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文库 | 经济问题的儒家视角

原创 陈来 水木融

作者简介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朱子学会会长。著作多种，除“陈来学术论著集”十二种外，还有《孔夫子与现代世界》《仁学本体论》《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现代儒家哲学研究》等。

以下文字选自《国学散论：陈来随笔录》（陈来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

经济问题的儒家视角

老余鼓励我们学哲学出身的人提出一些批评意见。我本来没有想提什么特别的批评，但是让他这么一鼓励呢，我就强作一点批评吧。我讲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因为我是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儒家传统的，所以讲一下在儒家批评的立场上怎么看经济问题，它的原则是什么；第二方面是对讨论经济问题的视野做一点补充。

刚才童世骏讲到conservative，liberal，socialist这三个概念，可以说，这三个概念其实分别对应在文化、政治、经济的领域。我在想，从儒家角度来讲的话，有三个相关原则很重要，就是国家原则、精英原则和人民原则，国家原则是对应政治领域，精英原则是对应文化领域，人民原则是对应经济领域。这是我从一个新的儒家立场上来看这个问题的诠释。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老余在经济领域的立场是比较偏向于国家主义，所以他始终强调的是“国家强大了”。国家强大很重要，这没问题。我刚才讲儒家的这三个原则并不是绝对的，不是说在政治方面唯国家原则，也不是说在文化方面唯精英原则，也不是说在经济方面唯人民原则，只是相对来讲比较重视和强调的地方在哪里。

从一个研究儒家的学者立场来讲，对经济问题的看法、视角，如果从价值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人民原则很重要。刚才这位同学在问，改革开放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如果从国家能力的角度来讲，当然是成功的，国家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但是如果从人民的视角来看，像苏力刚才讲人民的生活也好了，这也是事实，而对照所谓中国奇迹，人民的收入和享受的社会福利有没有奇迹般地增长？人民有没有充分地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所以我想，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当然我说话没有温铁军那么“圆转”，我想“国富民穷”这个词在我们今天不是没有意义。我第一次看到“国富民穷”这个词还是在70年代初期，一份不必提及名字的文件在评价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时使用了这个词。从1970年、1971年的状况来看，其实当时谈不上国富民穷，而是民穷，国也穷。但到了今天，我觉得确实是有“国富民穷”的问题。当然这个“民”是指总体上，因为确实有好些人很有钱，但是大多数的人口，包括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确实还没有充分享受到我们经济高速增长的实惠。

民本主义是儒家考虑问题，包括经济问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因为早期儒家没有国家原则，到了近代儒家，我相信对儒家来讲国家原则是有的，但是人民原则在经济领域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它在儒家是排第一位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这次论坛虽然讨论了很多很新鲜的、我听得也很过瘾的问题，但是就我最关心的，如何从人民角度看经济问题，我觉得我们没有很好地进行阐述。人民原则不仅仅是一个分配上的问题。当然，人民要富足也有技术创新等等各方面的问题，但是我想重要的是，从前主要讲国富论，下一阶段的方向应该是民富论，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民富论的经济观作为指导思想。从人民原则来说，有些问题很容易解答的，比如昨天甘阳讲的，有很多人不同意，若从人民原则来讲，什么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以前的一句老话“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既然是日益增长的，所以你不可能钉死在一个地方。当然生态学家很担心增长，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民本主义构成了儒家道德批评的基本尺度之一。中国在美国的外汇，不应当是管经济或搞经济的几个人说了算的，不经过人民，不考虑人民，就把这些财富当“学费”，在儒家的批评立场来说，这本身就是道德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从经济发展来看外交问题的反思。苏力刚才讲的一点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发展体，跟其他地方比较隔绝，那么每一个经济体都可以独立生存。过去总是讲“1976年10月我们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是不相信这个讲法的，包括苏联，也没有到经济崩溃的边缘。但为什么有这种发展的焦虑？因为有邻居，有比较。所以我把苏力刚才讲的概括为“邻居原理”，如果没有邻居的比较，如果没有在国际世界中的面对优势的压力，更不用说战争的你死我活，一个孤立的社会体系是可以自己独立发展的；但是在一个比较的环境之中，在残酷的压力下，当然就不一样了。所以，国际生存环境和外交决策是影响经济活动方向的重大的方面。

所以，如果一定要让我们作批评的话，我就是这两方面的想法，一个是怎么从人民原则来看经济发展的目标和经济问题，再一个就是怎么把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放在世界格局之中、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之中来看，比如说，到底我们的外交能为经济发展起多大作用？怎么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曾经付出的很多代价，是因为我们跟某些国家有特别的紧张关系，比如我们跟苏联的紧张关系，影响了我们20年的经济政策、经济布局等这一类问题，我觉得都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

(本文系作者2010年7月在北京举行的第六届中国文化论坛上最后圆桌讨论时的发言，此次会议的报告和讨论已收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年出版的余永定主编的《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挑战与未来》，读者可以参看）

原标题：《学术文库 | 经济问题的儒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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