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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与本雅明：友谊的辩证法

刘楠楠

2022-08-18 17:22

德国思想家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1903-1969）与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之间的友谊一直为学界所津津乐道。他们二人于1923年在法兰克福相识，从1928年开始通信，直到本雅明1940年自尽，这期间始终保持通信往来。

遗憾的是，本雅明1933年被迫流亡法国时将所有书信留在了柏林的寓所里，这导致阿多诺在此之前写给本雅明的信件全部遗失。幸存下来的121封信件及明信片（本雅明写给阿多诺 68封，阿多诺写给本雅明53封）按时间顺序完整地收录在了这本《通信集》里，没有任何删减。

德国思想家阿多诺

一、轨迹

首先，本通信集记录了阿多诺与本雅明人生轨迹的殊途与交集。

阿多诺比本雅明小十一岁，二十岁那年认识了本雅明。1923年二人初识时，阿多诺在法兰克福读大学，本雅明则正准备在法兰克福撰写大学教授资格论文。这段时间，二人经常见面。阿多诺回忆道：

他（本雅明）在法兰克福生活期间，我们至少一周见一次，有可能更频繁。以后我们也经常定期见面，有时他来法兰克福，有时我去柏林。有一次我们好像还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见过，应该是1925年的事，不过我不能完全确定。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目的”可言。所有四十年前的知识分子，大家聚在一起纯粹是为了聊天，谈论正在啃的那些理论。本雅明和我亦如此。我那时还很年轻，他毕竟比我大十一岁，所以我很自然地把自己当成接受者。我记得我总是痴迷地倾听他讲话，听完以后偶尔会提些问题。很快，他就把他还没发表的文章拿给我看，比如《论〈亲和力〉》……还有……《译者的任务》。

阿多诺记忆里的本雅明拥有无穷的思想力，“没有任何一个讨论对象——即使是与哲学最不相干的话题——能逃过他的思想力”。阿多诺认为，本雅明的哲学力量源于对所谓传统哲学对象的超越，他把哲学延伸到了“非哲学”的领域，即那些看似盲目和不经意的材料中。与其他哲学家相比，本雅明的思想从不发生在概念领域，正因如此，“无概念”的思想内容在他那里得到了解放。他“仿佛用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不可破译之物，于是在不经意间，他不可调和地站在了以分类、抽象和宏大为本的一切官方哲学的对立面”。

正是这种与正统哲学体系的不可调和性，最终导致了本雅明的大学教授资格论文《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以失败告终。事实上，本雅明选择写教授资格论文并不是完全自愿的，而是主要出于家庭的压力和经济上的无奈。本雅明来自富裕的犹太家庭，从小依靠父母过着相对阔绰的生活。但因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经济状况开始恶化，再加上那时的本雅明已至而立之年，并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所以父亲要求他自食其力，除非“获得社会承认”，不然将终止对他的经济资助。于是，写教授资格论文便成了本雅明“获得社会承认”，以便从父亲那里继续得到经济资助的最好选择。可惜，当时的学界无法理解他那种独特的、“非正统”的前卫思想方式。教授资格论文没有通过，也就意味着他无法在德国大学立足。正是这条（非自愿的）正统学术道路的失败，让本雅明决心成为“自由文人”。

1928年二人通信初始，本雅明作为自由撰稿人在德语文学评论界已经小有名气，而此时的阿多诺则刚刚经历了第一次教授资格论文的失败，正处在事业的迷茫期。不过比本雅明幸运的是，阿多诺的父亲愿意继续在经济上资助他。于是，在经过了第二次尝试以后，阿多诺的新论文《克尔恺郭尔：审美对象的建构》最终于1931年通过。随后，阿多诺被法兰克福大学聘为讲师，并开始了与《社会研究杂志》的长期合作。

从这里开始，二人的人生轨迹开始分道扬镳。阿多诺成功进入正统学术体系，而本雅明却游荡在“正统文学和学术机构之外的阵地”。用俗话讲，他们可谓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在体制内、一个在体制外。但如果从思想交流的角度来看，阿多诺则显然是二者中的“接受者”。比如从这一时期的书信中便可以看出，阿多诺的《剧院的自然史》明显仿照本雅明的《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他的歌剧剧本《印第安乔的宝藏》和短文《再次四手联弹》则显然是他在读完本雅明的《1900年前后的柏林童年》以后对童年描写的尝试。然而最明显的“思想借鉴”——这里仅根据本书而言，书中没有呈现的“借用”另当别论——莫过于阿多诺的大学就职演讲稿《哲学的现实意义》，以至于二人共同的好友恩斯特·布洛赫严肃地质疑它的思想权归属问题，并让本雅明赶紧在信中声明，“有必要澄清版权这种我平时不想提的问题”。事实上，本雅明与阿多诺的思想交流始终是“单行道”：前者输出，后者接受。阿伦特和肖勒姆认为这是阿多诺师承本雅明的表现，而当代学者则更多指责阿多诺对本雅明的“思想盗用”和“抄袭”。

然而，自从本雅明的父母相继去世以后，作为自由撰稿人的他只能卖文为生，收入非常不稳定，经常需要投靠朋友。1933年纳粹上台以后，本雅明开始了流亡法国的生活，这让他的经济处境每况愈下，甚至多次绝望地向阿多诺的未婚妻格蕾特求助。自此以后，阿多诺与本雅明的通信便经常涉及如何在经济上资助后者并帮助后者筹款的话题。在阿多诺的坚持和帮助下，本雅明从1934年开始每月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先是通过日内瓦分所，后来直接从迁至纽约的研究所——收到金额不等的津贴，有时还有额外补助。作为回报，本雅明不得不为研究所杂志撰稿，即使他对分派给自己的写作任务“完全不感兴趣”。尽管如此，研究所的津贴——作为本雅明的主要收入来源——仍无法保障他在巴黎的基本生活。因此，除了研究所以外，阿多诺还尝试通过自己的家庭关系为本雅明筹款，可他的努力并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倒是格蕾特始终默默地向本雅明汇款，为他救急。

经济上的窘迫让本雅明流亡期间的生活十分潦倒。幸运的是，本雅明与布莱希特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此时的布莱希特已流亡丹麦，经常邀请本雅明去斯文堡（Svendborg）长住；同时，本雅明的前妻朵拉·索菲在意大利的圣雷莫经营一个小旅馆，她不计前嫌，也经常收留本雅明在那里居住。于是，为了节省开支，本雅明在流亡期间经常往返于巴黎和这两个“避风港”。

与本雅明相比，阿多诺的命运要好很多。因为有父母的经济资助和未婚妻格蕾特的支持，所以在纳粹上台以后，阿多诺先在法兰克福坚持了一年，后于1934年成功申请到在英国牛津大学继续哲学深造的机会。同时，他与《社会研究杂志》的合作也更加紧密，并对杂志上的文章有了决定权。这个新职能让二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为它让阿多诺摇身变成了《社会研究杂志》在本雅明面前的“守门人”。于是，阿多诺不仅有机会第一时间读到本雅明的最新作品，而且还有权对它们进行大量干预（从选题开始，一直到理论基础和文章最后的发表形式，阿多诺都插手过）。而本雅明在经济上对研究所的依赖让他越来越无法向阿多诺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阿伦特曾指出，本雅明虽然从小就羞于与人打交道，但是他真正害怕的却只有那些让他有依赖关系的人。阿多诺就是让他有依赖关系的人。二人之间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在书信中多有体现。

1937年底，本打算继续留在欧洲的阿多诺突然决定提前移民美国。这个“残酷的消息”对本雅明“简直就像晴天霹雳”。后来当阿多诺在大洋彼岸的发展蒸蒸日上时，本雅明在巴黎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灾难性的打击。首先，纽约的研究所以削减开支为由暂停了对他的经济资助，这让本雅明再次陷入了经济危机；同时，他为《社会研究杂志》撰写的文章《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遭到了阿多诺严厉的批评和驳回；再加上1939年他在法国讷韦尔拘留营里被关押了三个月，这一切让本雅明心灰意冷。1940年9月25日，他在法西边境走投无路，最终选择了自杀。

事实上，本雅明并不是没有机会离开欧洲。1939年意大利反犹立法公布以后，前妻朵拉曾经试图说服他一起移民英国；肖勒姆也始终坚持劝说和期待本雅明移居耶路撒冷。可是这些劝说都没有成功。即使对阿多诺让他来美国的建议，他都有些敷衍了事。因为他对英国和美国完全不感兴趣，甚至反感，对去耶路撒冷又下不了决心。他经常说，他在美国唯一的用途恐怕就是被“马车载着到乡村四处游街，作为‘最后一个欧洲人’展览示众”。本雅明的心在法国，他的“拱廊街计划”只能在巴黎完成。于是，尽管对局势很早就抱有悲观态度，可他却一直留在巴黎，过着他笔下波希米亚式浪荡文人的生活；而对局势始终抱有乐观态度、坚信战争不会爆发的阿多诺却早早移民去了美国。他们二人不同的人生轨迹，除了命运的捉弄，也是性格使然。

本雅明

二、性格

通过书信，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二人性格的鲜明差异。阿多诺写信的语气直接干脆，做事雷厉风行，有时甚至有咄咄逼人之感；而本雅明则语气含蓄，唯唯诺诺，表达方式迂回，做事也总是犹豫不决。在评论阿多诺的《〈格奥尔格、霍夫曼斯塔尔通信集〉书评》时，本雅明这样写道：“看来与对方争夺文学地位是这本通信集的基本动机，而攻击方似乎始终是格奥尔格。”这句话其实对本雅明与阿多诺的通信也适用，只不过这里的攻击方始终是阿多诺。

德国学者肖特克（Detlev Sch ttker）曾经概括过阿多诺“攻击”本雅明的方式。他认为阿多诺经济上的优越感和思想上企图利用本雅明的“不良”动机主要体现在三种表达模式上。首先，阿多诺总是借“思想同盟”之名，指责本雅明与布莱希特的友好关系。比如，当本雅明1934年第一次去丹麦拜访布莱希特时，阿多诺中断了与他的通信长达半年之久，并且后来还明确承认，“整个分歧与布莱希特这个人物以及您对他的赞赏有关”。此后阿多诺在书信中多次警告本雅明，假如“布莱希特影响到您的写作，将会是一场灾难”。其次，肖特克认为阿多诺在思想上有明显的自卑心理，这让他每次读到本雅明的最新作品时，总是倾向于表现出比本雅明领先一步的姿态，自称早就有过类似的想法，只不过本雅明不知道而已——就像格林童话里和兔子赛跑的刺猬，总是欺骗兔子说：“我已经到啦！”这种表达模式在通信集中随处可见。比如他在读完本雅明的《拱廊街提纲》时的表述就非常典型：“另一个类似的巧合是城市向农村转化的理论，我以前没读到过您这方面的讨论。您不知道，这一理论恰好是我在一篇评论莫泊桑的未完成的文章里提出的中心论题（假如我现在能找到材料，一定会把相应的段落全部拿出来与您分享）。”类似的表述比比皆是。最后，阿多诺总是把本雅明思想中的社会学取向归咎于布莱希特的“不良影响”，并对它进行攻击。比如他在批评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时如此写道：“至于我们的理论分歧，我的感受是，它其实并不存在于我们之间，相反，它是对我的提醒，让我牢牢抓紧您的胳膊，直到布莱希特的余晖最终沉入异域的水底。请您本着这一精神理解我的表述。”

阿多诺的“攻击”最终变成对本雅明写作的直接干预，《波德莱尔》的创作史就是这种干预的典型体现。值得一提的是，本雅明并不是阿多诺个人意志的唯一被强加者，对另外一位好友——克拉考尔——的写作，阿多诺也同样趾高气扬地擅自修改和重写过。

与阿多诺的盛气凌人相比，本雅明则显得谨言慎行。他的反应总给人一种含蓄和唯唯诺诺的感觉，“几乎是中国式的谦恭有礼”。本雅明从未指责过阿多诺对自己思想的“借用”，偶尔提起时，语气也相当委婉。譬如他的典型表述是：“我期待有机会能在您的文本里畅游，并在里面四处寻觅我自己的思想痕迹。”在评论阿多诺的《曼海姆》时他这样写道：“我在这些表述中看到更多的，是我自己的思想被如此娴熟地运用，令我从中感受到全新、原创的观点。”甚至在面对阿多诺“巧妙抄袭”的大学教授资格论文时，本雅明也只是含蓄地评论道：“因此，还是有可被视为‘合作’的地方，有些词句放在一个人这里合适，放到另一个人那里也适用。”只有在针对阿多诺的学生斯滕贝尔格时，本雅明才终于直截了当地指出后者对自己的抄袭行为。不过，这时的斯滕贝尔格已经与阿多诺脱离了师生关系；在他还是阿多诺的学生时，本雅明并没有向阿多诺表明过任何立场。反倒是阿多诺早早为自己的学生辩护，甚至在斯滕贝尔格投靠纳粹以后，还继续为自己曾经的立场狡辩。

诚然，本雅明对待阿多诺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他自己对研究所的经济依赖。但是另一方面，他含蓄委婉的表达方式也与他身上的“土星性格”有关。本雅明曾经在自传性短文《撒旦天使》中形容自己的星宿是土星，这个“旋转缓慢、迂回拖延的星球”让人“冷漠、犹疑、迟缓”。在阿多诺的记忆里，本雅明身上“没有人与人之间通常意义上的亲近与温暖……仿佛他如死人一般讲话，为的是能清醒、平静地看待生者无法认识到的事物”。本雅明很少提及自己的私生活，对政局也鲜有公开议论。这让他显得很神秘，以至于阿多诺完全可以想象他是个“头戴高帽、手拿魔杖”的“魔术师”。

本雅明的书信经常给人一种犹豫不决的印象，有时甚至连何时写信他都要思前想后。他曾经向阿多诺承认：“我内心深处始终更接近于一种等待、踌躇的方式。”这也解释了本雅明为何对踱步于巴黎的Fl âneur（中文大多译为“游荡者”或者“闲逛者”，有游手好闲、浪荡子之意）情有独钟。他的犹豫不决也体现在对犹太神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摇摆不定上，正如他的《论卡夫卡》，“一面是写给布莱希特看的，一面是写给肖勒姆看的”。然而，在阿伦特看来，这种在犹太神学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左右摇摆其实源于本雅明的“一个苦涩见解”，即他认为这两种救赎都是“虚假”的，“不符合现实”，无论它们的“标签是莫斯科还是耶路撒冷”。于是，迟缓固执的本雅明“在绝望的困境中安顿了下来”，以等待、踌躇的方式将自己的作品“保存了下来，以待未知的将来”。事实证明，未来的读者更愿意向他的作品敞开怀抱；后世对其著作的接受，证实了他的预见。由此可见，本雅明身上的“土星性格”最终契合了他笔下的“忧郁者”气质。正如他的“新天使”，本雅明将他忧郁的目光投向了人类进步历程中的废墟残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