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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机少年,劫后余生

澎湃新闻记者 陈灿杰 实习生 陈诗雨 李梦雅
2022-08-27 12:01
来源:澎湃新闻
澎湃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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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岁的梁攀龙依旧寡言,一如14岁时面对围满周遭的记者。

当年记者的到来,是因梁攀龙的一次离家出走。急于挣脱父母、学校,他从湖南怀化老家扒上火车,去到昆明。被警察送往昆明市救助管理站后,他和站内认识的男孩束清再度逃离。

傍晚,两人藏在途经的昆明机场中过夜,清晨醒来,一架飞机立于眼前,感到新奇的他们踩着轮胎,爬进起降舱玩耍。

余下几分钟,飞机突然加速、起飞,梁攀龙本能地抓住舱内一截金属杆,并肩的束清什么都没抓住,成了一道灰影,一闪而过。2004年11月11日8点12分,他被发现坠亡在跑道上,91分钟后,蜷缩在舱内的梁攀龙亦被发现。

“如果没遇到我,肯定人家也不会是那种结果。”7月3日,在燥热的重庆,梁攀龙在他的宠物店里接受了采访。提及旧事,语气少有起伏。他忙着给宠物推毛,眼神游移在一茬茬未理的毛发中,问几句,他才淡漠接上一句。多数时刻,对话因风干机的轰鸣中断,回忆也像戛然空白。

当初留着寸头、戴眼镜的那个秀气男孩而今高了不少,18年已过,他身板仍然瘦削,染烫后的黄色卷发耷在泛白的脸上,眼神蕴着疏离,又有些决绝的意味。

在梁攀龙父母眼中,他始终把各种事闷在心底,也未改“叛逆”:扒机事件后,大学辍学、辗转各地打工、闪婚……如今他已离婚,5岁女儿由父母帮他带着。

几乎每天,梁攀龙都在店里工作12小时以上,点相同的汉堡外卖,抽掉一整包烟。相比店租、房贷、女儿学费开销,过往的叛逆似乎已在忙碌中“模糊”,只是时不时的,一些朋友刷到“扒机”回顾视频,会问他:

“这个人是你吗?”

逃离

扒机前,梁攀龙已多次离家出走。

“(他)开始出现异常是打《传奇》,打打打,一天到晚都不想回家。”按照梁攀龙母亲左君的回忆,儿子上五年级时,嫌家里早饭难吃,每天要5块钱到外边吃,结果全用去打游戏了。那时她常半夜查房,提防儿子又跑网吧。

少年的梁攀龙和母亲左君。 澎湃新闻记者 陈灿杰 翻拍

其时的网吧,不管来者是否成年,给钱就让进。学生享半价,通宵只要5块,还能欠账。左君和丈夫因此“被两个儿整惨了”,两个儿子都爱打游戏,尤其梁攀龙能在网吧连泡三四天,有时还是哥哥在QQ上留言才找到人。找不到时,夫妻俩停下手头事,跑遍怀化的网吧,偶尔有路人帮忙指个方向,“心里都很感激。”

左君坦言,儿子“失踪”多了,她和丈夫实在气不过时,也会动手,“但下手都有分寸”;她还曾在校方要求下陪读,“冬天很冷,老师硬让我去把他守着。他们在教室里,我在门口守他。”

守到2004年3月末,梁攀龙扒火车跑了。

平日上下学,火车就在眼前穿梭而过。他家就在湖南怀化铁路总公司生活区,紧邻火车货场,时有列车停靠装卸货物。第一次扒车时,梁攀龙不知道目的地,也无所谓,车拉到哪,就在哪儿下,他躲在装煤的车厢里,饿了,直接摘沿途种的蔬菜水果吃,最终抵达张家界,他“玩”了几天,再扒车回家。

“很落魄”,左君回忆,儿子回到家,一身脏兮兮,衣服都黑了,但她不敢打不敢骂,怕他又跑了,赶紧给他洗澡、做饭。那时他倒是会领情,会讲讲沿途碰着哪个好心人给他饭吃,但就是不说为什么要跑,左君试过和他谈心,问家里哪里对他不好?“他说没有,对他好。”

不到半年,梁攀龙再度扒车,去了贵阳。路上他拖鞋掉了,打着光脚在路边休息,结果被一辆三轮车撞伤,所幸路人及时报警。那次,警方及贵阳、怀化两地报社花了一周才联系到左君——梁攀龙始终不肯向警方交代父母电话。

左君记得,从交警那里接回儿子时,对方说了句:这孩子心理承受能力特别强,要好好管教。

但从贵阳回来,升到初一,梁攀龙的网瘾未减。老版《传奇》满级60级,他打到40多级。光是因为逃课打游戏给老师写的保证书,就有厚厚一叠,据《潇湘晨报》往期报道,其中一份保证书写着:“其实我也不想这样,但是就是实在控制不住。”

当时,《潇湘晨报》记者也走访了梁攀龙就读的怀化五中。他初一的班主任苏平芝说,梁攀龙擅长画画,是班上的宣传委员。和同学处得也很好,“他是一个很自信的孩子,上了一段时间课,我发现他胆子大,发言积极,总想表现自己,爱出风头。”但苏平芝完全想不到,他有天会“扒”上飞机。

“(父母)他们没办法管住我”,梁攀龙坦言,那时他就是厌学,觉得校园生活单调无趣,只要不在学校,不被人管,在哪都行,“出去也觉得挺开心的。”

2004年11月5日,他扒车去了昆明。正是那时,他在救助站碰到束清,一个和他同龄,看着干干净净,身高1米5不到的男孩,他向束清提议逃跑,中午打篮球时,两人趁着工作人员照顾几名心智障碍儿童的间隙,悄悄离站。

束清是因家庭破碎而流浪。据《都市时报》往期报道,束清老家在云南禄丰市,父母早年离婚,母亲夏会芬一人种地供他与哥哥读书,但他6年级就已辍学,之后因与父亲发生争吵、被打了一顿后负气出走,碰到梁攀龙时,他与家人已经失联一年多,期间一直在外流浪。

逃出救助站后,两人也分享过彼此的家庭过往,期间,他们漫无目的走着,11月10日傍晚,两人经过昆明机场,天有些冷了,他们钻过候机楼的围墙,藏在停机坪茂盛的草丛中过夜。

梁攀龙不知道,近千公里之外,左君在每晚睡前,都会把炉子里的煤加满,想着万一儿子半夜回家,好给他烧水洗澡;他更不知道,命运即将袭来最为残酷的一幕。

事发前,梁攀龙与束清所藏匿的飞机。 重庆晚报记者 史宗伟 图

扒机                                                                                                                   

“到现在我都不太清楚为什么当时我没掉下去。”梁攀龙回忆,飞机启动瞬间,他懵了,飞机开得很快,起降舱离地面又高,他根本不敢跳。等升空,他只觉身旁闪了下,“(束清)人就消失了”,回过神,舱口外一片空茫,自己正紧抓着舱内的金属杆。

随着起降舱封闭,他被轮胎架卡着,有些动弹不得,之后飞机持续升空,他热得无法忍受,脱掉了外套。事实上,这种“热”,很大程度上是人在温度骤降时,体温调节中枢出现的“感知麻痹”,在飞机平稳飞行的平流层,温度虽然会随着高度增加而升高,但基本在零下数十摄氏度。

在高寒和低氧中,“扒机”者很难挺过恶劣的空中环境。据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数据,自1947年以来,截至2021年2月,全球共有129人躲藏在飞机上进行偷渡,其中有100人(约占78%)死亡。

好在梁攀龙乘坐的这趟昆明飞往重庆的航班,时长仅一小时左右,在舱内剧烈的轰鸣声中,被卡在舱内、屁股坐到轮子上的他,扛过了万米高空的低温、低氧、低压。

但在飞机即将落地时,惊险重演。随着起降舱再次打开,他的身体随起落架缓缓下坠,仿佛“悬”在半空中,他记得,当时身旁的云很漂亮,但风很大、很冷,他快受不住了,沿着轮胎上的金属架往上爬,单薄的身板最终在求生本能下,重回舱内。

“冻僵了”,梁攀龙回忆,自己只能在舱内躺着,很快,飞机落地后,一名机场工作人员根据他那件挂在轮胎架上的衣服发现了他,将他抬了下来。当晚,在昆明机场领导紧急要求下,梁攀龙再次坐飞机返回昆明,隔天在警方陪同下还原事发经过。

此后两天,两少年扒机、一死一伤的昆明机场“11.11”事件火速发酵,轰动全国,昆明机场于11月13日召开媒体发布会,坦承对此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该机场副总经理王进胜当时表示,飞机8点10分起飞,12分发现束清坠亡后,并未想过还有其他人在飞机危险部位。而在机场着手清理现场、通报机场指挥中心、召开紧急会议时,飞机已将于9点10分落地重庆机场,“想采取紧急措施也来不及了。”

他同时解释,针对波音飞机,机场会在起飞前检测起降舱,但梁攀龙乘坐的空客机型则没有专设该检测程序。据《都市时报》往期报道,束清母亲夏会芬曾打算起诉昆明机场,要求赔偿20万元,经过协商,昆明机场一次性补偿火化丧葬费、精神损失费等共7万元。束清家属一方和机场方均放弃追究对方法律责任的权利。

期间,梁攀龙也参与过记者发布会,他话不多,像挤牙膏般,问一句答一句,他表示,是束清先爬进舱的,两人玩了会儿,他提议下来。但束清还想玩,结果起飞了,“我看到他掉下去,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当时我一点都不害怕,我想要是我也掉下去了,那就算是我倒霉,我不怕死!”

梁攀龙(右)在记者会上。 重庆晚报记者 史宗伟 图

如今被问及是否有提议让束清下舱,梁攀龙称:“整个过程就几分钟,没有说这些。”他坦言,那时他对死亡的概念是模糊的,扒机的事被问得多了,才慢慢意识到严重性。左君说,去昆明机场接儿子时,她能感受到他对所犯错误“非常难受”,但他不愿对此袒露心声。

梁攀龙一家离开昆明后,他们与束清家人再未联系。云南禄丰市金山镇官场居委会一工作人员表示,夏会芬目前在当地一蔬菜大棚基地打工,常忙活到晚上,“日子过得还是挺苦的”。澎湃新闻记者通过其亲友联系夏会芬,截至发稿,暂未收到回复。

伤痕

对梁攀龙一家而言,扒机后的生活“重建”并不容易。

首先是反复纠缠的高空后遗症。回到学校后,同学一吵闹,梁攀龙的耳朵里就会“嗡嗡”作响,他的耳朵不时灌脓、耳鸣;脑袋发胀,好像下一秒人就要倒下。难以投入学习的他,作业经常出错。左君说,打针、吃药一段时间后,他的症状反而有加重之势。耳朵一痛,眼睛也痛,晚上腿还抽筋。

2005年1月,一家人进京求医,检查显示,梁攀龙右耳耳膜内陷,左耳耳膜穿孔,他被诊断为航空性中耳炎和听力受损。此后将近一年,一家人辗转湖南、云南等地就医,后遗症才逐渐消失。

梁攀龙在北京诊疗中耳炎。 都市时报记者 罗立高 图

心里的伤痕似乎更难痊愈。

此前在新闻发布会上,梁攀龙说,从他记事起,父母关系就不好,他感受不到家的温暖,升初一后父母离婚,除了给书杂费,对他不管不问,他经常挨饿,“我死都不愿意回家。”

据《重庆晚报》往期报道,被接回家后,梁攀龙才向记者承认,记者会上,他由于过度惊恐,怕受到处罚,编造了许多事,其中离婚事件是根据一朋友故事编造,自己也跟父母道歉了。

但想起那些话,“我们的心像刀割一样”,左君说。

左君与丈夫梁开胜都是四川人,1991年,左君父亲作为铁道工人,被分配到怀化工作,左君夫妻带着两个儿子也跟了过去。一家四口租了间柴房改成的木棚屋,两张床勉强挤在一起。那时,全家收入仅靠梁开胜一人维持,他打零工、给人修房子、或是在铁路公司帮忙架线。等孩子大些了,他独自前往佛山南海一家陶瓷厂打工,每月工资一千出头。

尽管家里并不宽裕,他们未曾在孩子读书上懈怠。左君说,梁攀龙自小喜欢画画,也有天赋,她就给他报了美术班,每月学费要一百;哥哥在长沙读体校,一年开销将近一万。梁开胜在南海紧衣缩食,每月开销控制在一百元内,有次他生日,只给自己买了瓶矿泉水庆祝。

但像梁攀龙喜欢宠物,家里绝不吝啬,买的斑点狗养到五六十斤,被人偷了,梁开胜专门坐火车带了条萨摩回去,鹦鹉、八哥、兔子,也买了不少。

“我们还是尽力了的,我们文化程度(小学)也就那样,他说什么都相信他。”左君记得,儿子出走昆明前天晚上,还给他爸打了个电话,说现在学画画要浪费好多东西,爸爸打工好辛苦。那时她还很感动,没成想,转眼他就失踪了,再看到消息,媒体铺天盖地报道他的“家庭不幸”。

“他什么事都闷在心里”,左君说,儿子其实很少和她提起那些谎言,也没解释。她的困惑也在加深,她觉得,自己越来越不了解儿子了。但只要他能回家,“我们就觉得开心。”

而在梁攀龙结束治疗,重回学校后,他没再打游戏了,“没什么兴趣了。”他没留级,跟着同学直接读初二,他记得,那时突然对学习来劲,想考好点,热衷买教辅刷题,常熬到凌晨3点,“做两道题,觉得时间很快。”

梁攀龙说,那时,他与束清相识、再到他坠亡的记忆,总在脑中回放,他自责认识了束清,导致他的死亡。他也觉得愧对束清的母亲,想着以后挣到钱了,能去看望一下。

这些想法,他很少与别人提及。至于记忆给他带来的其他影响,他不愿再提,只说到高中后,那些片段“越来越模糊了”。

高一,梁攀龙的厌学情绪复燃,直接退学,“可能单纯觉得没意思。我这种性格想到什么是什么,反正先不读了,然后再看。就性格很不好嘛。”

后经重庆晚报一名记者牵线,他转入重庆工艺美术学校。在新学校,他和同学话题依旧不多,埋头干自己的事,“在同学看来我比较孤僻。我也不会去在意别人。”

但他补充说,自己和老师、同学关系还行。大学考到四川美术学院后,他还被选举为团支书。专业课成绩优秀的他,还会帮老师指导同学。在左君眼中,儿子也有活泼的另一面,“其实很会结交朋友。”

只是大一后,梁攀龙成绩开始下降,有的老师他不喜欢,干脆不去上课,补考、重修也不去,“直接挂掉。”他回忆,到了大三,他总觉得当初选的艺术教育专业没啥前景,有时和舍友讨论,其他人也有同感,说算了不读了,“我说我明天走,然后我就走了,他们没走”,大三没读完,梁攀龙直接离校了。

那时辅导员让他回去,室友建议他先办休学,左君和丈夫专程跑去学校求情,他们想,读了十几年书,至少得把毕业证拿了,但梁攀龙连学校电话也不接,拖到最后,他被开除了。

至今,左君仍留着儿子初中以来画的素描习作,7月1日,她向记者展示时,抱下柜子中的一摞,小心地在地板上一张张排开,“唉,可惜了,没把这些东西弄弄好,半途而废”,她说儿子仍留着画具,颜料,想着有空画一画,但她清楚,哪有时间了呢?

这天傍晚,左君和丈夫去宠物店里看望儿子,彼此都有些相对无言,说了几句,梁攀龙又忙工作去了,在吹风机的轰鸣中,她与丈夫站在一旁看着儿子,像有话想说,但还是离开了。

7月1日,左君和孙女在整理梁攀龙的绘画习作。 澎湃新闻记者 陈灿杰 图

出路

很多事,梁攀龙觉得父母文化有限,给不了什么建议,他“想做就去做了”,但在左君眼中,他是“我行我素,不顾后果”。

辍学后,梁攀龙的出路看起来波折不断。

早在读书时,他就迫切想要经济独立。高中时,理科拿手的他通过网上联系,跑去深圳做家教;自己租房开过绘画班;大学则跑各种兼职,还买过一段时间彩票。他不爱和家里拿钱,挣的钱全用作日常支出和购买绘画材料。

正式工作了,梁攀龙却随性得多,辍学后他曾在艺考机构做老师,因为看不惯一些灰色地带选择退出。梁攀龙女友张倩记得,他还在一所中学做过近3年美术老师,主动辞职了。

“本来画画也是自己爱好,工作的话就不想干了”,梁攀龙说,他从小喜欢宠物,干脆去宠物医院上班,但因为医院会养一些狗,专门用来给其他狗输血。他觉得太残忍,就不干了。紧接着,他去宠物店实习,呆了一个月又走了,原因很简单:老板话太多了。

2016年,梁攀龙自己开了家宠物店,很快适应这个不用打卡、也“不用怎么和人说话”的工作。宠物店供货商赵江回忆,那年他去了好几次店里,想谈合作,梁攀龙都说老板不在,后来他还是从其他店员口中得知真相,“他比较内向,熟了还好,话还蛮多的”。

因为收费普遍比同行低个二三十块,梁攀龙店里生意一向不错,有时忙到半夜。平时晚上9点下班,他会去母校川美逛下,那是他少有的放松机会,他同学都毕业了,路上几乎没人认识他。不过在开了分店后,他很少回校了。

“读书还是有用的,那时不懂事,太叛逆”,梁攀龙轻轻地叹了声,同时盯着手底的一只猫,不紧不慢地给它剪着指甲。

2016年,梁攀龙(右一)与家人合照。 受访者 供图

而如果不是一场短暂婚姻,梁攀龙或许不会中断宠物店工作。2018年10月,维持了2年的婚姻破裂后,他将两家店全部转手。

赵江说,梁攀龙结婚后,妻子没上班,开销也大,等到两人离婚,“(他)拿了3000块钱就走了。”

提及这场婚姻,左君接连叹气。2015年,梁攀龙与前妻在宠物店认识,交往不久就想结婚,左君没同意,“他都知道不能和她白头偕老”,但始终放不下。隔年,两人意外有了孩子,还是结婚了。左君夫妇俩则用积蓄给他付了重庆一套婚房的首付。

孙女刚出生两个多月,多是左君和丈夫在带。左君说,女方不做家务,多是打麻将,玩手机,花钱挑贵的买,“反正不存钱”,让她在宠物店帮忙收银,“(她)说不得行。”

左君、梁攀龙与他女儿外出游玩。 受访者 供图

生活矛盾难以调和,两人最终离婚,女儿由梁攀龙抚养,那时他没跟左君商量,直接卖掉婚房,将首付还给了她,此后,他将女儿交由父母带着,自己开启了“迁徙”式打工。去新疆帮朋友开宠物店、去昆明承包工地钢架出租、去广州干物流……

提到离婚后的这一系列抉择,梁攀龙不愿展开回忆,多是一语带过,仿佛一切皆是理所当然。

梁攀龙在全国各地“漂泊”期间,左君很少收到他的消息,打电话过去也很少接,左君觉得,儿子不接电话是因为“混得不好,不好意思”。像他在昆明被骗了好几万工程款、乃至做物流一直被拖欠工资,左君都是事后得知,就算他已经山穷水尽了,也不会向家人开口要钱。

“都希望给家里面说好消息”,梁攀龙说,碰着什么紧急事,他只和朋友求助,对朋友也会慷慨相助。在昆明被骗后兜里只剩3万元,“朋友找我借,我就全部借给他。到现在都没还我钱,把我拉黑了。”

2019年,兜兜转转,梁攀龙又跟朋友借了钱,开回宠物店。

多数时间,他独自在店里忙活。生意受疫情影响,他没再雇人。只是他的工作量未减,店从早9点开到晚9点,老顾客断断续续来,4个临时关宠物的笼子空了又满、满了又空,呛喉的动物体味则始终浮在店里,空调都吹不散。梁攀龙早已习惯,专注给一只只猫狗洗澡、剪毛,休息间隙抽支烟,顺便回下手机消息。

梁攀龙的女友张倩,劝过他换工作,她觉得现在宠物店竞争太大,店里每月租金要6000元,两人还一起供了套房,每月也要好几千房贷。只是,劝说没用,“你多说两句,他又不说话。”张倩大他5岁,也带着个小孩,机电设备销售的她工作也忙,很多事都随着他了。

在梁开胜眼中,儿子的工作并不稳定,店里旺季,流水两三万,扣掉成本,一个月落得七八千就不错了,还要承担女儿读书、生活的各项开销。左君记得,儿子朋友给他弄过抖音号,想借当年扒机的事迹开直播,卖狗粮,但他没啥兴趣。

“他很能吃苦。宠物店一般人受不了的”,左君坦言,她一直不希望儿子做这行:脏、累、忙,十天半月见不着一次面,常是下雨天没啥生意,他才会回家看看女儿,要是换个早点下班的工作,至少以后能辅导女儿作业。

7月1日傍晚,梁攀龙的父母带着女儿去店里看他,女儿有些兴奋,不时逗弄店里的宠物,欢腾地跑着。

“有小孩了,慢慢更理解父母那一辈了。”梁攀龙说,他也想多陪陪女儿,只是店里飘着宠物毛发,细菌又多,他不放心女儿过来。他曾考虑转做餐饮,但疫情期间行情不好,又作罢了。他说现在性格不像从前,不会再无所顾虑地在各地跑来跑去了。

梁攀龙给女儿过生日。 受访者 供图

眼下,梁攀龙似乎已习惯了一直试图逃离的“单调”。

每晚临10点,沿街的喧哗已归静默,店内的宠物基本也被接走了,他独自扫着地上残留的毛发,收拾垃圾、关灯,最后,熟稔地拉上卷帘门离去。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张倩为化名)

    责任编辑:黄霁洁
    图片编辑:朱伟辉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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