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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开卷｜你站在良渚的圣殿上，夕阳穿过百丈岭的上方

刘斌

2022-08-06 08:59

来源：澎湃新闻

"傍晚/你站在良渚王国的圣殿上/夕阳穿过百丈岭的上方。”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申遗成功的那天，刘斌在阿塞拜疆写下了这句诗。

现任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的刘斌在1981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进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参与和主持过很多重大考古遗址的发掘，2006年-2007年发现了良渚古城。本文为其新书《寻找失落的文明：良渚古城考古记》前言，记述了他的良渚考古之路。

良渚古城遗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图

1981年，我从西安市第二十七中学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从而开启了我的考古之路。能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二十七中学就有许多好老师，我的数学老师任克强（方磊）不仅数学教得好，他还是西安著名的书法家和篆刻家。我的班主任李忠信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后因被错划为右派而被下放至西安二十七中学。由于他喜爱考古，所以经常带我们班去博物馆参观，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碑林和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我在上中学时就去过好多次。秦始皇兵马俑刚刚发现时，李老师就带领全班去参观过。也许就此埋下了考古的种子，所以填写高考志愿时，我选择了考古专业。

当时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在历史系，张忠培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林沄先生做了我们的班主任。后来才慢慢知道，他们原来是那么有名的教授。旧石器课程聘请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张森水先生为我们讲授。这些老师不仅传授了我们专业知识和技能，也成为我们日后做人做事的楷模。

吉林大学具有特别务实的校风，注重田野教学，尤其年轻一辈的老师们，不仅学术功底扎实，而且个个豪侠仗义，气宇非凡。带过我们班的年轻老师有陈雍、许伟、张文军、陈全家、陈国庆、朱泓、杨建华、卜工、许永杰、滕铭予、朱永刚、李伊萍等。他们不仅仅是老师，也如同长兄与家姐。正是这些师长的教诲与熏陶，才养成了吉林大学考古人的风格。尤其是经过长时间的田野实习，当年在艰苦的乡村一起劳动、一起生活、同甘共苦，不仅学习了知识，磨练了意志，也增进了师生间、同学间的友情、亲情。我们班田野实习在河北蔚县的三关遗址。带队的老师主要有张文军、陈雍、朱泓、朱永刚等。毕业实习张忠培先生要求以整理撰写考古报告为主。我们分成不同的小组，到不同的省份去实习。我和刘学堂、田亚岐三个人一组，由许永杰和李伊萍老师带领到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实习，整理民和核桃庄遗址辛店文化墓地的材料，并到大通黄家寨遗址发掘。一个学期的共同生活与手把手的传授教育，我们都把带毕业实习的老师们称为亲老师。

1985年还是全国统一分配，那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有个名额，但我们班没有南方的同学，最后决定从陕西的四个同学里面选一个，从此我的命运就与江南连在了一起。我是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当时分到最南边的学生。从来没有来过南方的我，怀着好奇与期待的心情，想象着江南的样子，也暗下决心不能给学校和先生们丢人。于是毕业前我专门去请教张忠培先生，问先生我到了浙江工作努力的方向是什么。今天还清楚地记得张先生说，长江下游是个独立的区域，文化面貌单纯，做考古是块好地方，可以很快地熟悉入门，并鼓励我要好好干。还说浙江的牟永抗先生等都是有学识的考古学家，要好好向他们学习。

吉林大学八一级考古专业合影（后排右五为作者）

1985年8月，我第一次踏上江南的土地，来到向往已久的杭州西子湖畔。当时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在距离断桥不远的环城西路上，地理位置很好，但办公条件不太好，一座两层的简易旧式楼房，就是考古所的办公楼。省文物局在同一个院子里的另一座小楼里。史前考古室加上我总共只有5个人，挤在二楼西边的一间办公室里。室主任是牟永抗先生，另外有王明达、杨楠、芮国耀。虽然条件艰苦点，但对于新来的我来说，增加了不少与大家接触学习的机会。牟永抗先生与王明达先生是长辈，杨楠、芮国耀与我年龄相仿，5个人可谓是其乐融融。

在距离杭州西北约30公里的余杭瓶窑镇边上，有个属于我们研究所的工作站——吴家埠工作站，这里存放着自建所以来浙北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的文物标本。工作不久，王明达先生就带我来到工作站，为我详细讲解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以及商周时期陶器的特点，使我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熟悉本地的文化面貌，至今想起来仍是十分感谢。从那以后，我很多时间也都是住在吴家埠工作站。

我到浙江参加发掘的第一个遗址是绍兴的马鞍仙人山遗址，这是一处从良渚文化到钱山漾文化时期的遗址，发掘由王明达先生主持。通过这次发掘，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良渚文化的遗物，体验南方野外发掘与北方的不同；深入地道的江南乡村，感受南北文化的差异。对于我来说还要尽快适应南方的气候与生活，听懂浙江方言，一切都是新鲜的，也是艰苦的。

1986年春，在发掘反山遗址之前，我和杨楠去海宁谈桥三官墩遗址发掘了40多天，这是一处良渚文化人工堆筑的台地，除了生活堆积外，还出土了5座良渚文化的小墓。这是我在江南度过的第一个春天，40多天的野外发掘，下了整整20天雨，为了赶时间，我们常常雨一停下来，就去探方里排水。湿冷泥泞是我对在南方度过的第一个春天最深刻的感受。

良渚古城遗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图

良渚文化玉琮良渚古城遗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图

1986年是良渚遗址发现五十周年，江浙沪三家商量在杭州召开一个纪念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海和江苏都陆续发现了良渚文化的高等级大墓，而良渚文化的发现地浙江却一直是空白。为此我们确实有些着急，寻找良渚文化高等级大墓，成为我们梦寐以求的事。

除了积极筹备反山的发掘，我们还着手整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浙北地区发现的80余座良渚文化的小墓资料，以便开会的时候请代表们参观。为了工作能齐头并进，王明达老师和杨楠先在工地发掘。牟永抗先生带领我和芮国耀在吴家埠整理资料，我们约定一旦发现良渚文化墓葬，则整理工作立刻停止，大家一起投入发掘。好在吴家埠与反山相距不远，大家可以时常相互切磋。

在整理资料的同时，牟永抗先生还给我了另外两项任务：一是把从马家浜文化一直到春秋战国的陶器按时代排列摆放到文物架上，以供大家开会时观摩；二是在他的指导下撰写《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回顾与展望》的论文。牟先生给我讲了许多他的观点，以及必须要读的文章。这两项任务给了我快速成长的机会，使我从实物资料到文献理论，得以在短时期内全面熟悉起来，这对我日后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帮助。我也很快体会到了张忠培先生所说的，长江下游地区文化相对独立与完整的发展序列。从学校到工作岗位，一路得到先生们的提携与教诲，如今想来常常感到幸运，并充满感恩。

反山的第一座良渚大墓，反山12号墓发现后，我和牟永抗先生及芮国耀停下吴家埠的整理工作，一同投入到野外发掘之中。我有幸参加了12号、15号、18号、20号和22号墓葬的发掘工作，尤其12号墓的玉琮王、玉钺王，22号墓的龙首纹玉牌、玉鱼等的出土情景，至今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1986年反山M20发掘现场，图中五人分别为牟永抗、王明达、杨楠、芮国耀、刘斌

1987年我又参加了瑶山遗址的发掘，牟永抗先生特意把最中心的7号墓和11号墓让我发掘。通过这些重要发掘的锻炼与师长们的帮助，我的野外发掘水平和管理工地的能力得到了快速的成长。

瑶山1987年发掘场景（由西南往东北）

瑶山M7发掘时在绘图的作者

1987年，穿过大观山果园的104国道要加宽取直，在果园的东南角发现了红烧土堆积。于是考古所派胡继根老师进行抢救性发掘，挖下去十几米深都是人工堆筑的，在靠近地表的层位还发现了一座良渚文化的小墓。于是可以断定大观山果园如此巨大的土山原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工堆筑的。这让我们自然推测这里

应该是反山贵族们生活的地方。经过与公路部门的交涉，最终他们选择了改道。这才有了后来的新104国道。考古发掘也因此失去了扩大的机会。

1988年秋，牟永抗先生派我去海宁铁路沿线调查。我在海宁博物馆看到一件刚刚从周王庙镇出土的玉璧，于是当天下午就和海宁博物馆的人员一起来到现场：周王庙一处叫荷叶地的高地。当地砖瓦厂正在取土，从现场看这无疑是一处良渚遗址，于是我第二天就回到所里，迅速组队进行抢救性发掘，王明达老师担任领队，由我实际主持了这次发掘，这是我第一次独立承担发掘任务。荷叶地遗址第一次发现了良渚文化中等级的墓地，也第一次在海宁出土了玉琮、玉璧等玉礼器。

1988年冬，我主持发掘了余杭安溪镇的卢村遗址，并调查发现了附近的姚家墩、葛家村、金村、王家庄等遗址，开始从聚落形态上考虑它们之间的布局关系。

1989年，我主持了余杭良渚镇庙前遗址的发掘，在这里第一次发现了良渚文化的河道以及垫板立柱的良渚文化房屋遗迹。对于良渚一带的遗址分布与堆积特点，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

1990年，在西去反山仅2公里的余杭瓶窑镇汇观山上，又发现了一座与瑶山相类似的祭坛，1991年正式进行了发掘。汇观山的发掘由王明达老师担任领队，由我实际主持，参加发掘的还有蒋卫东、费国平等人。通过汇观山的发掘，我对祭坛的形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是对于祭坛的设计与使用之谜，一直困扰

在心里。考古就是在这样不断的探索中前进着，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会出现更多的新的问题。

汇观山祭坛和墓地修复场景

1992年夏天，位于大观山果园中心的长命印刷厂准备扩建厂区，王明达老师派我去进行试掘，我在厂区的边上挖了一条2米×10米的探沟，结果在30厘米下面就发现了良渚的泥沙混筑层，里面有小块的良渚文化陶片，因此可以断定是良渚人堆筑的，以前就有当地农民在附近挖沙建房，这次第一次证实这里原本是良渚人堆筑的。试掘之后，发掘工作交由杨楠主持，对长命印刷厂厂区做了大面积的发掘。通过发掘，认识到大观山果园中心位置是由一层沙一层泥夯筑起来的超大型台基。1987年发掘的东南角应该是边缘，整个高地的面积30多万平方米，相对高度约10米，在高地上面还有3个独立的土台，分别叫做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规模如此宏大的建筑遗址以及与反山、瑶山大量精美玉器的联系，反映了这里应是良渚文化的中心所在。发掘后这里被正式命名为莫角山遗址。

莫角山高地

1993年，我主持发掘了余杭安溪镇梅园里遗址，在这里不仅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墓地，还发现了马家浜文化的堆积和墓葬。1995年，我参加了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与日本学者合作的浙江桐乡普安桥遗址的发掘。普安桥遗址是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时期的居住址和墓地，该遗址的发掘为认识从崧泽文化晚期向良渚文化过渡阶段，居住址与墓地之间的转化演变过程提供了详实的资料，通过三方的合作磨合，在野外发掘与记录等方面也有了新的突破与进展。普安桥发掘过程中，还发现了反山、瑶山等出土的龙首纹的雏形——圆雕玉龙首。

普安桥M8：28圆雕玉龙首

1996年，我主持发掘了浙江嘉兴南河浜遗址，在南河浜遗址第一次发现了崧泽文化的祭台，以及从马家浜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的连续堆积与遗址变迁过程。通过对南河浜遗址的整理研究，建立了崧泽文化的器物演变序列，我也真正认识了从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的发展规律。

1996年，国务院批准良渚遗址（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东起良渚镇，西到瓶窑镇，北到天目山支脉的山边，南到良渚港的33.8平方公里的保护范围。从此良渚遗址开始走向更加有效的保护和管理时期。

1996—199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工作站组织对良渚遗址群进行了拉网式的详细调查，在4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里又发现了许多新的遗址，将原来的50多处遗址点增加到了100余处。

1999年，我开始担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一室主任及良渚工作站站长。2002年9月，浙江省政府成立了良渚遗址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聘请张忠培、严文明等12位著名考古、规划方面的专家为咨询委员。由国家文物局指定，余杭区政府委托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历史建筑研究所制订《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为配合专家咨询委员会会议的召开，为《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制订提供考古依据，我们组织对良渚遗址进行了进一步调查，又新发现了一些遗址，使遗址群内的遗址点增加到了135处。

左起：黄景略、严文明、张忠培、徐萍芳、李伯谦、刘斌

在调查过程中我发现，如果以莫角山遗址作为良渚遗址群的一个中心来看待的话，那么莫角山距离南北两山几乎是等距的，反思我们以前之所以将保护区的北界划定到天目山支脉的山边，而将南界定在莫角山南侧的良渚港，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眼界局限于我们已经发现的遗址，而并没有站在山川水势的自然地理单元

的角度考虑问题。相对于河流来说，山是更为明确和可以把握的参照系。而且古人也必定以周边的山作为其选择居住地的一个依托，山是其生活的一部分，因此遗址附近的山也应该是遗址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基于这样的认识，在会议上我正式提出了关于良渚遗址保护范围南界的问题，认为良渚遗址的保护范围应该以

莫角山为中心向南扩展到大观山的山脚，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南北两山脉为界的自然地理单元，这一完整地理单元的提出，得到了咨询专家们的肯定。因此新的保护规划将良渚遗址保护区的范围由原来界定的33.8平方公里，扩展到了40多平方公里；建设控制地带划到了南北两山的山脊线。总体保护规划的制定，为遗址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作为《良渚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也制定了《良渚遗址五年考古工作规划与长期目标》，认真梳理了历年来的考古工作成果，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近期规划与远期目标，从而使良渚遗址的考古工作，开始走向了有计划、有目标的有序发展阶段。

作者在标绘《良渚遗址群地形图》

正是有了前面20多年的考古经历与思考，有了对良渚这片土地的熟悉，我才会在2006年瓶窑葡萄畈遗址的发掘中产生学术的敏感与追寻，才会在2007年的钻探调查中找到掩埋了4000多年的良渚古城的踪迹。从良渚人的生活居址到良渚人的墓地，从反山良渚王陵到良渚古城，我就是这样一步步地走进良渚人的世界，走进5000年的良渚王国。回望5000年，这是我与良渚的缘分，也是使命。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申遗成功的那一天，我在阿塞拜疆写下了这首诗：

今夜我在巴库

傍晚

你站在良渚王国的圣殿上

夕阳穿过百丈岭的上方

神鸟在天空上留下飞翔的轨迹

彩云如同镶了金边的衣裳

此刻

我站在阿塞拜疆的圣殿上

正午的阳光照耀着这洁白的礼堂

良渚之名正在被全世界颂扬

相同的时刻不一样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