳的历史时要么以英帝国为中心，要么以美国作为民族国家为中心。但是，传统的民族国家史观和帝国史观都存在明显的不足。由于劳伦斯频繁地在大西洋世界移动，他的跨大西洋遭遇对帝国、殖民地、州和国家等传统术语在南卡罗来纳历史上的有效性提出了重要挑战。在美国革命爆发前，劳伦斯的跨大西洋遭遇揭示了帝国和殖民地并不是二元对立且静态的术语。相反，它们是相互关联的，英帝国和南卡罗来纳殖民地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改变。美国革命爆发后，由于南卡罗来纳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州，单一的南卡罗来纳殖民地或英帝国视角无法有效地解释他的跨大西洋经历。劳伦斯在美国革命时期的跨大西洋遭遇说明国家和州作为分析单位是相互依存的。因此，本书把他的跨大西洋流动性置于大西洋史、英帝国史和美国早期历史（colonial American history）的交叉点上，试图加深对南卡罗来纳历史上帝国、殖民地、州和国家等分析单位的认识。

（节选自《追寻自我认同》导论）

追寻自我认同：亨利·劳伦斯的跨大西洋遭遇，1744-1784

魏涛著

2022年5月出版

内容简介

在1744年至1784年之间，南卡罗来纳政治家、种植园主和商人亨利·劳伦斯先后进行了四次跨大西洋旅行。过往的历史学家们主要从殖民地的、帝国的或国家的视角来研究劳伦斯的商业活动、奴隶贸易、反奴隶制思想、种植园投资以及政治和外交活动，却完全忽视了他在大西洋世界中的不断移动和自我认同的转变。在英国、欧洲大陆和南卡罗来纳往返旅行期间，劳伦斯亲身体会到南卡罗来纳与英帝国中心在政治和经济关系上的转变，且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积极争取北美13个殖民地的政治独立。本书通过详细考察劳伦斯的跨大西洋经历，试图说明英帝国中心和南卡罗来纳之间的关系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的，以及二者关系的变化如何促使他将自我认同从英国臣民转变为美国公民。

作者简介

魏涛，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历史系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助理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美国历史协会和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会员。

导论

第一节流亡的劳伦斯家族

第二节亨利·劳伦斯的一生

第三节研究现状

第四节遭遇的研究路径

第五节内容简介

第一章两次跨大西洋旅行与亨利·劳伦斯的自我改进，1744—1765年

第一节第一次跨大西洋旅行，1744—1747年

第二节第二次跨大西洋旅行，1748—1749年

第三节大西洋奴隶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