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雅斯贝尔斯：让西方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哲学家

​黑格尔曾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说过一段这样的话：“很早以前我们就看到中国发展到了今天的状态，由于那里还没有客观存在和主观运动的对立，因此排除了任何一种变化。始终停滞的、一再重复的东西代替了我们称之为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处在世界历史之外。”

虽然这需要结合着他复杂的历史观来去理解，但简单来说，他认为中国和印度的文明是在王朝更迭中不断原地打转，而不像西方文明那样，从古埃及到古希腊，再到古罗马等等，文明不断继承和发展，直至今日。

所以他在《法哲学原理》进一步强调：“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黑格尔可以说是一个百分之百的西方中心论者（如果放在今天，一定会被东方所抵制），他将东方文明看作是西方文明发展的垫脚石——“世界历史是从东方到西方发展的，因为欧洲绝对是世界历史之终结，而亚洲是开始。”

介于黑格尔在西方文化当中的影响力，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观点引领者也代表着几乎整个欧洲对中国的认知。直到卡尔·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了《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才真正的让西方重新审视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国文明。

雅斯贝尔斯这样说道：“中国和印度现在还不具备决定性的力量，但是它们的重要性会逐渐增长。这些巨量的人口，连同其深远的、无可替代的传统，会变成人类的一个基本要素。”

而后，在1962年发表的《原子弹与人类的未来——我们时代的政治意识》中，雅斯贝尔斯又断言：“长远来看，随着人类的继续发展，中国必将成为第一等的世界力量。”两年之后，中国就在重重封锁之下，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也正应了雅斯贝尔斯的判断，给了轻视中国的世界一记响亮的耳光。

那么雅斯贝尔斯是如何做出这样的论断的？这还要回到他那本《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以及他的历史观中去。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至今仍在史学界有着巨大影响的概念——“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这一命名，也是雅斯贝尔斯对黑格尔的一种挑战，因为黑格尔曾经说：“所有的历皆走向基督，也皆来自基督；圣子降临是世界历史的轴心。”

雅斯贝尔斯则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如果确实存在世界历史的轴心，那它就应该能作为事实，从经验上得到发现，并且适用于所有人类，包括基督徒。这个轴心应该存在于自有人类起，在塑造人性方面最富成效、硕果累累的地方。并且，这些成果不以某种特定的信仰内容为评判标准，即使它们不是在经验上确凿无疑、显而易见的，也是在经验认识的基础上令西方、亚洲以及全人类信服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适用于所有民族的共同的历史的自我认知框架。”

当雅斯贝尔斯以这样的历史视角将对文明轴心的考察从西方中心放眼到全球的时候，他就获得了一个更加广阔且激动人心的洞见——

这个时代挤满了不寻常的事件（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在中国生活着孔子和老子，产生了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数不清的其他哲学家。

在印度产生了《奥义书》，生活着释迦摩尼，就像在中国一样，哲学的所有可能性不断发展，形成了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虚无主义。

在伊朗，琐罗亚斯德传授着一幅具有挑战性的世界图景，它描绘了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第二以赛亚等先知纷纷出现。在希腊，有荷马，有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许多悲剧作家以及修昔底德、阿基米德。

这些名字所代表的一切，都在这短短几个世纪中几乎是同时地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形成，且他们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在上述三个地区中（中国、印度和西方），全部出现了这个时代的新特点，人意识到存在整体、自身和自身的界限。他体会到世界的可怖和自身的无力。他提出根本性的问题。在深渊之前，他力求解脱和救赎。通过意识到自身的界限，他为自己树立了最崇高的目标。在自我存在的深处和超越的清晰性中，他体会到绝对性。

以上，就是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用颇为激动的口吻描述对“轴心时代”的发现。他认为，所有在轴心民族（中国人、印度人、伊朗人、犹太人和希腊人）影响下共享了轴心时代精神成果的民族“都是历史民族”，始终置身其外的民族，都保持在原始民族阶段，“继续着已经延续了几万年或者几十万年的非历史生活”。

“所有生活在轴心时代之后的人，要么停留在原始民族的状态，要么得以参加到新的、唯一的根本性进程之中。”，轴心时代同化了这些原始民族之外的一切。雅斯贝尔斯认为，世界历史从轴心时代中获得了“唯一的结构和统一，这种统一至少持续到今天。”

在奠定了轴心的基础上，雅斯贝尔斯建立起了一个世界历史的框架：它们是史前文明时期、古文明时期、轴心时代、科学和技术的时代这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们只能推断出最初的一大步，即语言之产生，工具之发明以及火之点燃和应用。这是普罗米修斯时代，是所有历史之基础，正是经历了这一阶段人类才变成了不同于我们不能想象的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恶人的存在。

第二个阶段：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流域，稍晚在中国黄河流域，产生了古代的高度文明。

第三个阶段：以公元前500年左右为中心——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时至今日我们仍赖以生存的人类精神的基础，同时又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希腊出现。

第四个阶段：其后只有唯一的一件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具有深刻影响的事件，并且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影响：科学技术的时代……

雅斯贝尔斯认为，轴心时代之前的时期，都是在为轴心时代的突破做准备，而轴心时代一旦出现，就奠定了整个人类的精神基础，人类依靠轴心时代发生、创造和思考的实物生活至今。

“每一次人类的新飞跃都回顾轴心时代，从中获取新的火花。”科学和技术时代虽然是人类文明的再一次飞跃，但依然只是一个过渡阶段还没有到第二个轴心时代，因为他还不具备轴心时代那种精神上的突破。雅斯贝尔斯预言，科学技术时代可能是第二个发明火和工具的普罗米修斯时代，正在为人类第二个轴心时代做准备。

可是如果世界历史的发展真的能够用雅斯贝尔斯的框架来概括的话，那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无论谁看过这个框架都会直观的提出——轴心时代从何而来？为什么同样的事情互不依赖地发生在这三个地区？

人们往往希望通过某一个或可数的几个因素来去简单的将事情进行归因，以图获得一种简洁的理论根据。比如在两河流域、印度河和黄河流域的河流治理这个大任务促进了文明的发展，可是接下来就要问为什么单单是这几条河流，而不是其他？

对此，雅斯贝尔斯将轴心时代的开端视为一种秘密，他并不寄希望于做出简单笼统的解释，而追溯了很多有利于精神创造力的共同社会条件上：大量小国和小城邦；一个政治上四分五裂，烽烟四起的时代；在繁荣的同时，也存在因战争和革命而导致的贫穷，但没有发生普遍的、彻底的毁灭；质疑目前为止的情况等等。

但这些也不过是后见之明的一种考量，而不能从因果关系上真正的解释轴心时代的那种不同地域的同时爆发。对此，雅斯贝尔斯说：“无人可以充分领会，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成了世界历史的轴心！我们必须围绕着轴心时代这一突破事实，从多种多样的角度中把握它，阐明它的重要性，这样，它才能暂时地作为一个不断增长的秘密呈现在我们眼前。”

除了对历史在一个全新框架下进行充分阐述之外，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还对未来进行了一些展望，他将人类的总体目标放置在“自由”这个概念中，并探讨了三个大的未来方向：社会主义、世界统一以及信仰与虚无。

在此，雅斯贝尔斯秉承着一个信念，即虽然人类的历史具有多样性，但这种多样性都处于一体性的要求之下，人类的历史统一就在于此。历史的目标是统一，但这种统一既不是时间上的，也不是空间上的——它们都是表面的统一，是历史统一的基础。

历史的目标之统一是无法展现的，它始终是一种理念，而不是经验上的事实。历史是通向未来的无限开放性，“历史之统一永远不会圆满实现”，因为历史是起源与目标之间的运动，统一只是作为一种理念在其中发挥作用。统一的实现则意味着历史的终结。

至于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及其历史框架的“正确性”问题，可能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这种提问的方式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不如去探讨在雅斯贝尔斯对多元化历史的描述、轴心时代的启示以及历史在起源和目标之间不断运动的判断对我们了解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帮助。

三大文明的轴心时代也好，一统的基督文明轴心也罢，都不是对与错的问题，它们只不过是一种看世界的角度，而充分的了解这些不同的角度，除了让我们可以更加多元的对世界有着丰富的判断之外，还警示我们，时刻要记住自己的无知以及认知能力的界限，以避免坠入绝对的独断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