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观察｜追逐“太阳”：站姐的入局与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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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在消失，时间在加速。我们的目光，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眼前的小小屏幕。广阔社会容纳着无数形色各异的群体，值得被看见、观察和记录。

这一次，我们窥“站姐”群体之一隅，共同体悟由爱衍生出的热情与坚定、焦虑与痛苦、挣扎与离局。

2021年初，第一届中国站姐大会“金饭奖”颁奖典礼在北京朝阳区吉里国际艺术区举行。三十名获奖者与一百多位观众不分彼此地坐在会场的白色靠背椅上，手里没有抓着标配“大白兔”的长焦相机，也没有用厚重的帽子口罩遮住面容。没有人能够明确分辨得出，谁是单纯的屏幕粉丝，谁又是靠精心策划运营获得各类应援奖项的粉丝站主理人。

这是疫情前属于站姐们最正式的一场盛典。她们以偶像的名字为基本元素组成自己的人皮面具，成为偶像光芒的包装者与传播者。一个站姐就可以成为一支“军队”，从摄影到选图修图，从PB（Photobook，指周边照片册）和手幅的设计到视频制作……这其中，有人籍籍无名，有人盆满钵满。她们存在于大众无尽的想象和揣测里，低调登场，又悄然离开。

站姐和普通“散粉”有着明显区别，可如果要给“站姐”下明确定义，这二者的界限又显得格外模糊。起初，站姐作为“不是记者，但是拿着大炮般高级相机的人”而被公众认知，后来，落脚点更多地放在“站”上，指代“偶像或明星的应援站的管理者和经营者”。他们比屏幕前的大部分粉丝多向光源走了几步，希望穿过屏幕去见证最鲜活的那个他/她，替他/她将光与温暖散播到更远的地方。韩剧《她的私生活》角色成德美（朴敏英饰）

给自己一个身份为偶像做更多的事情，是许多站姐开站的最初想法。

唐笠一直以来都是独自全权负责自己的站子，包揽数据打投、周边应援、生日策划、拍照修图、设计剪辑、文案画画，甚至公益捐助。她对影像的敏感为她创造了不少有利条件。她认为，以私人账号的身份做偶像宣传的产出难免影响到自己的现实生活，推广的力度也极为有限。以开站子的方式应援，既能通过“马甲”保证自己个人信息不被泄露，也能利用高频次、强集中的内容输出上收获关注度——四张图、九张图、十八张图。

季宇入圈时，在幕后打投做数据，随后逐步成为独立开站的站姐。她希望能通过更强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意，为自己争取见到对方的机会，也让更多的人能爱她所爱的人，她认为这是“一种向世界分享美好的方式”。

2015年8月12日。渠南记得很清楚，小学毕业即将升入初中，在当时追星的浪潮中，她与粉丝群里的朋友一起以QQ群为基础建立了自己偶像的应援站。没有固定的招聘要求，没有硬性的技能门槛，大家自己选择想要负责的部门，开通微博、入驻电台、设计手幅、数据打投……

渠南所负责的偶像团体粉丝站内有两个副站长，一个负责以偶像的名义做公益，一个负责组织线下活动。除此之外，站内分成美工组、文案组、前线组、财务组等各个组，各司其职，甚至有海外的负责人专门运营当地的粉丝社群。她们定期收取5元到10元不等的站费，主要靠大学生提供财务支持。慢慢地，渠南的站子逐渐运营成一个颇具规模的粉丝社群。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曾庆香教授认为，个人由路人转为粉丝，是在自我投射、自我移情和自我补偿三种心理机制下实现了从偶像认同到自我认同。像李南和季宇这样单纯“为爱发电”，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她的偶像而开站的站姐，在这个圈子里是珍贵的。她们将自身无法实现的意念、欲望、冲动投射到了偶像身上，进而收获了在现实生活情景中所无法获得的情感体验。

对于站姐来说，偶像就是她们的太阳，时间、精力、金钱都是必要的投入，是接近太阳的燃料。

季宇为了能够拍到偶像的活动现场照片，避开安保，爬到深山里，腿上全是不知名的小虫叮咬的红肿块。周围人挤人，偶像离得很远，燥热的空气让她感到窒息。很多时候为了拍图，三天只能吃两顿饭是常态。但对她来说，“因为很喜欢他所以才能坚持下去”。

渠南曾在南京奥体场馆外，一边安慰躲雨回来快要流泪的同伴，一边登陆粉丝站的微博账号，试图发动粉丝和好友寻找丢失的偶像灯牌。“急！！！有没有妹子看到我们的灯牌，刚雨停回来就没有了……”崩溃和担忧，让她配上了六个大哭的表情。失去灯牌，对于一个粉丝属性混杂的演唱会现场而言，意味着失去了一份实打实的、能让偶像本人直接看到的支持。

渠南粉丝站发的微博

作为站长，渠南深谙应援准备约定俗成的规则：应援区域先到先得，甚至需要提前一两个月占位；要准备好场馆内部和周围的地图；做标记只能用丝带或者可以擦掉的笔，不然会显得没素质而给偶像抹黑；晚上一定要有人值班守在做标记的地方……

和灯牌一起丢失的还有渠南拉到的赞助方设计的应援扇子。制作应援周边是她们粉丝站站费的主要用途，很多时候，她们需要靠售卖周边来维持站子的运转。渠南说：“后来灯牌找到了，但是扇子丢了。盒子还在，里面的东西都没有了。”

渠南说，这样的情况时常发生，这些都是必要的投入，是“为爱发电”的成本。

但是，太阳的光芒是滚烫的，越靠近，越容易被灼伤。

开站带来的光环、关注和资源优先度，势必伴随着被注视、被赋予责任。对于经济条件有限但选择开站的站姐而言，不可避免地在支出与现实困境的挣扎之中寻找平衡。政策变化中，时代背景下，他们选择了一些，又背弃了一部分，最终去往不同的方向。

2021年9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明确广播电视机构和网络视听平台不得播出偶像养成类节目，坚决抵制不良“饭圈”文化。2022年1月，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党组书记杨烁在全国广播电视会议上，指出要“全面叫停偶像养成类网综”。

偶像选秀行业就这样悄然走向了尾声。国内的站姐们失去了本就不多的舞台和综艺现场。

为了维持粉丝站的正常运行，站姐会选择出售周边、照片册（简称PB）或自己手里的前线图，部分用于补贴投入，也有部分会公开用于应援事项。但疫情防控的要求和清朗运动的推行，让站姐能拍的活动越来越少。雪上加霜的是，职业代拍和黄牛等越来越多角色的入局让偶像的前线图流转更方便、也更廉价。

将“回血”的希望寄托于周边的售卖更像是一场赌博。2021年夏，渠南和伙伴们推出了自制周边来庆祝周年纪念日，但首日销量的低迷让她们在第二天就只能及时止损：“由于首日礼包售卖数量不佳，不达起订量，很遗憾即日起礼包暂停售卖。”

靠这份追星工作来维持自己生活的唐笠也直言：“我花3万块钱打投，我修一张图才25块钱，你说我修多少张图才能赚到那些钱？”

一个粉丝站是一座小型的工厂，工厂的运转需要不少资金的投入。除了应援筹备之外，更大的开销要留给“前线”工作。一次前往现场拍图的标配是相机、镜头、多个电池与充电宝，交通和住宿的费用，以及最重要的——现场的门票和把相机偷带进去的本事。

但不规律的作息、紧绷的神经、被工作人员排斥支走的失望和长时间高压环境产生的焦虑，也是随之而来的“捆绑品”。

身为美工的唐笠曾为了参加一场“运动会”，投入了超过七千元来竞拍门票，活动最后却因疫情的原因取消。而在得已进入的录制现场，即使唐笠自己身在现场拍图，她也会购买代拍或者其他站姐的图来保障自己手里原图的质量。

部分站子为了确保自己的偶像在直拍中不被他人或障碍物遮挡，在自身位置不好的情况下，也会购买多个视角的视频，后期制作成多机位混剪发布在微博。对于一些粉丝难以进入的录制现场，部分主办方会出售价格昂贵的“官摄图频”。对此，唐笠有些咬牙切齿地表示：“官方拍摄的十张图要花五千块买，但十张里一般只有两张是能用的。”

渐渐地，唐笠发现自己的初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一开始单纯出于喜欢，到后来变成出于对粉丝的责任感而持续运营自己的站子。她一方面因遭受“偏心”“仰卧起坐”（指脱粉后又回粉） 等等接踵而来的质疑和误解而感受到不适；另一方面，扭曲的恶意也正在影响自己对偶像最初喜欢的那份纯粹。

终于，在面对不断产生的“乌烟瘴气”、站子之间的“拉帮结派”和自己入不敷出的生活情况下，唐笠选择关站。她删掉当时设备里所有偶像的照片——几乎每一张都有她至少一个小时的心血，将运营站子的微博账号注销——尽管她已经有了数量可观的粉丝数。唐笠拉扯着自己，宣誓要彻底和站姐这个角色告别：“当我意识到我的痛苦大于我获得的快乐，我认为我该退出了。”

约翰·洛克 (John Locke) 认为，我们很可能感觉拥有自己创造、塑造或生产的东西，劳动的过程中，我们不仅投入时间和体力，还投入了我们的精神能量。粉丝了解偶像的动态过程，就是与该偶像的媒介形象达成认同，将自我附着在上面甚至与之融合，将偶像“占有”为“我的偶像”，形成心理所有权，提供亲密关系般的熟悉感。

一方面，随之产生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促使粉丝持续投入，并在这种强化的循环中将付出行为逐渐内在道德化为“应该如此”的行为；另一方面，付出与对等回报的原则又将持续推动粉丝产生更加强烈的 “占有欲”，对偶像抱有更多期待，渴望获得更多占有式关系的回报。

林淼也是这群“追光人”当中的一员，特别的是，她曾在广电媒体实习，以工作人员的身份接触过不少艺人和艺人团队。在她看来，作为工作人员和作为粉丝与偶像接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态，艺人团队给予的尊重程度也完全不同。站在另一个视角，林淼愈发感受到作为粉丝的那份“不体面”：比不上工作人员，甚至也不如节目组招募来的学生观众，爱得很多，付出得很多，却好像永远处在“最底层”。

回顾身边的站姐朋友、“前线”散粉或是应援“小透明”，林淼觉得，“一开始大家真的都是为爱发电，但如果没有回应，慢慢地爱就在消失。”

成功入圈之后，个人的自我认同常会无缝地转变为群体认同。除了与偶像在三维空间有了交集，对于这些站姐来说，这趟触摸太阳的旅程还收获了诸多附加值。

高容渐渐觉得自己不再是因为偶像本人，而是为共同扛着相机、在凌晨同聚海底捞的“一线友谊”而坚持赶往现场。她曾跟一起追星的同城伙伴分享在校车上低血糖晕倒的经历，隔天她就收到了一个惊喜快递——16种精心包装的糖果。“因为我偶像的生日是10月6日，她们就准备了16种糖果”，说起这段经历，她语气中满是欣喜与满足。对她而言，追星的过程不仅让她感受到与一群人共同热爱的快乐，也让她接收到这个群体的温暖。

高容偶像的生日大屏应援

情感转化为动力，情感和归属需求满足之后，人们为满足更高层级的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而努力。中国传媒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卜彦芳教授这样总结：“粉丝主体通过投入与明星进行情感交换，嵌入粉丝群体与其他粉丝进行社会交换，获得价值感、成就感和自豪感等情感回报，以及人际关系、文化资本和社群地位的社会回报。”

渠南刚开站的时候不过是一个初中学生，对她来说，要管理站子里比自己年级大很多的哥哥姐姐并不容易。但在大家积极性不高的时候，她会主动给成员开会，明确现存的问题，讨论未来的规划，向其他站子求助时，也会得到回应和支援。在互相扶持中，她被带着一步步往前走。“做站姐的时候组织了一些活动，或主动或被动地学会了一些领导经验，现在就不太害怕大场面了。”

林淼的高中在自己偶像的高中隔壁，升入大学的她在对方返回母校时终于有机会见到对方。“见到他的时候就觉得，自己选择传媒专业是冥冥之中顺理成章的。”她大方地承认自己选择的专业和追星有不小的关系，找到爱好之后，未来的路，她还是打算自己摸索着走。

唐笠在这个过程中也感受到了正向的反馈。在做站姐的时候她常以偶像的名义进行公益活动，后来，公益机构向她发来自己救助的猫猫狗狗的健康状况跟踪、她的粉丝前往山区支教时看到了自己曾经用微博收益中心的收入捐助的路灯……唐笠说：“能够真正帮助到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有一种积福积德的感觉。”除此之外，摄影修图的技能、应援设计的作品，都成为了唐笠开设个人工作室的资本与底气。

唐笠以偶像名义做过的公益之一

时间流转，在开站的时候孤注一掷的热情和即将满溢的爱意，在情感寄托与现实挑战的拉扯中逐步脱离太阳的轨道，回归到自己的路线上。一腔热血赴孤勇的她们，将偶像作为自己的太阳，借光四顾；在情感体验的真实触觉之后，她们成为自己的太阳，以过好现实生活为第一要义，作作有芒。

渠南因为学业，决定正式离开自己经营了六年的站子，她看着几乎同龄的养成系偶像从小到大的变化，仿佛也看到了自己追逐梦想的样子：“我们把梦想寄托在他们身上，现在他们去走我们想要走的路，他们带我们去走更远的路”；季宇因为考研的压力也将站子暂闭，不再产出视频物料和精修照片，只在每年偶像生日的时候登录账号，送上手写信祝福；唐笠以修图师的身份留在这个充满星光的圈子里，将自己对单独的人的爱泛化，尽管因为身体原因不再持续产出，但她仍在拍图和修图，以更加包容和理性的心态不断捕捉她之前未曾留意的、充满神性的光芒瞬间。“我获得了更加平和包容的心态，我看到了更多可爱的人，我的快乐是增加的。”唐笠如是说。

但仍有人还留在这个圈子里。

夏添依然奔波在追寻偶像的路途上，对代拍的强硬行为咬牙切齿，对捕捉到新的光影欣喜刹那，但没有再考虑开站的打算。对于部分站姐而言，情感本就是飘忽不确定的，她们需要一座岛，站子就是那座岛。

但对于夏添而言，她不需要停泊，事情没那么复杂，只是“想办法竭尽全力地去见他，因为以后这种机会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再有了”。她也没指望成为圈子里的KOL或靠这些安身立命。

飞蛾扑火之后再全身而退也是一种平衡，而她找到了那种平衡。

参考资料：

[1]曾庆香.“饭圈”的认同逻辑:从个人到共同体[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0(19):14-23.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19.002.

[2]彭焕萍,刘念念.出离乱象后的“饭圈”画像——从粉丝追星实践的心理作用机制出发[J].河北学刊,2022,42(03):201-207.

[3]李秋霖,卜彦芳.认同、控制与交换：明星粉丝心理所有权的生成路径[J].未来传播,2022,29(02):41-53.DOI:10.13628/j.cnki.zjcmxb.2022.02.013.

*文中图片来自受访者，封面图来自深度营九期成员王宇瑄

原标题：《社会观察｜追逐“太阳”：站姐的入局与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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