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学观｜刘道玉：高度重视“无用之大用”的基础科学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纯科学是属于无用之用，实为大用之科学。为了加强基础科学（纯科学）研究，国家必须加大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营造最宽松和自由的研究氛围。

刘道玉，1933年11月24日出生，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81年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读过一本名为《科学：无止境的前沿》的书，是范岱年先生翻译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是美国著名的科学技术管理奠基人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1890—1974）。这位布什曾经担任过美国科学发展研究局局长、小罗斯福总统的科学技术顾问，而这本书正是他向总统提出的咨询报告，并于1945年正式出版。他在书中建议政府应当大力支持科学研究，但政府的这种支持不需要另外成立科学研究机构，只要提供研究经费，让大学和私人研究机构竞争政府的研究经费，使科学研究与培育人才相结合，既出成果又出人才，一举两得。

半个世纪以前，我在苏联留学，目睹了他们大学与科学院的科学研究脱节的弊端。1951年，我国一边倒照搬苏联的体制，也沿袭了苏联的科学院体制，致使科学研究缺乏竞争的活力。

刘道玉，著有《刘道玉口述史》。

改革开放以后，我多次赴美国考察，对美国的科研体制有所关注。我了解到，美国的科学院仅仅是一个荣誉团体，既没有隶属的庞大研究所，也不负责国家的科技管理。美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基本上都在大学中进行的。这样的科研体制，应该都与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布什先生的主张有关。

万尼瓦尔·布什在那本书中把科学研究分为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开发生产这样三种模式。这部书被赞誉为科技管理的“圣经”，在美国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纪念万尼瓦尔的《科学：无止境的前沿》出版75周年，美国国家科学院于2020年2月26日召开过一次科技政策专题研讨会，作为这次会议的成果，发表了题为《无止境的前沿：科学的未来75年》的报告。这个报告不乏许多创新的理念与措施，如融合科学家、包容性创新、跨系科研究、慈善事业是科研的催化剂、科普与公众参与创新、促进文化革新、激活创新转化的活力，等等。如果说，《科学：无止境的前沿》使美国科学技术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那么有理由相信，《无止境的前沿：科学未来75年》的发表，应该会使美国的这种领先地位更加稳固。

一般而言，科学观是一个哲学概念，是指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对科学研究的基本的和总体的看法。按照科学研究的分工，人们从事不同类别的研究，因而他们也就形成了不同的科学观。在不同的科学研究中，彼此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从自己几十年的化学研究实践中，也逐步形成了个人的科学观。归纳起来就是：基础科学（亦称纯科学）乃科学技术之本，国家应当在政策和经费上大力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在自愿的前提下，支持部分最赋天资的研究人员从事基础科学研究，保护他们不受行政的干预，进行自由的探索科学真理，创立科学新理论、新学说和新学派。

我的这个科学观念是怎么形成的呢？

首先是受到了一个“美国科学独立宣言”的影响。这个所谓“美国科学独立宣言”是美国物理学会创始人、第一届主席亨利·奥古斯塔·罗兰于1883年8月15日，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的演讲， 题目是《为纯科学呼吁》，后发表在1883年8月24日《Science》上。在这个演讲中，他指出了美国的应用科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却存在忽视纯科学研究的倾向。他的演讲震撼了美国的科学界，对美国后来从事基础科学研究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美国的顶尖大学承担了基础科学研究的重任，一些大学成为获得诺贝尔奖大户的原因也在于此。

其次是我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反思。我国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古代的“四大发明”常常为国人引以为骄傲。可是，如果我们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不难发现古代的“四大发明”还仅仅只是技术或经验的积累，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反而是西方国家把这些发明产业化和现代化了，我国又不得不从西方国家引进无烟火药、造纸机、纸浆、印刷机和全方位、全天候、全时段和高精度的GPS系统。面对这些事实，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自古就缺乏科学精神的传统。在科学研究人员和管理部门，分不清科学与技术之别。严复先生曾经说：“盖学与术之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因此，学主知，术主用。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纯科学是属于无用之用，实为大用之科学。例如，相对论、博弈论、原子分裂、电磁感应现象、DNA双螺旋结构等。当初，这些理论都被视为无用，后来都证明了它们是无用之大用的科学理论。

再次是个人的研究兴趣使然。我大学毕业后，主要从事科学研究，虽然我不轻视应用研究，但我却更喜欢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兴趣决定志趣，志趣又驱使执着的研究精神。这正如美国著名物理学家理查德·菲利普·费曼所说：“只为兴趣而研究物理。”实际上，美国大学或者私人研究机构中的科学研究，大都是以兴趣来引导研究人员从事科学研究的，这样才能够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如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埃隆·马斯克等无一例外。

我国不重视基础科学研究，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这个教训必须吸取。一定要充分认识到，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科学理论的储备，仅仅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国外的先进技术，即使做得再强再大，那也只是量的增加，而没有科学质的改变，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屹立于世界先进科学之林的。为了加强基础科学（纯科学）研究，国家必须加大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营造最宽松和自由的研究氛围。大学是无条件追求真理的地方，不自由无学术，自由才是科学发明创造的奇迹之源。

（作者刘道玉，系武汉大学原校长、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