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速递 | 中枢整合与国家能力：唐代国家建设中的武则天女主政治

中枢整合与国家能力：唐代国家建设中的武则天女主政治

摘要：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兼具正统性和争议性的女皇帝，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其参决大事、临朝称制、废唐立周的五十年间牵涉初唐政局的发展。则天女主政治是传统女主政治的历史转折点与唐代前期国家建设的关键过渡期，对其进行历史政治学思考亦有助于从走出北朝、唐宋变革这两个视角，对中古政治研究框架和女主政治长期演变形成新的认识。则天女主政治对唐代国家建设的影响，主要涉及中枢整合与国家能力两个方面：前者较为复杂而总体成功，在唐周鼎移前后呈现冲突性和扩张性向安抚性和平衡性的转变；后者表现为政权合法性资源运用和国家象征能力增长，以及制度化专制君权政治和官僚化集团政治相伴相生。

作者简介：

马雪松，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冯 源，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文献来源：

《天府新论》2021年第6期

本文作者之一马雪松

中国历史上的女主政治是皇帝制度与宗法制下为保障君权统绪承继或追求政治统治地位而出现的政治现象，表现为女性政治家多以临朝称制等身份参与乃至主导政治运行，以其特有的社会文化影响与正统张力，深刻塑造社会发展与政治变迁。就女主政治的典型时代而言，两汉、宋代、清代女主在国初政权巩固、稳定过渡中枢、国家治理绩效等方面得到较多肯定，而唐代前期女主政治在传统视野下多被视为反常现象。就中西比较而言，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继彼得一世后对俄国近代转型具有重要影响，“现代俄国多半不过是这位伟大国君的遗产”；英国都铎王朝的伊丽莎白一世通过对外战争及联姻外交积极谋求扩张，展示了国家建设中女性特质的推动力量。唐代则天女主政治是清末大变局以前女主政治历史想象的主要来源与女主政治主导国家建设的典型个案。武则天起初在唐高宗支持下以皇后身份参与中枢权力运行，继而在中宗、睿宗时期临朝称制，其革命举措空前绝后，更突破传统中国女主政治之常轨。运用历史思维、辨析传统观点、提炼历史逻辑可以发现，李唐国家建设视角是把握相关史实的关键，应从中枢整合与国家能力建设方面重审则天女主政治。本文认为，则天女主政治的中枢整合涉及权力集团、社会阶层、宗室构成在中央权力运行中的体现，其在国家能力建设方面的影响主要在于政权合法性的复杂构建与政治集团的官僚化特征。

一、则天女主政治的历史逻辑

武则天事迹因其历史独特性而在不同时代得到经常性的激活，长期成为传统历史书写、政治史研究乃至社会流行文化的热点议题。宋人往往自矜本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三世四朝（960-1063）逾百年为世所罕见，而初唐实际统治者高祖、太宗、高宗、武后（618-705）三世四朝亦近百年，武则天参决大事、临朝称制、废唐立周直至病逝（655-705）的半个世纪，关涉初唐政局发展和唐代国家建设。历史政治学视角有助于对则天女主政治相关认识进行有益补充，以史籍材料、前人诸说与反思意识为基础，清晰揭示则天女主政治的历史转折、时代定位和理论启发。

（一）炎汉与赵宋之间：则天女主政治的历史转折

传统史家常以汉宋女主作为女主政治祸乱国家与安守治道的典型，而则天女主政治正是汉宋之间女主政治趋向成熟形态的历史转折。武则天执政时期不仅是女主政治发生逻辑的全面体现，更是女主政治在阶级变动背景下转换其权力逻辑的关键阶段，可以视为皇帝权力实际运行背景下女主意志压倒政权内部传统力量的突出事例。其一，武则天政治生涯具有多重合法性面向。中国政治文化具有整体性与关联性的特征，接近最高权力的女性个体得以拥有一定的政治活动空间，以伦理及神圣为主的合法性论证路径，是女主政治存在的结构性因素。就伦理因素而言，女主多为以太后身份临朝称制来确保帝位统绪相承，合法性资源“主要来自传统意识形态的‘孝道’层面”，作为在任君主后妃的女性政治人物则由于分享权柄影响朝政而经受斥责。就神圣因素而言，在超越性意涵的君权合法性观念中，女性政治人物倾向于以宗教或谶纬等淡化性别色彩的神圣因素塑造个人权威。伦理性资源和神圣性资源在则天女主政治的合法性建构中均得到运用，并对武则天的统治实践施以效力不等的制约作用。其二，则天女主政治的权力逻辑承前启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朝隋唐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渐进过渡的潜在趋势。“家国一体与家国同构，维系家族内部的伦理和结构就是维系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和社会秩序”，女性政治人物的能动性在结构上受到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阶层与文化状况的限制。贵族社会女主政治的权力逻辑是世家外戚支持王权并可能使之经历挟持乃至转移，尤其表现为两汉以来外戚严重干政引发中枢朝纲震荡紊乱，“汉代及以后中国北方社会妇女的权力，大致较其他中国妇女为高”。则天女主政治的个人专制特征是女主政治权力逻辑由汉至宋的过渡，李武体制的建立改变了君权面临的“亲戚间屡有异志”的被动局面，女主政治中传统政治集团的式微确保君权成为权力中枢的绝对性实体。宋代政权无贵族集团可恃并与文士集团展开合作，制度化君权与士大夫阶层互为支撑，反映在宋代有九位太后垂帘听政而多贤后，官僚士大夫在政权危难之际亦对女主政治合法性逻辑加以全新理解与得当运用。其三，女主政治所涉中枢制度特征发生转折，表现为制度化君权与女性政治人物明显存在张力。以文藻知名并备受武则天恩宠的宰相刘祎之“不经凤阁鸾台，何得为敕”的诘问，道出则天女主政治与唐代律令政治的持久张力与深刻矛盾。唐代权力中枢的女性参与同君权的制度化进程具有持续的紧张关系，关涉权力与律令、君权（内廷）与相权（外朝）之关系。宋代制度化君权更为完善，官僚士大夫以多种制度方式规范太后垂帘听政，即使发生“内降”等有悖正式权力运行的例外状况，宋代女主政治仅作为制度化君权备用机制的地位也未曾变化。

（二）贞观与开元之间：则天女主政治的时代定位

武则天女主政治是唐代国家由贞观体制向开元体制过渡的重要阶段。受道德观念影响的传统史家将唐代女性参与中枢权力看作乱局，而公允评价则天女主政治，应从唐代国家建设实际出发重估政治史框架内不同时代的复杂关联。其一，则天女主政治确保而非阻断太宗贞观时期至玄宗开元时期李唐统治的延续。司马光认为高宗初年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强调皇帝与辅臣谐睦事关治绩。永徽元年（650），高宗册立郡望为太原并被太宗称为“佳妇”的王氏为皇后，与“永徽”年号继承先君善政之意相得益彰。永徽末年（655），王氏废为庶人而武氏立为皇后，从中依稀可见武则天参政或许是高宗为君权统治纳入的个人因素。“法理上皇帝唐高宗为最高政治首脑，而事实上长孙无忌是政治首脑”的过渡局面，被高宗与武后犹如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的政治分工取代，武后成为高宗稳定而信赖的政治伙伴。中宗即位，高宗遗诏确认武后具有最高决策权，与太宗为高宗接班“选齐配强”政治班底的做法如出一辙，不同之处在于中宗、睿宗相较高宗更难扳倒辅政班底，致使发轫于唐初的国家建设只能在女主政治下长期延续。武则天拒绝将武家子弟立为皇储，也表明其虽为女帝，却与“一般皇太后不同意父兄篡立新朝之思路完全一致”。其二，则天女主政治反映太宗贞观时期至玄宗开元时期政治、文化、社会总体变革的鲜明趋势。吕思勉认为南北朝末期以来中原畏服北族的心理至隋唐而发生变化，而武后时却再度“国威陵替”，“北则突厥，东北则奚、契丹，西南则吐蕃皆跋扈”，玄宗为应付外患而不得不重委蕃将，酿成“安史之乱”。雷家骥认为唐初政治权力运行依法而行，可归入“律令政治”一途，三省体制对君权起到了相当可观的限制效果，“唐朝君权恶化及提高由武则天的推动而加速”。士人风貌亦于此间发生演变，武则天用人方针随其政策方向及权力斗争需要而不断变化，“逮则天以女主临朝，大臣未附；委政狱吏，剪除宗枝”，“要时希旨，见利忘义”的刻薄酷吏往往“制公卿之死命，擅王者之威力”，“政治局面的复杂变动以及官员‘自利取向’与‘服务取向’之间的角力，造就了此时期学风、考风、（诠）选风、官风的失坠”。在贵族政治向平民政治和官僚政治体制转化的背景下，内廷与外朝的斗争也常常加剧，如玄宗后期外朝权力集于李林甫、杨国忠等权相一身，便有高力士、陈玄礼等近侍与之对抗，其间可以看到武则天时期政治形势的余波。

（三）从唐宋变革到走出北朝：则天女主政治的理论启发

在唐代国家建设视角下看待则天女主政治，很可能有助于在唐宋变革论的基础上纳入“走出北朝”这一分析角度。邓小南主张五代的过渡性质在于社会政治动乱中蕴含的整合性力量，据此将北宋初期统治集团的变化概括为“走出五代”。本文采取类似的问题意识与解释动机，认为正如宋初面临走出五代的形势和任务，隋唐国家建设亦与其北朝起源产生张力。隋唐在整理前代制度的基础上实现了包括官制、选举、赋税、兵役、刑法的完整制度体系建设，而从另一角度看，北朝隋代的制度遗产和北周隋唐的武川旧族及关陇势力，在唐代前期政治运行与文化发展中经历了可称为“走出北朝”的过程。则天女主政治是此过程的产物，并以女主政治特有的社会政治变革效能将其推向纵深。则天女主政治对于唐代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之所以被长期忽视，除正统论对旧史学的支配外，以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为代表的唐代历史分期观念也是重要原因。唐宋变革论认为中国历史在唐宋时期由中古转变为近世，在“二战”后实证史学兴起的背景下得到广泛认同与传播，其解释框架却一直存在局限。唐宋变革论将唐代历史分为前后两期，强调后一阶段与五代乃至宋代具有连贯性，将具有非制度因素的“安史之乱”作为考察社会总体变革的起始，导致唐宋变革论既难发掘初唐盛唐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的深层变革逻辑，也难从大一统国家建设的纵向比较与历史演化层面对魏晋至宋代的长程发展进行把握。相比于唐宋变革论，“走出北朝”意味着北朝特征在唐代的某种延续，在“女主内”的类似社会文化背景下，能够揭示北魏与唐代女主政治的颇多相似之处。“走出北朝”还关注社会变革的渐进性与反复性。就中央地方之关系而言，隋唐立国延续魏周的关中本位政策，但府兵制的强干弱枝格局已在唐高宗时失效。武则天称帝后将十道巡查设为定制，道作为中央与地方矛盾运动的产物，起到抑制地方贵族势力的作用。然而，自中唐以后，宦官势力对关中枢纽的同华等地的渗透，仍表现出中央政权对传统核心统治区域的重视。以重审则天女主政治为起点，“走出北朝”或可成为就现有具体研究成果进行理论整合的初步方向，进而形成与唐宋变革论相互补充或竞争的解释路径。为此需充分认识则天女主政治在唐代国家建设中的作用，特别是从中枢整合与国家能力层面，立体审视其对唐代乃至传统中国国家建设的深远意义。

二、则天女主政治的中枢整合

则天女主政治的发展历程与初唐权力中枢的演进相伴随，在中枢整合方面取得成效并形成相关观念内涵与权力基础。中枢权力结构以武则天为核心的特征在武周革命前后虽未改变，但权力关系的冲突性和扩张性逐渐转为安抚性和平衡性，并对盛唐中枢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一）则天女主政治前期的中枢整合

则天女主政治产生于唐代国家权力中枢，发端于君主权力与贵族权力的现实张力，在诸多因素影响下由拱卫君权转向践行君权。武周革命前的则天女主政治始终作为君权的辅助机制而存在，但已展示突破以往女主政治的色彩。其一，则天女主政治契合唐代中枢权力结构适应大一统国家建设的政治实际。隋唐政权实现大一统国家的再度重建，贵族政治则是此前分裂割据时代的社会政治底色。在贵族集团垄断权力的政治体制下，大一统国家权力中枢的集权化与制度化难以充分实现，这一点突出体现为贵族集团成员“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唐太宗即位前长期经营个人政治集团，登基后君权与贵族的矛盾并不明显，因而以三省制为主要特点的中枢权力结构得以稳定运转，但贞观体制由于未能摆脱集团政治，难以应对关键人事因素的冲击。高宗即位后，贵族集团的有效制衡结构不复存在，则天女主政治因而得以登上历史舞台。皇帝集团与宰相集团的对抗因武氏立后事件而白热化，武则天幕后蔑斥褚遂良为“獠”，既是在关陇贵族政治语境下对其身世的攻讦，亦有抨击其为长孙无忌僚属之意。其二，在多方政治势力的限制与高宗富有弹性的支持下，武则天的参决政事起到辅助君权的作用。西晋以来政权更迭频繁，高门大姓地位愈益重要，唐高祖以开国权力精英门第之高认为本朝胜于汉朝。在关陇贵族集团领袖长孙无忌遭流放的情况下，右卫大将军慕容宝节等人密谋发动针对武后的政变因杨思训案未能成事，显示贵族政治的强大能量。武后对待韩瑗、来济的宽宏态度较其严苛行事的风格出入明显，反映出勋贵集团的巨大压力与武后的灵活手段。武后亦与同样围绕君权的太子等宗室争权，同长期监国的太子李弘矛盾激化，在许敬宗、李义府两相去世后以北门学士分割相权。作为武则天权力基础的高宗在临终前将武则天的政见作为政策遗产与政治总结，但遗诏仅将其权限界定为“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并未予其“临朝称制”的地位。可见，高宗时期武后权力既非独立更难称巩固，在辅助君权的前提下方得施展个人政治作为。武后称制后，勋贵元老刘仁轨以吕后之事警告武则天并取得效果，表明武后应付此类阻力得心应手，其政治性格已历练成熟。此外，武则天对历史传统的突破乃一渐进过程，由参与中枢行政发展为政治“革命”。传统武则天研究的线性叙事往往以其称帝为逻辑终点，不免干扰时人及后世对武则天政治作为的理解判断。高宗因风眩有意委托武则天摄政，宰相郝处俊认为此举“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参与国事运筹而遭无端阻力，不能不成为武后决意称帝的刺激因素。在女主政治的传统认识中，武则天在“二圣”体制下对行政程序的一般性参与易被看作不轨之行。宋代史家认为，武则天“每视朝，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这种看法笼统夸大高宗时代武后的政治影响，而未明确区分主导决策程序与掌握最高决策权。女主政治本来具有由临时而常态、由中枢而全局、由行政而政治的演变特点，但就则天女主政治前期状况看来，重大决策权始终握于高宗之手。武后虽未正式掌握中枢权力，却可名正言顺地凭借宗室主妇身份产生文化影响政治的效力。武则天对宗室及大臣的影响稳定存在，在高宗身后的关键时段最终表现为裴炎等人推动“天后降令于门下施行”。高宗遗诏的政治安排未被付诸现实，“中宗即位，尊天后为皇太后，政事咸决取焉”。

（二）则天女主政治成熟阶段的中枢整合特征

则天女主政治对唐代权力中枢的发展影响深远。武则天推动建立介于君权政治与贵族政治之间的“李武体制”，在避免产生权力集团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姻亲集团对君权的支援作用以整合中枢权力，而与其个人身份相关的合法性话语特征为李唐政权的延续埋下伏笔。在经济社会结构性变化导致地方控制能力显著削弱的情况下，玄宗以降唐代政治的集团化和派系化趋势由中央蔓延至地方，削弱君主绝对权力的同时也促进制度化君权的发展，确保中晚唐君权作为权力中枢唯一超越性力量得以长期维系。其一，武周政权的政治整合围绕武则天个人权威展开，政治运行显现“重用刑而轻用官”的功利主义特征，发挥宗室集团及非贵族官员对君权的拱卫作用。李唐宗室虽号称“子孙蕃衍，可谓盛矣”，实际上除了唐初“以天下未定，广封宗室以威天下”，皇帝一向避免赋予宗室过大的政治权力。武则天临朝称制前后，“时皇室诸王有德望者，必见诛戮”，体现了女主政治中枢整合的合法性成本，而中宗、睿宗等李唐直系皇子却得以保留基本地位，中宗此后还被立为太子。就武氏宗族而言，文水武氏并非巨室大族，武则天在家族内长期处于边缘地位而难以依靠本族，因而行事多依凭政治现实。《旧唐书·武承嗣传》所谓“武家子侄，咸树封建”，只在“革命”时期才成为常态，且武承嗣、武三思等人皆由自身性格才干而被任用，武氏宗族分散疏离与唐代宗室虚弱的状况不相上下。作为女主的武则天十分重视利用宗室主母身份稳固政权，并循此思路推行李武联姻。北门学士及酷吏集团等临时性政治团体先后被清洗，反映国家权力中枢在李唐与武周间长期承受巨大张力，而政权得以维系全在武则天的个人权威。其二，则天女主政治的中枢整合与李唐王朝难以分割，意识形态要素的近似性及外朝精英的重合性，决定了女主政治由武周政权回归李唐王朝的最终结局。武则天自称源出周平王而定国号为周，这与关陇集团推崇姬周异曲同工，称帝后实心任用裴炎、狄仁杰等唐室旧臣，决策团队直接继承前朝。武则天颇能接受大臣劝谏的作风，或与唐太宗一样受到权力合法性不足的影响。重臣团体因武则天身份的矛盾性亦不可能完全效忠武周，这一结构性因素预示了政权由武周向李唐的复归。武则天在其遗制中“称则天大圣皇后，去帝号”，宣告武周政权取代李唐政权的合法性努力终告失败，唐初国家建设的合法性韧性则经受住检验。但李唐正统论者排斥女主政治遗产的企图亦不具备可行性，神龙政变后“五王”政治生命的结束表明李武体制是君权难以动摇的现实基础，则天女主政治对唐代君权的影响没有消失。此外，则天女主政治对唐代后世权力中枢仍产生余波，后宫政治或女性政治虽盛极而衰，君权依赖内廷近侍翼辅的势头却初现端倪。则天女主政治引发与女性政治联系的一系列现象，其中宫廷女性政治意识的觉醒尤其是君权衍生与女主榜样的后果。中宗对韦后有“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的诺言，上官婉儿“辩慧善属文，明习吏事”，太平公主与玄宗的斗争亦是则天女主政治余脉之最后一搏，唐隆政变后太平公主借妄杀上官婉儿一事批评玄宗，表明女主政治仍存在延续的政治合法性与现实可能性，且已形成不依赖于男权伦理的政治合法性逻辑。女主政治倾向于将内廷力量引入中枢政治常轨，并作为君权之延伸。武则天掌握左右羽林军方能顺利假“太后令”废立皇帝，其在重大工程、军事行动等领域重用薛怀义及二张兄弟等近侍，更是成为盛唐以降宦官政治、禁军政治的先声。武周政治与贞观体制的稳定性均系于君主一身，差别在于前者不复有君权以外的超制度力量。政治变局中寒士多受拔擢，“唐中后期历五代十国至北宋时期，出现了中国帝制后期最为深层的社会等级再编制过程”，君权与官僚之关系正在社会阶级渐进而深层的变革中发生历史性演变。

三、则天女主政治的国家能力建设

唐初重律令的政风之下，高宗嘉许武则天为政“言近而意远，事少而功多”。则天女主政治时期所涉政治集团“在大的方针政策例如财政税收政策、军事国防政策等问题上还没有显著差别”，国家能力的整体性特点却因女主政治而发生变化。女主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改革动力强大而持久，武则天个人专制则为促成官僚制发展的特殊契机。

（一）“革命”契机下合法性资源的集中整合

吕思勉曾指出“母后临朝，有帝王之实者，本自不乏”，“实既至矣，易其名何难”，这实际上道出了武周革命中的合法性制造问题。现代女性主义研究也表明，“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角度看，女性主义同建构主义的关系比同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密切得多”。首先，女主政治在文化上融合三教，巧妙应对并灵活改造多种类型的意识形态力量。武周政权大体继承李唐政治表达的同时亦掺杂自身论述意图。如《攀龙台碑》对武士彠形象的塑造围绕其对唐高祖的忠诚展开，此举在武德到贞观的非正常政权交替及武周革命代唐的双重背景下格外耐人寻味。高宗时期，武后即充分利用封禅大典扩大个人政治影响力，在礼仪框架内积极改造相关细节以突出自身地位，热衷于政治仪式也被认为是个人权力欲望的表现，与儒家政治观发生冲突而招致史家普遍批评。武则天“建言十二事”中有“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其意不在男女平等而在争取父母平等，可视为传统伦理下特殊形态的“女权主义”。武则天主要的革命过程通过基本尊号由“圣母神皇”向“圣神皇帝”的演变而达成，伦理因素作为称帝合法性的过渡条件虽遭剔除，最终仍左右了武则天在继承人问题上的决断。相较于儒学，佛道等宗教意识形态更有利于以突出神圣性的方式规避女性身份带来的政治阻力，崇佛更可与李唐之崇道有所切割。作为武周革命主要合法性资源的《大云经疏》“表面上是一部佛教经典注疏，其实却是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或传统意识形态为主的文字”。此外，则天女主政治中的意识形态建设有着丰富的物质形式，形成一系列城市景观、宗教建筑等文化遗产。通过符号及象征层面的统一提升国家能力，既是高宗时议立明堂等意图的延续，也是武则天逐步接近权力核心导致合法性成本急剧上升的体现。则天女主政治对社会生活的改造体现在诸多方面，通过视觉、语言、祥瑞、谶纬等进行全方位的社会规训。武则天开启的长安“宫城转移及宫城空间布局变化，对唐王朝中后期的王朝礼仪与政治空间一直有着重要影响”，之后更是将政治中心由长安正式迁至神都洛阳，建明堂昭示新朝气象。武则天继太宗修《氏族志》后又修《姓氏录》，极力提升武姓甚至武字的显赫地位，创造了具有佛教含义的“曌”，并以此字为名。改名易姓成为政治斗争的常见手段，“并改李尽忠之汉名为李尽灭，孙万荣之汉名为孙万斩”；“敬业改卿姓武，朕今不复夺也”。武承嗣等伪造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之辞的“洛图”，此事首次明确表露武则天称帝意图，作为一次典型而成功的合法性测验，为其后称帝发挥有力作用之“以李氏居虚名，以武氏掌实权”的李武体制在武周治下得到延续并发育成熟，这也是女主政治中意识形态压力塑造现实政治的典型体现。合法性资源的花哨利用，不免产生负面效应，“在人民中间，她可能是得人心的”，“武则天之受谴责，原因在于她的许多行为不符合儒家准则”。

（二）女主专制与官僚政治

女主政治集权逻辑下官僚制度的发展与新官僚的成长具有历史性意义，为唐代乃至传统中国国家建设由贵族政治向君权政治的结构性转变提供了制度基础，君权与官僚间关系的诸多复杂面向已初步而不失全面地显现。武则天女主政治中主要政治精英的来源可分为武则天私人势力、李武宗室、外朝大臣三类，女主政治的君权专制特征在制度层面主要体现为朝臣由贵族向官僚身份的逐渐转化。其一，女主政治精英选拔的平等化倾向对专制君权的形成与巩固而言意义显著。唐初贵族政治是“自秦汉一统以来以家族为基础的社会不断延续发展的结果”，政治上表现为贵族对君权的牵制。贵族政治一方面受到君权的抑制，另一方面又因应少数民族政权保留的氏族部落特征，成为其入主中原后进行在地化转变的主要形式。北朝以降，依靠朝廷冠冕制造新贵族以拱卫君权的做法越发明显，可视为官僚制全面取代贵族制的前奏。关陇集团的形成意味着十六国北朝时代以来的君权终于“超越了血缘秩序的原理”，宗室对君权的制约与牵制相对减弱。则天女主政治更将贵族政治之反动推向高潮，其影响延及盛唐中枢，“武后命官猥多，而开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选”。其二，察举、科举、监察等具体制度进一步发展。“8世纪盛唐时期实行的选举制度基本上是高宗时期传下来的”，武则天因组织编制《臣轨》《百僚新戒》等官僚行为守则等活动得以参与其中。政治精英的阶级门槛进一步降低，“内外文武九品以上及百姓咸令自举”，低级官员的社会背景和地域背景更为广泛，寒族及南方士人晋升空间进一步扩大；首次设置殿试，建立皇帝与新晋官僚的直接联系；将诏举武臣设为常科，此一变化因适应了募兵制的发展要求而延续至唐末。科举制度的改革并未造成贬抑贵族的现实效果，科举出身者在高级官员中占比也极有限，从现实政治层面看，“不是科举而是举报打击了贵族”，匦函制度在官僚群体中造成紧张的政治氛围以保障君权，具有在日常行政方面“通壅滞”的重要功能。女主政治虽造成士人群体一定程度的立场分化，却达成“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其三，官僚制对贵族制的替代具有渐进性。武则天所创殿试制度因损害政府权威而被官僚集团抵制，其喜用文学之士作为玄宗时期文学集团与吏治集团之争的远因，导致官僚集团的离心与分化：“禄山之乱，玄宗幸蜀……朝臣多不至”。集团政治在唐代中期频繁动乱的背景下表现为“元从政治”愈益突出，即每次动乱之后围绕君主形成临时性权力集团，以维系日渐式微的中央权力。在此状况下，着力推动国家重建的唐代宗通过“武德已来宰相及实封功臣，子孙沉翳者，量与一人正员官”的举措，试图重新唤起功勋贵族支撑国家建设的动力。

作为女主政治主导传统中国国家建设的绝唱，则天女主政治是唐代国家建设“走出北朝”的关键环节，传递出传统国家中枢整合与国家能力建设的若干特征与复杂张力。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官修正史的叙事中，武则天的历史评价流露出儒家正统学说的系统化和绝对化论点。女主政治作为考察中国传统政治的视角和思路，不仅得到历史政治学的再度发现与重新定义，还可以在具体议题上同女性主义政治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等分析路径相映成趣，展示交叉研究的效力，并对当代女性主义思潮所主张的“在东方、印度、中国，妇女史实际上是一部漫长的不变的奴役历史”等基本认识作出必要订正。

编辑 | 向仁雨

原标题：《新文速递 | 马雪松等：中枢整合与国家能力：唐代国家建设中的武则天女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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