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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微』新书速递 | 《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天津的近代》

2022-08-26 17:4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八月

星期五

天津城呈长方形，每面城墙各设一门，城内大道呈十字形连接各门。鼓楼位居正中，城内聚集衙门、寺庙、民宅等建筑，此外城北和城东的河流附近也延展了城市空间。

—— 《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

“天津”这一地名据说源自明代。相传永乐帝还是燕王时在进攻南京（即靖难之役）途中路过此地，“天津”亦即“天子渡河之地”。姑且不论这一传说是否为真，永乐帝登基后一边强化北京的国都功能，一边根据明朝的军事制度设立了天津卫这一据点（明显具有守卫北京之意），由此可知他的即位的确堪称天津历史的基点。由此建立的天津卫城经过了数度修筑，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被拆除为止，位置几乎一直未变。清雍正年间天津卫被改为天津州并升格为直隶州，后又改为天津府，府城中设有县衙。

独特的水文条件是决定天津历史的重要因素。华北平原的降雨主要集中在夏季，春天播种时常受困于干旱，夏季的降雨常常造成河流泥沙混杂。由于天津位于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包围的平原地区，降雨大多经由河流汇集于此。地势平缓容易造成河道堵塞，由此引发洪水。明代时天津周边曾实行屯田，尝试种植水稻，但收效甚微。清代的天津地方志中常见因歉收而免税的记载，由此可见这里似乎并不太适合发展农业。

不过，天津城也位于水路交通的要冲——流入渤海的海河在此与大运河交汇。从江南等地向北京运送税粮的河船均需通过天津（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时开始使用轮船招商局的轮船海运税粮，此后海运渐成主流，但仍需沿海河经过天津附近），从事漕运的船员因此可以各自携带商品来津贩卖。汇入天津的河川一路流经华北平原的广阔地区，各地特产因此得以通过河运汇集于此。清朝于康熙朝后期放松海禁，海上贸易渐趋活跃，福建、台湾、广东等地的船只纷纷驶来，山东半岛和辽宁等渤海湾一带地区也有船舶往来。不过直到现在，海河还是一到冬天就会冻成溜冰场，因此船舶的通行会受季节所限。咸丰十年（1860）天津被开放为通商口岸，不仅发展成为比以往更大的物流中心，还迎来了新的商机。各种船舶从上海、渤海湾等港口纷纷驶来，天津的腹地不仅限于华北平原，还延伸到了蒙古、新疆等地。不只水运，用骆驼从内陆地区运来商品的物流也不容忽视。

渤海湾的制盐业也在天津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如今塘沽还在制盐，但天津原本并非盐业中心。管辖渤海湾盐业的长芦盐运使最初驻在沧州，但考虑到天津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遂于康熙年间移至此。同样是在康熙年间，作为御史的长芦盐政已先从北京转移到了天津。天津由此成为盐政中心，而必须与这些官署打交道的盐商也接踵而来，天津于是成为盐商会集的城市。作为天津本地的实力人士，盐商参与了各种社会工作。

天津城呈长方形，每面城墙各设一门，城内大道呈十字形连接各门。鼓楼位居正中，城内聚集衙门、寺庙、民宅等建筑，此外城北和城东的河流附近也延展了城市空间。东门外附近有天津最大的庙宇天后宫，参拜者云集。城北的估衣街和锅店街最为繁华，曾有英国人戏称估衣街为中国的牛津街（Oxford Street）。河上优先通行船只，（也可能是由于高度差较小等技术原因）不架设普通桥梁，有时会把数条船连在一起制成“浮桥”。城外的西、南两面为低湿之地，其中地势略高之处立有坟墓。城内有时也会积水。

欧美人把天津城附近海河下游地区的紫竹林一带划为租界。根据宓吉（Alexandar Michie）的回忆：“两个（英国和法国）租界都位于肮脏而不健康的湿地，周边较为干燥的土地上则挤满了不知多少代积累下来的大量坟墓。”租界以紫竹林为起点逐渐完善，与天津城之间隔着一段人口稀少的地区，因此呈现了两个特点迥异的城市空间同时并存的样貌。此后英法租界与天津城之间设立了日租界。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拆除了城墙的旧城区和租界被有轨电车连接在一起，地理上的结合更趋紧密。

已有多位研究者根据《津门保甲图说》计算出了鸦片战争后的天津人口。这份史料显然有其局限，但其包含的信息之详细，在当时即便从全中国范围来看也属稀有。《津门保甲图说》是针对整个天津县的调查。如果按照百濑弘的划分方式，将城内和“北门外”“东门外”的地区划定为城市部分的话，那么城区约有住户23530 户，总计约16 万人。即便算上附近的郊区，总人口应该也不到20 万人。不过，这些人口中约有1/4 被分类为“农户”，由此可知他们很可能从事农业耕作。

天津居民来自全国各地。“天津话”时至今日也是华北地区的独特方言，用词和声调都颇有特色，听不习惯则极难理解。有学者认为天津话是静海方言和江淮方言结合后的产物。静海县毗邻天津县，位于其西南方，历史比天津更长，因此天津话自然会受到静海方言的影响。目前尚不清楚天津话受到安徽和苏北方言影响的历史原因，但这种现象或许可以佐证天津有很多来自这些地区的移民。不难想象，从明代设置天津卫到清末淮军在此驻留，有大量士兵流入天津，此外漕运也促进了人口的流动。

当然也会有其他地方的人出于经商等原因来天津谋生，其后这些人历经数代成为本地居民。相反，来自福建、广东、山西等地的实力团体则会自己建造会馆作为同乡在天津的集结之所。李鸿章能够推行诸项“洋务”事业，依靠的正是他的安徽同乡及熟谙与洋人交往之道的广东人和宁波人。清末以降天津人口急剧增长，我认为主要原因应在于有大批民众从华北各地来此谋生。

摘自本书绪论

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天津的近代

[日]吉泽诚一郎著

万鲁建译

2022年8月出版/89.00元

ISBN 978-7-5228-0392-0

内容简介

19世纪下半叶以降，天津在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也即进入我们通常所称的“近代”。本书通过分析华北港口城市天津各种新的社会现象，希望从城市中发现近代性并明确捕捉这种近代性的具体样貌。本书从民众的社会参与、社会管理的进展、市民的国民意识及民众文化四个方面展开，既试图寻找中国城市在近代化过程中演进的共性，又尝试揭示天津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展示和发展出的特性。

作者简介

吉泽诚一郎，东京大学博士，现任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是日本国内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知名中年学者，曾在南开大学进修，多次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参加学术会议和讲座。

译者简介

万鲁建，历史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天津城市史、租界侨民史，著有《近代天津日本侨民研究》、《津沽漫记：日本人笔下的天津》（编译）、《华北之殇》（合著）等。

书籍目录

绪论

第一部分支撑地域防卫的价值观和记忆

第一章团练的组建

一鸦片战争与天津团练的起源

二防备太平军

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地区防卫

四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和张锦文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