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到我的时候我该说什么 | 陈冲：一支遥远的歌（选读）

原创 陈冲 上海文学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2年8月号

一支遥远的歌

陈 冲

最亲爱的文婷：

每次飞去任何地方之前，妈妈都想给你写信。她对飞行有非理智的恐惧，害怕自己会死于空难，再也见不到你了；害怕你长大后没有任何她的记忆或不知道她有多么爱你；她最害怕的是你会在没有母爱的世界里长大。她也是一个女儿，知道母亲对女儿多重要。妈妈四十二岁了，仍然无法想象失去她的母亲。

今晚，我给你读了安徒生的《小美人鱼》，你很喜欢。你钟爱所有奇幻的故事，还为爸爸和我编过许多个这样的故事。第一次画美人鱼时，你只有两岁。你总是记得为美人鱼画一对文胸。你的洞察力和表达能力都让我吃惊。我经常跟爸爸说，你会成为一名伟大的电影编剧和导演。他似乎不喜欢这个想法，他说你太敏感和脆弱，不能从事电影——一个遭拒绝是家常便饭的行业。他担心你会被“失败”压垮，失去自我价值感，毕竟在电影行业“失败”比起“成功”发生得更为频繁。爸爸是对的，你确实敏感。才四岁，你已经能感受到自己和同学之间的差异——你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罗娜园长讲了一件你在幼儿园的事。一天，罗娜的父母来校参观，你遇见他们的第一句话是，“我不会说中文。以前说过，现在不说了。” 罗娜觉得这很有意思，但爸爸和我在笑过之后开始担心。我们希望你不会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因为自己的中国血统而产生任何身份危机。你现在可能还没有认识到，但作为一个双语、双文化的人，你已经得到了一份礼物。你会比别人更有趣，你的视野也会因此变得更广阔。

这也是为什么我带你回中国。在北京爬长城的时候你累得走不动了，跟我说，叫部计程车吧。你对故宫里封住的部分尤其好奇，企图从窗户缝隙往里看，你觉得那些是童话中王子、公主的房间。在上海，你跟婆婆的猫咪玩得很开心，但我后来知道你在牵挂着旧金山的家。可佳阿姨问你，文婷，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呀？你想都没想，严肃地说，我长大了要做榛子街上的一棵树。可佳阿姨笑了，说，这孩子太逗了。我却被你的意识流震惊，我们住在榛子街，你潜意识里想回家、想安定。

爸爸正坐在我身边，让我告诉你，应该永远听爸爸的话。他说晚餐时你对他说，“别告诉我该吃什么！”你这么小就叛逆，青春期会是什么样子啊？爸爸开始害怕了。除了妈妈，爸爸是世上最疼爱和关心你的人。你沮丧得想大叫的时候，请千万记住爸爸爱你。有时你叛逆的模样非常逗人。爸爸问你要不要打屁股，你紧紧地抓住他的手，一动不动盯住他的眼睛。

上个礼拜爸爸请了一周假。我们先去露营，然后开车去洛杉矶看你奶奶爷爷和表哥表姐。你一路上很乖，对自己唱歌，在你的小笔记本上画画，还跟爸爸妈妈聊天。你的语言能力在你这个年龄是惊人的，你用了诸如“转形”或“汹涌”之类的词，和“哦，妈妈，这只是一种表达方式而已！”那样的句子。

到洛杉矶后，我们在餐馆庆祝奶奶爷爷的金婚纪念日，你和表哥表姐们一起坐在孩子们的餐桌上。吃了一阵后我从大人的餐桌过去看你，为你夹点菜，你咬着牙小声说：“妈咪，我好难为情。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好窘迫。”爸爸决定你应该过来和我们坐。问了你半天我们才恍然大悟，你的不适是因为表哥表姐们比你大好多，你没法参与他们的对话，坐一边自觉无能和愚蠢。我们怎么没想到呢？你那么早熟，我们往往会忘记你只有四岁。

几天前，妈咪的一位同事打电话到家，询问配音工作的事。你接了电话，跟她说：“陈冲现在不能接电话。”你听上去很成熟，她就说，那我留个言吧，然后跟你讲了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你说：“我只是个孩子。我不能为你做这事！”这让她笑了。她告诉我的时候我也笑了。我想起你经常说，不要像对待五六岁的孩子那样对待你，因为你是一个四岁的孩子。

妈妈写于7/22/2003

昨晚我睡得很少，离家之前的大多数夜晚都是这样。爸爸和我同往常一样很早起来，一起吃了早餐。我们享受在安静的早晨看报闲聊，话题总是自然而然转到你和文姗身上。

你生命中有妹妹陪伴，让我欣慰。在你和文姗之间，我丢失了两次身孕。爸爸和我都有亲密的兄弟姐妹，希望你也有一个。我怀文姗的时候，你迫不及待地等她到来，以为妹妹来了你就随时都有玩伴，那多有趣。但她生下来后，妈妈在医院住了三晚，回来后忙着喂奶，太累了，无法给你足够的关注。你唯一认识的世界被突然扰乱和改变。那些日子你整天无缘无故歇斯底里地在楼梯上乱跑，很可怕。我知道你很困惑，正在努力应对这个变化。不知为什么，你采取的方式是无理取闹。一天晚上——大约在医院回家后的一周，我去你的房间陪你睡觉。我问你，是不是因为妈咪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你，让你难受了？你看着我，嘴唇开始颤抖，眼里噙满泪水，然后你终于崩溃了，大哭起来。我很高兴你有机会跟我讲了你的感受。我和你谈过分享的概念，你说，“文姗不懂分享，她一个人占有妈咪。”

时间过得真快，妹妹现在十四个月了。她崇拜你。不管你给她多少次恼怒的眼神，她仍然冲着你笑。你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她就把头靠在你的腿上。我让你每天拥抱她三次。每次你一抱她，她就开心得忘乎所以。她会把耳朵贴在你的肚子上，抱住你不放。你急着离开，而她总想抱你更久。你会大声喊：“妈妈，文姗不肯放开我。”我会过来跟你解释，那是因为她爱你。你说，“可她太爱我了。”

上周爸爸休息的时候，坐下来和你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他说他跟哥哥杰姆一直相处融洽，互相支持，是很好的朋友。但你打断了他说：“你又不是哥哥，怎么会懂当姐姐的感受！”你的逻辑感让爸爸惊讶。

在开往洛杉矶的车上，爸爸给他哥哥拨通电话，然后交给你说，你跟杰姆叔叔聊聊他当哥哥的感受吧。你一接过电话就问，“杰姆叔叔，我爸爸小时候有没有碰疼你的眼睛？” 因为文姗喜欢抚摸你，你总是抱怨她碰你的眼睛。你想证明其他弟弟妹妹不会碰痛他们哥哥姐姐的眼睛，因此文姗不是个好妹妹。

从洛杉矶回来后，你对妹妹好多了。前几天我做了一天的配音回来，看到你们在玩捉人游戏。她在你身后跑来跑去，开心地笑着。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你在我没有嘱咐的情况下主动跟她玩。

你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文婷，你从来就是。我没有足够甜蜜的语言来形容你给我的感觉——那种只有母亲知道的幸福。你和妹妹都爱我，没有任何人像你们这样爱过我。你们对我也非常宽容和慷慨，不管我能给你们什么，能给多少，你们都把它当作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我从未对任何人像现在对你们这样至关重要。在你们崇拜的眼神中，我看到自己成为了母亲。你是我的老师，文婷，你一直在教我如何做妈妈。飞出去工作曾经是我热爱的事，有了你们，这事变得越来越难了。

现在我必须动身了。我希望这不会是我给你写的最后一封信。我爱你，文婷，爱你和文姗胜过世界上任何其他。

妈妈写于7/23/2003

我依稀记得那个令人心碎的女人，在两寸大的黑白相片里蓦然回首，跨越几十年的光阴，与我对视。她在一个不起眼的院子里晾衣服——一只胳膊伸向天空，另一只手提在嘴边，系着围裙的腰肢拧转过来，高耸的胸脯在旗袍里雀跃，圆润的屁股下面一条腿绷紧，另一条放松，脚尖轻轻点在地面上。她脸上令人销魂蚀骨的笑容，让我确信照片是她恋人拍的。

她叫郭淑华，出生在一个男尊女卑的封建家庭，是六个孩子中最小的。她童年最幸福的记忆，是每天早晨在镜前为母亲梳头，能那样单独跟母亲接近、触碰，对她是奢侈的感觉。十六岁那年，父母把她嫁给一个姓孙的老爷当妾，那人是个凶残的性虐狂。淑华十七岁生下女儿，不幸夭折，紧接着的一胎也没有成活。孙爷纳妾后，不再理她。八年后，孙爷最小的弟弟文宣突然出现在她的生命里。文宣清秀文弱，温柔善良，跟孙爷截然不同，淑华常陪他写字画画，并渐渐爱上了他。两人私奔后的日子非常贫困，但因为能跟她爱的人在一起，淑华仍然满怀希望。好景不长，文宣因无法维持生计而选择轻生。淑华伤心欲绝，想追随地下，但这时候她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是她深爱的男人留给她唯一的礼物，她要把他的孩子抚养成人。就这样，淑华活了下来。

十多年后，她把这段身世告诉了女儿——那曾经在腹中救了她的小生命。她说，总是你一次又一次地救了我。

郭淑华是怎么从上海到了澳门，怎么成了香港夜总会的歌女，跟谁生下了儿子托尼，似乎没有人知道。她离开儿女的那天晚上，是不是也有千言万语想要倾诉？她不识字，不会写信。

二〇〇六年春季的一天，在澳洲一间摄制组的服装间里，照片中淑华的旗袍穿到了我的身上，居然合适。我在镜前端详，想象旗袍里她曾经鲜活的腰肢，想象那晚她渴望跟儿女们说的话……

英文片名The Home Song Stories不知为何在国内译成了《意》，它更确切的翻译应该是《家乡歌曲的故事》。对我来说，它也是家庭歌曲的故事。为了方便读者在网上找到，我在这里还是叫它《意》吧。英文片名比较长，听着还有些拗口，许多电影投资人、发行商和朋友都建议改一个短些的、通俗些的片名，但是导演托尼·艾尔斯坚持只有这个名字才能象征故事的精神和意境。只有失去了家，它才会成为一支遥远的歌萦绕于梦中。

《意》海报

二〇〇七年《意》在众多国际电影节上获奖，我也因为扮演片中女主角得到不少荣誉。记得在获得澳洲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时候，我感谢了郭淑华——她既平凡又惊世骇俗的命运，是角色诞生和盛开的沃土；我感谢了丈夫和孩子，让我对母爱与家庭有了更切肤的体验，让角色悲凉的人生有了爱的热度与渴望。

重温导演托尼·艾尔斯给我的第一封电子邮件，我想到《意》其实是一部他孕育了十年，甚至一生的电影——

十年前，我写了一部短剧，叫《长途跋涉》。它讲述了我母亲、姐姐和我乘坐出租车前往珀斯以南三小时车程的小镇班伯里，与我母亲的一位情人共进午餐的故事。几年后，我又写了一部自传体电视剧，叫做《鬼故事》，它是我母亲自杀事件的虚构版本。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两个作品都是为现在做的准备，《意》是我自传三部曲中最后也是最雄心勃勃的部分。它描述了我童年最戏剧化的一年——那一年，我妈妈和比她小二十多岁的乔相爱了，而后来乔又爱上了我十六岁的姐姐。

跨越五十多年，这是一个关于母子、母女的故事；关于突如其来的激情、锥心刺骨的单恋和黑暗的自我毁灭的故事。使它如此令人惊讶和不可预测的是，它完全基于真实事件。剧本中的一切，都曾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从我母亲和姐姐同时试图自杀并在同一家医院被抢救的离奇事实，到我和姐姐三十年后在街上跟乔叔叔的巧遇。

这部电影将以澳门、上海和澳洲墨尔本为背景，探索七十年代初在澳洲郊外白人区中生活的中国穷移民。在这个独特的世界里，粤语流行歌曲与《迪恩·马丁秀》(Dean Martin Show)《鹧鸪家族》(Partridge Family)并列，中餐厅狭窄的空间、廉价的装饰与宽广的维多利亚海岸线并列。

最重要的是，这是一部男孩逐渐疏远他魅力无穷、喜怒无常的母亲的电影。成年后，他反复地讲述母亲的故事，也许为了找回一点爱。

当时我对托尼和他的作品都了解甚少，但是他的信说服了我。二〇〇四年夏天，托尼千里迢迢从墨尔本来到旧金山，我们约好他下机后在一家中餐馆见面。记得那时已过了用餐的钟点，伙计们正围着一张大圆桌吃饭。我们坐下后托尼说，我小时候母亲也常带我和姐姐去蹭伙计吃的饭。我问，她在墨尔本的中餐馆工作吗？托尼笑了，说，她曾经带我们从澳洲东岸的中餐厅一路蹭饭到到西岸，然后又蹭回东岸，有时候山珍海味，有时候剩菜剩饭。

《意》剧照

一位服务员从大圆桌走过来为我们点菜，托尼看到咸鱼蒸肉饼很兴奋，他说小时候经常吃这个菜。啊，托尼的咸鱼蒸肉饼，我的雪里蕻炒肉丝，味蕾的记忆像一条无形的脐带，一丝长长的乡愁，永远连着那片失去的故土。

等菜的时候，托尼从手提包里拿出剧本和几张发黄的老照片给我。他说，这是我的母亲郭淑华，英文名叫苏。照片很小，我拿起来仔细看。他接着说，在我最早的记忆里——或者在梦里，总是她穿着旗袍的背影，在日夜交替的光线中，慢慢消失在鹅卵石的小街上。那时我们住在澳门，母亲在一家夜总会当歌女。有一张一家三口的照片，是在远洋轮上拍的。托尼说，这是一九六四年，母亲跟一位停泊在香港的澳洲水手——也就是我的继父艾尔斯结了婚，带着我和我姐移民去墨尔本。照片里，苏身着一条西式呢大衣，脸上戴着一副太阳眼镜，头上围了一条丝巾，几缕烫过的头发被风刮起，她双臂轻轻搂着年幼的儿女，洋溢着无限的憧憬。谁能想到八年后这个女人将在大洋彼岸悬梁自尽？

很长一段时间，托尼一直忘不了自己对母亲最后的吼叫：你滚！我恨你！四十年后，郭淑华的幽灵终于变成了他纸上的文字和脑中的画面。在剧本里母亲叫玫瑰，托尼说那更像记忆里的她。

“玫瑰”的原型郭淑华

那张远洋轮甲板上春风满面的照片，是托尼和姐姐颠沛流离的开始。丈夫比尔把玫瑰和两个孩子安顿在他墨尔本郊外的房子里，又启程远航去了。玫瑰在这片寂寞的异土上待了一个礼拜就带孩子们离开了。骚动的灵魂、幼稚的心智和不安分的身体，像一道永恒的诅咒，伴随着她和两个孩子穿越整个澳洲，从一个城市颠簸到另一个城市，一个“叔叔”换到另一个“叔叔”，为了追随那块海市蜃楼般的归属之地，浪迹天涯。每到一处，她都会把从中国带来的玻璃珠帘挂在门框上，对孩子们信誓旦旦：这次一切都会好起来。但过不了多久，他们又开始跋涉。

七年后，千疮百孔走投无路的玫瑰带着儿女再次回到墨尔本。丈夫比尔举着一束鲜花在火车站翘首以待，孩子们上前叫比尔叔叔。玫瑰说，不是叔叔，是爸爸——他以后是你们的爸爸了。一切似乎依旧，不同的只是比尔现在跟他母亲同住。在这个婆婆眼里，玫瑰与孩子们是闯入者，触目的珠帘是他们不雅的旗帜。玫瑰与她在一个屋檐下水火难容，但比尔是个宽容的丈夫、善良的继父，孩子们终于有了安稳的日子，玫瑰决定忽视婆婆的冷嘲热讽。孩子们问，我们在这里待多久？玫瑰搂着他们说，永远，等老太婆走了你俩可以有各自的房间，跟澳洲人一样。

不久，比尔出海，玫瑰在家像一头饥渴的笼中困兽，眼望窗外来回踱步。然后，她穿上旗袍去了她唯一熟悉的土壤——中餐馆，并在厨房里遇上了比她小二十岁的乔。当他们四目相视时，玫瑰又滋润起来。第二天晚上，她带着儿女跟伙计们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家乡菜，跟大家说着乡音唱着歌，好像回到了年轻时代在夜总会的日子。第二天，玫瑰穿上低胸连衣裙在荒郊野外与乔约会，男女间的激情和欢愉让玫瑰心神荡漾，体验到了久违而短暂的归属感。

乔是非法移民，在唐人街单身宿舍有被移民局查捕的危险。玫瑰便把乔接到比尔家住下，跟婆婆说，乔是家乡来的表弟。他们四个人在家里说中文，吃甘蔗。婆婆这个主人反而变成了局外人，她恶狠狠地看着这帮异族人在客厅咀嚼吐渣，十分反感。一天半夜，乔蹑手蹑脚钻进玫瑰的房间，两人偷情时让婆婆抓到。孩子们在睡梦中被叫起来收拾行李，他们再次失去了安稳的家。

《意》剧照

乔的老板把他们带到一栋破烂不堪的矮房，里面一片狼藉，根本不像个住人的地方，但玫瑰却在这里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她再一次把晶莹剔透的珠帘挂上门框，认真当起家庭主妇。二十多岁的乔负担起一家人的鸡毛蒜皮油盐酱醋，开始变得烦躁厌倦。玫瑰感到乔对她不再热情，陷入绝望。她哀求、怒吼、以死威胁，乔还是离开了。穷途末路的玫瑰服安眠药企图自杀……

托尼用在玫瑰身上的笔墨毫无多愁善感，几乎残酷无情。我隐隐觉得他在用写作惩罚母亲——那些幼儿时的崇拜、爱和期待是怎样慢慢变成了失望、厌恶与恨。

读完剧本我问托尼，你觉得母亲爱你们吗？他说，不知道，如果她爱孩子，怎么能这样一次又一次地破坏他们的幸福？我说，如果玫瑰不爱孩子，电影里的毁坏和绝望也就失去了张力。是否有可能在你成年后发现某一件事，知道母亲原来为自己作了牺牲，故事从而得到升华？他说，我没有发现过这样一件事，编造情节并不难，但这样就不是我要拍的电影了。从写剧本的第一刻开始，玫瑰就是你。你跟我一起去寻找吧。

原标题：《轮到我的时候我该说什么 | 陈冲：一支遥远的歌（选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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