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湜：东南沿海社会与明清国家的海疆治理

2022年7月，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举办暑期学校，邀请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围绕“明清的疆土管理”这一专题对学员进行授课。经主讲学者审定、授权，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刊发此次暑期学校这一系列专题报告。本文整理中山大学谢湜教授所作的专题讲座。

讲座伊始，谢湜教授分享了2013年随厦门大学张侃教授团队从浙江鳌江港前往南麂列岛进行海上考察的经历。当天刮着八级大风，船行过程中，风急浪高，船只剧烈摇晃，窗外的海水呈现为可怖的灰黑色。在这样的情况下，海岛的出现是令人振奋的，它们能让人辨认方向、泊船靠岸。从现藏于耶鲁大学斯特林纪念图书馆的《清东南代航海地图集》可以看出，在海上，岛即是山，古人将海岛山的形状绘制成图，成为天然的“GPS”。

接下来，谢湜教授向学员们介绍了海上生活所需的基本物资以及获取物资所需的交换交易。海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是船，船的购买、维护和海上作业常常需要多人合力完成。因此，海岛社会不似内陆地区般可凭一家一户独立生产，而是高度依赖商业和合伙协作，这也是研究海疆治理的背景知识。

南田岛

清朝的疆土在明朝基础上大为恢拓，东南沿海的诸多岛屿也逐渐纳入版图范围中。其中，南田抚民厅是清代在这些海岛中最后设置的行政建置。南田岛由封禁岛转变为抚民厅的过程漫长而曲折。明末清初，南田岛是南明名将张名振、张煌言的抗清基地。南明政权覆亡后，清朝心有余悸，故而即使南田岛靠近陆地，也迟迟未设立海岛厅县，甚至称该岛“孤悬海外”，道光三年更是树立了“永远封禁”的石碑。那么，清朝为何要“永远封禁”一个离岸不远的海岛？王朝又怎样将流动性极强的海岛社会纳入地方统治秩序？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从国家海疆经略的政策演变进行分析。

元代海上贸易发达，依靠漕户进行运输，默许漕户在海上通过夹带私盐等方式走私牟利，甚至还出现了海上货币。明朝初年，由于辽东战事尚未平息，为保障军粮补给，朝廷沿用海漕体制，但不再允许走私。平定兰秀山之乱后，方国珍、张士诚余党势力充军内迁，被编为十千户所严格管理。永乐迁都，漕运重心转向内河航运，朝廷厉行海禁，海上船只变为不合法的贼船。回溯这一历史过程，从依赖且信任到依赖而不信任再到不依赖且不信任，国家政策的变动使人的身份发生变动，从“民”变成“盗”。在明代文献中，可以看到“漳贼”“导漳之贼”的记载，这些由闽南人组成的海上武装力量长期在浙江附近海域盘踞。明清鼎革之际，南明势力依托东南沿海岛链，意图建立海上割据政权。为防范南明势力，清初颁布“迁界令”，采用坚壁清野的方式将海岛人群大面积徙至陆地。康熙年间郑克塽投降后，“迁界令”废弛，东南沿海及海岛逐渐复界。康熙二十七年，朝廷于舟山设置定海县。然而由于迁界多年，海岛长期脱离管控，新任官员对这片区域是陌生的，治理起来并不顺利。直至第二任总兵蓝理为当地闽商修建天后宫和八闽会馆，第三任知县缪燧在清明节祭拜南明王灵，修建“同归域”和“成仁祠”后，清朝的统治开始深入人心，得以顺利推行。

谢湜教授在浙江考察时，曾比对闽粤传统姓氏的族谱，发现这些族谱中常有相似的情节。玉环《小屿罗氏房谱》、瑞安市荆谷山《蔡氏宗谱》、楚门《孙氏宗谱》中记载的祖辈皆系闽粤人，来玉环岛之前都曾在温州府定居。查阅官方记载，朝廷规定浙江的土地必须由浙江人耕种。但地方官具体操作起来十分不易，于是政策变为在浙江居住十年以上即可认垦入籍。如此一来，闽粤人便通过编纂族谱，证明身份以获得合法户籍。清朝在南中国确立统治之后，有一个通过地方政府重整土地赋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地方精英重建集体记忆，通过契约、谱牒等各种民间文本的历史叙事，或强调前朝旧制的传统，或适应新朝新政的改变，对社会组织加以维系和更新，确认并保护其资源权利。地方政府在重建秩序中的务实化趋势，与民间的合法化策略相得益彰，使得粮户归宗、海岛复垦等改革得以施行，这一过程对南中国乡村社会后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国家治理是由州县行政和地方实践的互动结合，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也实现了再结构。

诚如郑振满教授曾提出的疑问：“我们的田野可不可以是一个没有文献的田野？”当田野调查中的文献不尽如人意或根本找不到文献时，对实地环境的观察和思考有时候更为重要。此外，对文献本身需从历史的实际情况理解，这也就是从文献中跑田野。话题回到南田岛，谢湜教授找到了许多官方档案还原南田岛开禁的历史过程。雍正十二年起，陆续有浙江民人提议开禁。乾隆十七年，江西道监察御史欧阳正焕调任浙江后，基于对南田岛实地考察的结果，上奏请求开垦。但是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和浙江巡抚雅尔哈善却否定其调查结果及开禁主张。此后，请求批准南田岛开禁的声音时有出现，但地方官员不愿担责，互相推诿拖延。道光二年，浙江按察使朱桂桢登岛详细勘明地形及私垦数量，写成《论南田山开垦状》。时任闽浙总督的庆保、王德禄和浙江巡抚帅承瀛等人具有海疆治理经验，有志于改善封禁局面。帅承瀛上奏肯定了朱桂桢的调查结果，但对却意图采取更加严厉的清查措施，尤其是肃清“老本”这样的地方豪强。此时，赵慎畛就任闽浙总督，使用雷霆手段驱逐“老本”，也导向了更加严格和保守的封禁。鸦片战争爆发后，定海失守，魏源、夏燮人将失守原因归于南田封禁，海岛问题上升到国家疆域安全层面。同治四年，湘军败于占据南田的“老本”之手，只得请西洋舰队炸平南田。同治十三年，象山石浦同知杨殿才视察登岛，发现岛上出现权力真空，垦利归于新一代“老本”。随后于光绪元年，杨殿才提出开禁八项条议，对南田开禁后的治理提出较为成熟的方案。同年浙江巡抚杨昌濬、闽浙总督李鹤年上奏，认为继续封禁则后患无穷。光绪帝批准后，也促成了其他浙江海岛的一开皆开。

接下来，谢湜教授分享了自己对明清疆土管理尤其是海岛管理的思考。回顾传统国家疆域治理的历史，吉登斯提出，大型传统国家都拥有众多的初位聚落边陲……其国家机器可以维持的行政权威非常有限。传统国家有边陲而无国界。海上生计和海岛社会，与山地生活和山区社会一样，长期充满着流动性和不确定性。面对长期迁弃甚至封禁的疆土，官府往往感到棘手。当他们感到权威容易受到挑战，也就选择了“不配置资源”。在宣称疆域权力的同时，只保留尽可能低限度的“远观式”的监控，以节省行政成本。从疆域空间上看，封禁似乎呈现为战略撤退所导致的边界内缩，从政治地理观念上，迁遣抑或放弃，不是领土的放弃，而是空间管控。“奉旨永远封禁”之类的政治地理口号，实际上大多出自政治权衡，以封禁为由，处理含混之境，敷衍应对开禁之势。关于封禁山、封禁岛的开禁问题，在乾隆年间开荒裕国的政策导向中被带出，随后则一直徘徊于开荒利弊和行政负担的辩论之中。尽管持封禁论者提出诸如“开则必有遗害”之类的宽泛理由，或者空列几条不可预知的危害性，仍然可以得到很多官员的附和上峰的支持。持开禁论者，往往撇开治理难题，强调编户齐民，务本农归的好处。不过，真要做到覆亩编户、号令一致，对于迁弃多年、政区归属不清的诸多封禁山、封禁岛，常常面临困境。

朱桂桢、杨殿才提出“化私为公”，以理性务实取代暴力肃清的政策是非常重要的转向。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说，马基雅维利的学说代表君主的统治权及其领土保障方式达到了时代顶峰，然而，18世纪之后出现了新的变化，政府治理的优势开始突出。18世纪中后期，重农主义者在针对谷物、饥荒的公共管理办法的探讨中，引导出一种全新的治理术形式——人口不再被视为法律主体的集合，而是作为应该服从统治者意志的主体的集合，他们的意志服从于各项规定、法律和赦令。在这一思想影响下，国家将人口与财富的组合视为治理理性的首要目标，从对个体的规训式管理转向人口层面的治理。福柯将这一转变过程简称为从“领土的国家”向“人口的国家”的过渡。在十九世纪有关浙江海岛开禁的辩论中，同样可以看到有关于人口与疆域安全的辩论一直在缠绕其中。朱桂桢和杨殿才的探访及报告有不少相似之处。首先，他们与明朝官员辩论海防利弊不同，着重请求垦利之归属，朱桂桢认为如果将所有私垦行为归为违禁，穷民垦田之后被匪徒强割都不敢控官究治，实际的垦利落入匪徒之手，朝廷完全失去掌控。其次，与一般泛谈私垦之害不同，他们在调查中清晰地统计了私垦土地所承载的实际人口规模，探讨建立常规行政管理，将资源配置与人口控制结合起来的必要性。

随着十九世纪鸦片战争的爆发和边疆危机的凸显，东南海岛的迁弃问题在国难之际再次上升为国家疆域安全层面的宏大议题。魏源、夏燮关于海岛开禁的言论，一度偏离了嘉道时期逐渐围绕土地垦复和人户管理的舆论趋向。同、光之际筹办海防过程，“先招民耕作以实其地”观念的渐入人心，海岛垦复和人户管理才重新被提上日程并顺利实现。随着地方自治事务的推进，垦务局设立并运作，成为民国初年正式建置的基础。较之元明之际与明清之际，南田岛的问题终于归入地方行政事务范围，不再进入国家的疆土大政视野，也终于告别了“封禁之故事”。

最后，谢湜教授总结了自己的研究心得。近些年，他的研究对象从平原转向山海，探寻区域社会历史的脉络，力图将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建立在学术的问题上而非约定俗成的空间上。顺着学术问题中的区域找到区域里的人，又从关于这些人的历史叙事中找到文本结构，以历史的语境理解文本，并通过人地关系的变化和官方对地理环境的认识考察王朝政治观念的变迁，以期推进学界对古代疆土管理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