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鉴｜我是谁？一个人文主义地理学家与他的世界：纪念段义孚

段义孚先生于近日去世，他的离去令我久久不能平静。回想起我与志丞老师刚翻译付梓的《我是谁？关于情感、思想和精神的自传》（Who am I?: An Autobiography of Emotion, Mind, and Spirit），字里行间刻下的心路历程和情感经历，在我脑海里浮现出鲜活的画面。

我自知资历浅薄，还远不能站在某个高度，去评价先生一生的成就。左思右想后，决定依托这部自传的内容和翻译的感悟撰写此文，来怀念这位伟大的地理学家。

《我是谁？关于情感、思想和精神的自传》1999年版封面

1999年，段义孚在69岁那年创作了自传《我是谁？》，回忆了从童年到晚年的经历。他为何要创作这部自传呢？

首先，先生认为自己是一个无根的人。他在开篇说：“作为一个寻不到根的人，我天生就该自我审视。”因此，这部自传是对自己大半生寻根历程的回顾与剖析。

他之所以感到自己无根，一个原因在于，青年时期，他从未在任何一个地方住满五年。

我一直在不停地换住处，先是和家人一起长大，长大后便独自一人。我的“家”换了一个又一个城市——天津、南京、上海、昆明、重庆、堪培拉、悉尼、马尼拉、伦敦、牛津、巴黎、伯克利、布卢明顿、芝加哥、阿尔伯克基和多伦多。(第4页)

直到38岁，段义孚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和麦迪逊，在这两个地方各居住了14年。这才是他终于能感受到归属感的地方。

其次，在人际关系上，段义孚同样认为自己是无根的人。他终身未婚（这与他关于生命救赎的体验有关）；另一方面，他无法完全融入西方社会（这会在后文讨论）。因此，对段义孚而言，身份认同始终是需要审视的问题。

另一方面，社会土壤也有利于自传文学产生。20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提出“我是谁？”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科技的迅猛革新和地域流动性增强，令身份意识的危机开始凸显。

“我是谁？”是新千年来临之际的时髦问题。似乎每个人都在问。不仅个人，团体，甚至国家都会问自己“我是谁”或“我们是谁”。(第4页)

进而，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自传文学的写与读，对“根”的价值展开追寻。段义孚的这部自传，一定程度上，是该时期社会文化土壤的产物，但又和时下多数自传文本明显不同。

首先，这部自传里，时间线索和公共事件皆不突出，也无特别丰富、如数家珍的个人回忆。原因在于，段义孚并不甘愿被过去某些不堪回首的时光捆缚，进而，很多事情都被他自己遗忘了；同时，他一贯追求精神胜于追溯具体事件，因为在他眼里，前者指向永恒，后者易于朽坏。

其次，通常用来吸引出版商和读者的那种扣人心弦、轰轰烈烈的事迹，在这部自传里很罕见。在他看来，自己人生大部分岁月都不如那些外向的自传者具有彰显自身的光彩，反而，他的成年时光多独自过着一种“向内”的生活，也形成一道独特的“内在景观”（inscapes）——精神上的景观。因此，刻画精神景观是这部自传的主旨。

再次，与大多数人的生命轨迹不同，多数人是从童年的“炉台”走向成年的“宇宙”，但段义孚的人生轨迹却反过来，即，从世界走向了自我，从童年的公共领域走向了成年的私人领域。这绝不等于进入成年，格局反而缩小；相反，他愈益朝着由观念和思想构筑起来的宏大世界迈进，并通过文字与千万人分享。

因此，《我是谁？》的魅力在于，在平凡的事物与事件里，去看见个体生命在不断破碎与重建、踟蹰与前行的过程里呈现的意义与价值。难怪世界地理学最高荣誉奖的评委会，把段义孚比作地理学界的圣·埃克苏佩里，因为他们二人常能在平凡的事物中用情至深。后文我将从这部自传的情感经历入手，来解析先生对生命价值的追求。

宇宙与炉台：生命最初的底色

段义孚从童年到成年，是从“宇宙”（cosmos）走向“炉台”（hearth）。童年时期，他生活在世界的舞台上，经历各种公共事件。成年后，他的世界缩小到学术角落。这样的人生历程，为他一生的追求——心灵追求、关系追求与事业追求——均产生了根本性影响。

段义孚成长在中国抗日战争年代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段茂澜是一名外交官，这让他在童年频繁接触到世界性的事件与人物。他在自传里提到与自己家庭关系甚深的三个人：段祺瑞、汪精卫和周恩来。

段氏家族起源于安徽，到了近代分为两支，一支家财万贯，住在合肥，是段祺瑞所属的一支；另一支家境贫寒，住在银山（可能在安徽芜湖附近），是段茂澜所属的一支。所以，段祺瑞一直资助段茂澜在南开中学的学费。后来，段茂澜接受了西方教育，为段义孚的童年创造了中产家庭的成长环境。汪精卫是段义孚母亲的一位远房表亲。由于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段茂澜一家对他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试图与这位亲戚划清界限，另一方面在私人感情上不得不有所顾念。周恩来是段茂澜的好友，虽然两人最终在政治路线上迥然不同，但私人友谊却一直维持。

“周叔叔”（我们这群孩子都这样称呼他）和我父亲能成为亲密的朋友，这很让人吃惊，因为他出身富裕，而我父亲却出身贫寒。……两人的政治选择南辕北辙，但却友谊长存。（第24页）

周恩来在重庆工作期间，时常拜访段义孚家。段义孚说，父亲和周恩来在客厅里扳手腕的情景一直历历在目。

正因父亲的外交官身份，和众多世界级政治人物都有或近或远的关系，这使得童年的段义孚总能亲历各种公共事件，生活在“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环境中。

同时，就读的小学也为他开启了世界主义的视野。战时的陪都重庆，在段义孚的记忆里，并非温暖家乡，而是贫穷、战乱、充满死亡和迷信气息的地方。或许，这同他的家位于重庆郊区的农村有关。在那里，他每日都要忍受空气的酸腐味、遭遇恶臭的泥浆、路过脏乱的小摊小贩和黑市的交易，偶尔还能撞见村子里的迷信——预防诈尸的白事。与此相对的是，1938年，段茂澜和他的朋友们，在南开发电厂旁，创办了一所只有一间教室的小学。段义孚在这所小学获得了世界主义的启蒙教育。课堂上，他认识了牛顿、富兰克林、瓦特等伟大的科学家，还读到王尔德的《快乐王子》。这些人物和故事令他的思维超越了地方主义和国族主义的狭隘，融入到更崇高的人类精神文明的“宇宙”里。

段义孚在另一本半自传体作品《人文主义地理学》里回忆：

我从未想过他们可能不是中国人。我——并且确定其他中国孩子，只是简单地把他们当成值得钦佩的人，我想模仿他们的创造力、知识、勇气和孝义。在我们生命中的敏感阶段我们把自己视为这个令人振奋的，不断扩大的广阔世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为我们在以后岁月里从容面对残酷现实——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自身的局限性——提供了可能性。（第224页）

因此，段义孚童年的生活空间，可视为由两种环境组成：其一，是战乱贫穷的农村，带给他死亡的恐惧，心灵无法在此扎根；其二，家庭与学校，虽然尺度上是更微观的两点一线，但连接着更宏大的世界主义与公共舞台。在那里，段义孚感受到精神的升华，奠定了他一生总渴望宏大而永恒事物的思想基调。

自我与永恒：四种爱的经历

自我，是贯穿《我是谁？》的主题。从上文可见，原生家庭是塑造段义孚自我的第一片土壤，给予了他世界主义这片广袤的“宇宙”。童年时期，他已实现每日从“炉台”去往“宇宙”的穿梭。“宇宙”意象已融为他生命的一片底色，也是令他一生不断向往永恒之物的动力所在。

或许，正因这般自我，段义孚的情感轨迹才不同于大多数人的规范观念。我认为，段义孚的情感更接近柏拉图式的爱——一种对超验之物的理念式的爱。古希腊人将爱分为四种：抚爱（Astorgos）、友爱（Phileo）、情爱（Eros）与圣爱（Agape），并认为，每个人的一生或多或少都会经历到这四种爱。其中，“圣爱”代表了理念式的爱，宇宙式的爱。这样的爱，如何在段义孚的生命里逐渐成形？

（1）抚爱：逝去的阴晴圆缺

原生家庭是段义孚最初的心灵寄托，但显得并不牢固。有两方面因素：一是父爱的匮乏；二是易逝的母爱和兄弟们的暗暗争夺。

其实，段义孚并非完全体会不到父爱，只是儒家式父爱的坚硬棱角，令内心敏感的义孚屡屡受伤，也令青春期的他蒙上一层酸楚的人生观。

可怜的父亲啊！他完全没有想到因为这样一件芝麻小事大发雷霆，会造成我永久的心灵创伤——尽管当时他只是在我手腕上轻轻打了一巴掌，说不定还是“罪有应得”的。但这给我的青春期蒙上了一层比较酸楚的人生观。也就是说，哪怕没有惊天动地的灾祸，日常生活里也充满了混乱、失望和不公平。（第63页）

当父爱被责任的外衣包裹起来，显得克制、坚硬而略带冷漠时，在儿子的记忆里就形成了若即若离，甚而空洞可怖的意象。加上父亲对长子（段岱孚）和三子（段三孚）的偏爱，对身为次子的义孚和最小妹妹（段思孚）的忽视，令义孚对父亲的感情充满矛盾。最终，幽灵的梦魇成为根植在记忆深处的父亲形象。但此梦境也依然透露着他对父爱的渴求。

不幸的是，我对父亲最深刻的记忆，却是童年的一场噩梦。……我张开双臂想拥抱他……怎么回事？一个幽灵却站在了我面前，可以看出，那是我的父亲，但他身上却披着一件丧服。这具幽灵在不断变化的气流中移动着，没有重量。那是一个恶鬼，一具尸体，空洞的眼睛里泛着黄色的光。（第38页）

1980年，段茂澜在台北去世时，段义孚至终脆弱到没有心力去见他最后一面。

与父亲相比，母亲给予了义孚最温暖的抚爱，然而，这样的爱总是时而相聚时而分离。而且，兄弟之间还潜流着对母爱的争夺。

下面这张照片拍摄于上世纪40年代，段义孚一家正准备从重庆迁居澳大利亚。照片里，紧挨母亲的男孩儿是段义孚，最右边的是弟弟段三孚。段义孚说，自己试图挤开弟弟，想获得母亲更多关注，而且，这个位置本来应该属于弟弟，却被自己占据了。

《我是谁？》 1999年版，第40页

年幼时，因有一位保姆在义孚身边照顾，母亲反而和他有一段距离。在他眼里，母亲就成了一位疏远、高贵、有魅力的人物。进入青春期后，母亲在义孚的印象里，又变成一位脆弱而不谙世事的女性，这便激起他想要保护母亲的欲望。但母亲独立的个性并不需要儿子的保护。

段义孚常年在异地求学工作，与母亲见少离多。但每次相聚，母亲深切的关怀和不舍，都令他倍感温暖。自传里回忆了他因工作原因和母亲离别之际，母亲挖空心思，用“计”挽留自己的一幕，感人至深。

九月临近，我和母亲都变得惴惴不安，但我们彼此都把这样的不安埋在了心底。再过不久，我就要回印第安纳州上班了。分别的一天终于到来了。我和母亲都起得很早。我们先到城里悠闲地吃了一顿早餐，这似乎是母亲发明的拖延战术。直到最后，我不得不说，我要走了。但是，母亲立刻又想到了另一个计策，她坚持要我带一些加州产的橙子，在我长途开车的时候可以解解渴。于是，我陪她一起去了超市。我同弟弟妹妹都在收银台旁等着她，而她则沿着过道故意慢条斯理地挑选着橙子，最后，她抱着一大口袋我们向我们走来。我们来到汽车旁，打开车门，我把橙子放进车里，转身对母亲说再见，她立刻紧紧拥抱了我，掉下了眼泪。平日，她很少拥抱我，因为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习惯。（第43-44页）

母亲不明原因的持续背痛（胰腺癌的早期症状），是一直笼罩在义孚心里的阴影。只是当母亲背痛偶尔消失或轻微时，他的心才会再次沐浴在母亲的欢声笑语与朗朗艳阳的家庭氛围里。然而，日子总是阴多晴少。最终，母亲躺在了病床上。一日凌晨，当医生带来母亲离世的消息时，段义孚发现自己一颗扣子掉了，便立刻钻到椅子下去找，到暖气片里去找。那一刻，命运似乎宣告着一个巨大的分水岭耸立在了他的生命里。他告别了原生家庭，失去了曾经熟悉的亲密关系，从此，亲密关系与他的人生轨迹渐行渐远。

母亲、段义孚和妹妹段思孚。拍摄于1946年，马尼拉。图片来源：《我是谁？》 1999年版，第85页

（2）友爱：瑜中带瑕的情谊

在对友情的探索中，段义孚不仅看到了它美好的一面，还时常意识到它可能带来的嫌恶。

大卫·哈里斯是来到美国伯克利大学念书的一名英国学生，与段义孚一见如故。哈里斯从念书到工作再到结婚，段义孚就像一位年长的亲戚，见证着他的成长。尽管交往颇深，段义孚仍能感受到友情里的张力。他回忆说，大卫成家后，

比我之前认识的，在人格上更广阔，更难以准确捉摸。因为在原先那个大卫的身上添加了其他的自我——更好的自我（就像老人们常说的那样），以及未来的自我，也就是他的孩子们。甚至当我和他单独交谈时，都能感觉到，除了一些专业性知识以外，他在思考事物的时候，在考虑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之前，都会考虑一些额外的因素，所以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预期来。所以，我们再也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第50页）

另一次激烈的友情张力，出现在段义孚和大卫·哈里斯一家的野外考察期间：

或许是大卫觉得自己认路，没必要跟在我后面；也可能是因为孩子们那时候都需要照顾。我想是出于这些原因，所以，后方传来一声鸣笛，随后，大卫的车卷起尘土超过了我。我不想被甩得太远，所以也加大了油门。但我的卡车显然在速度上比不过他们。最后，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不久，在我眼前的剩下的，就只是扬起的尘土了，到最后，连尘土都看不见了。我便陷入了一片孤独的阴影里。……更糟的是，我甚至觉得自己很荒诞。我到底在新墨西哥州的土路上做什么？开车追一个坐在轿车里的年轻家庭？我一度想把卡车掉头开回阿尔伯克基。当然，我没有，因为恢复了理智。（第50-51页）

友情的张力很大部分源于段义孚的独身身份，他无法像大卫那样，从家庭关系里汲取更新的自我。进而，他觉得自己从未成熟过，或者说，还未成熟就老了。当岁月静好时，他常把孤独时光打发在伤春悲秋的散文和诗歌里，投入到读书、思考、反省和白日梦里。然而，当身体遭遇病痛或暂时无法自理，亲密关系的缺失就会像生命的一道裂口，豁然矗立在眼前。

当那名医生叫我去急救室的时候，我内心的恐惧又是怎么一回事？是因为死亡吗？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东西？我觉得不是死亡，而是对孤独的恐惧，对只身一人在医院里无能为力的恐惧，对置身于心灰意冷的环境里的恐惧。（第124页）

而关于友情的伤痛，最刻骨铭心的一次，发生在办公室里忽然病倒、无法自理时。段义孚给麦迪逊认识的同事们打很多电话，寻求帮助，但得不到任何帮助。要么无人接听，要么是各种借口推辞不来。事后，段义孚再不像往常那样去餐厅里和同事一起吃饭了，因为，他已无心力再去承受同事们“友善”的面孔了。

段义孚在《我是谁？》里也回忆了曾享有过的无私友爱。比如，和研究生约翰·希基、同事吉姆·诺克斯，以及和同事九岁的儿子约书亚·萨克的友情，等等。它们就像一枚枚闪光的印章，铭刻在人生最美好的记忆里。

但友情本身通常不易达成亲密关系的建造。他步入迟暮之年时，看到了对专属二人且排他的友情关系不切实际的理解与期待。

直至暮年，我也只在很短的时间里有过这样的关系，要么是社会性的，要么是职业性的。我也时常浪漫化地看待这层关系，为它赋予了过多的意义。可当爱遭遇挫折时，就会生出多愁善感来，我一直都在对抗这样的情感，但终究徒劳无用。（第121页）

亲密关系的缺位与友情的不完美，令他缺乏足够的信心完全融入当地社会圈子。当然，段义孚十分渴望能像本土人士那样，不戴面具地与人谈天说地；然而现实是，他很多时候只能借由一些社交技巧、适度伪装、肢体语言和专业术语来实现交流。同时，他感受到，自己根本无法像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那样直来直去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米德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可以不那么顾虑地直率甚至粗鲁。而段义孚自己呢？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在美国待了40年的异乡客，只要一面对本土人士的观点，就总会把自己的态度软下来。这也给周围的人留下了平易近人的印象。

因此，这里呈现出段义孚进行学术思考的两片重要土壤，一是“与人的疏离”，二是“无根性”，两者相辅相成。“与人的疏离”促使他思考孤独与个体的意义。比如，《分隔的世界与自我》正是借由对空间分隔的历史考察，来思考现代个体生存状况的原因及现实意义；而“无根性”则促使他思考人与环境之间或正或负的关系：正——如《恋地情结》；负——如《无边的恐惧》、《逃避主义》等，这构成了他对“地方之爱”（topophilia）与“地方之畏”（topophobia）的反合性探索。

在这部自传里，段义孚甚至对自我展开更深入的剖析。之所以在友情与人际关系中存在难以克服的张力，根本上还在于自己缺少生命力，这让他一直都欠缺主动与人建立关系的勇气或表白的能力。

（3）情爱：一生的海市蜃楼

所以我觉得，我生命力的缺乏乃源于身体上的缺陷。对此我很怨愤，因为我其实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更有魅力的人——倘若“生命的绿泉”能在我的血液里涌流得更快一些就好了。（第071页）

童年的义孚是一个病恹恹的孩子，成年后健康状况有所改善，但总是缺乏一种热情洋溢、帮助他人的力量，也欠缺占据主动的勇气。因此，他一直认为身体上的不足造成了生命力的欠缺和安全感的匮乏。进而，造成了性取向的错位。

在澳大利亚上学的时候，我被一个男孩子吸引了。……他长得比我们大多数人都年轻，容貌柔和纤弱，但并不娘气。他的朱唇皓齿经常微微张开，又面若桃李，美目盼兮，蓬松着金色的头发。但是，我的心绪却萦绕在了另一个男孩子身上。他拥有一股运动员般的时尚美型，就像一台加满了油的运动机器，和前面那个男生不是一个类型的。那时候，我简直无法说服自己，认为这样的爱慕只是对女性渴望的一种替代而已。有一次，他来到我的课桌边，我们聊了一会儿。他伸出一只手掌，让我把手也放在那上面，我照做了。他只简单地说道，我的手很小，像个女孩儿的手。之后，仅此而已，也没有发生欺辱和霸凌。……那年我刚15岁。（第84页）

而在加利福尼亚的土壤课上，更让他的性别意识遭受了沉重打击。他在男同学们的眼里：

就只是个小跟班儿——或者换个不好听的说法，是个娘们儿——我发现自己每次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都会忽然压低嗓门儿，时而还爆出一些粗俗的话来。1952年，我初来美国，在夏天的实地考察中，我上了这门课，成天扎在一群美国男人堆里，让我一刻也不得轻松。因为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属于他们这个群体。其实，令我感到排斥的并非种族与文化，而是性别，即他们身上鲜明的男性特质。（第120页）

段义孚没有在《我是谁？》里追忆更多自己的情感经历。如前面所说，这部自传的追求，并不是一五一十地讲自己的故事，而是为了从心理上刻画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段义孚借由讲述别人的故事来呈现自己的内心。他选择曾在多篇文章里表达敬慕之情的地理学泰斗，亚历山大·冯·洪堡所遭遇的三次同性情爱的故事，引发读者共情。共情的点不仅在于，这样的感情关系常不堪一击，经不起考验；而且，还可能会让人失去“一项人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可以在睡前和爱人一起吃点心”，换言之——婚姻的权利。

到了老年，洪堡依然思维活跃，不断收获着来自各方的荣誉和尊敬。只是在感情问题上，他不得不在一段段零碎的关系中寻求满足。（第88页）

同时，双性恋文学家约翰·契弗积极主动、热情奔放的情爱力量，仿佛段义孚的反面一般，观照出他既缺失又羡慕的那个狂热奔放的自我。

当我读到他欲壑难填般地抱怨、一遍又一遍在日记里诉苦时，心里就会升起一股怒火，就好像自己是个饿得半死的佃户，见到主人在饭桌上大快朵颐还不停抱怨鸽子肉不够吃一样。在爱和亲密关系上，我就是那个饿得半死的佃户。（第126页）

所以，情爱，与内心极其敏感的义孚之间，一生之久都只是海市蜃楼般的关系。他从不敢、亦不会将自己的身、心、灵完全委身到与另一个人之间的情爱关系里，因为，对他而言，这无异于飞蛾扑火。顶多，他只是在相关小说、诗歌或散文里去纾解自己的渴望，并客观地观照“情爱”本身，产生出理性思考的强大力量，融入到学术作品的创作里。《支配与情感：宠物的制造》一定程度上便由此而生，

“虐待者的性变态”倾向，我在前面也说到这一点。大部分人都有此倾向。……每个人心里那种半温不火的虐待倾向，在我身上却有所增强，尤其是在受虐的这方面。面对这样的内心冲动，我通常不是去顺服它，而是通过利用它来反击它，把它当做一种资源，帮助我去理解周遭的世界。我会问，虐待倾向如何体现在了社会里，尤其是在受人尊崇的社会里？此倾向的普遍性能揭示出人类怎样的本性？《支配与情感》则是我尝试做出的回答。（第101页）

圣爱：返乡的奥德修斯？   

段义孚步入中老年后，父母的抚爱已成为感怀的往事；友人的情谊在岁月的沉淀中，显得尺瑜寸瑕；情爱，或曰爱情，早已在具体而微的关系里主动疏离了。最终，这部自传里最大的主角，仿佛只剩下茕茕孑立的“自我”？

倘若果真如此，究其原因，或许有两方面：一方面在于，这三类情感在终极层面上都不可靠，即，它们都无法让段义孚感受到永恒的稳固，无法坚若磐石地让他委身其中，这亦是他在心里早已洞悉的实际；另一方面在于，段义孚对这些关系用情至深。用情至深也意味着伤痛的刻骨铭心。于是，作为内心极易感伤之人，他只能将自己摆在相对安全的位置，用几十年的心血，拿理性的经纬调和着情感的绿泉将它们倾泻在文字里。

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段义孚一生都在寻找那块能让自己的情感去寄托的稳固磐石——永恒。

但，何为永恒？谁能代表永恒？

对“永恒”的把握，能帮助我们理解段义孚思想中形而上学的部分。段义孚的思想里透露出强烈的对形而上学的追求。比如，在对地方感的分析中，他曾谈到，在标准的地方感的模式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神秘的地方感（段义孚 1997）。标准的地方感模式指：在某地方待过一段时间后，人获得的直接而复杂的地方经验；而超越标准模式的神秘地方感是指：在没有复杂体验和时间积累的前提下，人对某地方产生的突如其来的强烈感受与认同。段义孚在《恋地情结》里谈到，诗人华兹华斯戏剧性地被赫尔维林峰的景色所冲击的经历，激起了诗人对无限存在的向往。而就段义孚自身而言，能令他触及到永恒存在的风景是“荒漠”。

性格内向的人，不爱交际的人，或者像我这样被古怪的追求抑制了社交需要的人，或许更应该投身于大自然。……最后，可能只有待在无机物的环境中，例如沙漠、冰山里，人才能心旷神怡、宠辱偕忘。（第52页）

荒漠在心里唤起的巨大魅力令他自己感到意外。如此这般风景从不曾出现在他的成长经历里，因此是上文所说的“神秘的地方感”。沿着这样的感动不断深入挖掘，他发现：在自己眼里，美必须与人无关——甚至与生命无关——才能慰藉灵魂。

在段义孚的审美情结里，荒漠可以呈现为沙漠、冰原、海洋、无人的城市……它们之所以有魅力，在于都不需要肉欲的参与，而只需精神和想象的融入。与此相对的是，段义孚厌恶热带雨林的环境，雨林会在他心中唤起腐烂和性欲的意象，即死亡的意象（性欲关联着死亡，也见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中译版第245页）。死亡，在他看来，意味着对个体的消灭，将个体吞没在一团没有秩序（cosmos）的混沌里。相反，荒漠，则能凸显出个体的存在与美感，让人产生鲜明的个体意识。

死亡，意味着个体的消亡，再次融入没有差异的整体之中。热带雨林凭着过剩的生命力拒绝着个体的存有。那一团生命里，没有植物、动物或个人是独立存在、显眼夺目的。但在沙漠里，每个生命都与别的生命有着空间上的分离，也能因其自身而感到自豪起来。在沙漠里，我会觉得自己太过显眼，犹如一根孤独的棍子在地面投出轮廓分明的影子。在那一刻，我若遇见另一个人，一定会望着他，独一无二，珍惜无比——衬托着背后的荒漠与天空，他显得美丽而清晰。（第95页）

在此，我们可以看见两组对子出现在段义孚的生命观里：

其一：个体——生命——永恒

其二：整体——死亡——暂时

很显然，在他眼里，个体与永恒是相互连接的：个体在永恒里获得归属，反过来，永恒在个体里被认识，进而释放出他能感受到的生命意义。

进入中老年后，段义孚的思想愈益朝着抽象的观念、概念或理念演进，它们似乎成为更能代表永恒的事物；而具体的地理事物，如社会、景观和地方渐渐退居其次了。

在五十岁的时候，我体内的机理肯定发生过一次变化。从那时起，大地上的壮观景色，像高山、平原、城镇、古色古香的店铺、高耸入云的大厦等等，都无法再激起我的兴奋感了，它们变成了我思考的对象。甚至作为一名地理学者，我的兴趣点也越来越转向了观念和概括性的事物，而非具体独特的事物。……进入中老年后，我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了一个希腊人，像苏格拉底或柏拉图那样的希腊人，使得我的激情朝着极致的美奔流而去（第82页）

段义孚感到自己越来越像一个希腊人，或许是因为他在晚年更能清晰看见自己命运的轨迹？也看清了自己精神的归处是个体在永恒里的意义？古希腊思想的基本维度正是由永恒的命运与微小的个体不断交织起来的。

若在古希腊人的众多形象里去选择，与其说，段义孚很像他自己提到的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我却觉得，他更像荷马吟诵的，长年漂泊在返乡途中的奥德修斯：命运迫使他离开了抚爱的海岸，途径一座座友爱的海岛，穿越一片片情爱的迷雾，朝着他总能望见的圣爱——永恒的理念进发，似乎那里才是他心灵的归宿，他的伊萨卡。而从孩提时代伊始，无机的世界——矿物、冰块、荒漠……就像返乡旅途中的一块块路标，指引着这位“奥德修斯”的脚踪。

最终，段义孚是否真像古希腊的奥德修斯那样，回到失却已久的故乡？

在自传结尾，他猛然站在否定的一边。他似乎望见，自己这趟旅途的终点不过是重重的黑暗而已：

有一次，已过半夜，我独自在内布拉斯加州疏落落的景观里驾车向西而行。在不宽的高速公路上，只有我和前面一辆车在行驶。我们一直结伴而行。我对自己的驾驶技术一直信心不够，尤其在黑夜里，所以，我很感激前面那辆车的尾灯，一直引导着我，给予我安全感。但，当我开始觉得这样的陪伴是理所当然的时候，他却闪起了右转灯。这是颇有礼貌的信号，但也是令人遗憾的，因为此后，就只剩下我独自一人了。那辆车拐进了一条乡间小道。于是，就只剩下我自己的车前灯来引路了。这灯光只能照亮很短的一段路，而这路，在更远之处，则被吞没在了重重的黑暗里。（第131页）

当这部自传的翻译工作告一段落时，我自己因他“黑暗终点”的个体命运，陷入长久的情绪低落，不禁再次思考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观念，也想起了奥德修斯的另一个意象——“尤利西斯”。

“奥德修斯”的传统意象是归家。而七百年前的但丁——反奥德修斯的原型，根据西塞罗等罗马人的作品，再创了一个新的形象“尤利西斯”，出现在《神曲·地狱篇》第二十六歌中。尤利西斯的意象是“离家”。寓指了中世纪晚期和现代夹角下的新人类；而拒绝回家的尤利西斯，预示着现代人在自然世界与社会风暴中的剧烈动荡（吴功青，2021）。

那么，段义孚的生命观，是否与尤利西斯的意象更接近？

尾声：必要的补充

今年3月，段义孚先生从美国寄来一封信，是对《我是谁？》的内容反思后做的补充。6月，志丞老师收到信件后，遂发给了我。段义孚在信里说：

这里有两篇演讲稿，如果出版社感兴趣的话，可以附在1999年这本书的后面。第一篇演讲发表于2012年，在夏威夷大学，题目叫“文化多样性，现代性与个体”；第二篇发表于2019年，在麦迪逊的国会湖退休中心，题目叫“一个华人眼里的中美对立”。

两篇演讲稿放在中译本《我是谁？》的原稿之后。从中能观照出先生思想的明显变化。鉴于本文主旨，在此我仅提一下2012年演讲稿的部分内容。

2012年的演讲，与他同年出版的著作《人文主义地理学》形成了生命观的呼应。从两份文献可见，段义孚先生皈依了基督教。对他自己而言，最终寻见了心灵的家园。这一年，先生82岁，从创作《我是谁？》那年开始，他又跋涉了十三年的人生旅途。

十三年里，先生有过怎样的经历，促使他皈依基督教，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但从这两本自传作品可以看到，早年，先生在悉尼的教会学校念中学时已深受基督教影响；之后在牛津就读本科期间，他“所崇拜的智力与想象力非凡的人，……都是基督徒。”（详见《人文主义地理学》第248页）

先生渴望以基督教的人文主义思想驱散前文“黑暗终点”的个体命运，或许正是他希望在《我是谁？》里补充2012年这篇演讲稿的原因之一。文中，先生将人类个体的价值直接归到“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这一基本的基督教神学观里，以此，来让个体释放出永恒的价值感与生命的意义。

每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而且，无论人是多么模糊地反映着上帝的荣耀，他们都能变得完美起来。……倘若，这一信仰还存留了少许，倘若宇宙依然有着秩序之美，那么，把一个男人或女人的理想局限于炉台就是不合理的；倘若，天空依然是崇高的，那么，把他们的视线局限于大地也是不合理的；倘若，男男女女的灵魂里依然铭刻着普遍而神圣的道德律，那么，把他们的道德限制在所属的共同体里，同样是不合理的。

文中，段义孚也表明了现代个人主义的深刻危机——“消极的自我中心”。他并不认可这样的价值，相反，他认为：“每个人都是为着智力的启蒙和道德的完善而生的。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呼召。然而，耶稣不仅对少数功成名就者发出了这样的呼召，也在他的登山宝训中对群众发出了这样的呼召。”

最后，段义孚承袭他的一位精神导师C. S.刘易斯的基督教的“灵魂不灭”观，唤起人们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觉知。“灵魂不灭”的永恒性与个体存在的意义产生了终极连接。

世界上并没有所谓的普通人。每天和你说话的人，其实都是灵魂不死的人。相反，国家、文化、艺术、文明，这些东西才是有死的，它们的生命对于我们而言，就像跳蚤的生命一样。但是，和我们一起开玩笑、一起工作、结婚，也被我们冷落了、剥削了的人其实都是灵魂不死的人。而在这些人里面，有的人是不灭的惊悚，有的人是不朽的辉煌。

段义孚的经历也许是特殊的，但他的问题却是普遍的。我们漂泊无依的命运，个人如此，人类又何尝不如此呢？！尽管存在各种迷离，但我们最终得回到家中（叶超，2019）。

一点希冀

段义孚的著作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术理论著作，另一类是自传体（或半自传体）著作。目前国内学界对前一类著作的译介与研究工作比后一类要多。然而，一位学者的学术思想与人生经历常密不可分；思想越丰富的学者，其生命就越具有复杂性，对人类的思想启迪就越深远。本文的这一条情感线索，远不能完整呈现出段义孚丰富的一生。希冀未来，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些阅读和对话中来。

最后，深深感谢先生的思想启迪。无尽缅怀！

（作者刘苏系青年地理学者，特别感谢志丞、叶超两位老师给予的思想启发）

参考文献

段义孚.地方感：人的意义何在[J].宋秀葵,陈金凤,译.鄱阳湖学刊,2007(4): 38-44,126.

段义孚.恋地情结[M]. 志丞,刘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年.

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M]. 宋秀葵,陈金凤,张盼盼,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年.

段义孚.我是谁[M]. 志丞,刘苏,译.上海:上海图书出版社,即将出版.

吴功青.尤利西斯寓言——无家可归的现代人[EB/OL]. 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1-09-14).https://mp.weixin.qq.com/s/AWNcZToXHiQcOfgohvUqDQ.

叶超.今日，我们如何读义孚[J].人文地理,2019,34(5):159-160.

Yifu-Tuan. Who Am I: An Autobiography Of Emotion, Mind, And Spirit[M].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