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李：中国人创造财富太多，不会打理怎么办

【编者按】

1月14日下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办了一场题为“中国式财富管理与家族企业传承”的研讨会。会上，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金李围绕自己出版的新书《中国式财富管理》发表了主题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中国的财富管理行业正处在井喷的前沿，未来将有巨大的市场前景。目前，国内财富管理严重依赖房地产，已然成为了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拦路虎，但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中国经济必将获得巨大的腾飞空间。

金李长期致力于研究中国的财富管理和家族企业的治理与传承。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进入财富型社会，“财富管理”似乎成为了公众不可忽视的话题。金李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全民理财时代，这时让公众知晓财富管理的相关知识和厘清行业存在的问题尤为重要。这也正是他写《中国式财富管理》这本书的初衷之一，希望通过对财富管理相关知识的梳理，帮助公众树立更为正确的财富观。这本书正试图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和读者一起去探讨什么是财富？什么是财富管理？中国财富管理行业的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未来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就在研讨会开始前，针对这些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在北京大学专访了金李。

澎湃新闻：如何理解什么是财富？财富管理是什么，它的价值何在？

金李：无论是我们的学生，还是平日与我打交道的企业家、政府官员，都会问到底什么是财富。中国人现在有钱了，这个钱是不是就是财富？我一直试图给它下个定义。在我的理解里，财富通常是当期不使用，待未来需要使用时，你所具备的购买力，是一种着眼于未来使用的消费能力。未来有价值的东西是你的财富。

财富管理简单地说就是实现财富本身的保值或是增值，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当期的需要，并且保有和提升未来的购买力。这种管理行为可以理解为，现在有什么样的资源，未来会有什么样的资源，怎么把这些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

对于个人而言，财富管理是你把自己一生当中所有的大目标、小目标罗列出来，然后盘算一下自己手里的各种资源是否足够，包括当期需要使用的，如果不够就需要做调整，最终使得你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各种目标。对一个家庭或者是家族来说，家族的前辈们为了让后辈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省吃俭用去投资孩子们的教育，让他们未来能获得更多财富，拥有更强的购买力，这也是财富管理一种具体的表现形式。

是否有意识进行财富管理，带来的结果差异非常大。财富管理可以提升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或是企业，甚至是地方政府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幸福感和满足程度。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换一个说法，也就是人民群众近乎无限的需求和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怎么去权衡取舍呢？怎么去把这些需求排出一个轻重的序列，利用有限的资源尽可能满足呢？这正是真正意义上财富管理所最终需要解决的问题。

财富管理是一种长期性的整体规划，投资和传承都是它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经常把财富管理的模块分成创富、守富、用富、传富。总体来说，我们当中大部分人是中国第一代财富人群。我们的父辈没有多少财富，而我们成为了中国第一代需要管理财富的人，但是如今的状况是我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远远超过了管理财富的能力。

以前，很多人认为财富管理只是社会中一小撮人需要考虑的事情。然而，中国经过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中产阶层所占有财富的总规模成为了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增长速度最快的。2000年以来，这个增速超过了330%，这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所带来的效应。预计到2020年，中国人均财富在1万到10万美元之间的成年人口将达到全国成年人口的一半，显然，我们已经进入了全民理财时代。因此，现在迫切需要在全民范围来讨论财富管理的问题。

澎湃新闻：中国的财富管理现状如何，存在什么问题吗？

金李：过去十多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和与之相关的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狂飙突进的发展，催生了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但是，财富管理行业在中国目前仍处在早期发展阶段，虽然市场发展速度很快，但总体处在自发、无序、野蛮生长的状态。基本来说，中国财富管理行业缺乏一般指导原则，其次是公众没有正确的财富观。

财富管理这个行业，即使在西方社会也经历了一波三折的发展历程，今天中国的财富管理行业还处在1.0版本。机构之间的竞争主要是靠推销产品。过去十多年，财富机构、专业从业人员往往以推销产品的方式和自己的财富客户打交道，很少有人想到财富管理是对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终生的规划、全面的规划。

但我们需要认清，财富管理是长跑而不是短跑，绝不能只看眼前的收益。然而，目前的状况下大部分的财富管理机构和财富客户在交流的时候，只看年化收益率，8%就好于7%，他们这样做法有其原因，长期以来中国的资本市场上主要是通过固定收益类产品，很少配置权益类产品，而行业本身也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我们的财富家庭多数是第一代财富家庭，他们还不太了解财富管理机构能够提供的真正的服务是什么。财富管理机构真正应该提供的服务是帮助财富家庭设计适合他们需求的一揽子解决方案，这里包括各种各样的产品配置。要做到这些，首先必须深刻了解财富家庭的各种消费习惯，财富来源的方式，以及市面上他可以选择的各种投资产品，通过这些信息的梳理才能做出一个全方位高度定制的产品包。

财富管理服务好比是看中医，首先得望闻问切，然后去中药市场上给你抓一个方子，这个方子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有时候，有财富管理需求的客户跑来说，你给我打一针，见效越快越好。长期来看，可以通过教育提升这些家庭对于财富管理的理解，但是短期他们往往不接受需要长期时间才能调养好的方子。这样一来，以最廉价、快餐式的方式提供看上去似乎能满足需求的服务，就变成了一种行业内不得已的解决方案。那些真正精致地去做好方案的机构，最终却被淘汰了。

提供优质服务需要钱，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利用资源去设计方案，但市场上没有人愿意去为这些服务付费。好的机构被淘汰或被迫降格成庸医以后，价格战主导了市场竞争。通常情况下，客户判断不了哪个机构的服务更好，就会让大家竞价，谁的价格低，就用谁的产品。而竞价的最终结果可能是客户用0价格获取了服务。但是这个财富管理机构需要养活他的整个团队，在客户端收不到钱，就只能转过身去向其他人收费。这样一来，卖产品的人谁给财富管理机构的佣金（也叫通道费）高，机构就推荐谁。这就导致了产品端的劣币驱逐良币。业界有句老话——没有卖不出去的产品，只有付不起的通道费。

在完全无序的市场情况下，机构和产品层面发生了大量这样的事件。产品发行方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劣质产品卖给财富家庭，而自身利益受损的财富家庭变得愈加不信任这些机构，形成了目前市场上的一种恶性循环。

欧美国家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是慢慢通过市场的长期自我净化把问题解决了，但是花了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现在，对于中国而言，没有那么多时间，因为离岸财富管理机构对我们的财富客户已虎视眈眈，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政府的监管，行业从业机构和人员的自律，以及学术界提供一些可行的指导意见，帮助中国的财富管理行业能够快速从这种1.0版本相对野蛮无序的生长状态净化到以客户导向型的2.0版本。那样的话，服务的真正目标是客户，机构也能取得一定的收费。建立这个模式需要一定时间的磨合，需要政策的配合和监管部门与被监管的财富机构之间的通力合作。

这样的市场还存在一个大问题是信任感很难建立起来。往往好不容易建立起一点信任感，但财富机构需要通过收取通道费的方式来养活自己，恶性的掠夺式开采把信任感又破坏掉了。然后机构再去重新寻找客户，建立新的联系。因此，中外财富管理机构的发展模式也很不一样。中国财富管理机构的从业人员，他们70%甚至90%的时间是在做销售，寻找下一个猎物。而在成熟市场里，从业人员80%的时间是用来服务现有客户的。

对于中国一些机构而言，平均一个客户的半衰期是四年左右。这个客户被开采完毕时，跟机构之间的信任感就已经荡然无存。机构便再去寻找下一个猎物。这导致，中国很多的财富家庭平均同时与三、四家不同的机构打着交道，他们预期的合作时间也是很短的几年而已。这又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财富管理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只有建立在长期的信任之上，才会对客户的情况非常了解，做出有效的财富管理。

现在，有些有心的机构试图去区分自己和其他机构的行为，但是这个过程是个很漫长的过程。信任感的建立需要有一个主体来承载，通过这个主体的延续发展，长期形成一种良好的业界口碑，使得拥有这种信任感的从业者不忍心去破坏积累的口碑。因为破坏了口碑，他未来就赚不到钱。像国外一些好的私人银行，他们的口碑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这也是他们的一种核心资产。

中国现在也需要有一些信用优良的国家品牌。其实从某种意义来说，中国国企有这方面的优势，他们相对比较规范，但是这些机构现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在于人员激励机制上，使得他们最优秀的员工不断流失。这些机构的决策速度非常慢，当你要引进新的商业模式时，经常是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开，而最终这个决策人实事上也无法得到太多的私人收益。

总体而言，过去十多年，中国财富管理市场可以说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发展模式。在这种市场情况下，不管是财富的拥有者，还是财富管理机构，或是资本的需求者，其实做的都是相对非常简单的事情，通过卖各种各样的产品将大量的资金输入到了房地产市场，支撑着这些年房地产快速的发展。

招商银行和贝恩资本去年做的一份中国财富市场需求调研显示，2017年预计民间可投资财富总规模188万亿人民币，是中国GDP的两倍还要多，年化增长的速度超过20%。而中国民间最大的两个财富的储存工具，分别是银行的存款和投资性房地产，加起来的规模超过60%。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来看，已经严重偏离了经济本身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其实这背后既有中国传统观念的基因烙印，也因为中国现在资本市场发展存在缺陷。

近几年开始出现的对房地产市场未来发展不一致的判断，应该说从很大程度上导致原有的财富管理行业的商业模式难以为继，这也致使很多业内隐藏的问题逐渐浮现出来。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存在的问题，市场会有自己解决的办法，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学术研究、政策监管等方面予以一些方向正确的推动，使得它更快地被解决。

澎湃新闻：要如何解决中国式财富管理的投资性房地产依赖症呢？

金李：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过去十多年随着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而不断发展起来的，但是房地产作为财富储值工具接下来将受到严重的挑战。

现在，中国财富管理行业正在发生阶段性转变，从原先严重依赖于投资性房地产，向更加广阔的大类资产配置的转变开始，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央反复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但目前现在很多炒房的人没有发现其他更好的值得做长期资产配置的财富储值工具。这就需要市场调整，提供这些工具，使得老百姓的钱不依赖投资性房地产作为储值工具。

老百姓是精明的，即便看上去不够理性。投资性房地产市场提供8%—10%的年化回报几乎不承担风险，当这种市场存在的时候，作为一个投资的工具就会从实体经济里吸收大量的资金。与投资性房地产相比，近几年投到实体经济的钱回报低迷，也许只有年化5%—6%的回报，但还需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这样一对比，再如何强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可能也很难撬动资本。所以这个时候，你去拼命地说鼓励老百姓爱国，让他们讲情怀来支持实体经济，接受投资从8%的回报率转向5%，还要承担风险，老百姓不傻的。你鼓励金融机构去这么做，可是金融机构的钱来自于投资者，投资者不愿意，他们也不能强迫。

中国部分地区的房价过快上涨，背后的原因是政府的刚性兑付。老百姓普遍认为政府出于对社会稳定的考虑，不会眼睁睁看着房地产市场突然断崖式下跌。大家坚信政府将来会救市，所以在其他的各种资产大类逐渐地出现所谓的刚性兑付被不断打破的情况下，房地产还隐含着政府提供的一种刚性兑付的保证。加上其他财富管理门类不能带来很优秀的资产回报导致巨量资金涌进房地产，所谓的投资、投机所带来的“刚需”，使得房价快速上涨。

美国的高净值人口和超额净值人口，财富投资在房地产的规模不超过20%，中国的数据大概是60%。为什么人家是20%，因为美国存在着大量的其他投资机会，在风险可控的风险溢价处理之后，回报率并不明显低于房地产。中国缺乏这样的机会，导致大量的资金单向涌入房地产。

如果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应当让房地产的投资回报率限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接下来，应该逐渐会有一些政策出台。其实，政府完全可以利用政策来使未来房地产的年化收益率大大下跌。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的城市，政府可以依据一些指标算出今天的房价，作为房主，你随时可以买卖，但是在你卖房的时候，计算你的资本利得。也就是，假如你的房子一万一平方米买来，现在你卖了三万一平方米，正常情况允许你每年获得3%的涨幅，按此计算超出的钱就是你因为卖房而获得的超额资本利得，然后政府对这部分钱收取高额的税款。房子，你可以自住，但无法通过它发横财。

买房你可以获得正常的资本利得，但是超出部分要被拿出来。能获得超额资本利得说明某一个地方存在着房价快速上涨的压力，也就说明这个地区存在着房屋和以房屋为基准的其他公共品的供应不足。所以收这个税可以认为是一种房价稳定机制，可以把它叫作某地区基础供应不足的特别调节税。用从那些高价卖了房子就走人的人手里拿出来的超额资本利得重新配置在社区的建设，比方说绿化、道路改善、提升公共交通等等。最终的结果就是投房地产不赚钱，假如你是真正改善型刚需，价格涨得慢对你来说是好事。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P2P这类的投资产品？

金李：据我观察，现在市面上的P2P产品主要的资金流向在两大块。一块和房地产业务有一定关联，一些信托和其他金融产品不能做以后，把它更深层地进行伪装、嵌套，所产生出来新的产品。在房地产行业未来的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围绕它的政策也在趋严的情况下，任何以伪装、嵌套等方式和房地产资源的对接，将来都会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块是，P2P解决了一个次贷问题，不管是小微企业还是个人，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所谓现金贷。现金贷的产生是因为资金需求者的资质和抵押品不足，没有办法向商业银行等信贷要求比较高的机构获取资金，它有短期高额现金流的需求，也愿意为此支付高额的利息。我们看到，在这一块现在政府已经开始了治理整顿。

P2P的确解决了中国现实经济生活中一部分需求和资本市场的痛点。确实有需求，既然如此就应该有各种方式去提供资金给他们，但我想更好的一个问题是，未来市场有没有可能创造出其他的金融形式，既能够解决它所解决的痛点，同时又是更加稳妥、更加多元、更加长期可持续的方式。我觉得现在的p2p产品总的说来，主要还是以所谓的固定收益方式来设计的，固定收益严重不依赖产品本身的品质，因此，它对信息的需求相对来说比较低。在资本市场更向前发展的话，特别是对一些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其实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打造多层次资本市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够更多地使用股权类产品——一种非固定收益。两者最大的区别是后者没有上限，股权类产品可以无限分享收益。但这里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是要打通“一行三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