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群：边疆中的“他者”——近代云南外侨与外侨管理

2022年7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举办暑期学校，邀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围绕“明清的疆土管理”这一专题对学员进行授课。经主讲学者审定、授权，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刊发此次暑期学校这一系列专题报告。本文整理自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罗群教授讲座。

一、想象与追求——“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建构

罗教授通过对学界已有成果的梳理，说明早期“他者”来华后，如何完成对中国形象的建构。首先是旅行家视野中“大汗的土地”。蒙元时期，柏朗嘉宾、鲁布鲁克等百余位西方旅行家进入中国旅行，并撰写了《柏朗嘉宾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等游记，开始了西方“他者”对中国形象的构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即马可·波罗。他曾进入元王朝西南边疆，奉使哈剌章，其《马可·波罗行纪》影响颇大。该书与同时代其他的一些游记或历史著作，用几乎程式化的套语称赞大汗统治下的“契丹与蛮子”地大物博、城市繁荣、商贸发达、交通便利、君权强盛、政治安定……创造了西方集体记忆中的“大汗的大陆”。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大汗治下的中国相对于中世纪贫困混乱的欧洲来说，都算得上是人间天堂。

接下来是传教士认知中的“大中华帝国”。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沙勿略、利玛窦、门多萨等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在“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推动了中国乌托邦形象建构的进一步发展。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门多萨在《中华大帝国史》中对中国赞誉甚高，后者更是塑造了一个完美、优越的中华帝国形象，将中国形象从传奇引入地理现实，并开启了从地理现实向社会乌托邦再传奇化的进程。

利玛窦

《利玛窦中国札记》

最后是哲学家思索中的“孔夫子的中国”。17世纪，“中国潮”在西方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遍流行。哲学家莱布尼茨推崇“阴阳”与二进制，认为中国在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等方面远胜于欧洲，其《中国的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曾在欧洲引起轰动，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窗口。伏尔泰尤通过将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为话剧《中国孤儿》，以此阐释孔夫子的道德哲学，批判欧洲的暴政恶俗。

罗教授认为，西方文化建构出的中国形象经历了旅行家将中国形象变为传奇、传教士将中国传奇变为历史、哲学家将历史传奇化，塑造出中国的“孔教乌托邦”形象等三个阶段。需要强调的是，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地理上确定、现实的国家，而是文化想象中某一个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虚构空间，这是西方文化在二元对立原则下想象“他者”的方式。

二、破门而入——“他者”来华

罗教授认为，18世纪中叶，“他者”对中国形象的美化建构达到顶峰，随之而来的是认知的转折与评价的负面化。在此思潮的影响下，亲往中国请求通商的英国使团真切地体会到了这一时期西方思潮的走向，代表团队即马戛尔尼使团。此后，西方视野下建构起的中国形象继续朝着负面的方向发展，一直影响到近代中西条约体制出现后的双方关系的彻底转型。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大量“他者”“破门而入”，将活动范围深入中国内地，彻底改变了以往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在条约体制取代了传统的藩属体系后，通过条约进入中国的“他者”的身份愈加复杂。对此，清政府于1901年设立巡警部，其中警政司的户籍科和警法司的国际科均涉及外事警察事务。外事警察在北京国民政府时期正式设立，并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进一步扩展，强调对“他者”的保护和制约。罗教授指出，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对中国的评价相比过去“乌托邦”式的想象，产生了巨大的转变，开始有了一种咄咄逼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罗教授认为，19世纪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哲学思想家、传教士以及作家作品的表达与描述，中国在外国人眼中被镀上了一层越来越晦暗而令人生厌，甚至是令人害怕与恐惧的色彩。在哲学思想家、传教士和作家的有力渲染下，“一道知识与权力的连续弧线将欧洲或西方的东方学家连结在一起。这道弧线构成了东方舞台的外缘”。中国完全成为不在场的“他者”为他们所审判。

罗教授还对同期外国人在云南的相关情况进行了研究。云南在这一时期有约开商埠（如蒙自、思茅、河口、腾越）和自开商埠（如昆明），并开通了滇越铁路，大量传教士由此入滇传教，地理学家和探险家也入滇考察、探路和游历，并撰写了大量研究著作和考察报告。商贸方面，以洋行为例，1923年，法、英、美、日等八国在昆洋行已扩张至34家。他们建立了相对严密的市场网络，采用先进的经营管理办法，运用代理商和推销机构。在云南海关各分税务司，也有不少外国人在其中当值，其中英、法两国占多数，这与英、法在云南地区的势力密切相关。此外，外国人还在云南建立了医院和慈善机构。

莫理循拍摄的昆明城内某教堂

三、裂变与重构——近代云南外侨的历史考察

昆明市警察局外事科《外侨户籍册》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它记录了民国时期截至1948年12月底，居留在昆明外侨的姓名、性别、年龄、国籍等极为详细的个人信息。罗教授及其学生黄翰鑫遂以《外侨户籍册》为基础，辅以《外侨在昆异动调查表》《外事科工作纪实》等档案资料，考察在昆外侨的国籍、职业、经济来源、居住地等情况。

国籍方面，英、法、美、越四国在昆外侨占据总外侨人数的85%，这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近代以来云南、昆明的发展有着必然联系；越南邻侨人数的激增与滇越铁路建成通车密切相关。职业方面，洋行商人在户籍册上的比例最高，这是由商埠和滇越铁路的开通所致；传教士数量可观，还有少数外国军职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居留在昆。外侨经济来源方面，主要有本国政府、所从事的职业机构、工厂或自己供给等三类，最后一类多以越南邻侨为主。总体来看，外侨在昆明的经济状况中等偏上。此外，外侨中男性占多数，年龄则以30-39岁居多，大多聚居在昆明的主要商埠地带和商业街上。

罗教授认为，外侨在昆明活动，也对昆明地方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首先是支持昆明的地方建设，推动其城市化进程。其次是提升昆明与国际社会合作的能力。最后是带入一些西方的生活饮食习惯和消费观念，繁荣了昆明的物质文化生活。

针对外侨这一特殊人群，抗战期间云南地方政府将他们分为“友侨”“敌侨”和“邻侨”进行管理，以维护边疆地区安全，强化中央与地方政治权威。对“友侨”（主要是指美英法三国侨民）的管理，昆明地方政府重在避免地方性中外群体的冲突，化解社会危机，极力维护“友侨”在昆的各项权益，体现出维护地方治安的职责和功能。对“敌侨”（德国等轴心国）则“分而治之”，对于不同性质的“敌侨”采取不同的制度进行制约。对于越南、老挝等“邻侨”，地方政府对其的管理在仍维系于“权威实体”控制下的原有制度和框架内展开。

在此基础上，罗教授进一步总结了云南地方政府管理外侨的特点。一是中央权威渗透力度的加大，促使昆明地方政府管理外侨的制度管理体制相对健全和完善。二是注重对不同职业的侨民进行区别化管理。三是在管理过程中凸显出维护国防安全的功能和作用。

四、“他者”在滇——以云南“越侨”“德侨”为个案

云南毗邻越南，近代以来边贸经济发展迅速，交通环境改善，出于维护法国驻滇各类机构正常运作的需求，以及受到越南国内局势的影响，大量越侨进入云南工作和生活。依据《1941年越侨在云南省异动调查表》《云南省警务处越侨调查统计表》等材料，罗教授认为民国时期越侨分布呈现出与自身经济地理区位密切相关、多数举家迁居来滇谋生、居住地分布凸显职业性特征等三个特点。

由于区域地理环境和职业分布有一定的差异性，越侨在滇省各地的生活状况基本上与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越侨经济状况为“尚可、平常”乃至“尚佳”者，他们的社会地位也相对较高，热衷于参加或自发组织当地的各种社会活动。在此，罗教授呈现了越侨阮吉祥和昆明本地富户1939-1940年间在昆明的生活开支情况。

罗教授指出，地缘作为传统人际关系的纽带，越侨在昆明也建立了各种社会团体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越侨旅滇同乡会”。此外，“越南革命同盟会云南特别分会”在云南近代史上尤其是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期间，扮演着重要作用。

云南地方政府对越侨管理制定了详细的规章制度。例如户籍方面，实施人口居留证制度，并不定期对越侨居住地进行调查汇报。财产管理方面，不动产需要在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下进行合法经营，动产则需要缴足税项后，才能将收入归为己有。

“德侨”在云南数量较多，罗教授也对一战后云南地方政府对德侨的管理进行了研究，具体涉及德侨在华贸易情况、遣送安排以及德产归还等。罗教授认为，云南地方政府“灵活”德侨遣送问题，说明云南虽脱离北洋政府统治圈，但没有否定中国，更未独立，故外交问题仍需依靠国际承认的北洋政府来处理，体现了云南地方政府与北洋政府、广东军政府在外交上的互动与补充，亦反映云南地方政府处理外交问题的灵活性和实用性。在与德国交涉德产归还的过程中，北洋政府与云南地方政府能够相互协调沟通，配合颇为默契，在解决这一外交问题上形成了互补。这样一种由地方政府主导的“补位外交”，是北洋政府权力缺位时解决外交问题和维持外交秩序的有益补充，推动了中国外交利益的最大化。

约瑟夫·洛克所拍摄的思茅海关衙门

结语——我者与他者：边疆中的人与人群

罗教授指出，边疆史是区域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以西南边疆为例，江应樑先生曾经提到“西南学”的构建，强调西南边疆的特殊性和多维性。过去的研究视角往往是自上而下，从中央、地方政府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层面进行探讨。罗教授则更加强调边疆史研究中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提出应该对边疆人，甚至是“他者”的本土声音予以高度关注。

通过探讨边疆的地理属性、政治属性、军事属性和经济属性，人本主义视域下边疆的历史属性、民族属性、文化属性，以及民国时期云南地区的边疆开发情况，罗教授认为，人民作为边疆区域中的主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边疆的存在即人民的存在，人民是边疆存在的“终极理由”，其核心部分仍然是边疆各族人民对边疆、对国家的认识与认同。对边疆各族人民而言，守家即卫国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他们是维护国家边疆长治久安的根本和栋梁。准确理解判断边疆人民对于国家发展的意义，既是边疆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对今天的边疆研究具有根本性影响的问题，能为边疆研究注入活力和动力，推动边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