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慈善家唐廷桂与“华人不得入内”

陈晓平

2018-02-25 15:5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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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廷桂是上海开埠的亲历者,15岁就担任英国驻沪领事馆翻译,曾与颜永京联衔抗议公共花园“华人不得入内”,也是晚清上海重要的慈善家,担任怡和洋行总买办20年。不幸的是,世人只知他的别号唐茂枝,并不知道他的正式名讳是“唐廷桂”。上海公共花园抗议事件,可看作是他在美国争取华洋平权努力的继续。
唐茂枝像
15岁的领事馆翻译
唐廷桂、唐廷枢、唐廷庚三兄弟是洋务运动中的风云人物,犹以老二唐廷枢最为耀眼,被称为“中国第一位近代企业家”,他主持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已成为晚清近代企业的标杆。1971年,香港史专家施其乐(Carl T. Smith)在撰写三兄弟传记时,不慎将老大的名字错写成“唐廷植”,从此以讹传讹,十分遗憾。不过,施其乐仍是对唐廷桂最了解的学者,大醇小疵,圣贤难免。
唐廷桂出生于广东香山唐家村,小名“阿植”,1839年,他父亲签下“卖身契”,把他送入澳门马礼逊纪念协会学校(马公书院)学习英文,按粤语发音写作“Tong A-chick”。1861年他入江海关任翻译时,使用印名“唐国华”,1864年因帮商家翻译英文文书收取报酬下狱,出狱后索性改为“唐廷桂”。1862年,唐廷枢出版《英语集全》一书时,在卷首写上“兄植茂枝参订”。“兄植”只表明当时姓名是“唐植”。施其乐从他弟弟唐廷枢的名字类推,错写成“唐廷植”,从此谬种流传。
《英语集全》卷首(已故黄文仕先生摄)
以他在上海的地位和活跃程度,《申报》一定会有许多报道。笔者用“唐廷植”检索《申报》全文数据库,返回的是0结果;用“唐廷桂”检索,则返回310个结果。一册广东唐氏合族祠记录《唐乡贤祠全书》(1907年增刻本)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全书》记载了唐氏宗亲在广州建合族祠的前因后果,中间部分是祠堂内供奉祖先牌位记录,其中正座第八层左四牌位是“清二十世祖诰授通议大夫讳廷桂号茂枝公”,左三“清二十世祖诰授荣禄大夫讳廷枢号景星公”,右三“清二十世祖诰授奉政大夫候补同知讳廷庚号应星公”,都注明系“香山房”。至此,真相大白。
《唐乡贤祠全书》
唐廷桂15岁就被派到英国驻沪领事馆当翻译。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正式换文,英国急于在上海设立领事馆,却为缺乏合格的中英翻译人才大伤脑筋,不得已之下,要求马公书院院长鲍留云(Mr. Samuel Brown)遴选优秀学生派往上海。鲍留云一开始认为学生学业未成,坚决拒绝,但书院这时已迁到香港,经费由港英政府供给,实在顶不住压力,只好挑选了唐廷桂和一个从新加坡转学过来的学生Hwang T’een Siu(T’in Sau,姑且译为“黄天秀”)。1843年,15岁少年唐廷桂首途上海。现已无法了解他俩在登船时的心情,但鲍留云校长则紧张万分,不断写信询问两个少年在上海的动向。驻沪领事巴福尔回信说,两个少年的工作能力和行为举止都令人满意,对领事馆实在太有用了,要求从原定的半年试用期延长到一年半。结果,唐廷桂在上海一直呆到1845年春节过后,才重回香港校园。
不幸的是,黄天秀没能跟唐廷桂一起回归校园。英国领事馆的任务结束后,黄天秀转入海关工作,接着又给上海道台吴健彰当翻译。他受命在上海与镇江之间穿梭,结果对太平天国革命产生了同情。上海小刀会起义爆发后,黄天秀投身起义军,与老上司吴健彰反目成仇。意料不到的是,小刀会领袖怀疑他是吴健彰派出的间谍,一怒之下,把他碎尸万段。据说,吴健彰获悉此事后,像小孩一样放声大哭。(施其乐: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Tong Brothers,《崇基学报》1971年10月)
24岁的美国侨领
1847年,唐廷桂以学生身份兼任法院翻译。1849年,马公书院关闭,唐廷桂转学到香港英华书院(1850年改名圣保罗书院,他在此受洗信教)。1951年年底,唐廷桂跟随他的叔叔到美国加州经商。香港教会给他写了隆重的介绍信给加州的基督教领袖。
1852年5月8日,加州报纸以《一个受过教育的天朝人》(An Educated Celestial)为题,报道了唐廷桂在法庭上的出色表现。他控告某个美国人对他施加威胁,英语准确而流利,姿态优雅从容,这对美国人来说绝对是个新鲜事。7月10日,该报在报道加州盛大的美国独立日大巡游活动时,特地点出“为商界所熟悉的年轻绅士”唐廷桂在华侨组成的方阵中占据着显要位置。
加州报纸的报道
唐廷桂的到来,也令加州教会人士欣喜若狂。他们正在发愁如何在华侨社会中传教。很快,以唐廷桂为中心,在旧金山组织了中文圣经班。教会还从别处调来了曾在广州传教的传教士斯比尔(William Speer)到加州配合他的工作。斯比尔形容唐廷桂“谈吐高雅而谦逊”,“将会对那个充满未知而迷人的庞大帝国产生重大影响”。由唐廷桂经手劝募,华侨慷慨解囊捐钱建起了一座教会建筑。
唐廷桂的宗教热情很快减退,将精力主要放在经商和华侨公共事务方面。凭借他在商界的地位、娴熟的英文能力和出色的领导能力,他很快成为阳和会馆(由广东香山、东莞、增城、博罗四县华侨组成)领袖,这时他年仅24岁。唐廷桂的第一幕演出,是介入一项引入华人契约劳工的争议。为应对劳工短缺,加州议会通过了一项引进华人契约劳工的立法,遭到矿工们的激烈反对,他们担心华工可接受更低的工资,影响到他们的收入。1852年,加州州长向州议会发表演说,正式反对该项立法。
唐廷桂起草了一封公开信,向美国社会解释,华工是自由工人,与中国的商务往来对美国有利。华侨选举唐廷桂作为代表去面见州长,希望通过游说,让州长运用其影响力说服原有矿工接受这项立法。州长在办公室接见了这个年轻华人,作了友好交谈。1853年,加州通过新立法,禁止华侨从事矿工工作。4个华侨同乡团体领导在听证会上作证,唐廷桂担任翻译,阐述中国人的立场。斯比尔牧师写道:“这个人代表其同胞发言,努力使公共舆论向有利于中国人的方向发展。”然而在当时种族主义肆虐之时,唐廷桂跟他的伙伴未能扭转趋势。这一系列努力的失败,对他日后在上海的抗争行动有深刻影响。
身为华侨领袖,唐廷桂也要负责调解同胞之间的冲突,有一次差点为此丧命。两个华人同乡组织为地盘问题大打出手,第二天唐廷桂召集双方当事人了解情况,试图充当和事佬,有一方强烈怀疑他的公正性,气氛逐渐紧张,进而发展到拳脚相向。突然,一队带枪大汉冲进会议室,唐廷桂跃上窗口,跳到一个铁皮雨棚上,棚子随之塌下,虽受了点伤,总算捡回一条命。
约 1857年,唐廷桂回到香港,1861年重返上海,入江海关当首席翻译,1871年出任天津怡和洋行买办。1873年,唐廷枢经李鸿章点将入主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辞去上海怡和洋行总买办一职,由唐廷桂接任。
“华人不得入内”事件
上海史上最牵动国人感情的,莫如公共花园(外滩公园、黄浦公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一事。学界已有连篇累牍的文章加以考证,不过仍有一些未尽之处。1885年工部局公共花园规则第一条是“脚踏车与犬不得入内”,第五条“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不得入内”,也即整套规则中分别含有“犬”与“华人”不得入内的内容,但没有连写。毛泽东岳父杨昌济的叙述最为准确:“华人不许入;又云犬不许入”。
目前整理出来的许多知名人士回忆中,“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一个完整句子,与档案不符,不少学者认为是事后建构出来的“记忆”。对此事如何解释,学界仍有争论。有学者认为,1903年的周作人日记“犬与华人不准入”可视为木牌存在的最关键证据,不过这位学者并没有留意到,周作人日记中说的是从高昌庙到十六铺“途中经公园”。刘绪源指出:“这一来一去,都是在十六铺往南的线路上走”“怎么也不会绕到十六铺以北的外滩黄浦公园这一带来。”刘绪源这个论证非常有力,也即周作人经过的公园并非公共花园(黄浦公园)。日记只证明当时从高昌庙(上海县城大南门外)到十六铺之间某个公园曾有这样的木牌,但不能证明黄浦公园也有同样的牌示。
周作人1903年日记
1903年上海地图
这个公园,从周作人的行走路线判断,应该位于法租界或其周边,不可能途经外白渡桥边的公共花园。当时在华西人歧视华人,为不争的事实,不必否认,但除极个别汉学家外,他们几乎都不懂中文,就算跟中国人做生意的洋行职员也同样如此,所以才极度依赖华人买办。他们能否写出“犬与华人不准入”这样的中文牌子尚有疑问。另一方面,西方人将狗视作伙伴和宠物,西方文化中狗并无汉语中所含的强烈贬义。或许可以大胆猜测一下,有很大可能是法租界里面的越南人所为。越南深受中国文化影响,原来并无本国文字,读书都是学习汉文,这些越南人若曾与中国人发生冲突,怀恨在心,有意将游园规则简化为“狗与华人不准入”一句话,可满足其报复华人的心理。据1900年《申报》报道,因发生义和团乱事,法国先后两次调越南士兵800多人到上海法租界,次年事定之后调走。不排除在他们驻扎上海期间曾代法国人书写中文告示牌,到1903年被周作人看到。
早在1881年4月,颜永京、唐廷桂等8名华人已向工部局提出书面抗议,要求允许华人入内。4月27日,《申报》刊出报道称:“前闻有华人具禀于英工部局,请准令华人入外国公家花园游赏。乃昨阅西字报,见有工部局致华人熊经园、唐茂之等一函,内言敝园地本狭隘,不能容众,且管园之巡捕深知规矩,凡遇上等华客听其入内游玩;如有上客欲往游赏而巡捕不为放入,本局亦深以为歉云云。”文中的“熊经园”,估计是颜永京英文名Yung-kiung Yen的回译,“熊”字在上海话中发音与Yung十分相似。
1885年11月25日,唐廷桂领衔再次致信工部局,除重申4年前的抗议外,也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即由工部局向华人发放入园证,每周安排两三天允许“有名望的受人尊敬的当地中国人入园”。这个折衷方案,目的是消除工部局对一些行为不检的华人的担心,从今人眼光看来,也含有自居“高等华人”的意味,这是当时环境的产物。在递交抗议信后不久,工部局采纳了发放入园证的建议,华人终于可以游园,结果《申报》接二连三地报道华人在园内摘花的事件,反过来也证明西人的担心并非无因。工部局为此十分头痛,不久在苏州河南岸新建一个“华人公园”,公共花园仍由外国人专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签名的顺序是:唐茂枝(广东香山)、谭同兴(广东开平)、陈咏南(广东)、李秋坪(广东香山)、吴虹玉(江苏阳湖)、唐景星(广东香山)、颜永京(福建厦门)、陈辉庭(广东新会)。此前研究此案的学者都不清楚陈咏南是何方神圣。经查考《申报》,陈咏南本名陈德薰,广东人,陈善昌茶栈老板、广肇公所发起人,曾任高易筹赈公所负责人,为河南、两广救灾筹募巨款,又兼任仁济善堂董事,是与经元善、谢家福并称的义赈领袖。也就是说,参与抗议的8人中有6个广东人。熊月之说“外滩公园的交涉,从开头到最后,都是广肇公所人领头”。唐廷桂约从1873起到1897年去世,一直都是广肇公所首董。1880年代这场抗议运动的灵魂人物,非唐廷桂莫属。
日裔学者Kaori Abe研究了唐廷桂在上海充当华人与英美势力“媒介”的大量活动,称之为“条约口岸的媒介精英”。唐廷桂精通英文,早年曾充法庭、海关翻译,对西方法律有一定了解,在美国、香港、天津、上海经商多年,富有与东西各方面人士打交道的经验,实为当时上海最重要的东西方媒介人物之一。
低调慈善家
唐廷桂在1885年以领头人身份向工部局提出抗议,也与他多年从事公益事业有着密切关系。怡和洋行为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外资商行,在上海商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唐廷桂身任总买办,不仅仅是经管上海以及江南地区的事务,还要协调怡和在中国沿海沿江以及日本、朝鲜等地的买办,为怡和的总体经营目标服务,其地位远远高于单一口岸买办。除履行总买办职务外,唐廷桂为初创时期的开平矿务局募集了大量股份,又与友人开办上海火烛保险公司、烟台缫丝局,发起创办中国玻璃公司。
唐廷桂以他在中外商界的巨大影响力,一直是公益慈善界的活跃人物。1869年,唐廷桂名列香港东华医院倡建值理。1872年,署南汇知县叶廷眷与著名买办徐润发起重建广肇公所,次年唐廷桂自津来沪,即积极参与广肇公所同乡公益事务,及后正式出任首董,沪上英文报纸称他为公所“主席”。公所下属广肇山庄,持续举办同乡先友灵柩停厝与运送回乡善举,按传统观念来看属于无上功德。1890年起,他又兼任两粤广仁善堂上海总理。
唐廷桂是香港东华医院创始人之一。
1885年发生两粤水灾,灾情甚重,灾区甚广。唐廷桂代表旅沪粤人发布《劝募两粤水灾启》,向各界广泛劝募,并利用他与洋商、买办的密切关系,向沪上15大洋行募集巨款。从赈济两粤水灾开始,唐廷桂与高易洋行买办李秋坪联手设立高易筹赈公所,在接下来的河南、江北赈灾等善举中,成为沪上举足轻重的义赈机构。1888年李秋坪积劳成疾去世,高易赈所由陈咏南接手办理。1885年联名上书工部局的8人中,唐廷桂与李秋坪、陈咏南名居前列,都是热心慈善的商界人士。
1883年,唐廷桂与浙江丝商施善昌联手改组成立沪北仁济善堂。据慈善史权威夫马进的研究,沪上原来最大的善堂是同仁辅元堂,仁济善堂改组后不久,其事业规模即凌驾于同仁辅元堂之上。晚年,他将怡和洋行业务交给其子唐荣俊(唐杰臣)打理,出任广益善堂董事,未几接任首席董事之职,为救助贫黎工作到最后一刻。1897年7月6日,唐廷桂在上海逝世。英文《北华捷报》用很长的篇幅报道了这场隆重的葬礼,颂扬他在中国经济近代化方面的突出贡献,指出“他在漫长岁月里同时担任数家慈善机构领导人,促使来自外国的新理念体现于这些机构的章程之中。”
国内学界早期对买办群体、买办阶层的研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一是认为近代中国存在一个所谓“买办阶级”“买办资产阶级”,二是认为买办都依附于帝国主义。汪敬虞先生从1980年代起已力矫其弊。他在《唐茂枝》一文中指出,给唐廷桂“轻易戴上买办资产阶级的帽子,未必名实相副”。唐廷桂及参与抗议的买办群体的经历表明,他们具有鲜明的民族意识和高度的独立性,时刻维护华人尊严与权益,并积极持续地投身华人公益慈善事业,推动中国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
通商口岸买办与近代中国慈善的发生、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据笔者研究,1869年香港东华医院、1871年广州爱育善堂与澳门镜湖医院的创立,买办群体是主要推动力,这三个团体随后都成为所在城市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慈善机构,并具有成熟的近代形态。创办于1899年的汕头存心善堂,11个发起人中有8个买办,这家善堂长期以来都是潮汕地区慈善界的领头羊。对买办群体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的进一步研究,或将部分改写近代慈善史。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慈善,上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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