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贫穷抗争——世界史视野下的贫困与贫困治理

贫困问题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而诞生，但不同时空下人们的理解却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什么是贫穷，它的根源何在？谁是穷人，他们的处境怎样？如何消灭贫穷，如何救济穷人？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穷人进行了何种意义的抗争？国家、教会、慈善组织和社会精英又如何反应？……对于这些问题，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或地区、每一种宗教都作出了自己的诊断，并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和道德层面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在很大程度上，世界历史上各种政权的命运、各个民族的兴衰以及每个个体的幸福皆取决于这些诊断与解决方案。

2022年8月20-21日，浙江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召开了“我们为何如此贫穷？——世界视野的贫困治理史”的线上学术会议。对世界历史上的贫困观念、贫困治理及其挑战展开了热烈讨论。

此次学术会议共有18位学者发言，分为6场。

第一场报告的主题是“近代英国的济贫模式”，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柴英编辑主持，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刘金源教授评议。

河南大学法学院杨松涛副教授以《近代早期英格兰教会执事与定居法实践》为题作报告。杨松涛以1662年颁布的定居法在堂区的执行探讨了地方基层的贫困治理。将有限的济贫税发给谁是17世纪堂区的重要问题，堂区为了保障本地居民和减少自身的济贫负担会驱逐可能变穷的外来人口。定居法授权治安法官可以在堂区官员的控告下驱逐居留不超过40天的移民。堂区在年龄、工作、婚姻状况、地产、租金、地方任职情况以及纳税情况等方面设置了苛刻的定居条件，但随之也出现了一系列保障措施。这种保护有三个来源：迁出堂区的兜底，迁入堂区房东的担保，还有治安法官出于仁慈的制止，它们主要依赖移民自身的社会关系和官员的态度，总体而言不够有力。定居法的执行受堂区间、堂区内等各方面关系的影响，基层人员牵涉于这些关系中，他们的态度对基层治理有重要影响。在评议环节刘金源教授指出第一场报告对工业化之前或早期的贫困问题进行了梳理，不同时期贫困的原因和解决方式不同。工业化之前的特点是人口流动性比较低，人被限制在堂区；工业化之后提供解决贫困的可能，但分配却又造就了新的贫困问题。报告从法律及其执行角度来探讨工业化之前的贫困问题，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19世纪的伦敦，一个由教会经营的宿舍。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青年教师冯雅琼以《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伦敦食物危机之应对》为题作报告。冯雅琼分析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伦敦应对食物危机的表现，指出了政府维持秩序、治理贫困的主体优势。城市居民不能生产粮食，在面临食物危机时更加需要政府的调控。伦敦市人口规模大，政治经济地位重要。为了保障粮食供应，市政当局积极从海外采购粮食，并联合伦敦同业公会完善了市政粮食储备体系。在危机时期市政府平抑粮价，向中央政府情愿和施加压力要求保护伦敦的粮食供应和粮食的自由流动。为帮助伦敦应对食物危机，中央政府常给予伦敦特殊关照，有时甚至建立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基础上。枢密院多次要求周边和更远的郡为之提供粮食，准许伦敦违背饥馑《政令书》及其他指令的普遍要求，甚至会依据伦敦需求而修订命令。中央政府与伦敦市政合作应对危机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持社会秩序，它的特殊关照也体现了伦敦在政治地位、政治能量和贸易条件等方面的优势。伦敦相对成功的经验表明粮食危机并不是单纯的农业或经济问题，它的解决需要政府以及社会多方的合力。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正萍以《1795年前后英国济贫思想的争论及其影响——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为题作报告。张正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了1795年前后英国济贫思想变化对政策的影响。18世纪之前济贫主要是道德、慈善领域的问题，在《国富论》发表之后则更偏重经济问题。关于济贫方式的争论在围绕斯品汉姆兰体系展开，伯克坚持商业自由反对干预，怀特布莱特从劳动力价格的角度建议在特殊时期设立制定最低工资，皮特政府反对上述做法支持斯品汉姆兰体系。三者的分歧表明亚当·斯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分裂。在贫困根源这一问题上威廉·葛德文认为贫困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提出了“无政府”的设想，马尔萨斯争锋相对地指出贫困是因为人口及对穷人的人口补贴。由此，济贫议题逐渐改变了方向，主要围绕贫穷和赤贫展开。18世纪的最后十年，英国的济贫方案可以归结为政府实行自由主义，民间进行行政干预。1815年以后自由主义占据了上风，贫困问题逐渐落入宗教和慈善的领域。刘金源教授指出1795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在这之前亚当·斯密代表的自由主义在英国传播但没有成为主流，家长制主义的保护主义或父权主义仍在发挥作用，在大论战之后自由主义占据上风，19世纪上半叶老济贫法被新济贫法取代。他建议在结语里面把这个争论的拔高，将问题放置于老家长制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国家转型过程中的大争论中谈论，在思想大变局的背景下，从它对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影响来展现这个问题的本质和意义。英国之所以能走在工业化前列并最终成为第一个福利国家，是因为它一直关注社会问题，尤其是贫困问题，英国的成功经验对我们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二场报告的主题是“18世纪法国的贫困问题”，由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研究》杂志社焦兵老师主持，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历史系教授洪庆明评议。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庞冠群以《从细微处理解贫困——阿莱特·法尔热对于18世纪巴黎民众史的书写》为题作报告。庞冠群考察了法国历史学家阿莱特·法尔热（Arlette Farge）从经典社会史到社会文化史的转向，通过介绍她的著作从穷人的角度向我们重现了他们的生活。20世纪中叶开始法国史学界日益关注底层民众，但是大量的研究都是基于统计数据，底层民众以群体的面貌出现。法尔热的博士论文《18世纪巴黎的食物偷窃》就使用了许多数据，从群体角度考察城市的空间和生活。但这样的研究中具体的人不见踪影，同时受米歇尔·福柯的影响，她在《生活在18世纪巴黎的街头》中转向新史学。法尔热重新定义了历史研究中的事件，认为应该关注作为个体的小人物及微小的事件，提出“低强度事件”的概念，声称话语即事件。此外，她还强调对于穷人身体的研究，艰难的生存斗争在他们身上留下痛苦的印记，也塑造了他们特有的声音，她将穷人实实在在的情感和感受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这缩短了理解的距离，对历史研究起了纠偏的作用。法尔热还强调不能静态地看待历史，穷人世界中各种社会关系充满张力，是由冲突、紧张、斗争所组成的，就此而言，她并不赞同新文化史急于摆脱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

18世纪巴黎的贫民窟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张慧以《试论法国旧制度末年的济贫观念与实践——以重农学派为中心》为题作报告。张慧回顾了法国旧制度末年重商主义的政治策略造成法国贫困的困境，说明了重农学派为政府干预、促进法兰西政制转型奠定了基础。重商主义的政治策略和宫廷社会的权力形态结合使贫困成为国家的顽疾，金融业、工商业获得了极大发展，农业却落后与衰败。重农主义者博多神父终结了神贫观念，将贫困视为社会问题，并呼吁国家对此进行关注与干涉。重农学派的杜尔哥将发展农业作为治理贫困的方法，他在执政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举措，促进税收制度的专业化和平等化、推行劳役制度改革减轻农民负担、推广先进农业知识、建立济贫救助体系，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的复兴，纠正了弊端，也为法兰西政制转型奠定了基础。洪庆明教授认为报告系统地回顾了法国18世纪面临的困境及重农学派的应对，评估了其措施，但建议第三部分在描写改革举措时应该把目光放到更高阔的地方。重农学派的整体目标瞄准在建立繁荣的有产者国家，这些举措是重农国家和社会建构的蓝图的一部分，在讨论这些微小的事件时应总体把握其动机和目标，以小见大。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盛仁杰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救助——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尝试》为题作报告。盛仁杰从政府职能转型的角度讨论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救助。启蒙思想传播使人不再将罪恶与贫困联系起来，大革命中革命政府激进的行动极大地破坏了传统的慈善事业。这个过程中政府试图建立福利国家体系取代所有私人慈善。1790年乞讨问题委员会成立，委员会认为人应该通过工作获得生存的权利，主张建立救济性工厂。但随着“工作权利”变为“工作自由”，救济性工厂遭到解散，工人的反抗的权利也失去保障，救济事业陷入低谷。雅各宾派与无套裤汉结盟上台让社会救济事业又得到重视，然而古典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的争论限制了国家干预的程度，将它变为一个简单的公共救济问题。经济自由化的热月党人则免除了国家的一切经济和社会干预，采取私人慈善和国家镇压相结合的办法，重新回归到旧制度的老路上去。拿破仑没有改变这一趋势，建立国家性福利体系的尝试最终失败，但也为后来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洪庆明教授指出文章比较关注思想对政治的影响，但也应考虑其具体情境，有些措施的过程中本身就制造了贫困，这样的政策究竟是好是坏，在做史实的还原之后还应该有一个价值判断。

第三场报告的主题是“繁荣时代的贫困”，由光明日报理论版周晓菲编辑主持，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研究员黄艳红评议。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郭家宏以《19世纪英国贫困观念变迁》为题作报告。郭家宏梳理了19世纪英国贫困观念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变化，展现了不同阶段英国政府的具体表现。19世纪以前济贫是责任，不区分对象。随着工业的发展，贫困成为社会问题。19世纪初英国人认为贫困是懒惰的结果，甚至认为贫穷是上帝对懒汉的惩罚。在应对贫困问题时他们围绕济贫法展开争论，最终新济贫法颁布，其主题和基调是通过惩治“懒惰”贫民根治贫穷问题。19世纪后期社会贫困状况日益恶化。知识分子的社会调查更使得人们认识到贫困不单是个人的懒惰造成的, 而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此外，社会伦理学和有机体理论等学说的发展也使人们也认识到贫困问题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政府更积极地应对贫困，对待贫困的方式从惩罚转变为由政府主导的干预和救助。

19世纪英国街头的劳工

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卫良以《19世纪英国“劳工阶级”与“贫民窟”的观念史考察》为题作报告。张卫良从观念史的视角考察了观念与社会转型的关系，追溯了19世纪英国“劳工阶级”与“贫民窟”概念的缘起，展现了社会发生变化后，社会范畴的重组。近代早期 “劳动”被归类于贬义的“下层阶级”；18世纪晚期劳动价值理论出现“劳动”与生产的价值联系起来；19世纪社会结构变化，“劳工阶级”的社会力量被更多的人重视；19世纪后半叶工人队伍迅速扩张，“劳工运动”兴起，“工人阶级”逐渐成为英国社会表达劳动者的一个重要词汇。19世纪早期“贫民窟”或“乌鸦窝”没有详细定义，到19世纪中期起逐渐被污名化为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并进入英国议会政治的领域成为治理对象。黄艳红研究员补充了德语的pöbel和法语的travail在劳动价值论的出现和社会改良运动后的变化。在等级制中它们含义负面，指下等人，19世纪初被无产阶级proletariat所排斥，当人们自称pöbel时则展现了穷人改善自身处境的抱负；劳动travail从前是奴隶受酷刑的意思，18世纪中后期被古典政治经学家重新定义了，获得了它创造财富的意思。概念的改变意味着行动的意向，它不再是静态的，而是社会运动和改良主义的风向标。张卫良教授回应道欧洲国家之间的交流很多，从跨国视角来研究观念史是很有意义的。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乐启良以《死亡的不平等——路易·勒内·维莱梅的社会医学调查述评》为题作报告。乐启良以维莱梅为例讨论了法国公共卫生学作为一种治理技术诞生的政治背景、思想条件和学术环境。法国公共卫生学诞生于绝对君主制的末期，在社会危机中人们关于国家的性质和社会目标的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社会成员的身体和社会生存环境成为国家治理的对象。皇家医学会、巴黎卫生委员会、皇家医学院等机构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建立，日益将人民的健康和社会的治理联系起来。维莱梅处于权力网络中，强调健康人口的对于国家的效用。他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用数据证明穷人的健康更成问题，并将其置于治理的中心，主张用发展工业、鼓励劳动和督促老板改善工作环境等方法消除工人的贫困。因此公共卫生学是穷人的卫生学，它在改善穷人健康的同时，也强化了社会对他们的规训。维莱梅的公共卫生学有超越古典自由主义，走向“社会医学”的可能。黄艳红研究员在评议中建议增加一些历时性的比较，从统计与政治的结合以及学科史的发展中凸显维莱梅的独特性。此外，黄艳红研究员提问police更通行的翻译是“治理”，它拥有超出治安之外的许多职能，将police译为“治安”是否窄化了词语的含义。洪庆明教授也指出当时机构职能区分不明显，police不止治安一种职能。乐启良教授回应道从福柯的学术话语而言应该区分gouvernement与police，翻译上不能将两者混同，因此将前者翻译成“治理”，后者翻译为“治安”。随后与会学者就社会统计学与政府的关系，以及police的翻译展开热烈的讨论。张卫良教授指出英语里也有这样的问题，police管理范围虽然比现在宽，但也是有限的，与真正的社会治理是分开的。周立红教授则提出在17世纪粮食等问题上将police翻译成“管制”,因为如果翻译成“粮食治安”会稍显怪异，此外police和翻译成“治理”的governance也确实存在差异。

第四场的主题为“贫困治理的新路径”，由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的编辑宁凡主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董瑜点评。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倪玉珍以《社会团结：思考贫困的一种进路》为题作报告。倪玉珍老师详细解释了19世纪中叶以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为代表的倡导社会团结、主张通过和平渐进的社会变革纾解民众的精神及物质贫困的学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来源。倪玉珍老师认为，法国六月工人起义充分呈现了启蒙时代兴起的自然权利学说在面对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时遭遇的理论困境，说明了有产者捍卫的财产权和无产者要求的劳动权的冲突。倪玉珍老师指出，孔德的社会团结学说对18世纪的“形而上学家”过于强调个体性的重要性以及他们的财产观进行了批判，提供了一种思考社会问题的新进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孔德力图建立一个普遍的科学学说重建人类的统一性，并使无产者归并入现代社会，提出了“秩序与进步的口号”，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无产者生活条件、促进第三共和国引入“社会财产”观念。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任姝欢博士以《反抗贫困：美国镀金时代慈善组织会社的新式慈善》为题作报告。任姝欢追溯了美国镀金时代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后文简称COS）的概况，认为COS采用了一种更加科学和系统的方式来解决城市日益严峻的贫困问题，强调了对受援者的社会调查，重视对城市内既有的慈善力量和资源的组织整合。任姝欢指出，美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社会对“慈善”的重新定义导致了COS的新式慈善的出现，同时以牧师群体为代表的宗教人士也在COS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促进了慈善事业向“应用的社会学”靠近。然而，商业化的新式慈善成功与否取决了组织机制的情感和道德驱动力。任姝欢认为，慈善组织运动的领导人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有社会达尔文主义之嫌，甚至有可能形成了精英主义的社会控制。但的确缓和了城市的贫困问题、减轻了社会动荡和阶级冲突。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周立红教授以《种族隔离解除后南非贫困治理研究》为题作报告。周立红老师对比了20世纪法国的粤籍华人与非洲移民的职业构成、居住特征和情感认同，探究了移民的社会网络与致贫机理的关系。周立红老师认为，非洲移民是一种缺少组织性的个体移民，在法国从事的行业和居住地相对分散，文化信仰不同，缺少身份认同根基。相反，粤籍华人移民在他们的移居地构成了一个紧密的、职业的、团体的联系，形成了“同乡同业”的经济网络，吸纳了不少移民劳动力，构建了一个具有华人文化象征意义的巴黎13区，因此在解决贫困、凝结华人社会，帮助华人移民融入法国主流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报告最后考虑了法国乌克兰的难民和其他温州移民、越南移民、非洲移民和东北移民的特征和贫困状况，认为粤籍华人在法国的经验既是一个良好的案例，也是一个值得反思、深入贫困治理的切入点。

点评环节，董瑜老师充分肯定了三位发言人的选题和发言，并提供了建设性的问题和意见。针对倪玉珍老师的报告，董瑜老师认为倪玉珍老师的研究深入分析了19世纪中期法国的历史语境下各种思潮的关联，促进了对欧洲思想家对贫困看法的理解。董瑜老师的问题是：孔德对精神权利的看法和界定、社会团结学说与社会主义者以及以巴黎公社为代表的社会抗争的内在联系。针对任姝欢博士的报告，董瑜老师认为任姝欢的研究选题新颖，材料详实。董瑜老师的问题是：美国镀金时代新式慈善的出现是否还有其他原因？新式慈善背后美国各州和政府的参与情况如何？是否能够以国家建构的思路串联起美国的慈善发展。针对周立红教授的报告，董瑜老师认为周李红老师的研究视角独特，研究路径令人信服。董瑜老师的问题是：外来族群移民与法国政府的互动，移民群体的情感认同、社会网络与移民经济状况的关系。

自由讨论环节，倪玉珍、任姝欢、周丽红分别回答了董瑜老师提出的问题。倪玉珍认为，孔德为了应对世俗权利产生的强者对弱者的压迫，尝试对精神权利进行改造和完善，确立了实证哲学。然而，西方现代性的发展必然导致了对多元价值观的认同，实证哲学无法达到中世纪神学一家独大的地位。同时，孔德对精神权利的看法也经历了一个从科学家取代神学家，到吸纳无产者和富裕阶层的加入精神权利的转变，孔德也从一个社会科学家变为一个力图创造“人道教”的人。倪玉珍老师表示，未来将详细探讨孔德有关精神权利思考变化的始末和影响，写出一份完整的论文。在第二个问题中，倪玉珍老师回答道：孔德针对同时代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提出了“实证主义是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说法，并且一定程度上欣赏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至于巴黎公社，则是更多受到了强调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正如美国学家指出，圣西门-孔德-涂尔干和莫斯构成了具有法兰西风格的社会主义思想谱系。孔德实证主义的一个重要口号是“秩序与进步”，他们反思了法国频繁的暴力流血事件和政权的更迭，为革命果实流产感到惋惜，提倡一种渐进和平的“中间道路”，主张先从教育入手，制造社会舆论，再来变革社会的方式，影响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共和派。

法国大革命

任姝欢认为，除了报告所述的内容外，美国COS新式慈善出现的原因还包括中产阶级对国内发生如法国大革命之类的社会动荡的担忧，以及统计学和社会学作为一种新科学发展对新式慈善的知识扩充。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COS 与美国各州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设立了州慈善管理委员会，制订了一套继承制度，将州长、警察等地方官僚定义为委员会的“天然成员”。尽管美国史学家将COS视为福利国家的前身，COS的确在地方上发挥立法、卫生、娱乐、管理的作用，但是也造成了党派腐败的现象，限制了国家行政职能扩张。因此，是否能够采取国家建构的思路呈现COS的复杂性，是一个值得商榷问题。

周立红以自己“‘他者’对法国粤籍华人的作用”的课题研究为例，说明了法国政府和法国社会以及中国政府（如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华侨办）和中国其他移民群体对粤籍华人移民的帮助。法国华人不仅勤劳工作、取得了经济成效，而且作为一个整体形成了社团，进行抗议。另外，廖承志成立的法国《欧洲时报》和中国经济体的壮大也有利于法国听到中国的声音，维护了粤籍华人的权益。一方面，粤籍华人文化层面的“华人性”（chineseness）得到了中国的支持，促进了华人的立足和团结。另一方面，粤籍华人与中国的往来，也为华人提供了商机，提高了社会威望，有利于增强华人的经济实力和认同感，将文化资本转换为政治资本。由此可见，文化、经济、政治三个因素相互促进。对于跨国移民而言，除了经济和文化资本外，国际经济的结构和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同样对移民群体的社会网络构建和避免贫困问题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最后，张正萍老师向倪玉珍老师请教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覆灭的历史逻辑和“自然权利”学说的困境的问题。倪玉珍老师解释道，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覆灭存在一套复杂的历史事件演变机制。其中，捍卫绝对的私有财产的有产者与捍卫劳动权的无产者的冲突无法弥合，直接导致了六月工人起义、以及后来路易·波拿巴的上台，最终造成了政变。因此，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覆灭不能间地将起因归结为“自然权利”学说。尽管“自然权利”学说的代表洛克、卢梭、霍布斯等人思想并不相同，但都对自然状态有一个假定，提出了一个理性的、自足的个人状态。然而法国大革命之后，圣西门、孔德、马克思、黑格尔等人已经对“自然权利”学说的抽象性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形成了法国的社会共识。

第五场的主题为“边缘的穷人群体”，由吉林省社科院、《社会科学研究战线》的编辑刘莉主持，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熊芳芳教授点评。

复旦大学李振文博士以《特权的贫困：近代俄国贵族贫困问题的起源与影响》为题作报告。李振文的报告将俄国贵族贫困问题的核心内涵界定为“拥有不超过20名男性农奴的小领地贵族的大量出现和不断破产”，梳理了15世纪至18世纪沙皇政府的统治策略与贫困贵族的起源，详细说明了叶卡捷琳娜二世以后俄国贵族的经济困境。李振文追溯了15-17世纪的服役领地制度与小领地贵族的起源，阐明了俄国贵族内部分化的具体表现。同时，考察了18世纪沙皇政府停止给贵族分配服役领地以及彼得一世对贵族奖罚政策的统治策略，认为贵族贫困问题的形成与演变，表明沙皇政策对贵族地产的调节起到了关键作用。俄国贵族的长期贫困并非是贵族衰落的反映，而是贵族等级本身的开放性、贵族自身的腐败与奢侈、农奴制经济的落后性、俄国贵族缺乏一子继承制的结果。

俄国人贵族招待客人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赵子恒硕士以《19-20世纪初俄国的城市乞丐及其治理》为题作报告。赵子恒首先指出20世纪初期俄国土地租金昂贵、人口流动频繁、城市工业发展不足、社会保障和法律援助缺失、外国人乐善好施的习惯以及个人懒惰、精神或身体缺陷等问题造成了俄国城市乞丐的形成。其次展现俄国社会对城市乞丐的社会舆论，俄国城市乞丐在干扰正常社会秩序、加重国家财政负担、影响社会风气和儿童习性方面的巨大问题，说明了俄国政府决定治理城市乞丐的必要性。最后分析了俄国政府和社会在立法、设立济贫机构及慈善组织、传教劳动技能的举措和成效，认为俄国的城市乞丐治理任道而重远，需要进一步落到实处。赵子恒表示，未来将进一步思考俄国的城市乞丐对俄国社会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俄国帝国晚期的财政情况是否是造成治理贫困失败的原因之一？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葛珍硕士以《等于“白人垃圾”的奥基人：1930年代美国加州国内贫困污名化原因》为题作报告。葛珍梳理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加州奥基人（Okie）从俄克拉克马州的简称逐渐演化“白人垃圾”的过程和影响。葛珍认为，奥基人本是由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的地名简化而来，由于当时发生了尘暴，因此也被理解为“尘暴难民”。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加州受到了大规模移民潮的冲击，给本就处于经济紧张的加州带来了许多问题，而加州历史上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剥削外籍劳工赢取额外利润的路径和农业丰收让奥基人的就业情况更加恶劣。同时，由于罗斯福新政允许工会的成立，国内不稳定的工人力量发起了大罢工，刺激了加州中产阶级对社会秩序的维护。随着左翼恐惧蔓延，来自南方的奥基人充当了罢工者的替代者、舆论想象中的左翼的支持者、北方对南方歧视的对象，成为了美国现代化叙事的牺牲者。

点评环节，熊芳芳老师指出，三位发言人的报告涵盖了贫困贵族、移民和乞丐三种贫困群体，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和国家以及不同群体面临贫困的相似性和异质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针对李振文的报告，熊芳芳老师以法国为例，简要概述了17-18世纪法国贵族的发展历程，回应了学界普遍认同的“贵族衰落论”的修正主义解释，并对比了俄国政府和西欧国家对贵族的结构性控制的差异。此外，熊芳芳借用了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说明了贵族的炫耀性消费在造成贵族衰落、分化的作用。提出问题是：如何看待“贵族衰落论”的修正主义？彼得一世的改革是否重新调试了俄国贵族的认同？俄国小贵族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沙皇的统治根基？贵族内部的分化与农奴制改革有何具象性的联系？针对赵子恒的报告，熊芳芳老师给予了十分详细的写作思路，指出了历史研究中描述、解释、阐明、说明步骤的重要性，强调了数据的准确性和分析的关联性。针对葛珍的报告，熊芳芳老师的建议是：加强学术史的梳理、说明奥基人移民加州的原因和分布，充实对奥基人移民加州的影响的探讨。熊芳芳老师指出，无权者的反抗并不一定是大规模的集会或起义，有可能采用的是平常的、持续不断的日常武器，希望葛珍进一步展现奥基人与加州社会、其他贫困群体的互动。

自由讨论环节，李振文认为，法国和俄国的大部分贵族对国家的掌控和对经济的支配呈现衰落的状态，用修正主义看待贵族的衰落显然无法得到史料的支持，不能代表总体衰败的总体趋势。关于贵族合理化经营失败的问题，李振文指出，合理化经营不仅增加生产成本，而且没有改变原来的生产关系，无法提升生产力。最后，李振文肯定了俄国贵族分化的历史事实，但表示贵族的分化并没有改变他们是俄国政府统治的支柱地位，与农奴制改革的没有联系。而贫穷的小贵族在改革后获得了地方治理的权力，生成了新的身份认同。

葛珍指出，本次报告的内容只是个人论文的一个部分，说明了学术史对奥基人历史形象的一个梳理。同时，对于熊芳芳老师提出的几个问题，葛珍从加州的经济条件和外部舆论两个方面解释了奥基人移民加州的原因。强调了奥基人外来者和赤贫的社会地位，指出奥基人与当地工会的本地人存在的竞争关系，不仅没有收入和居所，无法与其他贫困群体交流，更无法获得一个为政治权益发声的渠道。

第六场的主题为“全球化与贫困问题”，由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田明孝编辑主持，张杨教授点评。

上海大学江时学教授以《海地为何如此贫困？》为题作报告。江时学老师从国际政治关系的角度全面回顾海地贫困的政治、外交、经济、生态和文化背景。江时学指出，海地曾经被称为“加勒比海上的珍珠”，曾是法国的殖民地，为了独立向法国赔偿了1.5亿万法郎，造成了巨大的债务负担。同时，在法国殖民时期和美国占领期间，欧洲殖民者不仅将非洲的巫术和宗教移植到了海地，影响了海地人的精神面貌，而且将林地变为热带经济作物的种植园，海地生态破坏严重，经济结构单一，工业经济发展不足。政治层面上，由于国内杜瓦利埃家族长期的独裁统治，实行民主后的海地政局动荡、经济发展缓慢，造成了大量人才流失。最后，江时学老师具体讨论了“现代化理论”和“依附论”的争议，强调了海地贫困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并批判了“依附论”中对“外围与中心脱钩”的说法。

海地圣多明各的奴隶反抗事件

上海大学王凤云博士以《20世纪末爱尔兰多元一体反贫困政策探析》为题作报告。王凤云分析了20世纪70-90年代爱尔兰“社会伙伴关系”模式诞生的历史背景的变迁，认为爱尔兰七十年代的“社会伙伴关系”开启了合作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肯定了政府九十年代开创的基于“社会伙伴关系”和“社区志愿支柱”的多方协商机制，以及1997-2007年爱尔兰《国家反贫困战略》的出台。王凤云认为，自1987年以来，“社会伙伴关系”成为爱尔兰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一个鲜明的特色，对减缓贫困问题，服务反贫困实践，开创了国家反贫困战略先河带来了益处。但同时“社会伙伴关系”在协商模式“劝服”（persuasion）上有所局限，缺少对政策制定、实施和监督各环节的整合，《国家反贫困战略》也无法真正起到缓解社会问题的积极作用。最后强调了政府与多元主体的互动对爱尔兰多元一体的反贫困政策推动，指出了政府自身的调节与适应的重要性。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唐青叶教授和于桂章博士以《种族隔离解除后南非贫困治理研究》为题作报告。唐青叶教授和于规章梳理了南非种族隔离解除与贫困治理发展的历程，说明了1992年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解除直接促进了1994年贫困治理制度《重建与发展计划》的兴起，指出了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解决种族隔离下的社会资源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认为该计划相对成功，是南非历史上跨时代意义的国家发展框架。2008年，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南非政府先后颁布了的《新增长路劲》（2010）和《国家发展计划》（2012），侧重了经济发展和居民就业问题，突出了南非在国家认同、公民发展、国际责任的发展方向。随后，唐青叶教授和于规章探析了制约南非贫困治理的因素，说明了历史遗留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国内政派竞争、以及经济结构的衰退阻碍了政府减贫政策的施行。

点评环节，张杨老师总结了三位发言人研究对象的一致性，认为海地、爱尔兰和南非曾经都有过不同程度的贫困经历，都有被殖民的痕迹，都重点考察了当下的治理，并试图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此进行探析。针对江时学老师的报告，张杨老师对江时学老师的宏大而全面的视野表示了充分的肯定，但希望对海地的个案有进一步细致的研究，挖掘海地贫穷的根本原因。诚然“依附论”对“现代化理论”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冲击，但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依附论”也相对衰落。那么，海地为何没有像亚洲四小龙一样实现现代化呢？针对王凤云老师的报告，张杨老师十分赞赏王凤云老师对爱尔兰反贫政策做出的细致入微的探讨，并表示爱尔兰的例子也与欧洲一体化，以及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探索有关，建议有必要在微观研究中结合宏观视野。另外，张杨老师对治理贫困促进经济发展的关系、爱尔兰经济发展的动力提出疑问。张杨老师认为，治理贫困与社会财富再分配虽然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是社会财富再生产的手段是用来生产还是用来济贫是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存在着政府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还是相对保守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的问题，实际问题的源头在于谁掌握了社会财富？这一点在三篇文章皆有所体现。针对唐青叶老师的报告，张杨老师以美国对黑人贫困的治理为例，指出了南非和美国社会种族问题的相似性，说明了探析造成有色人种贫困的历史症结的重要性。

最后，乐启良教授作会议总结，再次对专家学者们精彩纷呈的发言和鼎力支持表达感谢，指出学者们聚焦贫困对象，对贫困的观念和实践层面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述和分析，引人深思。乐启良教授表示，无论在历史上或现实中，贫困是人类面临最大的挑战，将穷人群体整合进社会又是每个国家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他们将会催生动荡、骚乱甚至革命。贫困尽管属于“社会底层”，但“社会底层”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范畴，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可叵测的命运，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抛入其中。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保障最低生活水平的福利国家或“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因所在。他指出，本次学术会议也存在若干的缺憾，多数的论文集中讨论英、法、俄、美等少数发达国家的贫困治理问题，古代世界和亚洲国家的相关研究暂付阙如，非洲和拉美地区的研究也很少见。此外，更有深度的贫困史研究，需要进行进行跨学科研究，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的学者对话与合作，需要置于全球化、民族国家建设等宏大事业下考察，需要考察贫穷、慈善、福利国家等概念与实践在世界范围内的翻译、传播与重构。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浙大世界史”，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