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梁锦奎：忆西安盐店街西头的“三才书店”

2022-08-31 18:1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听全文

路近城南已怕行，伤情

——忆西安盐店街西头的“三才书店”（节选）

1966 年，书店被一群戴红袖章的中学生勒令停业并当街烧毁全部藏书，店主也被赶回原籍务农。1976 年后，店主回西安，家兄顾旧情安排他在街道办上班，工作稳定，得以善终。

陆游《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西安的城南也有值得魂牵梦萦的回忆，只是早已人事俱非。

从清初以来，西安城里的老户人家主要集中在城南，碑林、文庙、书院、省市报馆、图书馆、古旧书店等文化场所也在城南。全市最有影响的租赁书店 —“三才书店 ”就位于城南盐店街的西头。

家兄梁春奎从区政协岗位退休后，参与《碑林区志》撰写，有多篇关于区街文化典故的博客，其中一篇是《三才书店和古旧书店》，记叙了那年书店被“勒令当街焚书”的情形：“长发三才惊恐万分，慌张中连户口本同书一并投入火中，幸得人捡出。其后，随居民上山下乡，三才书店从此倒闭。1976年后，得以赦免返城，衣食无着。其时，街办正缺一全日门房，时为街办小令，遂嘱其担任之。”家兄的文章唤起我许多幼时记忆。略有遗憾的是有些地方述之未详，借机在此补足。

……

和三才书店成为隔壁

1956年，位于街西头 39号（后改为 24号）院的民政局家属院建好，我们再次搬家，与三才书店成了紧隔壁。

说是紧隔壁，其实没有墙壁连接。因为书店不是正规建的，它的西边是一家私人经营的带阁楼的小杂货铺，铺子与东边我家院子门口的檐柱都伸出一截，与滴水檐齐，之间是属于北四府街一家院子的后墙，约有两间房的宽度，店家就在这两面外伸的檐柱之间搭建了一个一米多纵深的铺板门面，并充分利用檐柱的高度加装一层木板形成同等面积的小阁楼。这便是“三才书店”的经营场所。放在今天绝对属于违章建筑。

“三才 ”的名称当然来源于天、地、人三才的说法。这个书店在西安很有名，足以与钟楼新华书店、南院门古旧书店并称，只不过规模小得多，是一家专门出租和可供读者阅览连环画书籍的特色小店。从房屋的建造和店里的藏书看，起码在 20世纪 40年代中期就存在了。西安人把连环画叫“娃娃儿书 ”，文一点儿的叫“小人儿书 ”，当年是无数儿童梦寐以求又求之难得的读物，它的吸引力就在于此。那时城南的许多街道上也有“娃娃儿书摊 ”，多是在门口地上铺块布，或立个书架，摆上三四十本小书，供路过的大人小孩阅览，不能出租，其数量、品种和更新速度根本不能与三才书店比，而且一下雨就收摊儿，不能如三才书店春夏秋冬风雨无阻地经营。从这个意义上讲，三才书店是西安规模最大、品种最全、历史最悠久的小人儿书店。我从六七岁起便与它为邻十年，得以饱览群“小人儿书”，该是多么大的幸事！

39号院是民国式样的四合院。大门类似北京传统民居常用的“如意门 ”和“蛮子门 ”的混搭，是街上最讲究的。前檐出廊较多，砖砌檐柱宽大，门楣门框浑厚，门扇结实沉重，两个石礅贴在门框上，一尺高的门槛嵌在石礅里，门上有一对生铁铺首，半夜敲门用。大门内有门廊，左侧有门房，前院东西为两间的厢房，北边是三间临街房俗称下房，南边是四间的上房，所谓民国式四合院，主要指上房为两层新式楼房。西厢房与上房之间空地是井台，有绞水辘轳。上房左侧有一带门的通道到后院，后院西侧盖有厕所，分男女，有门窗，有水泥砌衬的大小便池，当年算是很卫生了，还有电灯照明。39号院属于比较高档、设施比较齐备的宅院。

说是民政局家属院，其实只有我家算是家属房，其余是单身职工的午休房，后来又陆续搬走，在很多年里院子里只有我们一家。空置的屋子都没锁门，想在哪个房间玩儿就在哪个房间玩儿，这段时光令人难忘。后来院子移交市兵役局，开始住进带家属的现役军官，最后又交回市房产局管理，院子住满，再无昔日清静悠闲景象。

搬家的当年我刚好上小学，学校用的是位于街中间小巷里的文昌宫旧址，文昌宫后改名城隍庙，西大街上的那个庙叫都城隍庙，总管西北，这个庙只管西安。

家里把厨房安顿在门道的门廊一侧，盘灶头，安风箱，放一张大梨木案，大水瓮，用桐木瓮盖遮苫。每天中午和下午放学回家，我都坐在门道烧锅拉风箱，帮外婆做饭，不论春夏秋冬，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过年做年饭、蒸馒头，经常要一坐半天，连续拉几天火。好在一边坐小板凳拉风箱，一边可在膝盖上放本书看。小学六年读课外书的时间有一半是这样度过的，安详、井然之情境常可回味。

与书店主人的第一次接触

搬进 39号院不久，有天中午我照常坐在门道拉风箱看书，背朝着大门。忽然听到有人在门外和我打招呼：“看书呢？”我转过身，见是个留着分头的陌生人，就问：“你找谁？”没想到他一个大人，见了我这六七岁的小孩说话脸都红了，显得很腼腆：“我是隔壁书店的，能不能去你家院子上一下茅房？”那时一般西安人把厕所还叫茅房，文明点的才叫厕所。那时民风淳朴，生人上门问个路、讨口水喝甚至在大门里避个雨、歇个脚都司空见惯。我很自然地起身领他穿过院子，到后面指点了厕所方位，然后继续回来拉风箱。出来时他冲我点头笑笑，脸似乎更红了，我也冲他点头笑笑。

来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只要见我在门道坐着，他就会经常来，开始还打招呼，后来时间长了，进门只是点点头笑笑，就直接去后院。有时看来实在不好意思，便停下来和我寒暄几句，无非是“上学了没有”“读几年级 ”一类没盐没醋的闲话。也可能我从小就“少年老成 ”，大人们不容易等闲视之吧。后来才知道，他叫张文义，是书店的二掌柜，大掌柜是光头，有家有室另有工作，平时不在店里。为了区分，旁人背后称张先生“分头三才 ”，家兄文中称他为“长发三才 ”，大掌柜自然是“光头三才”。面对面时没人这么叫，统称“三才”。

对每个人来说，如厕是小事，如厕是否方便却是大事。整条街上只有一座正式公厕，位于街道中段。街上的居民大多在自己院内如厕，只有路过的和个别院里无厕所的才上公厕。公厕和公用自来水站在一起，用自来水收费，公厕不收费，管水站的老头兼营厕纸收费。男厕所有一个小便池和四个蹲坑，蹲坑人多时则必须排队。书店离公厕至少一百多米，离我家仅一步之遥。张先生每日一人照看书店，到我家院子如厕不走远路，极省时间，还可避免出现书店长时间无人照看时的不测之事。他自从认识我之后，“方便”的事就变得特别方便。

除了到门道做饭，外婆（我家习惯叫奶奶）主要在屋里做针线活或其他家务，不在院子多停留。偶然在院子见到张先生出入，便皱着眉头说[1]我：“嫑把生人领到院子！”我答：“不是生人，是隔壁书店的三才。”外婆便不再言语，只是还皱着眉头。我虽然年纪小，帮外婆干家务活儿却是主力，烧火、倒垃圾、到水站抬水、到杂货铺买盐打酱油打醋，都是我。所以她平时不过分说我，如果我生气了，耍“小孩儿脾气 ”（尽管当时就是小孩儿），甩手不干家务活儿了，她还得好言相劝。所以在允许三才到院子如厕这件事，外婆得由着我，不能严加禁止。如此一来，张先生来院里上厕所便成常态，家人习以为惯，视若不见。这应当算是我少年时社交公关的一个胜利。

三才书店成了我儿时的“天堂”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真是至理名言。从此，我和张先生成了忘年交。后来我到书店看书，他总是和颜悦色，笑容满面。书架上的书每个人都可以自己选取，但新书和受欢迎的“畅读 ”书，另放在他的身边，不能自取，得点名索要。当然，我来了，要看什么书，他会优先照顾。别人借书回家，要先交押金，归还时按天算账，对我不但不收钱，还允许我每次带几本书回家看。书店来了什么新书，张先生也总是很高兴地先告诉我。我每天在拉风箱时看书，看完马上到隔壁随意更换。老版《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系列不用说，20世纪 50年代后陆续成套推出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杨家将演义》《聊斋故事》等等，我全部在第一时间看完，有的还反复看几遍。那时还出一些由电影截图编成的连环画，用电影台词做文字说明，看完便对看过的电影加深了理解和记忆，对没看过的电影增加了兴趣和渴望。其他同学看了电影，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却能知其三、其四，那种得意令人愉悦。更重要的是，有了连环画垫底，后来再读纯文字小说，感觉容易得多。

在家做完作业，我还爱照着连环画画画儿，当然水平和我哥不能比，他能模仿华三川、刘继卣、戴敦邦、王叔晖等名家画的连环画，各色人物惟妙惟肖，令人羡慕。但我那点水平，在班上同学中还算厉害。下课休息十分钟，同学们围上来，要我给他们本子上画关羽、赵云、岳飞，画青龙偃月刀、錾金虎头枪和青釭宝剑，还画赤兔追风马。为此，我到书店挑一些易于模仿的连环画悄悄在家练习，第二天再去显摆。当年能分辨清楚黄金锁子甲和镔铁连环甲、鱼鳞甲和人字形铠甲的区别。岳飞的铠甲就是人字形的，似乎是元帅的专属，元帅铠甲只露一个胳膊，另一边是战袍。关羽好像也是这种画法。黑色的乌骓马好画，但张飞不好画，掌握不住那金刚怒目的表情。我只能画斯斯文文的人，有人说，画家画出来的人都像他自己。

去街道垃圾站倒垃圾时，除了提家里的垃圾筐，我顺手捎上书店门旁的垃圾筐，偶尔也帮书店灌满一电壶（保温瓶）开水。有时在店里看书，张先生临时要离开一会儿，就托我照顾一下店铺，我便坐在他的座位上，为来看书的大人和小孩取书，收钱，俨然是个小老板。按同学的说法，三才书店成了我家开的。

每次来新书，书店一般一种进两本，张先生把其中一本的封皮撕下贴在招牌上，悬挂在醒目处，来人指名索要，他再从书架上取出。下一批新书来时，他才把上次撕下的书皮贴回原书。说来也怪，许多小孩望着招牌上的书皮，叫不出书名，只是说“给我取一下那本啥啥啥书 ”，他就能知道这孩子想要什么书，一取就准。我仗着自己认字多，在旁只管讥笑他们。

书店除了租借图书，还兼营糖果、炮仗和儿童玩具，有时还搞点博彩，虽是店主的生财之道，但足以吸引大小儿童把这里当成天堂。每到过年，附近街道穿新衣戴新帽、手握压岁钱的孩子都会聚拢过来，买糖的，买果丹皮的，买摔炮的，买孙悟空面具和金箍棒的，还有“戳彩 ”的——就是在用纸蒙着的方格里放置各种“奖品 ”，交两分钱任意戳一个格子，里面有张卷起的纸条，写着“硬糖一个 ”“弹弓一个 ”或其他小物品。有几个格子属于“重奖 ”，五分钱一戳，里面的东西要贵一些，如“手枪一个 ”“棒棒糖一个 ”，孩子们乐此不疲。格子里大多是“硬糖一个”，平时买一块硬糖是一分钱，戳彩得花两分钱，算是店主多赚了孩子的钱。也有几个孩子各要一本书坐在一起，偷偷交换，这样每人只掏一分钱就能看四五本书。算是孩子想办法让店主少赚钱。当然，这是书店不愿看到的，但孩子太多，张先生根本顾不上过来阻止。

三才书店给我的童年带来无穷乐趣和生活自信，我家几个兄弟也都和张先生亲密无间。我上中学之后，阅读来源变成了省图书馆、市新华书店和古旧书店，但两个弟弟还小，他们继续保持着这种亲密关系。说起来，张先生对我家兄弟个个都不错，令我们从小就得到温暖的文化熏陶。这种熏陶，我哥称为“润物细无声”

……

三才书店的最后绝唱

1966年 9月的一天下午，三才书店被一群戴红袖章的中学生强令在街道中间烧毁全部藏书，这个当口儿我正好在外地，没有亲见，事后听家兄讲述，十分痛心和愤懑。

这些学生可能来自梁家牌楼街的市二十七中，他们学校距离书店只有一百多米。不过，那时全国形势都一样，三才书店的书不是被这个学校就是被那个学校的学生焚烧，终归难逃一劫。可以想象到当时的场面：一群穿着绿色军装、戴着军帽的男女学生打着某某战斗队的红旗，高呼着什么无罪、什么有理的口号，突然包围了书店，几个领头人用手指着张先生大声训斥，其他人把书店的书搬下来，用脚践踏，乱七八糟地丢到街上，形成高高的书堆，过往的路人围成一圈，看着他们有人用火柴把书点燃，有的人还厉声骂着，用棍子拍打张先生，责令他亲自把其余的书都扔进火堆。不一会儿，盐店街西头便火焰熊熊，腾起一团黑烟升上天空，这些学生的情绪进一步被烈火激发，大喊着，推搡着，命令着，把书店楼上、楼下的带纸张的东西烧个精光。我哥眼见张先生把户口本也丢进火堆，经人提醒才赶快拿回。火焰熄灭后，这群学生还拿出一张传单似的东西大声朗读，内容是京城某总部的通告，勒令一切所谓成分不好的人立即滚出城市，哪里来的哪里去，立即生效。

这场被冠名某种行动的场面总算结束了，张先生肯定吓坏了，他绝对没想到平静了十七年的日子突然就这样消失了，以极恐怖的方式消失了，陪伴他二十多年、赖以生存的群书瞬间变成一团发烫的灰烬。烧书的学生中恐怕有不少人曾经来这里看过书，有的可能还只花一分钱就偷看了几本书，有的在这里摸了几次彩发现都是小奖品而怀恨在心吧？有的没钱看书就叫骂“三才洋来、上山打柴 ”而被赶跑过吧？张先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只能赶紧收拾东西，连夜离开西安城。

一个在西安极有影响，和我个人、全家有紧密关系的三才书店就这样没有了，从 1956年到 1966年，整整十年的美好记忆突然变成一场噩梦。“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那几十个亲手毁掉西安这个文化田园的无知暴戾少年，汝今安在否？几十年过去，仍感觉青春无悔否？猜想这些人都已经老态龙钟，仍然没有丝毫罪恶感，还是一脸无辜的样子吧？有人说，他们也是“受害者”，施虐者和受害者能一样吗？

十几年后的一天，大约是 1977年，我在盐店街家门口看书，张先生突然出现在眼前，那情形，那感觉，简直和鲁迅在《故乡》中见到阔别多年的闰土、在《祝福》中见到被赶出四叔家的祥林嫂一样。

他还是长头发，但两鬓已经灰白，脸颊的“高原红”变黑了，似乎多日未洗脸。头顶和衣服上全是灰土，好像刚干完重体力活儿，样子显得十分疲惫，说话也有气无力。

多年前他第一次见我，曾怯生生地问能不能进院子上厕所，这次他仍是怯生生地问我：“你哥在不在？”我告诉他家兄这会儿在南院门公社（后改称街道办事处）上班，没在家，他道声谢便匆匆离开。

后来才知道他是回来找工作的。我哥多年前便在南院门街办工作，此时已是“街办小令 ” —副书记、副主任。张先生打听到原来被驱逐回乡的人可以返城了，便从原籍赶回，又听说我哥在街道办工作，就想找他帮忙。家兄和书记商议后，就安排他在办事处传达室工作。办事处聘用临时工不用请示汇报，街办财政能够支付工资就行，不算违反规定。

我后来有次去办事处找我哥，经过传达室，张先生戴着眼镜正在读报，见有人来立即从窗户探头询问，见是我便笑容满面，带点紧张地说：“你哥在后面。”我离开时和他打招呼，他从屋里走出来，送我到大门外，说：“没事常来。”这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

一如家兄文中所述，街道办事处自己盖家属院，也给张先生分了一套两居室。他晚年的工作和生活都很安定，虽然没有孩子和亲人。张先生最后安静地在家里去世，办事处出面送终时，只见家徒四壁，仅有棋谱数册和生活用品而已。

家兄这是做了一件善事，也算是我家兄弟对他的一种报恩。只是没想到，西安的三才书店竟与我家如此有缘！

2000年前后，盐店街西头拆迁，我家也彻底地离开了。但时隔二十年，24号院仍是一片废墟，工程没有进展，还能让我和没在这里住过的外孙们看到老家原来的旧址，也算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