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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陪读的中国母亲:寻不来桃源

澎湃新闻记者 葛明宁 实习生 赵睿佳
2022-08-20 11:0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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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往机场的出租车开出去。“想不想爸爸?”叶子问。五岁的可乐点点头。不过,过一会儿女儿就开心起来,飞机上也一直欢笑。

飞机最终落地泰国清迈。之前,叶子一家去泰国旅游过两回,动了让女儿在泰国读幼儿园的心思之后,叶子又带着五岁的女儿去考察过一次。可乐一直喜欢泰国。用她的话来说,“一年四季都可以穿裙子,吃冰激凌”——但由妈妈陪着到这里住下,一直读书到初中毕业,又是另一回事,作为一个孩子,她可能还没想过以后。

叶子曾有过犹豫。她回忆,去泰国的国际幼儿园交学费的路上,她想过转身逃走,带女儿奔回老家。现在,在泰国断续做了两年多的陪读家长,她还不时地感到茫然。

泰国有一些国际学校及重视英语教学的“双语”中小学校可供挑选,学费相较国内便宜,课业氛围相对轻松,于是,一些中国家长放弃国内的事业,陪着孩子到当地就读。

不仅是希望孩子接受国际教育、早“走向世界”的愿景,在受访的母亲们眼里,她们的孩子都曾遇到不同程度的学习或心理障碍,不愉快的回忆揪着她们另寻他途——但出国获得暂时的缓解后,往往又遇新的困惑。

“减负”的母亲

叶子和可乐在清迈租了一栋联排别墅住,远离了国内簇新街道上的车水马龙,也远离了原本可以预料的死记硬背和“家校互动”。

她总是开车去接孩子。清迈的马路相对陈旧,弯弯绕绕,有一些狭窄的小巷,有一些路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挤在一起。现在,女儿在泰国读了一年幼儿园,回国读了一年小学,再到泰国,读当地双语学校的“国际班”。学校下午四点放学,小朋友们结队走出来——往往是几个中国女生在一起。这是一种复杂的心态,叶子不喜欢清迈的几所国际学校,原因之一是有一些学校的中国学生比例达到近一半,她希望孩子有个完整些的英语环境。但如果把娃扔到全是外国孩子的环境里,她又会担心孩子不适应。

可乐读的是一所本地的双语学校“国际班”,“30%的课程用泰语”,在母亲的观察中,现在她可以在餐馆里和当地人用泰语对话,英语也溜得很。可乐的老师多半是欧美人,班级里有一半是泰国的本地孩子,另一半是“小留学生”,来自中国、日本与韩国。

可乐的泰语作业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接上孩子,几个同校的中国母亲带着他们到附近的亲子餐厅里坐下。清迈有一部分是起伏平缓的山区,潺潺流着一些清澈的小溪,孩子们在餐厅的户外玩水、挖沙、喂小动物,有店员看护,母亲们可以安心在一旁聊家长里短。

她语言程度不够,不太和其他国家的家长交流。叶子和可乐的老师也不熟,她除了被老师主动找,几乎不会单独去找老师——从前在国内,有老师主动给叶子打电话,说孩子在课堂上跑神;叶子无奈地回:“我没有办法控制她不跑神。”老师紧追不舍:“你检查过她的家庭作业吗?”

叶子有时不得不帮着老师“矫正”女儿,末了她又会对着睡着的女儿落泪,觉得女儿苦。

依照多名陪读母亲的印象,泰国小学不兴“家校互动”。叶子说,现在女儿的老师来找家长,只会是因为孩子在学校里说了脏话,或者欺负其他小朋友之类,可乐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叶子难得联系一回老师,是她发现女儿在拉肚子,要给女儿请假。她记得,老师先对她抱歉,说,以后孩子觉得不舒服要跟老师讲。

叶子觉得,泰国学校里,小朋友的隐私保护得比较好。成绩更是“机密”。孩子的大考成绩封在一个信封里,由家长去取。叶子也不喜欢和朋友们议论这些。

不过,她还是希望女儿到初中阶段,考去一个师资更好的国际学校。

无论到了哪一国,孩子一路上还是得面对考试升学。泰国留学中介杜璇对记者形容,门槛高一点的国际学校,小学招生需要通过数小时的机考。国内的孩子一般英语能力不达标,都需要降级读。

比起国内动辄一年几十万元的国际学校学费,清迈最贵的国际学校一年收十多万元人民币。就读这些学校的优势是使用的教材与欧美同步,方便未来升学;还有很多不同兴趣班可选,不用额外收费。

英语水平之外,很难评判哪一种教学制度教得更快,或者教得更深。另一名泰国留学中介陈静对记者解释,多数中国家长对孩子在校学习的具体内容几乎一无所知。只是泰国学校的课业轻松是显见的,以小学阶段为例,孩子带回家的作业很少,他们的小书包里往往只有小点心、水、在校做好的手工艺品。

杜璇的女儿小学五年级,没有带回家的作业本;她独立做了一个科学相关的作业:“我们的宇宙是137亿年前形成的……”

有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到泰国“卷”。陈静说,一些家长会在择校阶段先“卷”英语,尽量送入一个英文要求高的学校,要么就先找一个程度稍低的学校,作为去更好学校的过渡。陈静劝家长不要频繁安排孩子转学,但没什么用。她自己的儿子也在一所国际学校,据她说成绩很好,也适应学校,只是有时会表露出愁烦——一起玩的朋友慢慢都走了。

“陪读”的理由

除了泰国的学费和生活费低廉,家长们选择泰国的另一重考量是,往返国内方便。“有很多陪读家庭,是爸爸在国内挣钱,妈妈在国外陪读的。”陈静对记者说,疫情期间,两边长久无法见面,不少陪读妈妈带着孩子回国了。

陈静倒没有这层顾虑,她是举家搬来泰国的,夫妇转做留学生意,孩子在当地入学。陈静对记者说,她觉得读国际学校很值——老师工作很细致,会因材施教,比如,一个班级只有十几个学生,不同水平的学生收到的练习题难度也不一样。

她认为“美中不足”的是,小班里很难“卷”起来。陈静是一个有些“鸡娃”倾向的家长:“我会告诉他(指儿子),不能满足于你在你班上是数学最好的,班上只有十几人。你要放大自己的眼界。”

当地时间2022年5月17日,泰国曼谷,学院恢复线下教学,学生到校时检查体温。 视觉中国 图

陈静通过儿子的国际象棋老师,结交了一些其他学校成绩好的孩子的家长,他们之间会传一些“鸡娃攻略”,一起激励孩子们参与一些数学竞赛。

陈静目标明确,一家计划将来迁往北美,目前是出于经济考虑在泰国逗留。

叶子则非常“佛”。前几日,小学两年级的女儿突然对她说:“今天学校有小测验,可是,我忘记我的成绩了。”叶子说:“无论你考多少,我都不怪你。”女儿竟坦然答道:“我知道,我无论考怎么样,你都不会怪我的。”

叶子与可乐回国,一起与叶子的朋友们聚会。她感到可乐的好胜心理在逐渐变弱。在国内的聚会,总会有其他人的孩子积极表现,主动背诗,刚开始,可乐会说:“那我们来说英文。”后来她变得不在意这些。大人们聊着孩子的学习,可乐坐在一边,露出神游物外的表情。

叶子的老家在一个中部省份的地级市。叶子抱怨,老家没有天文馆,也没有地方让孩子亲近动物,热门商圈的“娃娃城”里设施陈旧,游艺项目只适合低龄儿童。

还有一种家长,几乎是被动地带娃出国求学。2016年左右,刘菁把车停在一所国内的小学门口,大儿子拒绝下车。刘菁一开始劝说,转而责骂,把班主任和校长都引来了。众目睽睽之下,孩子还是不肯下来。

刘菁的儿子小学之前上的是上海一所私立示范性幼儿园,一个月学费五千多元,家长之间也合得来,经常带着孩子一起玩。

刘菁那时是高兴的,同时又感到吃力。这些家长们时不时“卷”起来,相约报奥数班。“那不是给孩子上课,是给家长上。”刘菁说,“要家长抄题,要家长回家去辅导他。我哪有那么多精力做这些事?”

她有两个孩子,那段时间,日常凌晨五点起来,给老二喂奶,然后要开车送老大上学;傍晚又带着幼儿去接老大放学、送他去学游泳,抱着老二在附近等着下课,再带着两个孩子回家,每天的时间表满得针也扎不进。生了二胎,丈夫继续工作,她为了这些事,把工作辞了,改当淘宝店主。

孩子要幼升小了,他们没有上海户口。刘菁催着丈夫去办居住证,他却忘记了,报名迟了一些,儿子因此去了一所不太受欢迎的公立小学。小学同学们多是附近的打工子弟。刘菁的儿子觉得跟同学很难相处,比如,他念叨过中午吃不饱,要负责的同学给他再打点饭,但对方没有答应。他觉得,可能那同学不喜欢自己。

在上海的早晨,丈夫照常去上班,刘菁驱车一小时送孩子上学,但她在小学门口,不得不面对生活的真相——儿子躲在车上,不愿上学。

刘菁曾考虑过转学,但她隐约知道,转去其他公办小学并不容易,而且赶上就学政策变动,她担心传统上“热门”的学校质量降低。真正好的学校也未必适合自己的孩子。刘菁有一个朋友,孩子考进出名的私立学校,却因为学业压力大得了抑郁症,只好送出国。

思来想去,她循着网上的攻略,最终决定带着两个孩子去泰国。

宽松环境与成长代价

儿子遭遇的危机是无法视而不见的。除了厌学,他还会冲母亲大吼,刘菁急得“拿衣架打他”,而丈夫不过是在边上看着。刘菁不断在育儿过程中对丈夫失望,决定离婚。

由她做主,三口人抛下了很多东西。刘菁让大儿子先入双语学校。孩子上泰语课,“老师说可以不用听,先用笔像描红一样,把泰语描下来”。

儿子倒是对学泰语毫无怨言,但刘菁还是想早些把孩子送进国际学校。她也知道,有些国际学校不好考。大儿子读双语学校的时候,为了后头转学,“在外面上过英语大课,也请过一对一私教,还上过‘新加坡数学’(注:一种教材)的课,也是英文讲的”,这样学了一年,到程度更高的学校考完试,还是被要求再读一遍四年级。

视觉中国 图

在宽松的环境中,儿子的个性甚至慢慢变强硬了一些。有一天,有个老师把他的一样东西拿走了。儿子回家,生着闷气。他想了一晚,第二天自己去把东西要了回来,他就指给老师看自己在东西上用笔做的记号。

其实,在双语学校里,班级里也有传说的“小霸王”,刘菁教孩子反击,实在解决不了的话,“可以换一个学校”,“这边很多学生都是两三年换个学校”。

这样成长的代价是,儿子只能和幼儿园要好的朋友们在游戏里聊天。

既然不打算回国,刘菁要独自在泰国谋生。一开始,考虑过做代购,觉得挣不到钱,决定开民宿,租一个独栋的别墅,请一个本地人当助理,对接当地的保洁和司机,她自己招揽并照顾中国来的游客。

她吃过不少苦。二儿子还小的时候,她晚上九点多哄他睡,然后,开车去机场接客人,送到民宿,一切安顿停当,再回家陪儿子睡觉。她还去上课,学泰语、英语,学钢琴;刘菁想把自己创业、学习的能量传递给孩子,要他勤奋自律。

刘菁笑说儿子在班级里看到同学在课间联机打游戏,回家说他们不该这样。她复述儿子严肃的话:“在学校要有个学生的样子。”

采访中,不止一位陪读母亲对记者说,出国是想继续对孩子的教育理念。

身为陪读母亲的文佳回忆,之前儿子在国内上幼儿园,去学乐高,有时候她去接得不及时,儿子被老师放在小学一两年级学生学围棋的教室里,儿子很快跟着学了。文佳觉得,自己的儿子挺聪明,但考围棋一级,没有考过,变得有些毛躁,她就说:“休息一下。”让他不要去了。

文佳也安排孩子提高英语阅读能力,按照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办法,给他看原版的《哈利·波特》。读到第五本,孩子说,不理解其中人物的爱情。她就解释,这不是十岁能明白的事,让他放一放。

文佳原先计划让孩子高中以后出国留学,先在国内读小学、初中。

遇上“民转公”,一个名声不错的私立学校变成了孩子的对口小学,户籍警都催着文佳快给孩子办入学,“好多人都赶着把户口迁进来”。孩子上学之后,她去参加校园开放日,却被刺痛了——小学有一节课是练坐姿、兼练举手的姿势——手肘抵在桌上,手臂与桌面呈90°,尺规画过似的。让孩子出国的计划就在这一瞬被提前了九年。

在高考的“独木桥”前

文佳津津乐道儿子很快学会了围棋,在本地小学读过一段时间书,成绩也不错。当记者问她,如果孩子一直留在国内,在高校资源相对丰富的上海高考,家长的期望是怎样的?

“在上海的话,考个二本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她回复道。

同样地,一位深圳母亲可可几乎有些任性地偏离了夫妇俩原先规划好的路。可可描述,原在深圳读小学的女儿,在她的监督之下,“语文、英语都是班上前几名,数学也能达到中上”,对口的初中也非常好,仿佛已把孩子放进了保险箱里——“但,我会焦虑她将来能不能够去(深圳最好的)师大附中。”可可说,在国内,她仍感觉中高考过于危险,更往后,如果孩子“没上一个差不多的大学”,她可能过不了自己心里的一关。

“你认可你的孩子去读中专吗?”她对记者说,“我是觉得我接受不了,你说怎么办呢?”

她觉得在国外申请高中、大学更容易些,为此不惜顶住丈夫的反对,又失去了自己在国内的工作;她自己英语不好,刚到泰国,出去买菜都很困难。这样,换得的补偿是女儿的前途选择看上去“宽”一些。

对于叶子来说,女儿还未上学时,她已感到害怕。她家乡的省份没有985高校,考出一个高材生是为人侧目的事。叶子自己是艺术生,丈夫是体育生,对于孩子的教育信心不足,“卷不动”;看到当地较好的“一中”,夫妇已经感到怯场。

也不是没尝试过。叶子原本计划让女儿在泰国读一段幼儿园,回国念小学一二三年级,打好中文的底子。回国以后,接送孩子、检查作业、在微信群里给班级拉票、给女儿的同学们排练文艺演出等等的事,都没有难倒叶子。但令她无法接受的是,孩子才一年级,就要背诵自己无法理解的诗词。

当地时间2021年2月1日,泰国曼谷,学生在学校上课。视觉中国 资料图

可乐背“煮豆燃豆萁”,颠来倒去,前背后忘,叶子着急,会给女儿一巴掌,或者把她从小凳子上踢下来。“那段时间打得很凶。”母亲陪女儿做这样的功课,最终获得的是一张“古诗考级”证书,摆在家里。

坚持一年,叶子带着女儿再回了泰国。

她还想过带着孩子搬家到苏州去。老家的高铁站直通苏州,方便孩子爸爸来看望。不过,计算下来,苏州的私立学校费用和当地的房屋租金都比泰国的更高。而且,有朋友提醒她:“你有没有想过,孩子在苏州上学,同学都是有车有房的苏州本地人?想过孩子心里的落差吗?”

她想带女儿去泰国读幼儿园,又要顶住许多评头论足的声音:“老公会变心吧?哪有这么早把孩子送出国的?”

有的路,还没有走已感到疲累。在叶子的老家,一对普通的白领夫妻,每个月总收入不过万元,勉强管上吃喝和房贷。如果有一个孩子,他们很难不啃老。为了父母补贴、朋友资金周转,夫妻俩只能留在一个未必舒服的人际圈里,供人评判,不敢出格。

她不希望女儿再走她的老路。她给女儿写过一些信,大意是:“我希望有一天,我老了,要闭眼的时候,我会很放心。(我相信)女儿没有我能活得好,不是一个需要管别人要钱的人。”

她也许更倾向于决绝,无论在“追求”,还是在“逃避”。叶子在童年时期经历过剧烈的环境变化。她的父母安排她学舞蹈,为此,她十一岁就去北京读舞蹈学院——但她从来谈不上喜欢舞蹈,主要是挫败感过于强烈。她的身体比例也不特别好,柔韧度也不佳,后来虽“学出个结果”,但耗费的汗水太多了,时间太长了。

出国以前,叶子的工作是舞蹈老师,陪一些艺考生一起面对“独木桥”,一边重温着自己的回忆。教舞的经历也是促使她带孩子出国的动因之一。

她说,仍然感谢很小在北京学舞蹈的经历,对她的意义是,让她能独自到一个新地方,“独立生活”。

“围城”内外

“我之前也认识过一个在泰国的中国女孩子,在这边读大学,嫁了泰国老公,她会帮(国内游客)预订酒店,做一些婚礼策划什么的,也能赚一些钱。“叶子说,“如果她(指女儿)想早早结婚、回归家庭,会几门语言总不吃亏的。”

她身边的陪读家庭都在催着孩子自学中文。叶子更在意一些,觉得会读写中文是一种保障。为此她要家里人给她们寄来了人教版语文课本和练习册,跟着国内的进度上网课学生字。“笔顺我不强求了”,写出来就可以了,她说。

可乐在泰国迷上了冲浪

在叶子看来,孩子拥有不受束缚的童年,也同时在丢失一些机会。比如,女儿未来回国,不太可能从事文字工作,因为她的中文不够好;她也有可能遇到交友的问题,因为无法理解高度竞争的环境造就的思维方式。

她清醒地知道未来还会遇到一些坎儿。身边一些家庭是为了读国际学校来的,孩子很努力上进,想将来去欧美读名校。现在女儿年纪太小了,她情愿女儿不思考前路问题,但如果她也想去拼一拼:“我和她爸爸一定倾尽全力帮她。”

疫情反复之下,2020年,泰国的学生一度都在家里上网课。女儿待在二楼自己的房间里,她独自在底楼,突然觉得“很累”:孩子的未来好像无处不在,但又把握不住。

以她目前的视角来看,女儿读完初中,要不逐渐去往欧美读书,那可能很吃力、花销也很大;而留在泰国生活,虽然当地有一些华裔,但泰国并非移民国家,拿身份很难。长久地在泰国当一个外国人,则可能无法抵抗风险,例如享受不了当地的全民医保;因为难以贷款,买房买车都只能全款。

难以回头的决定之后,一家人变得更像一支试图突围的军队,一路经历辛苦,行军的方向却云里雾里,难以明确。

刘菁对记者形容,有一些家长到泰国,已经不对孩子抱有很高的期望,只觉得孩子能在泰国顺利读大学、有个体面的工作。他们背井离乡,就为孩子争取这些。

据多名采访对象所述,在泰国的中国陪读家庭多数不外出工作,待在自己的圈子里,不大与当地人交往。因此,他们一时对泰国人正在经历的波动了解不多——受疫情重创旅游业等原因影响,据世界银行数据,泰国2020年、2021年GDP增幅分别录得-6.2%、1.6%。

家长们与真实的泰国社会之间共通的,首先是空气。可可到泰国之后,用手机软件现学了一些英语,才能应付生活,但谈及泰国生活令人不适之处,她先想到的是,三四月份,深圳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她在泰国打开窗户,看到山里有火光。当地农民为了肥沃土地,会直接“烧山”,之后一时日,天地之间浮满粉尘,山顶都淹没不见。为此,她也无法出门跑步。

此外,一样“南下”,叶子欢喜清迈有天文馆,可可的女儿更大一些,她却发愁当地没有一个像样的图书馆;在深圳,他们夫妇每隔几个月带女儿去听音乐会,到了清迈,这样的机会少了很多。在她眼里,清迈是“大自然,一片绿”,看久了也觉得空洞。

很多家庭原指望泰国与国内交通方便,还能时不时团聚,疫情后,这成了泡影;一些两地分居的夫妇感到不是办法,有的家长就带着孩子回国了。

徐芳和丈夫近十年都在泰国做生意,三个孩子都在当地出生。等到老大快读小学时,她带着孩子回国,当陪读家长。

以她的看法,在泰国接受教育的孩子,不仅中文跟不上,而且快乐教育之下,她看见朋友的孩子“安于现状,只想打一份工,反正家里也不缺钱”。这些孩子对国内亲戚的感情也逐渐淡漠。

她这些年看在眼里,但还不舍得把丈夫一个人撇在国外。

使他们最终夫妻分离的事件,是今年6月,泰国将大麻剔除出官方的毒品名单。此后,路边的自动贩售机开始卖含有大麻的饮料。这让徐芳对表面“闲散”的泰国社会产生了很深的怀疑。

现在,她带着三个孩子独自在国内。徐芳说,孩子们有时很想念爸爸,羡慕别家的孩子放学时有爸爸来接。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叶子、可乐、文佳、可可、徐芳为化名。)

    责任编辑:彭玮
    图片编辑:施佳慧
    校对:张亮亮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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